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international，簡稱ai）成立三十周年了。
為這個組織播種的人，是英國的彼得·班納森（peterbenenson）。彼得·班納森是一位人權律師、猶太裔的天主教徒，素有“夢想家”和“聖人”之稱。1961年，他目睹一群葡萄牙學生歌頌自由被捕，判七年徒刑，他深受感動，這一次他不再沉默，興起呼籲全世界都來關切政治犯的念頭，如同當年美國釋放黑奴、蘇俄釋放農奴的運動一樣。於是，他跟好友馬丁·恩納爾斯（martinennals）、艾瑞克·貝克（ericbaker）發起“1961年大赦請求”運動，目的在為良心犯（prisonersofconscience）尋求公平審判、尋求庇護權、尋求就業機會（政治難民），並借國際輿論促進發表的自由。他們的提議，很快得到律師、記者、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響應，透過深具影響力的自由派報紙《觀察家》的宣傳，並於倫敦成立特赦小組，每組認領（adopt）三名良心犯（這是從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得到靈感，所以規定三人）。通常是共產國家、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各一名，他們照顧政治犯家屬、向拘禁犯人的政府寫抗議信、不斷寫信給囚犯，使犯人明了在遙遠的地方，有人關懷他的痛苦，直到幫助他獲得自由為止。這些救援行動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宗教、種族的界限，具有國際性。截至該年年底，比利時、希臘、澳大利亞、瑞典、挪威、瑞士、法國、西德、愛爾蘭、荷蘭、英國、美國紛紛以行動支持，並正式定名為“國際特赦組織”，成為永久性、全球性的人權機構。這機構在1977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它的被舉世肯定，可見一斑。
今年5月28日它成立三十周年，路透社報道說：這個世界最大的獨立人權組織，三十年來，始終不遺餘力地為“良心犯”的獲釋奔走，而且正默默地將觸角伸入更廣泛的地帶。
今年，ai終於在其多年來大力撻伐的蘇聯建立資訊中心，並首度獲準派遣一名觀察員進入朝鮮參加一項會議。
ai成立三十年來，一共調查了四萬兩千件良心犯案例。
ai目前在一百五十個國家擁有一百萬名義工。這群熱心維護人權的義工，不僅經常寫信給身陷黑牢的良心犯，為他們打氣，也不斷致函給各國政府，呼籲他們公正、快速地審理政治犯案件，並終止刑求、處決政治犯。
ai秘書長馬丁表示，三十周年紀念日的最大意義，即在於這一群挺身而出對抗不公義的平凡人的貢獻已獲得肯定。他說，ai援救良心犯的行動，端賴見義勇為的熱心人士偷偷將各國違反人權的資料送交ai。
1961年，英國律師彼得·班納森在倫敦《觀察家》報發表一篇題為《被遺忘的犯人》的文章，喚起了世人對那些因政治或宗教理念而下獄的人士的注意，也催生了以解救良心犯為宗旨的ai。
馬丁驕傲地說：“施暴者再也不能虐待良心犯，而自以為牢牆外的世人不會曉得他們的罪行。”至於ai近期內的工作目標，馬丁表示，他希望印度能讓該組織調查旁遮普省及克什米爾的人權情況……（編者略）
路透社這一報道，引起我一點回憶。在我第一次政治犯坐牢前，先被國民黨情治人員“跟監”十四個月。在被“跟監”的日子裏，馬丁到了台灣。魏胖（魏廷朝）、老謝（謝聰敏）到我家，約我一起去看馬丁。我說我李敖架子很大，對洋鬼子尤其大，馬丁如果真來幫助我們，就請他到我家來看我吧，我不會去看他的。聽了我的話，魏胖、老謝都認為有理，就轉告馬丁。馬丁倒有服善之勇，他同意到我家來，登門拜訪，“行客拜坐客”。於是，就約定一天晚上來。當時我雖處境自顧不暇，卻很想托馬丁為在牢中的柏楊想點辦法，為了加深馬丁的印象，我請小情人小蕾給柏楊太太艾玫打公用電話（我家的怕竊聽），問她願不願意跟馬丁見見麵，電話中艾玫說她願意來，可是到時候，她爽約了。為什麽爽約，我至今還不清楚。雖然如此，但我們都知道艾玫在柏楊被捕後，幫了柏楊極多的忙，隻是柏楊忘恩負義了。
馬丁到台灣，國民黨對他又恨又怕，於是派三個人跟蹤他。那時跟蹤我的是三個人，跟蹤魏胖、老謝的各兩個人。馬丁他們上樓後，大家自四樓窗前朝下望，隻見下麵各路跟蹤人馬大集合，有趣之至！我指給他們說：“你們看，我家對門變成警察局了！”大家俯視一笑，深感國民黨治安良好，真名不虛傳。
就在這次“行客拜坐客”裏，我把一些被“跟監”的照片和孟絕子交給我的泰源監獄名單，交給了馬丁。我沒交代他怎麽處理，他也沒說怎麽處理。一切都好像心照不宣似的。後來名單登在海外的《台灣青年》上，不久我就被捕了。
我被捕後，罪狀甚多，其中之二，就是我幫助柏楊和泄露了泰源監獄名單——“國際特赦組織”沒幫成我，反倒害了我，在牢裏吃了更多的苦頭。
我出獄後，看到一張“國際特赦組織”的宣傳單，舉了世界上三個有名的良心犯，我在其中。1991年6月14日午後
為這個組織播種的人，是英國的彼得·班納森（peterbenenson）。彼得·班納森是一位人權律師、猶太裔的天主教徒，素有“夢想家”和“聖人”之稱。1961年，他目睹一群葡萄牙學生歌頌自由被捕，判七年徒刑，他深受感動，這一次他不再沉默，興起呼籲全世界都來關切政治犯的念頭，如同當年美國釋放黑奴、蘇俄釋放農奴的運動一樣。於是，他跟好友馬丁·恩納爾斯（martinennals）、艾瑞克·貝克（ericbaker）發起“1961年大赦請求”運動，目的在為良心犯（prisonersofconscience）尋求公平審判、尋求庇護權、尋求就業機會（政治難民），並借國際輿論促進發表的自由。他們的提議，很快得到律師、記者、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響應，透過深具影響力的自由派報紙《觀察家》的宣傳，並於倫敦成立特赦小組，每組認領（adopt）三名良心犯（這是從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得到靈感，所以規定三人）。通常是共產國家、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各一名，他們照顧政治犯家屬、向拘禁犯人的政府寫抗議信、不斷寫信給囚犯，使犯人明了在遙遠的地方，有人關懷他的痛苦，直到幫助他獲得自由為止。這些救援行動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宗教、種族的界限，具有國際性。截至該年年底，比利時、希臘、澳大利亞、瑞典、挪威、瑞士、法國、西德、愛爾蘭、荷蘭、英國、美國紛紛以行動支持，並正式定名為“國際特赦組織”，成為永久性、全球性的人權機構。這機構在1977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它的被舉世肯定，可見一斑。
今年5月28日它成立三十周年，路透社報道說：這個世界最大的獨立人權組織，三十年來，始終不遺餘力地為“良心犯”的獲釋奔走，而且正默默地將觸角伸入更廣泛的地帶。
今年，ai終於在其多年來大力撻伐的蘇聯建立資訊中心，並首度獲準派遣一名觀察員進入朝鮮參加一項會議。
ai成立三十年來，一共調查了四萬兩千件良心犯案例。
ai目前在一百五十個國家擁有一百萬名義工。這群熱心維護人權的義工，不僅經常寫信給身陷黑牢的良心犯，為他們打氣，也不斷致函給各國政府，呼籲他們公正、快速地審理政治犯案件，並終止刑求、處決政治犯。
ai秘書長馬丁表示，三十周年紀念日的最大意義，即在於這一群挺身而出對抗不公義的平凡人的貢獻已獲得肯定。他說，ai援救良心犯的行動，端賴見義勇為的熱心人士偷偷將各國違反人權的資料送交ai。
1961年，英國律師彼得·班納森在倫敦《觀察家》報發表一篇題為《被遺忘的犯人》的文章，喚起了世人對那些因政治或宗教理念而下獄的人士的注意，也催生了以解救良心犯為宗旨的ai。
馬丁驕傲地說：“施暴者再也不能虐待良心犯，而自以為牢牆外的世人不會曉得他們的罪行。”至於ai近期內的工作目標，馬丁表示，他希望印度能讓該組織調查旁遮普省及克什米爾的人權情況……（編者略）
路透社這一報道，引起我一點回憶。在我第一次政治犯坐牢前，先被國民黨情治人員“跟監”十四個月。在被“跟監”的日子裏，馬丁到了台灣。魏胖（魏廷朝）、老謝（謝聰敏）到我家，約我一起去看馬丁。我說我李敖架子很大，對洋鬼子尤其大，馬丁如果真來幫助我們，就請他到我家來看我吧，我不會去看他的。聽了我的話，魏胖、老謝都認為有理，就轉告馬丁。馬丁倒有服善之勇，他同意到我家來，登門拜訪，“行客拜坐客”。於是，就約定一天晚上來。當時我雖處境自顧不暇，卻很想托馬丁為在牢中的柏楊想點辦法，為了加深馬丁的印象，我請小情人小蕾給柏楊太太艾玫打公用電話（我家的怕竊聽），問她願不願意跟馬丁見見麵，電話中艾玫說她願意來，可是到時候，她爽約了。為什麽爽約，我至今還不清楚。雖然如此，但我們都知道艾玫在柏楊被捕後，幫了柏楊極多的忙，隻是柏楊忘恩負義了。
馬丁到台灣，國民黨對他又恨又怕，於是派三個人跟蹤他。那時跟蹤我的是三個人，跟蹤魏胖、老謝的各兩個人。馬丁他們上樓後，大家自四樓窗前朝下望，隻見下麵各路跟蹤人馬大集合，有趣之至！我指給他們說：“你們看，我家對門變成警察局了！”大家俯視一笑，深感國民黨治安良好，真名不虛傳。
就在這次“行客拜坐客”裏，我把一些被“跟監”的照片和孟絕子交給我的泰源監獄名單，交給了馬丁。我沒交代他怎麽處理，他也沒說怎麽處理。一切都好像心照不宣似的。後來名單登在海外的《台灣青年》上，不久我就被捕了。
我被捕後，罪狀甚多，其中之二，就是我幫助柏楊和泄露了泰源監獄名單——“國際特赦組織”沒幫成我，反倒害了我，在牢裏吃了更多的苦頭。
我出獄後，看到一張“國際特赦組織”的宣傳單，舉了世界上三個有名的良心犯，我在其中。1991年6月14日午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