大家都看過一部童話叫做《天方夜譚》，說它是童話還不夠，事實上呢它是成人的童話。《天方夜譚》裏麵有個故事，就是一個小孩子他得到了一個燈，就是所謂的阿拉丁神燈。
我把這個神燈的樣本，給大家看一下，這就是阿拉丁的神燈。這是這個燈芯的撚子，這是蓋子啊，這是阿拉丁的神燈。神燈的特色就是當它一磨擦的時候，就是“轟”的一下子，一個魔鬼出現了。這個魔鬼是個龐然大物，向它下跪說，你是我的主人，你給任何的命令我都會接受，請你給我命令，我會實現你的任何要求。換句話說啊，這個阿拉丁神燈啊，一磨擦就是有求必應啊，要什麽就有什麽。
這個故事在很多年很多年以後，到了現代，有了一個新的版本。什麽版本呢？有一個人到天方去旅行(天方夜譚，天方是什麽地方？天方就是現代的伊朗)，它到古董店裏也去買，忽然呢買到了這麽一個神燈。他本來當成古董一樣，跟我這個情況一樣，結果他一磨，它“轟”一聲，一個魔鬼突然出現了，龐然大物向他下跪。這個魔鬼說這個也是神燈的一種，不過你隻能向我提出三個要求，三個要求以後，就沒有第四個了——不是有求必應，而是三個要求以後就不再應了。他就非常高興：我買了古董怎麽有這麽神奇的效果?然後呢他就跟魔鬼說，跟他的仆人說，跟他的奴隸說，跟他的龐然大物說：“我希望我住在皇宮裏。”然後“轟”的一聲，他睜開眼睛一看，果然就住在皇宮裏。第一個願望滿足了，然後他又跟魔鬼說：“第二個願望，我希望有很多的錢，很多的金銀財寶。”然後“轟”的一聲，果然他在金山銀海裏麵，果然到處都是金銀財寶。最後一個願望，他要許願了，他想了一下：我又住在皇宮裏，我又有了錢，我希望怎麽樣呢?“我希望整天整夜，都躺在女人的大腿中間。”然後“轟”的一聲，他自己變了，變成什麽了?變成一條衛生棉，變成一塊月經棉，整天可以在女人的大腿中間。
這個笑話說明了什麽？說明了現代版的人的要求，跟古代版的要求是不一樣的。現代版的要求是我整天睡在女人大腿裏麵，結果令他哭笑不得的是(變成)一條衛生棉。可是大家想想看，古代的衛生棉跟現代的衛生棉是不一樣的：古代的是草紙亂卷出來的；現代的衛生棉是經過消毒的，各種科技所創造出來的衛生棉，怎麽樣吸水，怎麽樣戴著舒服。在廣告裏麵，大家看到，很多廣告，好比說賣汽車、賣飛機、賣音響，可是你注意，那個賣月經棉的廣告很少告訴你他賣什麽東西。一個女孩子告訴你，她說了一句話：我有了它，我就忘了它的存在。忘了它的存在就是表示說它帶在你身上，不會讓你有任何的不舒服，你覺得非常舒服。因為非常舒服，所以它是最好的衛生棉。最好的月經棉，就是你忘了它的存在。
我李敖在台灣這個島上麵曾經被人家忘了我的存在，被人家當成月經棉來處理。有多久的時間呢？前後有十四年。十四年長的時間，“李敖”兩個字沒有出現在台灣的書上麵，沒有出現在台灣的廣播上麵，沒有出現在台灣的電視上麵，也沒有任何人在公開的場合，提到“李敖”兩個字。為什麽呢？變成了禁忌。為什麽禁忌呢？因為我住在牛棚裏麵，我被國民黨偽政府打壓，我在牢裏麵。抓以前和放出來前後呢，還是非常的不自由，不自由到沒有人敢提到我的名字。所以，我最長的時間是十四年被封鎖，比“文革”的十年還要加四年。封鎖到什麽程度呢？封鎖到可笑的程度。
大家看看國民黨偽政府機關裏麵出的刊物，名字叫做《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這是上(冊)，這是下(冊)，這個書呢是由所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的。上下兩冊九百頁，收了七百零三個作家。在七百零三個作家裏麵，各路的作家都有，可是沒有李敖。這個統計告訴各位，我在台灣什麽樣的處境——連作家都不是。台灣有七百零三個作家，可是講排名，你是排名在七百零三個以外!可見我多麽沒有名氣啊，並且可以證明台灣這個鬼島上麵，有多少個作家比我有名。為什麽我會(遭到)這樣待遇？原因就是要封鎖你，不但把你關起來，“李敖”兩個字不可以出現，我們要忘了你的存在，因為你使我們太舒服了，因為你是衛生棉或是月經棉，或者反過來說，你使我們太不舒服了，我們不願意提你。我是在這樣情況底下，走出來的。
有趣的是，我常常會被問到一個問題，就是：你在台灣這樣的囂張，今天你在廣播裏麵，在電視裏麵還這樣囂張，請問：如果你在中國大陸，你會是這樣子嗎？你敢這樣子嗎？會允許你這樣子嗎？我的答複是：這是個假設性的問題，你怎麽知道那個結果?最好的一個比喻就是，魯迅如果活到今天會怎麽樣?非常有趣的一個問題。
魯迅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捧，過去也被中國共產黨捧的，這是上海的這個魯迅的像。最有趣的一個現象出現了，我在前兩年收到一本書，就是《魯迅和我七十年》這本書。誰寫的呢？就是周海嬰，魯迅的兒子寫的，他出了台灣版以後，送了一本給我。這本書裏麵有一個重要的訊息透露出來了，就是說：有一天，毛澤東跟一些湖南老鄉聊天，一個翻譯過馬克思傳的翻譯家，就是聊天的時候，問毛澤東：魯迅活到今天是怎麽樣一個情況？毛澤東想了一下，結論出來了，毛澤東說他或者是坐牢，或者是識大體不講話。毛澤東說魯迅他或者是坐牢，或者他不吭氣，魯迅是這種待遇。
我再念兩段話給大家聽。一個是郭沫若說魯迅的，郭沫若說魯迅在新政權之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之下，要看他的表現，再分配適當的工作，這是郭沫若說的。另外，胡喬木也說，魯迅若在，難免不當右派。毛澤東說得最坦白，就是魯迅活到今天，難免要坐牢，難免要被鬥爭，或者識大體，你不要講話。我李敖的處境跟魯迅不一樣，最不一樣的就是：魯迅那個時代的人，是知識分子被尊敬的最後一代。
在台灣有一個人叫做蔣廷黻，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後來跟國民黨政府合作，做了台灣的駐美國“大使”，那時候還是有“邦交”的時候，做過台灣的駐聯合國“大使”。他跟胡適是好朋友。有一次講到胡適在台灣，他說：胡先生啊，越老講話越溫和、越周到、越客氣，有的時候啊他講的一段話，我們都搞不清他是讚成還是反對。為什麽胡適在台灣講話這麽客氣？因為他遭遇到一些困難，就是在台灣這個環境裏麵，他適合講那麽嚴重的話嗎？像1928年、1929年胡適寫文章公開罵國民黨，公開攻擊孫中山的時候，那個時候的胡適跟在台灣的胡適是不是不一樣了呢？現在我們問起來，胡適魯迅他們——如果胡適在大陸，或者魯迅在台灣——是不是還是不一樣呢？
照著蔣廷黻的說法，他們那一代是知識分子影響政治，對知識分子尊敬的最後一代，這一代過去以後，知識分子不被重視了。在“文革”的時候，知識分子是臭老九。為什麽知識分子不被重視了？因為知識分子沒有權力了，真正的權力跑到軍人手裏，跑到政黨的手裏，跑到商人的手裏，跑到企業家的手裏，跑到有錢的人手裏，真正的知識分子不被重視了。所以，胡適、魯迅那一代還是被重視的最後一代，可是現在我們知識分子不被重視了。什麽原因呢？就是你們已經出局了。
我想，我是最後能夠為知識分子揚眉吐氣的一個人，就是雖然我在台灣遭遇到打擊，兩次坐牢(坐的等於是牛棚一樣)，並且被封殺了十四年之久，可是我自己並沒有喪誌，怨天尤人，我自己繼續在幹下去，個體戶繼續在幹下去。我曾經講過：那個紀錄——我曾經被查禁的書有九十六本，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一個人寫過這麽多的禁書，也從來沒有一個政府這麽樣王八蛋，查禁了他九十六本書，直到查禁我書的這個權威這個政府挎掉了，我活下來了。當然，你會說因為我運氣很好。可是，我必須說，當我被打壓的時候，我自己能夠表達我自己的時候，我從來不放棄。換句話說，我自己並沒有屈服。所以，那時候我被封鎖的時候，你們可以看到《紐約時報》登了我的照片。美國《紐約時報》，1971年5月13日登了我這個事情。這在美國帝國主義的世界裏麵是很少見的，它把你一個有色人種照片登出來，用專欄的方法登出來，登出來我的日記怎麽樣被偷運出來，怎麽樣跟國民黨對著幹。所以，我始終認為，隻要我們努力，隻要我們不屈服，隻要我們準備付出代價，我們會得到很多相對的收獲，當然也是很淒慘的代價。那個收獲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一般人不這樣想。一般人會怨天尤人，覺得我不應該被打壓，抱怨對我迫害。我告訴你，我從來不抱怨，原因就是說，我們可以努力去改造一個新的環境，我們可以造出來。
很多人失敗了，像胡適他晚年以後失敗了。他到台灣來了以後，有一次給人家題字，寫了這麽一個詞：“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是用柳永詞句述遊子懷念祖國的情緒，這是胡適1952年12月7日在台灣寫的。有人會問：有沒有寫錯，遊子懷念祖國?沒有錯啊。為什麽呢？懷念祖國一定在海外嗎？你在國內一樣稱你的國家為祖國。你還有沒有證據呢?你看，這就是證據，大家看：“提高警惕，保衛祖國——毛澤東”。看到沒有，毛澤東也寫這個詞，所以，用“祖國”沒有用錯。可是，胡適呢常常給別人寫詩，這樣就寫到杜甫羌村詩，他說“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在國家亂的時候，我飄流到海外去了，飄流到中國的邊遠地區去了，我希望我能夠生還，可是偶然會滿足我的願望，偶然也不會滿足，有時候看得很清楚。
胡適死在台灣，他最後的聲音沒有能夠傳達到祖國去。我運氣很好，雖然我沒有胡適那一代的人做為一個知識分子那樣地被尊重，可是在軍人壓力之下，在政黨的壓力之下，在媒體的壓力之下，我沒有被打倒，我還是活到現在，有機會我還是要說我的話。
這時候，我們看到了魯迅、胡適他們遭遇的問題。胡適晚年有一次見到我，他跟我談了一個故事，他說：李敖，你有沒有看過《魯迅書簡》這部書?我說：這部書我偷著看過。他說：你有沒有看到裏麵一封信，就是魯迅寫給胡風的一封信?那封信裏說，不管我怎麽樣工作，背後還是有一個皮鞭子在打我。胡適說：曉得那個皮鞭子是誰嗎？那就是共產黨左翼的這些主持文藝工作的周楊。周楊他們逼著魯迅，然後呢等於用皮鞭子打他，所以，魯迅給胡風的信裏麵，才有這麽一段話。今天，從魯迅的兒子嘴巴裏邊證實了：毛澤東說，魯迅如果活到現在，不是坐牢就是閉嘴。
當年套住魯迅整他，逼著魯迅向“左”轉，最後變成了一個戰士的人就是周楊。可是，周楊本身做了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部副部長以後，在“文革”的下場就是這個樣子。看到沒有？他變成了“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戴著牌子，這就是周楊。我們覺得很有趣，當年周楊是那樣的逼魯迅，結果下場呢?他是這樣一個下場。
我們並不是說有趣，就覺得幸災樂禍的程度，而是告訴大家：我們可能有這個下場，這是一種，沒有錯；可是，另外一種下場，就是我李敖這種下場，就是不管我遭遇了多少打擊，不管遭遇了多少封殺，不管是四年還是十四年，隻要我有機會，我仍舊會生根發葉開花結果，我會做我要做的事情。
當然，有人會說：你講話是不是太作情了?你是不是不愛台灣?你還主張用飛彈來打台灣的高壓線電塔，你是不是有了毛病？我告訴你：這才證明了我多麽愛我的同胞。你不喜歡飛彈打電塔嗎？你喜歡飛彈去打人嗎？打倒一個電塔好呢，還是打死一千個人好？所以我這樣做，我這個意見正好是保護海峽兩岸的同胞，不要發生流血的事件，而能解決問題。很多人心眼兒太小了，覺得我在提醒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陸)怎麽樣打台灣。不是。我是告訴大家，如果台灣不肯就範，最後不得不兵戎相見的時候，最好是打它的電塔，而不是要它的人命。這樣子仁慈，這樣子慈悲，這樣的避免流血，難道不代表我的好心腸嗎？那些笨蛋真的不了解我。
我把這個神燈的樣本，給大家看一下，這就是阿拉丁的神燈。這是這個燈芯的撚子，這是蓋子啊，這是阿拉丁的神燈。神燈的特色就是當它一磨擦的時候，就是“轟”的一下子，一個魔鬼出現了。這個魔鬼是個龐然大物，向它下跪說，你是我的主人，你給任何的命令我都會接受，請你給我命令，我會實現你的任何要求。換句話說啊，這個阿拉丁神燈啊，一磨擦就是有求必應啊，要什麽就有什麽。
這個故事在很多年很多年以後，到了現代，有了一個新的版本。什麽版本呢？有一個人到天方去旅行(天方夜譚，天方是什麽地方？天方就是現代的伊朗)，它到古董店裏也去買，忽然呢買到了這麽一個神燈。他本來當成古董一樣，跟我這個情況一樣，結果他一磨，它“轟”一聲，一個魔鬼突然出現了，龐然大物向他下跪。這個魔鬼說這個也是神燈的一種，不過你隻能向我提出三個要求，三個要求以後，就沒有第四個了——不是有求必應，而是三個要求以後就不再應了。他就非常高興：我買了古董怎麽有這麽神奇的效果?然後呢他就跟魔鬼說，跟他的仆人說，跟他的奴隸說，跟他的龐然大物說：“我希望我住在皇宮裏。”然後“轟”的一聲，他睜開眼睛一看，果然就住在皇宮裏。第一個願望滿足了，然後他又跟魔鬼說：“第二個願望，我希望有很多的錢，很多的金銀財寶。”然後“轟”的一聲，果然他在金山銀海裏麵，果然到處都是金銀財寶。最後一個願望，他要許願了，他想了一下：我又住在皇宮裏，我又有了錢，我希望怎麽樣呢?“我希望整天整夜，都躺在女人的大腿中間。”然後“轟”的一聲，他自己變了，變成什麽了?變成一條衛生棉，變成一塊月經棉，整天可以在女人的大腿中間。
這個笑話說明了什麽？說明了現代版的人的要求，跟古代版的要求是不一樣的。現代版的要求是我整天睡在女人大腿裏麵，結果令他哭笑不得的是(變成)一條衛生棉。可是大家想想看，古代的衛生棉跟現代的衛生棉是不一樣的：古代的是草紙亂卷出來的；現代的衛生棉是經過消毒的，各種科技所創造出來的衛生棉，怎麽樣吸水，怎麽樣戴著舒服。在廣告裏麵，大家看到，很多廣告，好比說賣汽車、賣飛機、賣音響，可是你注意，那個賣月經棉的廣告很少告訴你他賣什麽東西。一個女孩子告訴你，她說了一句話：我有了它，我就忘了它的存在。忘了它的存在就是表示說它帶在你身上，不會讓你有任何的不舒服，你覺得非常舒服。因為非常舒服，所以它是最好的衛生棉。最好的月經棉，就是你忘了它的存在。
我李敖在台灣這個島上麵曾經被人家忘了我的存在，被人家當成月經棉來處理。有多久的時間呢？前後有十四年。十四年長的時間，“李敖”兩個字沒有出現在台灣的書上麵，沒有出現在台灣的廣播上麵，沒有出現在台灣的電視上麵，也沒有任何人在公開的場合，提到“李敖”兩個字。為什麽呢？變成了禁忌。為什麽禁忌呢？因為我住在牛棚裏麵，我被國民黨偽政府打壓，我在牢裏麵。抓以前和放出來前後呢，還是非常的不自由，不自由到沒有人敢提到我的名字。所以，我最長的時間是十四年被封鎖，比“文革”的十年還要加四年。封鎖到什麽程度呢？封鎖到可笑的程度。
大家看看國民黨偽政府機關裏麵出的刊物，名字叫做《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這是上(冊)，這是下(冊)，這個書呢是由所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的。上下兩冊九百頁，收了七百零三個作家。在七百零三個作家裏麵，各路的作家都有，可是沒有李敖。這個統計告訴各位，我在台灣什麽樣的處境——連作家都不是。台灣有七百零三個作家，可是講排名，你是排名在七百零三個以外!可見我多麽沒有名氣啊，並且可以證明台灣這個鬼島上麵，有多少個作家比我有名。為什麽我會(遭到)這樣待遇？原因就是要封鎖你，不但把你關起來，“李敖”兩個字不可以出現，我們要忘了你的存在，因為你使我們太舒服了，因為你是衛生棉或是月經棉，或者反過來說，你使我們太不舒服了，我們不願意提你。我是在這樣情況底下，走出來的。
有趣的是，我常常會被問到一個問題，就是：你在台灣這樣的囂張，今天你在廣播裏麵，在電視裏麵還這樣囂張，請問：如果你在中國大陸，你會是這樣子嗎？你敢這樣子嗎？會允許你這樣子嗎？我的答複是：這是個假設性的問題，你怎麽知道那個結果?最好的一個比喻就是，魯迅如果活到今天會怎麽樣?非常有趣的一個問題。
魯迅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捧，過去也被中國共產黨捧的，這是上海的這個魯迅的像。最有趣的一個現象出現了，我在前兩年收到一本書，就是《魯迅和我七十年》這本書。誰寫的呢？就是周海嬰，魯迅的兒子寫的，他出了台灣版以後，送了一本給我。這本書裏麵有一個重要的訊息透露出來了，就是說：有一天，毛澤東跟一些湖南老鄉聊天，一個翻譯過馬克思傳的翻譯家，就是聊天的時候，問毛澤東：魯迅活到今天是怎麽樣一個情況？毛澤東想了一下，結論出來了，毛澤東說他或者是坐牢，或者是識大體不講話。毛澤東說魯迅他或者是坐牢，或者他不吭氣，魯迅是這種待遇。
我再念兩段話給大家聽。一個是郭沫若說魯迅的，郭沫若說魯迅在新政權之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之下，要看他的表現，再分配適當的工作，這是郭沫若說的。另外，胡喬木也說，魯迅若在，難免不當右派。毛澤東說得最坦白，就是魯迅活到今天，難免要坐牢，難免要被鬥爭，或者識大體，你不要講話。我李敖的處境跟魯迅不一樣，最不一樣的就是：魯迅那個時代的人，是知識分子被尊敬的最後一代。
在台灣有一個人叫做蔣廷黻，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後來跟國民黨政府合作，做了台灣的駐美國“大使”，那時候還是有“邦交”的時候，做過台灣的駐聯合國“大使”。他跟胡適是好朋友。有一次講到胡適在台灣，他說：胡先生啊，越老講話越溫和、越周到、越客氣，有的時候啊他講的一段話，我們都搞不清他是讚成還是反對。為什麽胡適在台灣講話這麽客氣？因為他遭遇到一些困難，就是在台灣這個環境裏麵，他適合講那麽嚴重的話嗎？像1928年、1929年胡適寫文章公開罵國民黨，公開攻擊孫中山的時候，那個時候的胡適跟在台灣的胡適是不是不一樣了呢？現在我們問起來，胡適魯迅他們——如果胡適在大陸，或者魯迅在台灣——是不是還是不一樣呢？
照著蔣廷黻的說法，他們那一代是知識分子影響政治，對知識分子尊敬的最後一代，這一代過去以後，知識分子不被重視了。在“文革”的時候，知識分子是臭老九。為什麽知識分子不被重視了？因為知識分子沒有權力了，真正的權力跑到軍人手裏，跑到政黨的手裏，跑到商人的手裏，跑到企業家的手裏，跑到有錢的人手裏，真正的知識分子不被重視了。所以，胡適、魯迅那一代還是被重視的最後一代，可是現在我們知識分子不被重視了。什麽原因呢？就是你們已經出局了。
我想，我是最後能夠為知識分子揚眉吐氣的一個人，就是雖然我在台灣遭遇到打擊，兩次坐牢(坐的等於是牛棚一樣)，並且被封殺了十四年之久，可是我自己並沒有喪誌，怨天尤人，我自己繼續在幹下去，個體戶繼續在幹下去。我曾經講過：那個紀錄——我曾經被查禁的書有九十六本，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一個人寫過這麽多的禁書，也從來沒有一個政府這麽樣王八蛋，查禁了他九十六本書，直到查禁我書的這個權威這個政府挎掉了，我活下來了。當然，你會說因為我運氣很好。可是，我必須說，當我被打壓的時候，我自己能夠表達我自己的時候，我從來不放棄。換句話說，我自己並沒有屈服。所以，那時候我被封鎖的時候，你們可以看到《紐約時報》登了我的照片。美國《紐約時報》，1971年5月13日登了我這個事情。這在美國帝國主義的世界裏麵是很少見的，它把你一個有色人種照片登出來，用專欄的方法登出來，登出來我的日記怎麽樣被偷運出來，怎麽樣跟國民黨對著幹。所以，我始終認為，隻要我們努力，隻要我們不屈服，隻要我們準備付出代價，我們會得到很多相對的收獲，當然也是很淒慘的代價。那個收獲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一般人不這樣想。一般人會怨天尤人，覺得我不應該被打壓，抱怨對我迫害。我告訴你，我從來不抱怨，原因就是說，我們可以努力去改造一個新的環境，我們可以造出來。
很多人失敗了，像胡適他晚年以後失敗了。他到台灣來了以後，有一次給人家題字，寫了這麽一個詞：“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是用柳永詞句述遊子懷念祖國的情緒，這是胡適1952年12月7日在台灣寫的。有人會問：有沒有寫錯，遊子懷念祖國?沒有錯啊。為什麽呢？懷念祖國一定在海外嗎？你在國內一樣稱你的國家為祖國。你還有沒有證據呢?你看，這就是證據，大家看：“提高警惕，保衛祖國——毛澤東”。看到沒有，毛澤東也寫這個詞，所以，用“祖國”沒有用錯。可是，胡適呢常常給別人寫詩，這樣就寫到杜甫羌村詩，他說“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在國家亂的時候，我飄流到海外去了，飄流到中國的邊遠地區去了，我希望我能夠生還，可是偶然會滿足我的願望，偶然也不會滿足，有時候看得很清楚。
胡適死在台灣，他最後的聲音沒有能夠傳達到祖國去。我運氣很好，雖然我沒有胡適那一代的人做為一個知識分子那樣地被尊重，可是在軍人壓力之下，在政黨的壓力之下，在媒體的壓力之下，我沒有被打倒，我還是活到現在，有機會我還是要說我的話。
這時候，我們看到了魯迅、胡適他們遭遇的問題。胡適晚年有一次見到我，他跟我談了一個故事，他說：李敖，你有沒有看過《魯迅書簡》這部書?我說：這部書我偷著看過。他說：你有沒有看到裏麵一封信，就是魯迅寫給胡風的一封信?那封信裏說，不管我怎麽樣工作，背後還是有一個皮鞭子在打我。胡適說：曉得那個皮鞭子是誰嗎？那就是共產黨左翼的這些主持文藝工作的周楊。周楊他們逼著魯迅，然後呢等於用皮鞭子打他，所以，魯迅給胡風的信裏麵，才有這麽一段話。今天，從魯迅的兒子嘴巴裏邊證實了：毛澤東說，魯迅如果活到現在，不是坐牢就是閉嘴。
當年套住魯迅整他，逼著魯迅向“左”轉，最後變成了一個戰士的人就是周楊。可是，周楊本身做了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部副部長以後，在“文革”的下場就是這個樣子。看到沒有？他變成了“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戴著牌子，這就是周楊。我們覺得很有趣，當年周楊是那樣的逼魯迅，結果下場呢?他是這樣一個下場。
我們並不是說有趣，就覺得幸災樂禍的程度，而是告訴大家：我們可能有這個下場，這是一種，沒有錯；可是，另外一種下場，就是我李敖這種下場，就是不管我遭遇了多少打擊，不管遭遇了多少封殺，不管是四年還是十四年，隻要我有機會，我仍舊會生根發葉開花結果，我會做我要做的事情。
當然，有人會說：你講話是不是太作情了?你是不是不愛台灣?你還主張用飛彈來打台灣的高壓線電塔，你是不是有了毛病？我告訴你：這才證明了我多麽愛我的同胞。你不喜歡飛彈打電塔嗎？你喜歡飛彈去打人嗎？打倒一個電塔好呢，還是打死一千個人好？所以我這樣做，我這個意見正好是保護海峽兩岸的同胞，不要發生流血的事件，而能解決問題。很多人心眼兒太小了，覺得我在提醒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陸)怎麽樣打台灣。不是。我是告訴大家，如果台灣不肯就範，最後不得不兵戎相見的時候，最好是打它的電塔，而不是要它的人命。這樣子仁慈，這樣子慈悲，這樣的避免流血，難道不代表我的好心腸嗎？那些笨蛋真的不了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