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展出蔣介石致胡適一封親筆信。全文如下：（標點是我加的）
適之先生：11日手示誦悉。魏將軍長函亦同時接到。我國在此悲慘境地，而外國友人猶念舊不忘，熱忱愛護如此，更覺慚惶萬分。此時所缺乏而急需於美者，不在物質，而在其精神與道義之聲援。故現時對美外交之重點，應特別注意於其不承認中共政權為第一要務，至於實際援助，則尚在其次也。對於進行方法，行政與立法兩途，不妨同時並進，但仍以行政為正途，且應以此為主務。望先生協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為盼。如其能使對華問題成為兩黨外交，則立法方麵，似亦不宜偏廢，要在異途同歸，密切配合，亦請與少川大使切商之。國內政治問題，首在團結一致，尤應注重於德鄰兄決心反共之一點，近日漸有轉機，總望其能終始無間，共同一致到底耳。其他改革正在積極進行，若能假我時日，自信必有成效，惟亦不能求之太速。此時如能有三年計劃之準備，則赤禍不患其不平，惟須阻止美國承認共產政府為主要條件。務請積極進行是禱。弟中正手啟5月28日正午這封信是1949年寫的。這年4月6日，胡適從上海搭威爾遜總統輪到美國去，據他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演講透露：“當民國三十八年（1949）初，大陸危急的時候，政府要我到國外去。”可見他是被蔣介石“派”出國的。
胡適出國後十七天，4月23日，南京落入中共之手。再過一個月零四天，5月27日，上海落入中共之手。蔣介石這封密件是上海丟了第二天寫的，信中所述各點，都是請胡適代為進行海外宣傳。信中“魏將軍”是指魏德邁（wedemeyer）、“少川大使”是指顧維鈞、“德鄰兄”是指李宗仁。
據胡虛一追憶雷震對他的談話，曾有這樣的記錄：雷震談告蔣介石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5月28日寫這封信給胡適的時候，胡先生才坐輪船渡太平洋到達美國不久。胡先生是應蔣介石之請，赴美替其國民黨政府做反共宣傳，並協助駐美大使顧維鈞爭取美國朝野的道義支援。胡先生由上海赴美以前，先應台灣省府主席陳誠之邀，訪問台灣參觀旬日。而赴英不成的王世傑，則做了國民黨總裁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2月先到了台灣。王得悉陳誠邀胡適於3月間訪遊台灣後，便立分電邀約雷震和杭立武急到台灣，俾與胡適及已在台北之傅斯年，一起和陳誠共商他們在京滬會商議定之發動展開“自由中國”和“民主中國”的兩大運動，聯絡並號召所有信持民主自由理念的學術文教界知識分子，抗阻日益擴張的共產主義等大事，雷杭兩人立飛台北，與胡適等會商兩天後，又各匆返京滬。而胡先生於稍後返滬不久，便首途赴美。雷震、蔣經國和胡在滬住處之主人陳光甫等，都在碼頭送行。而中央銀行奉政府令支送胡適做赴美生活等費用之美金兩萬元，亦由其總裁俞鴻鈞親自交請雷震轉交給胡適。
不過，我對雷震這一談話不無疑義。因為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y和vol.lxxixno.9的time雜誌，都登有胡適退還政府給他六萬美金宣傳費的事；錢思亮告訴我他看到胡適寫給我的一封殘信，也否認此事，前後相較，我認為胡適收下此兩萬美金的事，是很可疑的。
至於蔣介石盼望胡適在美的活動，胡適辦得卻有困難。據蔣介石寫信前六天，5月22日，胡適寫給趙元任夫婦的信，說：“別後，我的心境很不好，沒有一件事值得報告你們！到washington去了兩次，都不曾住過一天半。許多同情於中國的朋友，如hornbeck、如bullitt、如prof.georgeh.keslee都覺得‘一籌莫展’！第二次去時，見著wedemeyer，他也是‘有心無力’。”可見連“魏將軍”也一樣幫不上蔣介石的忙——蔣介石把中國局麵搞得太臭太臭了，神仙也救不了他了。
據1952年12月7日胡適在北大同學會上演講回憶：“……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我感到抬不起頭、說不出話。我曾對家人說：‘不要以為胡適之在吃自己的飯。’我們家鄉有句俗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以我幾十年的經驗，我感到青山就是國家。國家倒黴的時候，等於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時候，就是吃自己的飯、說自己的話，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國外這幾年，正是國家倒黴的時候，我充滿了悲痛的心情，更體驗到青山真是我們的國家。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於許多老朋友的失敗心理，使我感到難於說話。所以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7月16日，我通知中國駐美大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接見任何政府或國會的領袖。因為大家成見太深，使我處處碰壁；也因為局勢太大，不是私人間的談話所能轉移的。在這個時候，隻有替國家保留一些尊嚴、替國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約會。就是自己作文章、說幾句話，也是人家請我作、請我說話，才作才說的。因此，三年以來，我隻是給國家留了一些體麵，其他毫無貢獻……（編者略）”由這一回憶中，足見蔣介石密件中對胡適的期盼，是落空了的。1990年11月12日
適之先生：11日手示誦悉。魏將軍長函亦同時接到。我國在此悲慘境地，而外國友人猶念舊不忘，熱忱愛護如此，更覺慚惶萬分。此時所缺乏而急需於美者，不在物質，而在其精神與道義之聲援。故現時對美外交之重點，應特別注意於其不承認中共政權為第一要務，至於實際援助，則尚在其次也。對於進行方法，行政與立法兩途，不妨同時並進，但仍以行政為正途，且應以此為主務。望先生協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為盼。如其能使對華問題成為兩黨外交，則立法方麵，似亦不宜偏廢，要在異途同歸，密切配合，亦請與少川大使切商之。國內政治問題，首在團結一致，尤應注重於德鄰兄決心反共之一點，近日漸有轉機，總望其能終始無間，共同一致到底耳。其他改革正在積極進行，若能假我時日，自信必有成效，惟亦不能求之太速。此時如能有三年計劃之準備，則赤禍不患其不平，惟須阻止美國承認共產政府為主要條件。務請積極進行是禱。弟中正手啟5月28日正午這封信是1949年寫的。這年4月6日，胡適從上海搭威爾遜總統輪到美國去，據他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演講透露：“當民國三十八年（1949）初，大陸危急的時候，政府要我到國外去。”可見他是被蔣介石“派”出國的。
胡適出國後十七天，4月23日，南京落入中共之手。再過一個月零四天，5月27日，上海落入中共之手。蔣介石這封密件是上海丟了第二天寫的，信中所述各點，都是請胡適代為進行海外宣傳。信中“魏將軍”是指魏德邁（wedemeyer）、“少川大使”是指顧維鈞、“德鄰兄”是指李宗仁。
據胡虛一追憶雷震對他的談話，曾有這樣的記錄：雷震談告蔣介石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5月28日寫這封信給胡適的時候，胡先生才坐輪船渡太平洋到達美國不久。胡先生是應蔣介石之請，赴美替其國民黨政府做反共宣傳，並協助駐美大使顧維鈞爭取美國朝野的道義支援。胡先生由上海赴美以前，先應台灣省府主席陳誠之邀，訪問台灣參觀旬日。而赴英不成的王世傑，則做了國民黨總裁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2月先到了台灣。王得悉陳誠邀胡適於3月間訪遊台灣後，便立分電邀約雷震和杭立武急到台灣，俾與胡適及已在台北之傅斯年，一起和陳誠共商他們在京滬會商議定之發動展開“自由中國”和“民主中國”的兩大運動，聯絡並號召所有信持民主自由理念的學術文教界知識分子，抗阻日益擴張的共產主義等大事，雷杭兩人立飛台北，與胡適等會商兩天後，又各匆返京滬。而胡先生於稍後返滬不久，便首途赴美。雷震、蔣經國和胡在滬住處之主人陳光甫等，都在碼頭送行。而中央銀行奉政府令支送胡適做赴美生活等費用之美金兩萬元，亦由其總裁俞鴻鈞親自交請雷震轉交給胡適。
不過，我對雷震這一談話不無疑義。因為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y和vol.lxxixno.9的time雜誌，都登有胡適退還政府給他六萬美金宣傳費的事；錢思亮告訴我他看到胡適寫給我的一封殘信，也否認此事，前後相較，我認為胡適收下此兩萬美金的事，是很可疑的。
至於蔣介石盼望胡適在美的活動，胡適辦得卻有困難。據蔣介石寫信前六天，5月22日，胡適寫給趙元任夫婦的信，說：“別後，我的心境很不好，沒有一件事值得報告你們！到washington去了兩次，都不曾住過一天半。許多同情於中國的朋友，如hornbeck、如bullitt、如prof.georgeh.keslee都覺得‘一籌莫展’！第二次去時，見著wedemeyer，他也是‘有心無力’。”可見連“魏將軍”也一樣幫不上蔣介石的忙——蔣介石把中國局麵搞得太臭太臭了，神仙也救不了他了。
據1952年12月7日胡適在北大同學會上演講回憶：“……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我感到抬不起頭、說不出話。我曾對家人說：‘不要以為胡適之在吃自己的飯。’我們家鄉有句俗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以我幾十年的經驗，我感到青山就是國家。國家倒黴的時候，等於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時候，就是吃自己的飯、說自己的話，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國外這幾年，正是國家倒黴的時候，我充滿了悲痛的心情，更體驗到青山真是我們的國家。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於許多老朋友的失敗心理，使我感到難於說話。所以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7月16日，我通知中國駐美大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接見任何政府或國會的領袖。因為大家成見太深，使我處處碰壁；也因為局勢太大，不是私人間的談話所能轉移的。在這個時候，隻有替國家保留一些尊嚴、替國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約會。就是自己作文章、說幾句話，也是人家請我作、請我說話，才作才說的。因此，三年以來，我隻是給國家留了一些體麵，其他毫無貢獻……（編者略）”由這一回憶中，足見蔣介石密件中對胡適的期盼，是落空了的。1990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