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27—約99），字仲任，浙江上虞人。他是後漢的太學生，家裏很窮，買不起書，很多書都是站在書店裏看來的。
王充的時代，思想都是儒家的一統局麵。他能在這一統的局麵裏寫出《論衡》來表示異議，實在是很優秀的。
王充是中國漢朝思想界的明星，正如宋恕在《六齋卑議》中所稱道的“曠世超奇出上虞，《論衡》精處古今無”。王充的偉大，在於他風格獨具，思想不遵傳統的繩墨，勇於疑古論今。
王充的思想，在《論衡》裏完全流傳下來。例如在《奇怪》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懷疑稷母履大人跡而生，而說：“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又在《論死》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論死生，則以死者現神，必著殮時之衣。人即有鬼，豈衣服之仍形？他於《書虛》篇中疑孔顏同登泰山，以望閭門之事；《感虛》篇中疑杞梁之妻哭城城崩之偽；《語增》篇中疑武王伐紂，兵不血刃之有問題；《譴告》篇中疑災異之無關人事；《商蟲》篇中謂蟲災之由於人謀不臧，並更明言當時學風的妖妄……凡此種種，都是《論衡》中的不凡的思想，值得我們特別重視。
但在王充的思想中，他對宿命思想，卻有著不太相稱的議論，使我們感到宿命思想深入人心，即使在很卓越的思想家身上，都未能免。以王充而論，王充反對儒家的天道說，反對災害應於人事說，反對天人感應說，反對因果報應說，反對神仙說，反對鬼神禍福說……他在思想上有這麽寬的打擊麵，可是麵對起宿命思想來，他卻不能打擊。雖然他相信的宿命，不外是人的死生、壽夭、貧富、貴賤、幸與不幸、遇與不遇等方麵，認為這些全不是人力所能主宰；雖然他不相信命運可以宿到能夠預知的程度，雖然他不相信可以有趨吉避凶的造命的程度——但他究竟是一個推崇“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近似的信仰者，仍跳不出宿命思想的網羅。可見這種思想的深入人心，到了何種程度！雖高杆如王充，也要被絆一跤！
兩條路線的鬥爭
但是，王充的宿命思想，並不是很單純的宿命思想，而是為反抗另一種思想而強化了的武器。在王充的時代，迷信極為盛行，儒家思想被“天人感應”掛帥，一股有意誌的天道觀把思想界全盤扣住。王充認為這是要不得的，所以他提倡一種自然的沒有意誌的天道觀。他說：
夫天道自然，自然無為……使應政事，是有為，非自然也。（《論衡·寒溫》篇）
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論衡·譴告》篇）
“應政事”“譴告”就是天能對人做什麽禍福之事。當時人相信天可以對人做什麽什麽，人也可以對天做什麽什麽（感天）。王充批評這種思想，他說：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論衡·物勢》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謂天自然無為者何？氣也。恬淡無欲，無為無事者也……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為……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無為，正身共己，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為，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為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為也。天道無為，故春不為生而夏不為長，秋不為成而冬不為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田園，物亦生長。沛然而雨，物之莖葉根荄，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為之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為也，氣和而雨自集。（《論衡·自然》篇）
王充這些話，根本目的在推翻“天地故生人”的“故”字，“故”就是有意的、有意誌的、有目的的。王充推翻了這些。王充認為真相乃是天“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人事天是不管的。
偶
在推翻“故”字的同時，王充推出一個“偶”字。“故”是有意的，“偶”是無意的。王充說：
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為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為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為之用耶？”……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則誅；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論衡·物勢》篇）
王充這個“人偶自生”“物偶自生”的思想，目的就在表示天是無意誌的。因為天若有意誌，要造就該造個完美的世界，又何必造個“相賊害”的世界呢？
“有幸有不幸”而已
正因為一切是沒有意誌的，所以人間的禍福是沒有什麽道理的，隻是“有幸有不幸”而已。王充說：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論衡·幸偶》篇）
他又舉例說：
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早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佑。伯牛有疾，亦複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苲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板積，聚為癰，潰為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群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同上）
這些“有幸有不幸”的現象，既不是有意誌的天安排的，那又是怎麽回事呢？又該怎麽解釋呢？
“皆由命也！”
王充提出的解釋是“命”字。王充說：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智寡德薄，命善，興而超逾。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
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為將相，能下者宜為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智行操雖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暗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論衡·命祿》篇）
既然一切都是命，所以王充的結論是：“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論衡·命祿》篇）這是告訴人們，山裏的玉、河裏的珠，生來就是貴重的。它們不必自貴，人自貴之！人的命，怎麽樣就怎麽樣，一切等著就好了，“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嗎？
王充是不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為有這樣的結果，便不是宿命了，而是可“求”的命了。王充說：
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吉命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論衡·命義》篇）
世俗的說法是：
世謂受福佑者，既以為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為惡所得。以為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論衡·禍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為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論衡·福虛》篇）
王充卻反駁這種說法，他是不相信這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說法的。因為這種說法的成立，必有賴於天人感應，有賴於天道的意誌性。他既然根本否定了天道是有意誌的，當然就不相信會有福善禍淫的情況了。
用小迷信打大迷信
看了王充的宿命思想，我們可以感覺到，他似乎在用一種小的迷信（宿命）理論來推翻一種大的迷信（天人相感）理論，有點像尼采似的，在用一種新的玄學來推翻一種舊的玄學。相對地說，小的迷信和新的玄學，的確比它們所要推翻的來得高明一點。在王充的時代裏，以他的處境和學力，所能做到的極限就是如此。設想在當時由官方帶頭的迷信大運動裏，由禦用學者逢迎的思想大反動裏，王充能夠敢於對“世書俗說，多所不安”，而要“幽居獨處，考論實虛”，而要“心湧，筆手擾”地發之於著作，我們就不能不對他佩服了。我們雖對他的“大智”有所苛責，但對他的“大勇”，可就真的沒話說了。
1984年5月2日
王充的時代，思想都是儒家的一統局麵。他能在這一統的局麵裏寫出《論衡》來表示異議，實在是很優秀的。
王充是中國漢朝思想界的明星，正如宋恕在《六齋卑議》中所稱道的“曠世超奇出上虞，《論衡》精處古今無”。王充的偉大，在於他風格獨具，思想不遵傳統的繩墨，勇於疑古論今。
王充的思想，在《論衡》裏完全流傳下來。例如在《奇怪》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懷疑稷母履大人跡而生，而說：“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又在《論死》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論死生，則以死者現神，必著殮時之衣。人即有鬼，豈衣服之仍形？他於《書虛》篇中疑孔顏同登泰山，以望閭門之事；《感虛》篇中疑杞梁之妻哭城城崩之偽；《語增》篇中疑武王伐紂，兵不血刃之有問題；《譴告》篇中疑災異之無關人事；《商蟲》篇中謂蟲災之由於人謀不臧，並更明言當時學風的妖妄……凡此種種，都是《論衡》中的不凡的思想，值得我們特別重視。
但在王充的思想中，他對宿命思想，卻有著不太相稱的議論，使我們感到宿命思想深入人心，即使在很卓越的思想家身上，都未能免。以王充而論，王充反對儒家的天道說，反對災害應於人事說，反對天人感應說，反對因果報應說，反對神仙說，反對鬼神禍福說……他在思想上有這麽寬的打擊麵，可是麵對起宿命思想來，他卻不能打擊。雖然他相信的宿命，不外是人的死生、壽夭、貧富、貴賤、幸與不幸、遇與不遇等方麵，認為這些全不是人力所能主宰；雖然他不相信命運可以宿到能夠預知的程度，雖然他不相信可以有趨吉避凶的造命的程度——但他究竟是一個推崇“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近似的信仰者，仍跳不出宿命思想的網羅。可見這種思想的深入人心，到了何種程度！雖高杆如王充，也要被絆一跤！
兩條路線的鬥爭
但是，王充的宿命思想，並不是很單純的宿命思想，而是為反抗另一種思想而強化了的武器。在王充的時代，迷信極為盛行，儒家思想被“天人感應”掛帥，一股有意誌的天道觀把思想界全盤扣住。王充認為這是要不得的，所以他提倡一種自然的沒有意誌的天道觀。他說：
夫天道自然，自然無為……使應政事，是有為，非自然也。（《論衡·寒溫》篇）
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論衡·譴告》篇）
“應政事”“譴告”就是天能對人做什麽禍福之事。當時人相信天可以對人做什麽什麽，人也可以對天做什麽什麽（感天）。王充批評這種思想，他說：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論衡·物勢》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謂天自然無為者何？氣也。恬淡無欲，無為無事者也……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為……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無為，正身共己，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為，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為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為也。天道無為，故春不為生而夏不為長，秋不為成而冬不為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田園，物亦生長。沛然而雨，物之莖葉根荄，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為之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為也，氣和而雨自集。（《論衡·自然》篇）
王充這些話，根本目的在推翻“天地故生人”的“故”字，“故”就是有意的、有意誌的、有目的的。王充推翻了這些。王充認為真相乃是天“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人事天是不管的。
偶
在推翻“故”字的同時，王充推出一個“偶”字。“故”是有意的，“偶”是無意的。王充說：
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為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為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為之用耶？”……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則誅；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論衡·物勢》篇）
王充這個“人偶自生”“物偶自生”的思想，目的就在表示天是無意誌的。因為天若有意誌，要造就該造個完美的世界，又何必造個“相賊害”的世界呢？
“有幸有不幸”而已
正因為一切是沒有意誌的，所以人間的禍福是沒有什麽道理的，隻是“有幸有不幸”而已。王充說：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論衡·幸偶》篇）
他又舉例說：
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早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佑。伯牛有疾，亦複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苲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板積，聚為癰，潰為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群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同上）
這些“有幸有不幸”的現象，既不是有意誌的天安排的，那又是怎麽回事呢？又該怎麽解釋呢？
“皆由命也！”
王充提出的解釋是“命”字。王充說：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智寡德薄，命善，興而超逾。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
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為將相，能下者宜為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智行操雖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暗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論衡·命祿》篇）
既然一切都是命，所以王充的結論是：“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論衡·命祿》篇）這是告訴人們，山裏的玉、河裏的珠，生來就是貴重的。它們不必自貴，人自貴之！人的命，怎麽樣就怎麽樣，一切等著就好了，“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嗎？
王充是不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為有這樣的結果，便不是宿命了，而是可“求”的命了。王充說：
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吉命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論衡·命義》篇）
世俗的說法是：
世謂受福佑者，既以為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為惡所得。以為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論衡·禍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為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論衡·福虛》篇）
王充卻反駁這種說法，他是不相信這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說法的。因為這種說法的成立，必有賴於天人感應，有賴於天道的意誌性。他既然根本否定了天道是有意誌的，當然就不相信會有福善禍淫的情況了。
用小迷信打大迷信
看了王充的宿命思想，我們可以感覺到，他似乎在用一種小的迷信（宿命）理論來推翻一種大的迷信（天人相感）理論，有點像尼采似的，在用一種新的玄學來推翻一種舊的玄學。相對地說，小的迷信和新的玄學，的確比它們所要推翻的來得高明一點。在王充的時代裏，以他的處境和學力，所能做到的極限就是如此。設想在當時由官方帶頭的迷信大運動裏，由禦用學者逢迎的思想大反動裏，王充能夠敢於對“世書俗說，多所不安”，而要“幽居獨處，考論實虛”，而要“心湧，筆手擾”地發之於著作，我們就不能不對他佩服了。我們雖對他的“大智”有所苛責，但對他的“大勇”，可就真的沒話說了。
1984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