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李鼎彝出身北京大學國文係，他在五四運動後一年考進北大，在校時間是1920年到1925年，那時胡適正在北大文學院教書，是我爸爸的老師。但我爸爸在學問上比起他的同班陸侃如、魏建功來，並不出色，胡適對他並沒有印象。九一八事變後，我們全家到北京，我爸爸失了業，想找胡適幫忙，可是胡適沒見他，也沒幫忙。
我跟胡適的關係與我爸爸完全無關。我在小學就知道胡適的大名，在初中時，從陳正澄那兒借到《胡適文選》，從此才深受他的影響。1952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車站遞了一封兩千字的長信給他，那時我才十七歲。1954年，陳世熙在台大辦《這一代》雜誌，拉我寫稿，那時我還念高二，就寫了論《胡適文存》的文章。文章寫好，他們顧忌，沒有用，就還給了我。過了兩年，陸嘯釗辦《大學雜誌》，他不在乎，遂拉去刊登。刊登後近一年，有一天我的女朋友羅君若忽然提議，說：“何不寄給《自由中國》？他們一定登！”於是我刪了一部分，她代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國》。這是我在《自由中國》上發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後一篇文字。刊出的時間是1957年3月1日。此外我在《中央日報》已前後發表過一些有關胡適的文章。
在《自由中國》發表文章後一年一個月，胡適從美國回來，約我到錢思亮的家裏，跟我說：“嗬！李先生！連我自己都忘記了、丟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了解胡適之！”
除了那一次長談外，我跟胡適隻小談過三次，一次在台大醫院、一次在台大文學院門口、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此外除了寫信，並無實際來往。他一共寫過三封信給我，又寫了一幅字，送了我照片和書，在我窮困之時送了我一千元（當年的一千元，還蠻值錢）。
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發表《播種者胡適》。這篇文章帶來了大是非和大麻煩，進而釀成了一次大筆仗，後來這次筆仗分成了兩個圈圈，一個圈圈是“關於中西文化間的論戰”；一個圈圈是“關於播種者胡適的論戰”。前者的主要對手是徐道鄰和胡秋原；後者的主要對手是任卓宣和鄭學稼，大家打做一團，十分熱鬧。
《播種者胡適》雖被外界視為衛護胡適的文章，其實因為直言無隱，胡適本人看了，並不開心。據楊樹人回憶，已言之鑿鑿。再據錢思亮告訴我，胡適死後，他整理遺稿，發現了一封胡適讀了《播種者胡適》後寫給我的信，可惜這封信因為被胡適的近親好友“妥為保管（封鎖?）”了，所以直到今天，我這個收信人本人還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這篇《播種者胡適》會三麵不討好：罵胡的人會說我捧胡，捧胡的人會說我罵胡，胡適本人也會對我不開心，這都是無可奈何的事。一個人常常為知道太多、說了真話而付代價，不是嗎？
在筆仗時候，國民黨的刊物就首先推斷，“李敖與胡適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關係”（《世界評論》第十年第五期）；並說李敖是“被胡適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學宗》第三卷第二期），其實全是笑談、全無此事。但是這種我與胡適關係不簡單的傳說，卻沒有停止，見之於文字的，以鄭學稼的最為明確。
筆仗後九年（1970年1月），鄭學稼印行《中共興亡史》，在書中說：
由《播種者胡適》一文中所泄露的非一般人所知的事，如“九一八”後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們讚成中國實行獨裁製；胡適“退回政府送他的六萬美金宣傳費”（後來證明無此事），這說明胡適或胡適派，和該文作者的微妙關係；到後來證明該文在發表前，曾交胡適閱過。
事實上，我跟胡適既無“微妙關係”，我寫“該文”，胡適也全不知情，什麽“曾交胡適閱過”，全是造謠。至於其他的事，早在筆仗當時（1962年7月24日、26日、28日），鄭學稼在香港《天文台》上發表《我控訴》，就這樣說過：
當我第一次閱李敖先生的《播種者胡適》時，以為他是極接近胡適的人，否則不會知道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獨立評論》社內部諸名士主張獨裁，隻胡一人反對；胡為女學生關窗戶，以示“體貼”；和胡退回宣傳費若幹美元。
事實上，鄭學稼的“以為”，完全“以為”錯了！其實我“接近胡適”了什麽？關於《獨立評論》上民治與獨裁論戰的事，在《獨立評論》上都登得明明白白，《獨立評論》第八十號、第八十一號、第八十二號、第八十三號、第八十四號、第八十六號、第八十八號、第一三○號以及《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一號及三十二卷一號，都文證俱在；至於胡適為女學生關窗戶的事，1932年的《論語》第一期、1934年的《英文中國評論周報》、1934年的《人間世》第三期，以及《文人畫家》那一本書也都文證俱在；至於胡適退回宣傳費的事，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y、vol.lxxixno.9的time雜誌也都文證俱在，他鄭學稼不去查書、不去了解，卻硬說這是我李敖獨得之秘，這不是大笑話嗎？他鄭學稼讀書這樣少，反倒以為我李敖神通如此大，大到“知道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這不是大笑話嗎？文證俱在，任何人隻要肯用功，都可以查到。可是這種跟國民黨總政治部走的所謂學者卻如此不學、如此無知，這種人寧願在我與胡適有“微妙關係”上捕風捉影，也不願在書本上多下工夫，這種疑神疑鬼，真是害己害人。鄭學稼日前死了，蔣經國特頒“績學貽徽”挽額，由軍報刊出，我看了不禁一笑，“績學貽徽”？未必未必，積不學貽害，倒庶幾無愧也！1987年7月27日
我跟胡適的關係與我爸爸完全無關。我在小學就知道胡適的大名，在初中時，從陳正澄那兒借到《胡適文選》，從此才深受他的影響。1952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車站遞了一封兩千字的長信給他，那時我才十七歲。1954年，陳世熙在台大辦《這一代》雜誌，拉我寫稿，那時我還念高二，就寫了論《胡適文存》的文章。文章寫好，他們顧忌，沒有用，就還給了我。過了兩年，陸嘯釗辦《大學雜誌》，他不在乎，遂拉去刊登。刊登後近一年，有一天我的女朋友羅君若忽然提議，說：“何不寄給《自由中國》？他們一定登！”於是我刪了一部分，她代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國》。這是我在《自由中國》上發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後一篇文字。刊出的時間是1957年3月1日。此外我在《中央日報》已前後發表過一些有關胡適的文章。
在《自由中國》發表文章後一年一個月，胡適從美國回來，約我到錢思亮的家裏，跟我說：“嗬！李先生！連我自己都忘記了、丟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了解胡適之！”
除了那一次長談外，我跟胡適隻小談過三次，一次在台大醫院、一次在台大文學院門口、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此外除了寫信，並無實際來往。他一共寫過三封信給我，又寫了一幅字，送了我照片和書，在我窮困之時送了我一千元（當年的一千元，還蠻值錢）。
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發表《播種者胡適》。這篇文章帶來了大是非和大麻煩，進而釀成了一次大筆仗，後來這次筆仗分成了兩個圈圈，一個圈圈是“關於中西文化間的論戰”；一個圈圈是“關於播種者胡適的論戰”。前者的主要對手是徐道鄰和胡秋原；後者的主要對手是任卓宣和鄭學稼，大家打做一團，十分熱鬧。
《播種者胡適》雖被外界視為衛護胡適的文章，其實因為直言無隱，胡適本人看了，並不開心。據楊樹人回憶，已言之鑿鑿。再據錢思亮告訴我，胡適死後，他整理遺稿，發現了一封胡適讀了《播種者胡適》後寫給我的信，可惜這封信因為被胡適的近親好友“妥為保管（封鎖?）”了，所以直到今天，我這個收信人本人還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這篇《播種者胡適》會三麵不討好：罵胡的人會說我捧胡，捧胡的人會說我罵胡，胡適本人也會對我不開心，這都是無可奈何的事。一個人常常為知道太多、說了真話而付代價，不是嗎？
在筆仗時候，國民黨的刊物就首先推斷，“李敖與胡適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關係”（《世界評論》第十年第五期）；並說李敖是“被胡適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學宗》第三卷第二期），其實全是笑談、全無此事。但是這種我與胡適關係不簡單的傳說，卻沒有停止，見之於文字的，以鄭學稼的最為明確。
筆仗後九年（1970年1月），鄭學稼印行《中共興亡史》，在書中說：
由《播種者胡適》一文中所泄露的非一般人所知的事，如“九一八”後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們讚成中國實行獨裁製；胡適“退回政府送他的六萬美金宣傳費”（後來證明無此事），這說明胡適或胡適派，和該文作者的微妙關係；到後來證明該文在發表前，曾交胡適閱過。
事實上，我跟胡適既無“微妙關係”，我寫“該文”，胡適也全不知情，什麽“曾交胡適閱過”，全是造謠。至於其他的事，早在筆仗當時（1962年7月24日、26日、28日），鄭學稼在香港《天文台》上發表《我控訴》，就這樣說過：
當我第一次閱李敖先生的《播種者胡適》時，以為他是極接近胡適的人，否則不會知道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獨立評論》社內部諸名士主張獨裁，隻胡一人反對；胡為女學生關窗戶，以示“體貼”；和胡退回宣傳費若幹美元。
事實上，鄭學稼的“以為”，完全“以為”錯了！其實我“接近胡適”了什麽？關於《獨立評論》上民治與獨裁論戰的事，在《獨立評論》上都登得明明白白，《獨立評論》第八十號、第八十一號、第八十二號、第八十三號、第八十四號、第八十六號、第八十八號、第一三○號以及《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一號及三十二卷一號，都文證俱在；至於胡適為女學生關窗戶的事，1932年的《論語》第一期、1934年的《英文中國評論周報》、1934年的《人間世》第三期，以及《文人畫家》那一本書也都文證俱在；至於胡適退回宣傳費的事，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y、vol.lxxixno.9的time雜誌也都文證俱在，他鄭學稼不去查書、不去了解，卻硬說這是我李敖獨得之秘，這不是大笑話嗎？他鄭學稼讀書這樣少，反倒以為我李敖神通如此大，大到“知道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這不是大笑話嗎？文證俱在，任何人隻要肯用功，都可以查到。可是這種跟國民黨總政治部走的所謂學者卻如此不學、如此無知，這種人寧願在我與胡適有“微妙關係”上捕風捉影，也不願在書本上多下工夫，這種疑神疑鬼，真是害己害人。鄭學稼日前死了，蔣經國特頒“績學貽徽”挽額，由軍報刊出，我看了不禁一笑，“績學貽徽”？未必未必，積不學貽害，倒庶幾無愧也！1987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