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看一張照片，中間的就是鄧小平，他左邊的就是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李政道，右邊的李遠哲也是諾貝爾獎的得主。李遠哲因為是台灣省人，所以在台灣就特別地給予重視，也被解釋為台灣人多麽優秀，因為出了諾貝爾獎的得主。我覺得這種說法呢，是很不要臉的。為什麽呢？大家看記錄，諾貝爾化學獎得獎名單裏麵1986年寫得清清楚楚，三個人得的，聯合起來得了化學獎。你看，第二名是李遠哲，下麵寫得清清楚楚——american。美國人哪，不是台灣，是美國人。也不是所謂中華民國人，美國人李遠哲，得了諾貝爾的化學獎。你不能解釋成台灣人得了諾貝爾化學獎，不能這樣解釋的。同樣的，凡是入了美國國籍的，你隻能說他是華裔，不能說他是中國人或是台灣人，不能這樣說，這樣說是錯誤的，並且很不客氣地說是不要臉，因為當時的確是美國人得了這個獎。
李遠哲後來回了台灣，放棄了美國國籍。為什麽放棄呢？因為台灣所謂的中華民國政府，給他做“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就相當於祖國的中國科學院的院長，很高的薪水給他，他願意做，所以呢就放棄了美國國籍。他跟我同歲，比我小一點點。這位老兄啊有奶就是娘，本來是日本人，後來做了中國人，後來做了美國人，後來又做了中國人，就這麽個家夥啊。
是日本人不能怪他，因為當時他出生的時候，台灣在日本人統治之下。可是，請大家不要忘記，他是日本人統治之下“國語家庭”的成員。什麽叫做“國語家庭”的成員啊？就是有一批不要臉的台灣人，他們說我們要說國語，就是說日本話，我們說日本話讀日本書，把祖宗牌位燒掉換日本祖宗，叫做“國語家庭”。就是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特別跟日本人接近的這些不要臉的台灣人的家庭，叫做國語家庭。現在問題出在哪裏？李遠哲從美國回來做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時候，他跟記者有一段談話。這段談話沒人能懂，隻有我李敖懂，我念給大家聽。他說：“在讀書玩耍之餘，在我因環境衝擊，而極度早熟的心靈中，卻已澎湃著改善社會、拯救民族的情操。記得在五六年級時，每次拿到父母親所給的壓歲錢，便跑到書店去買書，當時的《開明少年》月刊，對我心智的啟蒙助益匪淺。我仍然清楚記得，上麵所登過的一篇名叫《藍色的毛毯》的文章，內容描寫沙皇時代俄國農民的受壓迫，俄國革命的經曆，以及其後社會改革的種種理想。這篇文章和我當時的心靈頗相契合，也使我相信國家民族自尊的喪失隻是暫時的，社會的改善仍然是有希望的。”
李遠哲提出《開明少年》月刊的一篇文章，叫做《藍色的毛毯》，他沒有再解釋這段話，記者們記錄下來發表了。大家都看到了，看過就看過了，沒有深究。對我李敖而言意義不一樣，因為李遠哲跟我同歲的，他比我小一點，大家看這就是《開明少年》月刊，日期是三十七年，就是1948年1月16號出版的，開明書店印行的第三十一期。這本書就在這裏，這麽舊了我一直保存到現在。換句話說呢，從1948年我就保存，我從上海把它帶來，大家知道我多麽厲害嗎？
大家看看文章《藍色的毛毯》，一個蘇聯的泰伊克的傳說，小俞譯述，就是這篇文章。這篇文章什麽故事呢？我才能夠感覺出來李遠哲的心態。俄國在沙皇時代，對農民很不好，農夫很窮。有地主惡霸把一個農夫的一塊藍顏色的毛毯搶走了，這個農夫就懷念他的毛毯，就很難過，並且很氣憤，覺得這個政府太壞了，我也不耕田了，跑到山裏麵去了，到深山裏麵去活。有一天，他聽到山腳下麵鑼鼓喧天，人聲鼎沸，他很好奇，從山上下來看。有些人就看到他，說“就是他”，大家就衝過來。他嚇得跑啊，沒用，大家就把他抓住了，說“就是他”，然後說“拿來拿來”。什麽東西呀？猛然就傳過來——藍顏色的毛毯，就是當年被地主惡霸搶走的毛毯，拿出來還給他。他很奇怪：這些人怎麽把毛毯給他搶回來啦？那些人告訴他，你知道為什麽?我們是共產黨，我們成功了，沙皇被我們推翻了，地主惡霸被我們打倒了，搶你毛毯的人也被我們給逮到了，毛毯要回來了，我們還給你。這個農夫抱著毛毯，感謝共產黨，就哭了。可是，他的哭是兩個原因的：第一，毛毯又重新回來了，地主惡霸給消滅了；第二，他覺得很慚愧，為什麽在打倒沙皇，打倒地主惡霸的過程中，我這個農民是個逃兵?我是個孬種，我是懦夫，我跑到山裏麵去了，我沒有參與。
大家懂我的故事了嗎？開始懂得李遠哲了嗎？當我們在台灣前仆後繼跟蔣介石的獨裁政權，跟國民黨這個偽政府鬥爭的時候，李遠哲在哪裏？他跑掉了，他跑到了美國。我們承認他在學術上麵，在化學這個領域裏麵有他的成就——當然也是他運氣好，因為跟對了老師。大家都知道，這種獎得不得非常重要，他跟對了老師，跟著得了化學獎。可是，在整個的過程裏麵，當我們在台灣爭取自由，爭取消滅獨裁政權這樣的過程裏麵，他是一個逃兵。在我們把這個獨裁政權打得鼻青臉腫的時候，最後，他回來，放棄了美國國籍，來換取當台灣一個大官，就是中央研究院院長。這個職務是不能給外國人做的，所以，他隻好放棄美國的國籍，這就是李遠哲。
當李遠哲跟記者們談到他小學的時候看過這本《開明少年》，並且特別印象深的就是那一篇《藍色的毛毯》的時候，我想，李遠哲自己也找不到這本書了。這本書在台灣隻有我有，或者說在整個的中國恐怕都不多。為什麽呢？因為在1949年以後，開明書店也不見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當年左派刊物，他們多麽會搞宣傳，會使一個小學生，像李遠哲，看到一篇文章，能夠記得一輩子，甚至對他影響一輩子。不能說沒有影響，因為李遠哲就這個念頭，一念之間使他覺得，雖然他在外國功成名就，可是對自己的國家，對自己的故鄉，他沒有盡到力量，所以他回來了。這個《藍色的毛毯》的情節還在發酵，雖然害死了我們——什麽原因呢？因為李遠哲是個混蛋，在化學那一行裏麵，他是巨人，可是在其他方麵，他是侏儒。可是，他發現他自己似乎什麽都懂，他要補償他過去對國家、對故鄉的虧欠。完蛋了，他覺得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什麽都插一腳。中央研究院做院長，台灣整個教育改革他做龍頭，九二一大地震捐款怎麽分配他管，什麽都插一腳，什麽都搞得亂七八糟，害死人。為什麽呢？立刻被小人包圍。他不能辨別誰是君子誰是小人，就如同不能辨別他自己也是小人。可是，他忘了，把台灣搞得一團糊塗亂，尤其害到了小學生，小學生的教育程度整個低下來了，就是因為他們這些書呆子要搞什麽教育改革，這是個混蛋。
他寫文章說，我們不要管政治，不可以參與政治，他老兄自己卻參與政治，自己管，不要臉極了。可是，我認為，即使李遠哲這樣子亂搞，這樣子不曉得自己是老幾，我必須說，他在內心深處，在夜闌人靜的時候，有一個聲音在掐他。那個什麽聲音在心裏掐他一把？那一個聲音就是《開明少年》的這一篇《藍色的毛毯》，這個聲音在掐他，使他以為他應該有所回饋，回饋自己的祖國，回饋自己的家鄉。雖然，他做事不得其道，不得其法，可是，我們必須說，他這一念之間是源遠流長，在當年一家左派刊物裏麵的一篇文章影響他的一生。
我在這裏講給大家，當年的左派刊物把國民黨的宣傳品打得落花流水，會宣傳，講究技巧。今天，我在我的節目裏麵，一連多次，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傳退步了，宣傳沒有以前好了，說的好多話別人不信了，並且起了反作用了，這就是宣傳上的退步。
往往一個人跟你講一句話，你會記一輩子，一篇文章會影響你一輩子。大家想想看，當年神童梁啟超他拜康有為做老師的時候，康有為連續跟他講了一天的話，梁啟超聽了以後，覺得他過去念的書念錯了，他的一生都改變了。而他們師徒兩個人合作，到後來我們都知道的戊戌變法，都可以看出來康梁師生的關係。梁啟超可以受一個人的一席話的影響，改變他的一生，各位你們可以想想看，很多事情可以改變你的一生。
你要問我李敖看了什麽什麽書後，最喜歡哪一個人，最佩服哪一個人，我說：我要最佩服的，我就照鏡子。什麽原因呢？因為沒有一個單一的書對我有這種影響。可能一本書裏麵一行字影響我一輩子，或者一張圖片影響我一輩子，並不是整本書都這樣。可是，有這種書出現的時候，有這照片出來的時候，有這一行字出現的時候，我覺得很慶幸，我居然找到能夠影響我一生的一些真理。這就是《開明少年》當時的一個特色。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另外一個，就在李遠哲以前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吳大猷博士，他是剛才在鄧小平身邊的李政道的老師。他在臨死以前跟他的義女講的一段話好有趣，我念給大家聽。住進加護病房期間，吳吟之(吳大猷的幹女兒)說，他(吳大猷)最遺憾的是不能看李敖的節目。他不是欣賞李敖這個人，而是喜歡看他罵人，好像是幫他(吳大猷)罵人，很痛快。他生病以後住進加護病房，臨死以前覺得看不到李敖的電視節目了，深以為恨，引為遺恨。你就知道我的電視節目多麽有影響力了，雖然沒有預期的效果，因為：吳大猷不是欣賞李敖的這個人，而是喜歡看李敖罵人。他為什麽不欣賞我這個人啊？因為他們沒有我有骨氣，他們無法了解我。吳大猷是跟著蔣介石走的一個學者，就好像李遠哲是跟著陳水扁走的一個學者。他們雖然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可是，他們比起過去那種有風骨的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像蔡元培先生，像胡適先生，他們都差得太遠了。所以，在吳大猷先生的眼裏，李敖的節目那麽好看，那麽樣罵人等於替他罵出來，可是，用罵人兩個字給李敖來定位，太小看我了，把我看得太小了。我們是宣傳真理，用證據、用口才，還有一些表演來宣傳真理，這怎麽叫罵人？當然，你可以這樣概括地說，可是，從真正的深層的角度來看，有這種本領的人，這個人是了不起的聖人。我哪裏是罵人的人，我人格高人一等，勇敢、智慧、仁慈，高人一等。當吳大猷不欣賞李敖這個人的時候，他可以說有眼無珠。吳大猷現在死了，如果地下有知，他會後悔他有這種感覺。
李遠哲後來回了台灣，放棄了美國國籍。為什麽放棄呢？因為台灣所謂的中華民國政府，給他做“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就相當於祖國的中國科學院的院長，很高的薪水給他，他願意做，所以呢就放棄了美國國籍。他跟我同歲，比我小一點點。這位老兄啊有奶就是娘，本來是日本人，後來做了中國人，後來做了美國人，後來又做了中國人，就這麽個家夥啊。
是日本人不能怪他，因為當時他出生的時候，台灣在日本人統治之下。可是，請大家不要忘記，他是日本人統治之下“國語家庭”的成員。什麽叫做“國語家庭”的成員啊？就是有一批不要臉的台灣人，他們說我們要說國語，就是說日本話，我們說日本話讀日本書，把祖宗牌位燒掉換日本祖宗，叫做“國語家庭”。就是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特別跟日本人接近的這些不要臉的台灣人的家庭，叫做國語家庭。現在問題出在哪裏？李遠哲從美國回來做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時候，他跟記者有一段談話。這段談話沒人能懂，隻有我李敖懂，我念給大家聽。他說：“在讀書玩耍之餘，在我因環境衝擊，而極度早熟的心靈中，卻已澎湃著改善社會、拯救民族的情操。記得在五六年級時，每次拿到父母親所給的壓歲錢，便跑到書店去買書，當時的《開明少年》月刊，對我心智的啟蒙助益匪淺。我仍然清楚記得，上麵所登過的一篇名叫《藍色的毛毯》的文章，內容描寫沙皇時代俄國農民的受壓迫，俄國革命的經曆，以及其後社會改革的種種理想。這篇文章和我當時的心靈頗相契合，也使我相信國家民族自尊的喪失隻是暫時的，社會的改善仍然是有希望的。”
李遠哲提出《開明少年》月刊的一篇文章，叫做《藍色的毛毯》，他沒有再解釋這段話，記者們記錄下來發表了。大家都看到了，看過就看過了，沒有深究。對我李敖而言意義不一樣，因為李遠哲跟我同歲的，他比我小一點，大家看這就是《開明少年》月刊，日期是三十七年，就是1948年1月16號出版的，開明書店印行的第三十一期。這本書就在這裏，這麽舊了我一直保存到現在。換句話說呢，從1948年我就保存，我從上海把它帶來，大家知道我多麽厲害嗎？
大家看看文章《藍色的毛毯》，一個蘇聯的泰伊克的傳說，小俞譯述，就是這篇文章。這篇文章什麽故事呢？我才能夠感覺出來李遠哲的心態。俄國在沙皇時代，對農民很不好，農夫很窮。有地主惡霸把一個農夫的一塊藍顏色的毛毯搶走了，這個農夫就懷念他的毛毯，就很難過，並且很氣憤，覺得這個政府太壞了，我也不耕田了，跑到山裏麵去了，到深山裏麵去活。有一天，他聽到山腳下麵鑼鼓喧天，人聲鼎沸，他很好奇，從山上下來看。有些人就看到他，說“就是他”，大家就衝過來。他嚇得跑啊，沒用，大家就把他抓住了，說“就是他”，然後說“拿來拿來”。什麽東西呀？猛然就傳過來——藍顏色的毛毯，就是當年被地主惡霸搶走的毛毯，拿出來還給他。他很奇怪：這些人怎麽把毛毯給他搶回來啦？那些人告訴他，你知道為什麽?我們是共產黨，我們成功了，沙皇被我們推翻了，地主惡霸被我們打倒了，搶你毛毯的人也被我們給逮到了，毛毯要回來了，我們還給你。這個農夫抱著毛毯，感謝共產黨，就哭了。可是，他的哭是兩個原因的：第一，毛毯又重新回來了，地主惡霸給消滅了；第二，他覺得很慚愧，為什麽在打倒沙皇，打倒地主惡霸的過程中，我這個農民是個逃兵?我是個孬種，我是懦夫，我跑到山裏麵去了，我沒有參與。
大家懂我的故事了嗎？開始懂得李遠哲了嗎？當我們在台灣前仆後繼跟蔣介石的獨裁政權，跟國民黨這個偽政府鬥爭的時候，李遠哲在哪裏？他跑掉了，他跑到了美國。我們承認他在學術上麵，在化學這個領域裏麵有他的成就——當然也是他運氣好，因為跟對了老師。大家都知道，這種獎得不得非常重要，他跟對了老師，跟著得了化學獎。可是，在整個的過程裏麵，當我們在台灣爭取自由，爭取消滅獨裁政權這樣的過程裏麵，他是一個逃兵。在我們把這個獨裁政權打得鼻青臉腫的時候，最後，他回來，放棄了美國國籍，來換取當台灣一個大官，就是中央研究院院長。這個職務是不能給外國人做的，所以，他隻好放棄美國的國籍，這就是李遠哲。
當李遠哲跟記者們談到他小學的時候看過這本《開明少年》，並且特別印象深的就是那一篇《藍色的毛毯》的時候，我想，李遠哲自己也找不到這本書了。這本書在台灣隻有我有，或者說在整個的中國恐怕都不多。為什麽呢？因為在1949年以後，開明書店也不見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當年左派刊物，他們多麽會搞宣傳，會使一個小學生，像李遠哲，看到一篇文章，能夠記得一輩子，甚至對他影響一輩子。不能說沒有影響，因為李遠哲就這個念頭，一念之間使他覺得，雖然他在外國功成名就，可是對自己的國家，對自己的故鄉，他沒有盡到力量，所以他回來了。這個《藍色的毛毯》的情節還在發酵，雖然害死了我們——什麽原因呢？因為李遠哲是個混蛋，在化學那一行裏麵，他是巨人，可是在其他方麵，他是侏儒。可是，他發現他自己似乎什麽都懂，他要補償他過去對國家、對故鄉的虧欠。完蛋了，他覺得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什麽都插一腳。中央研究院做院長，台灣整個教育改革他做龍頭，九二一大地震捐款怎麽分配他管，什麽都插一腳，什麽都搞得亂七八糟，害死人。為什麽呢？立刻被小人包圍。他不能辨別誰是君子誰是小人，就如同不能辨別他自己也是小人。可是，他忘了，把台灣搞得一團糊塗亂，尤其害到了小學生，小學生的教育程度整個低下來了，就是因為他們這些書呆子要搞什麽教育改革，這是個混蛋。
他寫文章說，我們不要管政治，不可以參與政治，他老兄自己卻參與政治，自己管，不要臉極了。可是，我認為，即使李遠哲這樣子亂搞，這樣子不曉得自己是老幾，我必須說，他在內心深處，在夜闌人靜的時候，有一個聲音在掐他。那個什麽聲音在心裏掐他一把？那一個聲音就是《開明少年》的這一篇《藍色的毛毯》，這個聲音在掐他，使他以為他應該有所回饋，回饋自己的祖國，回饋自己的家鄉。雖然，他做事不得其道，不得其法，可是，我們必須說，他這一念之間是源遠流長，在當年一家左派刊物裏麵的一篇文章影響他的一生。
我在這裏講給大家，當年的左派刊物把國民黨的宣傳品打得落花流水，會宣傳，講究技巧。今天，我在我的節目裏麵，一連多次，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傳退步了，宣傳沒有以前好了，說的好多話別人不信了，並且起了反作用了，這就是宣傳上的退步。
往往一個人跟你講一句話，你會記一輩子，一篇文章會影響你一輩子。大家想想看，當年神童梁啟超他拜康有為做老師的時候，康有為連續跟他講了一天的話，梁啟超聽了以後，覺得他過去念的書念錯了，他的一生都改變了。而他們師徒兩個人合作，到後來我們都知道的戊戌變法，都可以看出來康梁師生的關係。梁啟超可以受一個人的一席話的影響，改變他的一生，各位你們可以想想看，很多事情可以改變你的一生。
你要問我李敖看了什麽什麽書後，最喜歡哪一個人，最佩服哪一個人，我說：我要最佩服的，我就照鏡子。什麽原因呢？因為沒有一個單一的書對我有這種影響。可能一本書裏麵一行字影響我一輩子，或者一張圖片影響我一輩子，並不是整本書都這樣。可是，有這種書出現的時候，有這照片出來的時候，有這一行字出現的時候，我覺得很慶幸，我居然找到能夠影響我一生的一些真理。這就是《開明少年》當時的一個特色。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另外一個，就在李遠哲以前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吳大猷博士，他是剛才在鄧小平身邊的李政道的老師。他在臨死以前跟他的義女講的一段話好有趣，我念給大家聽。住進加護病房期間，吳吟之(吳大猷的幹女兒)說，他(吳大猷)最遺憾的是不能看李敖的節目。他不是欣賞李敖這個人，而是喜歡看他罵人，好像是幫他(吳大猷)罵人，很痛快。他生病以後住進加護病房，臨死以前覺得看不到李敖的電視節目了，深以為恨，引為遺恨。你就知道我的電視節目多麽有影響力了，雖然沒有預期的效果，因為：吳大猷不是欣賞李敖的這個人，而是喜歡看李敖罵人。他為什麽不欣賞我這個人啊？因為他們沒有我有骨氣，他們無法了解我。吳大猷是跟著蔣介石走的一個學者，就好像李遠哲是跟著陳水扁走的一個學者。他們雖然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可是，他們比起過去那種有風骨的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像蔡元培先生，像胡適先生，他們都差得太遠了。所以，在吳大猷先生的眼裏，李敖的節目那麽好看，那麽樣罵人等於替他罵出來，可是，用罵人兩個字給李敖來定位，太小看我了，把我看得太小了。我們是宣傳真理，用證據、用口才，還有一些表演來宣傳真理，這怎麽叫罵人？當然，你可以這樣概括地說，可是，從真正的深層的角度來看，有這種本領的人，這個人是了不起的聖人。我哪裏是罵人的人，我人格高人一等，勇敢、智慧、仁慈，高人一等。當吳大猷不欣賞李敖這個人的時候，他可以說有眼無珠。吳大猷現在死了，如果地下有知，他會後悔他有這種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