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在“清華大學”講了《清華生與死》，去年在淡水工商講了《淡水深與淺》，今年在師範大學講了《師大新與舊》。本來想去輔仁大學講《輔仁神與鬼》的，大概風聞我這惡客話沒好話，所以沒被邀請。但是，“交通大學”看中了我，要我去講，我決定講《交通快與慢》。這場演講，早在幾個月前，就由對方跟李敖出版社的小蘇約好了，小蘇通知我，我漫應之。
到了上個月，對方要我去講了，我卻意興闌珊了，小蘇沒法，乃又通電話又打電報又寫快信，表示歉意，告訴他們李敖先生不能來演講了。
12月4日晚上，出版社轉來一封快信，是交通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學術部長陳碧君寫給我的，信中說：“11月份您之未能蒞校演講，同學們均深表遺憾，一致要求再度邀約。……您的撥冗光臨，將令我們的活動更形生色。”我拿著信，深感自己不對，上次約得好好的，竟不去講，這次一定要補過。於是我親自掛電話到新竹。在電話中，陳碧君聲音輕微而平靜，她細膩地向我說明了演講活動的細節，真像一個學科學的。她的說明使我願意前往。她由我選時間，我選了12月21日。
陳碧君再來快信，對我表示感謝，並寄來我要的校方資料，“如有不詳盡處，我們可以再補寄進一步的資料”。並告訴我：“12月21日（四）下午約四點半，本校同學吳彰明會至您處接您至交大。”後來又打電話到出版社，改為四點，以便可以有較多的時間請我吃飯，並參觀校園。我對這位小朋友辦事的周到、細心，有了很好的印象。
我厭倦繁華世界，我的凱迪拉克轎車早就賣掉了，我很少出門，出門大多健步。為了去新竹，我和上次去清華演講一樣，還是請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送我，李敖出版社的呂佳真一起去。本以為交大同學吳先生一到，就出發。但是當天下午四點到我家，坐在客廳中沙發上的，卻不隻是吳先生，還有一位許先生，另有一位小女生，就是陳碧君自己。
我的習慣是，凡是我同意來到我家的人，我都不再拒人於千裏之外，反倒友善地帶他參觀我的三窟之一——我那六十二坪的工作間。三位小朋友看到的，大概是中國人藏書藏資料的冠軍之家，自然免不了好奇與驚異。我們小聊了幾句。陳碧君短發、清純而秀麗，她戴著淺框眼鏡，鏡片上的深度不及她在知識上的深度。念的是電子物理學係三年級，那是博學的我，卻一點也不懂的學係，女孩子能念物理，已是異數，何況物理頭上又帶電子的呢？
從書架上，我取下我印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給她看，我說：“汪精衛的太太也叫陳璧君，不過璧字和你不一樣。”不料她卻說：“我的名字，原來也是那個璧字。”她的話，使我感到她對跟她同名的前輩女士並不陌生。我猜想：這一由“璧”轉“碧”的過程，也許是一種有意的回避。
我把“陳璧君”放回書架上，陳碧君站在我的背後，我覺得我正夾在兩代的陳璧君裏，我的時間感、我的曆史感、我的現代感、我的“水平思考”……一時都雲集在我的思緒裏。兩百年前一個退出情場的單身漢愛德華·吉本（edwardgibbon），在羅馬做蕪城之吊，在一片死寂之中，他走入教堂，發現他背後的鍾擺，是靜止中的唯一動態，那動態帶來了古今時間的連鎖，也帶來了生命。深刻的對比，使他發憤寫下一代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對第一流的曆史家來說，那種深刻的對比是多麽重要，沒有那種強烈的感覺，曆史將沒有生命，而過去隻是枯骨。
沒有人知道我在兩代陳璧君之間，正雲遊回來，包括我背後的陳碧君自己。我們一起下了樓，分坐兩車，前往新竹。在車裏聊了許多天。細雨中到達交大，夜幕已垂。小朋友們擺了一桌酒席招待我。陳碧君發現我不喝非自然的果汁，特地陪我去找白開水。她待人細心親切。唯一的小女生，被許多小男生包圍著，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畫麵。如果我晚生三十多年，置身交大，我想我也會追求她，並且把小男生們一個個撂倒。
演講前，在細雨和夜幕中，她陪我走在校園的路上，對我說：“李先生，這條路有一樣特色，就是它是循環的。你走下去，會又走回原點。”我回答她：“這樣也好，你永遠循環，永遠不會迷路。”
演講的情況還不錯，為了答複問題，兩個小時外，又延長了二十五分鍾，前後都由陳碧君主持。在演講中，我帶聽眾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但我始終在兩個世界。陳碧君坐在左邊第一排，我幾次稱她作“陳部長”。她的笑容是優雅的，我想，《愛麗絲漫遊仙境記》（aliceinwondend）中那隻貓如果看到，一定剽竊她的笑容。
回到台北，已近子夜時分，我站在書架旁，又回到了原始的“陳璧君”。那位陳璧君生在一百年前，死在1959年，她死後十年，這位陳碧君才出生，她們兩位除了同名、除了同鄉、除了同是優異的女性，蕭條異代，其實無一相同。但在我的思緒裏，卻從下午四點以後，一直把她們聯想在一起。在書房裏、在汽車裏、在餐廳裏、在貴賓室裏、在演講時的思緒起伏裏，這種聯想，都間歇未斷。把她們聯想在一起，比擬或屬不倫，陳璧君已作古，陳碧君卻在世；陳璧君平平，陳碧君卻可愛；陳璧君死於憂患，陳碧君卻生於安樂……她們乍看起來，沒有相同的基點，但在曆史家、思想家的透視裏，在蒼茫之間、在生死線外，基點卻是一個。陳璧君是中華民國的建國者之一，在波譎雲詭的變化中，中華民國對她有了奇特的對待，把她關進牢裏。……（編者略）終以七十之年，老死獄中。那一代的革命先行者，為了理想，她之死靡它、甘心殉道；而新一代的陳碧君，她卻把青春朝向著新的理想。前後的理想，容有不同，但在兩代交織之間，她們的優異與執著，又豈不是一種冥冥中的重疊？陳碧君早生百年，也許正是革命先行者；陳璧君遲生百年，也許正是交大學生。這種重疊，恰像那西方名著《她》（she）中的千年女王，一旦法術失靈，她本人由紅顏到白發，即在指顧之間。這種玄黃乍變，又豈淺人所能覺察？
如今，書架裏的陳璧君，百年孤寂，身陷黑曆史中，塵封於過去；而校園裏的陳碧君，青春鮮活，身穿白夾克，在胸前紅底藍字的牛津（oxford）圖案中，開展她的未來。
既傷逝者，行念人也。我慶幸曆史不再循環，那令人痛苦的循環啊，使人迷路。1989年12月29日
到了上個月，對方要我去講了，我卻意興闌珊了，小蘇沒法，乃又通電話又打電報又寫快信，表示歉意，告訴他們李敖先生不能來演講了。
12月4日晚上，出版社轉來一封快信，是交通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學術部長陳碧君寫給我的，信中說：“11月份您之未能蒞校演講，同學們均深表遺憾，一致要求再度邀約。……您的撥冗光臨，將令我們的活動更形生色。”我拿著信，深感自己不對，上次約得好好的，竟不去講，這次一定要補過。於是我親自掛電話到新竹。在電話中，陳碧君聲音輕微而平靜，她細膩地向我說明了演講活動的細節，真像一個學科學的。她的說明使我願意前往。她由我選時間，我選了12月21日。
陳碧君再來快信，對我表示感謝，並寄來我要的校方資料，“如有不詳盡處，我們可以再補寄進一步的資料”。並告訴我：“12月21日（四）下午約四點半，本校同學吳彰明會至您處接您至交大。”後來又打電話到出版社，改為四點，以便可以有較多的時間請我吃飯，並參觀校園。我對這位小朋友辦事的周到、細心，有了很好的印象。
我厭倦繁華世界，我的凱迪拉克轎車早就賣掉了，我很少出門，出門大多健步。為了去新竹，我和上次去清華演講一樣，還是請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送我，李敖出版社的呂佳真一起去。本以為交大同學吳先生一到，就出發。但是當天下午四點到我家，坐在客廳中沙發上的，卻不隻是吳先生，還有一位許先生，另有一位小女生，就是陳碧君自己。
我的習慣是，凡是我同意來到我家的人，我都不再拒人於千裏之外，反倒友善地帶他參觀我的三窟之一——我那六十二坪的工作間。三位小朋友看到的，大概是中國人藏書藏資料的冠軍之家，自然免不了好奇與驚異。我們小聊了幾句。陳碧君短發、清純而秀麗，她戴著淺框眼鏡，鏡片上的深度不及她在知識上的深度。念的是電子物理學係三年級，那是博學的我，卻一點也不懂的學係，女孩子能念物理，已是異數，何況物理頭上又帶電子的呢？
從書架上，我取下我印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給她看，我說：“汪精衛的太太也叫陳璧君，不過璧字和你不一樣。”不料她卻說：“我的名字，原來也是那個璧字。”她的話，使我感到她對跟她同名的前輩女士並不陌生。我猜想：這一由“璧”轉“碧”的過程，也許是一種有意的回避。
我把“陳璧君”放回書架上，陳碧君站在我的背後，我覺得我正夾在兩代的陳璧君裏，我的時間感、我的曆史感、我的現代感、我的“水平思考”……一時都雲集在我的思緒裏。兩百年前一個退出情場的單身漢愛德華·吉本（edwardgibbon），在羅馬做蕪城之吊，在一片死寂之中，他走入教堂，發現他背後的鍾擺，是靜止中的唯一動態，那動態帶來了古今時間的連鎖，也帶來了生命。深刻的對比，使他發憤寫下一代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對第一流的曆史家來說，那種深刻的對比是多麽重要，沒有那種強烈的感覺，曆史將沒有生命，而過去隻是枯骨。
沒有人知道我在兩代陳璧君之間，正雲遊回來，包括我背後的陳碧君自己。我們一起下了樓，分坐兩車，前往新竹。在車裏聊了許多天。細雨中到達交大，夜幕已垂。小朋友們擺了一桌酒席招待我。陳碧君發現我不喝非自然的果汁，特地陪我去找白開水。她待人細心親切。唯一的小女生，被許多小男生包圍著，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畫麵。如果我晚生三十多年，置身交大，我想我也會追求她，並且把小男生們一個個撂倒。
演講前，在細雨和夜幕中，她陪我走在校園的路上，對我說：“李先生，這條路有一樣特色，就是它是循環的。你走下去，會又走回原點。”我回答她：“這樣也好，你永遠循環，永遠不會迷路。”
演講的情況還不錯，為了答複問題，兩個小時外，又延長了二十五分鍾，前後都由陳碧君主持。在演講中，我帶聽眾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但我始終在兩個世界。陳碧君坐在左邊第一排，我幾次稱她作“陳部長”。她的笑容是優雅的，我想，《愛麗絲漫遊仙境記》（aliceinwondend）中那隻貓如果看到，一定剽竊她的笑容。
回到台北，已近子夜時分，我站在書架旁，又回到了原始的“陳璧君”。那位陳璧君生在一百年前，死在1959年，她死後十年，這位陳碧君才出生，她們兩位除了同名、除了同鄉、除了同是優異的女性，蕭條異代，其實無一相同。但在我的思緒裏，卻從下午四點以後，一直把她們聯想在一起。在書房裏、在汽車裏、在餐廳裏、在貴賓室裏、在演講時的思緒起伏裏，這種聯想，都間歇未斷。把她們聯想在一起，比擬或屬不倫，陳璧君已作古，陳碧君卻在世；陳璧君平平，陳碧君卻可愛；陳璧君死於憂患，陳碧君卻生於安樂……她們乍看起來，沒有相同的基點，但在曆史家、思想家的透視裏，在蒼茫之間、在生死線外，基點卻是一個。陳璧君是中華民國的建國者之一，在波譎雲詭的變化中，中華民國對她有了奇特的對待，把她關進牢裏。……（編者略）終以七十之年，老死獄中。那一代的革命先行者，為了理想，她之死靡它、甘心殉道；而新一代的陳碧君，她卻把青春朝向著新的理想。前後的理想，容有不同，但在兩代交織之間，她們的優異與執著，又豈不是一種冥冥中的重疊？陳碧君早生百年，也許正是革命先行者；陳璧君遲生百年，也許正是交大學生。這種重疊，恰像那西方名著《她》（she）中的千年女王，一旦法術失靈，她本人由紅顏到白發，即在指顧之間。這種玄黃乍變，又豈淺人所能覺察？
如今，書架裏的陳璧君，百年孤寂，身陷黑曆史中，塵封於過去；而校園裏的陳碧君，青春鮮活，身穿白夾克，在胸前紅底藍字的牛津（oxford）圖案中，開展她的未來。
既傷逝者，行念人也。我慶幸曆史不再循環，那令人痛苦的循環啊，使人迷路。1989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