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喜歡打抱不平。不但為朋友打，也為敵人打；不但為認識的人打，也為陌生的人打；不但為近在眼前的人打，也為遠在天邊的人打。隻要真理所在、真相所在、人道有關、公道有關，我都不論親疏、不分彼此，一概奮筆寫文，要打個痛快。自1949年起，我困處台灣小島，被國民政權作弄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三四十年，膚嚐身受於國民黨政權者更酷更多，所以在感情上，尤為激越。這一激越，更使我要把人間不平之事，廣為搜求，以個案詳追，留為證詞，述往昭來，且為亂臣賊子懼。在這種又感情又理性的態度下，每逢有代表性或特殊性的案件出現，我便特別注意，收為資料，寫成文章。
五年前，1984年4月4日的國民黨第一黨報《中央日報》上，登出一則消息，標題說：“宋希濂等甘為中共鷹犬?香港僑團聯合聲討?呼籲僑胞團結自強”，我看了大感不平。兩個月後，6月7日清早，我花了兩個小時，寫成《鷹犬將軍》一文。其中指出：“乍看起來，這一消息，隻不過是大時代中的一個小故事，但在小故事背後，卻有著不少的來龍去脈，很足以觀察國民黨封疆大吏們的心路曆程。”我又指出：“國民黨《中央日報》罵宋希濂‘黃埔敗類’‘甘為中共鷹犬’，但我們遍查宋希濂的記錄，卻滿篇都是‘黃埔之光’‘甘為中國（國民黨）鷹犬’，他在四十三歲以前的青春，都在為國民黨做鷹做犬、做忠鷹忠犬，出生入死、肝腦塗地；他五十三歲以前的生命，又在為曾做鷹犬而付代價，陷身大獄、勞改終年。為什麽他在五十三歲出獄後開始轉向？開始‘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為什麽？宋希濂到了美國，已不在大陸，不在中共的控製之下，他為什麽不‘投奔自由’？為什麽不頤養天年，少說幾句？為什麽要甘為鷹犬成性，一而已矣，繼之以再？甘為老k鷹犬之未足，又甘為中共鷹犬？這是為什麽？對這一為什麽，……（編者略）看來看去，隻有偉大的國民黨能夠提出真的答案了。可是國民黨隻有偉大，沒有答案，抹殺老鷹老犬，培養新鷹小犬，就是國民黨的答案；國民黨是絕不反省自己的，國民黨是永不認錯的，把一切過失都怪到人家頭上，就是國民黨的答案。”
這篇《鷹犬將軍》，發表在1984年6月15日出版的“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三十三期上，那時我的書幾乎期期查禁，不能合法出口。有有心人把它偷運到美國，在9月3日、5日的《北美日報》上，加以轉載，宋希濂將軍看到了。1986年1月，他在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印行的自傳中，就以《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為書名。
宋希濂將軍在1985年6月寫的“前言”中，對這一書名，曾誌緣起。其中說：“我在長沙長郡中學讀書時期，各個帝國主義對我國侵略有增無已，甚至大唱瓜分中國的論調；國內軍閥連年內戰，民不聊生，基於愛國熱情，覺得青年非奮起救亡圖存不可。那時根本不知道什麽叫共產主義，更不知有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是朦朦朧朧，隻知道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人物。在十六七歲時，我成為愛國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其後間道赴粵，投考黃埔軍校，也就是為了這個目的。畢業後於役軍中，參加統一廣東的戰鬥，隨後又參加了北伐戰爭、八年抗日戰爭，受過幾次傷，在日本留學時坐過牢，都是基於愛國主義而奮不顧身的。當然，我也走過一些彎路，犯過嚴重錯誤。新中國成立三十多年來，進行了抗美援朝，抵製了俄國人企圖控製我國的巨大壓力，反擊了印度、越南的侵略，任何外國人在我國犯了罪，都要受到我國法律的製裁，大大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增長了中國人民的誌氣，這使我感到由衷的高興。但是祖國尚未完全統一，國家仍然相當貧窮落後，1980年我到了美國，會見了不少老朋友，結識了許多新朋友，雖已是垂暮之年，總樂意和大家談論祖國的統一和加速祖國四個現代化。當過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曾說過：‘中國將是21世紀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籍華裔學者現任舊金山大學校長吳家瑋先生根據這句話加以引申說，這應該是香港、台灣與大陸統一後的中國。他希望旅美華人應該群策群力，促進祖國的統一和現代化。我十分讚賞和同意這種意見。我認為凡屬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為這個偉大目標而努力！但也有已經完全喪失了國家民族意識的極少數民族敗類，指責我是充當中共的鷹犬，台灣一位著名的政論家李敖先生為此寫了一篇《鷹犬將軍》（見附錄），紐約的《北美日報》轉載此文時加了編者按語，其中說：‘宋希濂將軍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國，遠離國共兩黨，但因屢屢出麵呼籲祖國統一大業而為人爭議。這裏被爭議的焦點是宋將軍應該效忠於自己的國家民族，還是應該效忠於政黨，甚至效忠於領袖個人？顯然宋將軍選擇的是前者。這對仍然受著幾千年封建意識影響的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我的思想和少年時代一樣，那時是救亡圖存，現在是祖國的統一和祖國的富強。《北美日報》編者的這幾句按語，可說是我這位行將八十高齡的人一生的總結。我十分感謝這位素無一麵之緣的李敖先生為我所寫的《鷹犬將軍》，並決定用這篇大作作為本書的書名。”
《鷹犬將軍》在大陸出版後，1987年10月，宋希濂將軍簽題“李敖先生指正”一冊，由傅朝樞先生親去他家，取來送我。1988年7月28日，我在溪頭旅館裏，感於他的好意，寫下這樣一封信：“希濂先生：承贈大作《鷹犬將軍》，早由傅朝樞先生轉到，極為感謝。大作定名，且以我的那篇文字遙應，益感先生盛德。隔海隔世，卻能結書緣如此，想來令人欣慶。”“年來成立出版社，刊‘真相叢書’，已出《蔣介石研究》等十餘種，雖為官方黨方忌恨，然九死無悔，發願要揭發真相，不容彼輩欺蒼生而誤後世。《鷹犬將軍》在海外風行，憾未能在台灣出版（台灣有一盜印本，排成雜誌尺寸，且多刪節），我打算不計困難與折損（官方黨方搗亂，困難與折損不可勝計，我的著作，被禁已達百冊之多），出一台灣版，專此征求先生的同意。因此書在市場銷售上必遭困擾，無利可圖，先生與我，也均不誌在為利，故擬采贈作者書三百本方式，折抵稿酬，聊表敬意。如荷先生俞允，希望先生：一、能為台灣版寫一新序。二、能有增訂之文，盼能一並刊入。三、惠借照片，俾便製版。台灣版擬用銅版紙製作封麵及圖片，品質當遠勝大陸版，非敢以驕大陸版也，求小異以成大同，複結書緣於兩岸耳！”“如蒙惠示，請寄舍下——‘台北市敦化南路496號金蘭大廈12樓’，務必寄掛號，以防意外。”“台灣地小人狹，殊少河山之趣，亦乏遊興。昨天因控台中市政府之便（台中市政府配合警總非法在家母住所抄家扣書），轉道來南投縣溪頭森林一遊。半夜在國民旅舍774室讀書寫作，特奉書先生。此時萬籟俱寂，靜中密籌‘通書’之策於三通之外，快何如之！順請大安。李敖。1988年7月28日。”
9月13日，我收到宋希濂將軍回信如下：“李敖先生：奉誦惠書，深感欣幸！仆來美九年，常向友人道及閣下才華過人，文采風流，尤以風骨傲然，雖以文字罪係獄數次，仍然不為利誘、不為勢屈，良可敬佩。數年來得讀大作多篇，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擊節賞歎，驚為曠世奇才。我曾和江南、大風等談及足下作品之可貴，在於有根有據、邏輯性強、無懈可擊。仆雖不學，但對是非曲直，尚能略斷一二，足下尚在壯年，幸願好自為之，天下有道，必將脫穎而出；天下無道，亦必流芳百世。”“大劄發自7月27日，奉到時為8月23日，我與香港通信一般為三四天，北京五天左右，大陸其他各地最多七八天而已。年來台灣當局大吹民主、解禁、工作效率高……而事實總是給自己打耳光。”“六七年前，在大陸任何企業都是國有化，印發《鷹犬將軍》一書的文史出版社亦不例外，發行時負責人對我說版權各一半，我將大函和大風研究過，以征求他們同意為妥。已於數日前發出，估計無問題，因印發台灣版隻是為了擴大影響，非為圖利，但恐獲複尚需時日耳！”“聽說足下出生於東北，現在台灣是否也如張少帥一樣，隻有島內的自由沒有島外的自由（也有人說張先生在島內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來信謂台灣地小人狹，殊少河山之趣，如自由不受限製，何不效法蘇子觀泰山之大且高、觀黃河之水且深乎！祖國大地可供遊興之地實在是太多了！我年八十二，今年5月尚去雲南旅遊半個多月，東至石林，西至蒼山洱海以及滇緬邊境，還有遊興未盡之感，嗣又去成都盤桓了幾天。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夔門天下險、劍閣天下雄，想足下早聞之矣！台灣鬥室耳，坐井何以觀天？書不盡意，先此布複。順祝日安。宋希濂。1988年9月5日於紐約。”
10月27日，美中民藝學會的李藍女士自美國來，帶來10月7日宋希濂將軍再給我的信，說：“李敖先生：7月27日惠書和附件，8月23日才奉到，由於《鷹犬將軍》一書係文史出版社印發，這個出版社屬公有製，在發行時負責人對我說，版權各占一半，因此我必須征求他們的意見，昨得複信同意由足下出台灣版。我於9月5日曾複一信，未知達覽否？”“李藍女士原在此間的《北美日報》任編輯，轉載足下之《鷹犬將軍》一文和《編者按語》，均是她處理的。現李藍回台之便，特托她和您晤談，出這本書，‘旨在擴大影響，非為圖利’，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見，我絕不計較利益，最重要的是可以刪節而不要修改，希望您能寫入合同內。一切由李藍女士麵談商定。敬祝撰安。宋希濂手啟。1988年10月7日，於紐約。”
李藍是聰明明達的女士，住外國久了，權利觀念和出版印象是很西方的。我向她表示，她可能不太了解在國民黨幾十年高壓下出版這種“反動書刊”所遭的困難、損失和代價，以外國出版的常情與規矩，想在台灣出這種書，是不可能的。我很欣賞她那種極力保護宋將軍權益的好意，但是，她也應該設想設想在台灣的高壓下和銷路不會超過兩千本的評估下，出版這種書的艱苦。無利可圖是必然的，但求少賠就不錯了。對宋將軍而言，台灣版隻是擴大影響；對台灣的出版者而言，卻是擴大影響以外，還得付出危險（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的代價。正因為有這種畸形的狀況，所以，我們無法以西方的權利觀念和出版方式對待作者，沒有人不想保護作者，但是誰來保護出版者，也該想一想。
我又告訴李藍說：“在外國、在日本、在大陸，一本像這樣的書可賣幾萬本，因此你可能難以相信在台灣竟賣不過兩千本。但是，台灣在國民黨的多年教化下，就是一個‘不悅學’、不流行讀憂患之書的怪地方，並且宋將軍的豐功偉業、苦心焦思，在台灣被封鎖得一幹二淨，宋希濂三個字，在台灣全是陌生人，書又不能登廣告，怎麽賣？這一陣子遠流出版社印行胡適的書，銷路不好，原因之一是，年輕人到了書店，拿起書，竟問：‘胡適是誰？’何況宋將軍的知名度，在台灣不及胡適；李敖印的書，大多書店不敢賣，這一情況，也盼你多想想。我並不希望你把我這些話，全部轉告宋將軍，免得他有精神負擔，認為印這書給我帶來太多麻煩。因為一切麻煩都是我心甘情願的。我隻是希望你們在外國的人士，能夠真的體諒到台灣的出版者無利可圖，就好了。至於原書‘可以刪節而不要修改’一節，我很感謝宋將軍主動替我的處境設想。但我既然印書，就一切都不怕，我從沒有刪節或修改的念頭與事實，對海外、大陸的作者都是如此，宋將軍的大作自不例外。我敢印，對內容的‘反動詞句’我就全部敢負責，我不怕國民黨找我麻煩。去法院嗎？我去過兩百多次了；坐牢嗎？我可坐多了。”
李藍離台後不久，大風有次從紐約來電話，談起了他跟宋希濂將軍很熟，我順便表示，如大陸方麵，格於公營和錯覺，在授權上使宋將軍為難，我並不堅持一定由他授權，不授權也可以出，隻是希望由他多提供一些新資料，以便使新版本更有特色，就好了。1989年2月7日，宋希濂將軍來信如下：“李敖先生：祝您新春快樂！在新的一年裏，萬事勝意。李藍返紐約後詳述與你會談經過，深以為慰。正擬具體進行時，文史出版社突來信提出兩點：一、版權不能轉讓。二、出版後要送給他們三百本。我得信後深為憤怒和厭惡，故暫擱置。日前大風兄轉告尊意，深感足下雅量。我曾去信文史出版社痛斥他們的無理。如出版能實現，將來最多給他們三十本就行了。由於台灣統治集團中仍有一部分人對大陸敵對意識未減，故拙著稍遲出版，可能亦是一件好事。總之，我即照尊意搜集一些照片及幾年來發表過的一些議論，陸續掛號寄來。至於序言，李藍意最好就請大筆一揮，不超過一千字即可，未知能荷同意否？專此奉告。敬祝健康！宋希濂。2月7日（正月初二）。”
這封信後三個多星期，1989年3月3日，宋希濂將軍就寄來十五份資料。他附信說：“李敖先生：春節發來一信，想已達覽。茲由郵寄來資料十五份，可供參考，將來拙著付印時，哪些可以采用，取舍由您核定。照片正搜集中，不久當可寄來，專此敬頌春安。宋希濂。3月3日於紐約。”
3月30日，我複信如下：“希濂先生：去年9月5日信收到後，旋由李藍小姐攜10月7日信來，麵商出書諸事，想蒙轉達。後以彼方中變，我向大風先生提出變通辦法，先生亦覺可行，甚感先生與我皆能就大處著眼，成此佳話。今年2月7日先生惠書後，3月3日寄來各件均收到，一俟先生寄下照片等，即可發排，並悉遵尊意處理（中國文史出版社在照片處理上太模糊不清，無法翻製，故必另找原照及其他照片，以光新版也）。”“《鷹犬將軍》出台版後，如有可能，我想把汪東林的《宋希濂今昔錄》等亦予新版，該書前麵的照片原版，亦盼先生代為留意。”“前年俞濟時約我一談，我以不欲見人，故拒絕之。他所知內情獨多，以與蔣關係過深，故不肯透露。孫元良回憶錄在台出版，很多話不敢說，其人適如尊論。”“《鷹犬將軍》以外，先生平生其他零碎見聞，一定還有不少，極盼能以拾遺方式，一條條寫出。例如先生所知蔣的種種，當不止於尊著中所憶數點，如能以劄記體裁，隨意寫出，其珍貴有趣，自不待言也。”“海外及故國山水之勝，當遵先生之囑，有機會當往一遊。目前為大量工作所困，恐動彈不得。每想及先生以八十康強，尚遨遊於祖國山水之間，真令人歆羨也。即請大安。李敖。1989年3月30日。”
我的信寄出後，適接大風電話，知道宋希濂將軍已赴大陸，無法及時收到我這封信了。直到11月11日，我收到宋希濂將軍的回信，內容如下：“李敖先生：首先我對您致以深切的歉意。由於健康欠佳、心情不怡，7月初從大陸回紐約後，一直拖延了三個月才寫信給您。”“一、我在北京和文史出版社負責人幾次商討，最後才說服他們，不爭版權，隻要不修改原書的主要內容即可。他們提出不管你印多少冊，要送給他們三百本，我說估計最多印五千冊，要三百本是太多了，以不超過一百本和對方商談，最後他們同意了。”“二、我這本自傳於1986年冬開始發售，二萬五千冊到1987年就售完了，去年我到雲南、四川，今年到長沙，還有不少來紐約的故舊，向我索書，無以應命。所以然者，即中共在大陸取得統治後，（曾）對八年抗戰過分地渲染八路軍新四軍打遊擊的作用，而對國民黨軍隊浴血抗戰英勇犧牲的事跡，極少敘述，更多的史料、文藝作品等則是醜化。自鄧小平當權後，為了對台表示和解，提出了要實事求是地記述曆史，才稍有改進，拍攝了一部《血戰台兒莊》，也鼓勵參加過抗戰的人如實地寫述史料，並有選擇地在刊物上發表了一些。我的自傳發售得這樣快，主要是除親朋故舊外，有不少做史料工作者和喜愛研究曆史的青年，都希望了解一些實際情況。所以，如果文史出版社再印兩萬冊在大陸發行也會有銷路……（編者略）尊處如印五千冊，估計在台售出三千冊，在香港可售一千冊，在美加等地可售一千冊。請您審勢決定。”“三、有幾位好友對我說：書名題為《鷹犬將軍》，未免太自貶了，不如自傳為好。這當然是好意……（編者略）”“四、寄來照片十八張，有十一張是我在抗戰期間（包括一·二八淞滬抗戰）獲得的，還有一些獎章和紀念章就從略。另有青天白日最高勳章在1949年戰場中遺失了。附來的是從張達鈞《四十年動亂新疆》一書中剪下來的，我希望印在第一張之後，其餘的由您安排。”“您上次來信囑我就過去和蔣介石見麵多次，談話內容回憶記述，我在當團長以前，見蔣次數不多，三言兩語就完了。我之所以被蔣‘器重’，是在一·二八淞滬抗戰強渡蘊藻浜擊敵側背、解廟行之危的那一戰役。以後見麵有些關鍵性的談話，在書中基本上寫了。俟回憶另有所得時再告。敬祝撰安。宋希濂敬啟。”
我在上麵發表宋希濂將軍和我之間的全部通信，不加剪裁，目的就在完整地保存有關出版《鷹犬將軍》的每一細節，由細節中的各種角度，來窺見成書不易、來理解經營之難。更重要的是，我想要人知道宋希濂將軍愛國情殷的吉光片羽、一生懷抱的幾許原貌。宋希濂將軍要我“再版序言”，我不敢當。庾信《哀江南賦序》說：“昔桓君山之誌事、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鹹能自序。”宋希濂將軍“平生”部分，原書俱在，已存信史；“誌事”部分，以他的謙和衝淡，有待發明，我願在報告出書經過之後，試為申義。
宋希濂將軍縱橫乎疆場之上，他在抗日方麵的功勳之烈、誌事之苦，本來已是一個完美的、不朽的句點。但是中國之命運，正《莊子》所謂“有數存焉於其間”，宋希濂將軍在家破人亡、備遭大難之後，卻又否極泰來、別開新章。他的人生，在句點之後，又轉入驚歎號。他以一介“戰犯”，觀禮於天安門，目睹祖國的興盛；複以劫後餘生，存活於北京城，身曆覆巢的重建；又以垂老之年，雲遊於美利堅，樂敘天倫的難逢。更可貴的是，他不以親人團聚為已足、不以延年益壽為已足、不以做自了漢為已足，反倒推己及人，為海峽兩岸的生離死別為憂，呼籲親人互相探訪、中國和平統一。在他寄給我的文件中，我最為他七十八歲和八十二歲的兩段文字動容。他寫道：“我今年七十八歲了。自1924年黃埔軍校畢業後即服役軍中，一直到1949年底止，在這二十六年中，沒有一年不打仗；我也幾乎是無役不從，曾受傷過三次。我這一生，確曾身經百戰。我對於中華民族這一百多年來所遭受的無比苦難和產生的巨大變化，是親身經曆和耳聞目睹的，是這個時代的曆史見證人。我深深地理解到戰爭帶給人民的悲慘苦痛。因此，我對於大陸和台灣之間的爭端，一直主張和平統一。我堅決反對祖國的分裂，也堅決反對內戰。來美四年，在子女們的關懷下，享天倫之樂以終餘年，無心過問國事。但由於我是一個國民黨的老兵，常常有人來問我的意見或者邀我參加某些座談會，我總是以反對分裂、反對內戰、希望和平統一、希望國家建設得日益強大，作為發言重點，完全是出於一片愛國熱忱。但有些人聽不進去，誣蔑我是在為中共搞統戰。”“幾年來台灣統治集團堅拒和談，並高唱‘反攻複國’‘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高調，但自己並沒有實力進行反攻，妄想大陸人民起來推翻中共的統治也隻是一種幻夢。長此拖延下去，最後勢必導致戰爭，這是人們的常識，也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如果局勢發展到要打仗，不論雙方勝負如何，可以斷言，犧牲最多的必然是台灣同胞，損失最大的必然是台灣這塊地方。”“我已經八十二歲了。……我認為，四十年的分裂局麵是人為的，人為的東西都是可以改變的。分裂的原因我們先不要去管，應該著手的是努力結束分裂的局麵。鄧公小平提出了‘一國兩製’，做出了大設計；經國先生生前開放了去台同胞回大陸探親，為兩岸人民做了好事；登輝先生繼任，聲明繼續開放政策不變，受到了廣泛好評。如果不隻開放探親，而且也可以開放通商，來往的人多了，經濟互惠了，這統一便完成了一半，然後在‘一國兩製’的前提下進行和平競賽，振興民族，造福同胞。凡是為了這個目標做出貢獻的人，定將在中國曆史上留下大書特書的一頁。”“我垂垂老矣，隻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祖國的和平統一和繁榮昌盛。”
這是一位半生戎馬、半生憂患愛國者的最後高呼。他以大好青春為祖國效命、以出生入死為祖國獻身、以垂老叮嚀為祖國招手。牧野鷹揚於上、雞鳴犬吠於下，他以一生的辛勤血淚，在在向我們呈現他在為國家民族做了鷹犬。做鷹做犬也有不同的境界，他為自己和我們，提升了這一境界。我們懷念宋希濂、懷念宋希濂、懷念這位令人敬重的“鷹犬將軍”！1989年11月25—30日
五年前，1984年4月4日的國民黨第一黨報《中央日報》上，登出一則消息，標題說：“宋希濂等甘為中共鷹犬?香港僑團聯合聲討?呼籲僑胞團結自強”，我看了大感不平。兩個月後，6月7日清早，我花了兩個小時，寫成《鷹犬將軍》一文。其中指出：“乍看起來，這一消息，隻不過是大時代中的一個小故事，但在小故事背後，卻有著不少的來龍去脈，很足以觀察國民黨封疆大吏們的心路曆程。”我又指出：“國民黨《中央日報》罵宋希濂‘黃埔敗類’‘甘為中共鷹犬’，但我們遍查宋希濂的記錄，卻滿篇都是‘黃埔之光’‘甘為中國（國民黨）鷹犬’，他在四十三歲以前的青春，都在為國民黨做鷹做犬、做忠鷹忠犬，出生入死、肝腦塗地；他五十三歲以前的生命，又在為曾做鷹犬而付代價，陷身大獄、勞改終年。為什麽他在五十三歲出獄後開始轉向？開始‘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為什麽？宋希濂到了美國，已不在大陸，不在中共的控製之下，他為什麽不‘投奔自由’？為什麽不頤養天年，少說幾句？為什麽要甘為鷹犬成性，一而已矣，繼之以再？甘為老k鷹犬之未足，又甘為中共鷹犬？這是為什麽？對這一為什麽，……（編者略）看來看去，隻有偉大的國民黨能夠提出真的答案了。可是國民黨隻有偉大，沒有答案，抹殺老鷹老犬，培養新鷹小犬，就是國民黨的答案；國民黨是絕不反省自己的，國民黨是永不認錯的，把一切過失都怪到人家頭上，就是國民黨的答案。”
這篇《鷹犬將軍》，發表在1984年6月15日出版的“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三十三期上，那時我的書幾乎期期查禁，不能合法出口。有有心人把它偷運到美國，在9月3日、5日的《北美日報》上，加以轉載，宋希濂將軍看到了。1986年1月，他在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印行的自傳中，就以《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為書名。
宋希濂將軍在1985年6月寫的“前言”中，對這一書名，曾誌緣起。其中說：“我在長沙長郡中學讀書時期，各個帝國主義對我國侵略有增無已，甚至大唱瓜分中國的論調；國內軍閥連年內戰，民不聊生，基於愛國熱情，覺得青年非奮起救亡圖存不可。那時根本不知道什麽叫共產主義，更不知有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是朦朦朧朧，隻知道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人物。在十六七歲時，我成為愛國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其後間道赴粵，投考黃埔軍校，也就是為了這個目的。畢業後於役軍中，參加統一廣東的戰鬥，隨後又參加了北伐戰爭、八年抗日戰爭，受過幾次傷，在日本留學時坐過牢，都是基於愛國主義而奮不顧身的。當然，我也走過一些彎路，犯過嚴重錯誤。新中國成立三十多年來，進行了抗美援朝，抵製了俄國人企圖控製我國的巨大壓力，反擊了印度、越南的侵略，任何外國人在我國犯了罪，都要受到我國法律的製裁，大大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增長了中國人民的誌氣，這使我感到由衷的高興。但是祖國尚未完全統一，國家仍然相當貧窮落後，1980年我到了美國，會見了不少老朋友，結識了許多新朋友，雖已是垂暮之年，總樂意和大家談論祖國的統一和加速祖國四個現代化。當過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曾說過：‘中國將是21世紀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籍華裔學者現任舊金山大學校長吳家瑋先生根據這句話加以引申說，這應該是香港、台灣與大陸統一後的中國。他希望旅美華人應該群策群力，促進祖國的統一和現代化。我十分讚賞和同意這種意見。我認為凡屬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為這個偉大目標而努力！但也有已經完全喪失了國家民族意識的極少數民族敗類，指責我是充當中共的鷹犬，台灣一位著名的政論家李敖先生為此寫了一篇《鷹犬將軍》（見附錄），紐約的《北美日報》轉載此文時加了編者按語，其中說：‘宋希濂將軍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國，遠離國共兩黨，但因屢屢出麵呼籲祖國統一大業而為人爭議。這裏被爭議的焦點是宋將軍應該效忠於自己的國家民族，還是應該效忠於政黨，甚至效忠於領袖個人？顯然宋將軍選擇的是前者。這對仍然受著幾千年封建意識影響的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我的思想和少年時代一樣，那時是救亡圖存，現在是祖國的統一和祖國的富強。《北美日報》編者的這幾句按語，可說是我這位行將八十高齡的人一生的總結。我十分感謝這位素無一麵之緣的李敖先生為我所寫的《鷹犬將軍》，並決定用這篇大作作為本書的書名。”
《鷹犬將軍》在大陸出版後，1987年10月，宋希濂將軍簽題“李敖先生指正”一冊，由傅朝樞先生親去他家，取來送我。1988年7月28日，我在溪頭旅館裏，感於他的好意，寫下這樣一封信：“希濂先生：承贈大作《鷹犬將軍》，早由傅朝樞先生轉到，極為感謝。大作定名，且以我的那篇文字遙應，益感先生盛德。隔海隔世，卻能結書緣如此，想來令人欣慶。”“年來成立出版社，刊‘真相叢書’，已出《蔣介石研究》等十餘種，雖為官方黨方忌恨，然九死無悔，發願要揭發真相，不容彼輩欺蒼生而誤後世。《鷹犬將軍》在海外風行，憾未能在台灣出版（台灣有一盜印本，排成雜誌尺寸，且多刪節），我打算不計困難與折損（官方黨方搗亂，困難與折損不可勝計，我的著作，被禁已達百冊之多），出一台灣版，專此征求先生的同意。因此書在市場銷售上必遭困擾，無利可圖，先生與我，也均不誌在為利，故擬采贈作者書三百本方式，折抵稿酬，聊表敬意。如荷先生俞允，希望先生：一、能為台灣版寫一新序。二、能有增訂之文，盼能一並刊入。三、惠借照片，俾便製版。台灣版擬用銅版紙製作封麵及圖片，品質當遠勝大陸版，非敢以驕大陸版也，求小異以成大同，複結書緣於兩岸耳！”“如蒙惠示，請寄舍下——‘台北市敦化南路496號金蘭大廈12樓’，務必寄掛號，以防意外。”“台灣地小人狹，殊少河山之趣，亦乏遊興。昨天因控台中市政府之便（台中市政府配合警總非法在家母住所抄家扣書），轉道來南投縣溪頭森林一遊。半夜在國民旅舍774室讀書寫作，特奉書先生。此時萬籟俱寂，靜中密籌‘通書’之策於三通之外，快何如之！順請大安。李敖。1988年7月28日。”
9月13日，我收到宋希濂將軍回信如下：“李敖先生：奉誦惠書，深感欣幸！仆來美九年，常向友人道及閣下才華過人，文采風流，尤以風骨傲然，雖以文字罪係獄數次，仍然不為利誘、不為勢屈，良可敬佩。數年來得讀大作多篇，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擊節賞歎，驚為曠世奇才。我曾和江南、大風等談及足下作品之可貴，在於有根有據、邏輯性強、無懈可擊。仆雖不學，但對是非曲直，尚能略斷一二，足下尚在壯年，幸願好自為之，天下有道，必將脫穎而出；天下無道，亦必流芳百世。”“大劄發自7月27日，奉到時為8月23日，我與香港通信一般為三四天，北京五天左右，大陸其他各地最多七八天而已。年來台灣當局大吹民主、解禁、工作效率高……而事實總是給自己打耳光。”“六七年前，在大陸任何企業都是國有化，印發《鷹犬將軍》一書的文史出版社亦不例外，發行時負責人對我說版權各一半，我將大函和大風研究過，以征求他們同意為妥。已於數日前發出，估計無問題，因印發台灣版隻是為了擴大影響，非為圖利，但恐獲複尚需時日耳！”“聽說足下出生於東北，現在台灣是否也如張少帥一樣，隻有島內的自由沒有島外的自由（也有人說張先生在島內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來信謂台灣地小人狹，殊少河山之趣，如自由不受限製，何不效法蘇子觀泰山之大且高、觀黃河之水且深乎！祖國大地可供遊興之地實在是太多了！我年八十二，今年5月尚去雲南旅遊半個多月，東至石林，西至蒼山洱海以及滇緬邊境，還有遊興未盡之感，嗣又去成都盤桓了幾天。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夔門天下險、劍閣天下雄，想足下早聞之矣！台灣鬥室耳，坐井何以觀天？書不盡意，先此布複。順祝日安。宋希濂。1988年9月5日於紐約。”
10月27日，美中民藝學會的李藍女士自美國來，帶來10月7日宋希濂將軍再給我的信，說：“李敖先生：7月27日惠書和附件，8月23日才奉到，由於《鷹犬將軍》一書係文史出版社印發，這個出版社屬公有製，在發行時負責人對我說，版權各占一半，因此我必須征求他們的意見，昨得複信同意由足下出台灣版。我於9月5日曾複一信，未知達覽否？”“李藍女士原在此間的《北美日報》任編輯，轉載足下之《鷹犬將軍》一文和《編者按語》，均是她處理的。現李藍回台之便，特托她和您晤談，出這本書，‘旨在擴大影響，非為圖利’，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見，我絕不計較利益，最重要的是可以刪節而不要修改，希望您能寫入合同內。一切由李藍女士麵談商定。敬祝撰安。宋希濂手啟。1988年10月7日，於紐約。”
李藍是聰明明達的女士，住外國久了，權利觀念和出版印象是很西方的。我向她表示，她可能不太了解在國民黨幾十年高壓下出版這種“反動書刊”所遭的困難、損失和代價，以外國出版的常情與規矩，想在台灣出這種書，是不可能的。我很欣賞她那種極力保護宋將軍權益的好意，但是，她也應該設想設想在台灣的高壓下和銷路不會超過兩千本的評估下，出版這種書的艱苦。無利可圖是必然的，但求少賠就不錯了。對宋將軍而言，台灣版隻是擴大影響；對台灣的出版者而言，卻是擴大影響以外，還得付出危險（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的代價。正因為有這種畸形的狀況，所以，我們無法以西方的權利觀念和出版方式對待作者，沒有人不想保護作者，但是誰來保護出版者，也該想一想。
我又告訴李藍說：“在外國、在日本、在大陸，一本像這樣的書可賣幾萬本，因此你可能難以相信在台灣竟賣不過兩千本。但是，台灣在國民黨的多年教化下，就是一個‘不悅學’、不流行讀憂患之書的怪地方，並且宋將軍的豐功偉業、苦心焦思，在台灣被封鎖得一幹二淨，宋希濂三個字，在台灣全是陌生人，書又不能登廣告，怎麽賣？這一陣子遠流出版社印行胡適的書，銷路不好，原因之一是，年輕人到了書店，拿起書，竟問：‘胡適是誰？’何況宋將軍的知名度，在台灣不及胡適；李敖印的書，大多書店不敢賣，這一情況，也盼你多想想。我並不希望你把我這些話，全部轉告宋將軍，免得他有精神負擔，認為印這書給我帶來太多麻煩。因為一切麻煩都是我心甘情願的。我隻是希望你們在外國的人士，能夠真的體諒到台灣的出版者無利可圖，就好了。至於原書‘可以刪節而不要修改’一節，我很感謝宋將軍主動替我的處境設想。但我既然印書，就一切都不怕，我從沒有刪節或修改的念頭與事實，對海外、大陸的作者都是如此，宋將軍的大作自不例外。我敢印，對內容的‘反動詞句’我就全部敢負責，我不怕國民黨找我麻煩。去法院嗎？我去過兩百多次了；坐牢嗎？我可坐多了。”
李藍離台後不久，大風有次從紐約來電話，談起了他跟宋希濂將軍很熟，我順便表示，如大陸方麵，格於公營和錯覺，在授權上使宋將軍為難，我並不堅持一定由他授權，不授權也可以出，隻是希望由他多提供一些新資料，以便使新版本更有特色，就好了。1989年2月7日，宋希濂將軍來信如下：“李敖先生：祝您新春快樂！在新的一年裏，萬事勝意。李藍返紐約後詳述與你會談經過，深以為慰。正擬具體進行時，文史出版社突來信提出兩點：一、版權不能轉讓。二、出版後要送給他們三百本。我得信後深為憤怒和厭惡，故暫擱置。日前大風兄轉告尊意，深感足下雅量。我曾去信文史出版社痛斥他們的無理。如出版能實現，將來最多給他們三十本就行了。由於台灣統治集團中仍有一部分人對大陸敵對意識未減，故拙著稍遲出版，可能亦是一件好事。總之，我即照尊意搜集一些照片及幾年來發表過的一些議論，陸續掛號寄來。至於序言，李藍意最好就請大筆一揮，不超過一千字即可，未知能荷同意否？專此奉告。敬祝健康！宋希濂。2月7日（正月初二）。”
這封信後三個多星期，1989年3月3日，宋希濂將軍就寄來十五份資料。他附信說：“李敖先生：春節發來一信，想已達覽。茲由郵寄來資料十五份，可供參考，將來拙著付印時，哪些可以采用，取舍由您核定。照片正搜集中，不久當可寄來，專此敬頌春安。宋希濂。3月3日於紐約。”
3月30日，我複信如下：“希濂先生：去年9月5日信收到後，旋由李藍小姐攜10月7日信來，麵商出書諸事，想蒙轉達。後以彼方中變，我向大風先生提出變通辦法，先生亦覺可行，甚感先生與我皆能就大處著眼，成此佳話。今年2月7日先生惠書後，3月3日寄來各件均收到，一俟先生寄下照片等，即可發排，並悉遵尊意處理（中國文史出版社在照片處理上太模糊不清，無法翻製，故必另找原照及其他照片，以光新版也）。”“《鷹犬將軍》出台版後，如有可能，我想把汪東林的《宋希濂今昔錄》等亦予新版，該書前麵的照片原版，亦盼先生代為留意。”“前年俞濟時約我一談，我以不欲見人，故拒絕之。他所知內情獨多，以與蔣關係過深，故不肯透露。孫元良回憶錄在台出版，很多話不敢說，其人適如尊論。”“《鷹犬將軍》以外，先生平生其他零碎見聞，一定還有不少，極盼能以拾遺方式，一條條寫出。例如先生所知蔣的種種，當不止於尊著中所憶數點，如能以劄記體裁，隨意寫出，其珍貴有趣，自不待言也。”“海外及故國山水之勝，當遵先生之囑，有機會當往一遊。目前為大量工作所困，恐動彈不得。每想及先生以八十康強，尚遨遊於祖國山水之間，真令人歆羨也。即請大安。李敖。1989年3月30日。”
我的信寄出後，適接大風電話，知道宋希濂將軍已赴大陸，無法及時收到我這封信了。直到11月11日，我收到宋希濂將軍的回信，內容如下：“李敖先生：首先我對您致以深切的歉意。由於健康欠佳、心情不怡，7月初從大陸回紐約後，一直拖延了三個月才寫信給您。”“一、我在北京和文史出版社負責人幾次商討，最後才說服他們，不爭版權，隻要不修改原書的主要內容即可。他們提出不管你印多少冊，要送給他們三百本，我說估計最多印五千冊，要三百本是太多了，以不超過一百本和對方商談，最後他們同意了。”“二、我這本自傳於1986年冬開始發售，二萬五千冊到1987年就售完了，去年我到雲南、四川，今年到長沙，還有不少來紐約的故舊，向我索書，無以應命。所以然者，即中共在大陸取得統治後，（曾）對八年抗戰過分地渲染八路軍新四軍打遊擊的作用，而對國民黨軍隊浴血抗戰英勇犧牲的事跡，極少敘述，更多的史料、文藝作品等則是醜化。自鄧小平當權後，為了對台表示和解，提出了要實事求是地記述曆史，才稍有改進，拍攝了一部《血戰台兒莊》，也鼓勵參加過抗戰的人如實地寫述史料，並有選擇地在刊物上發表了一些。我的自傳發售得這樣快，主要是除親朋故舊外，有不少做史料工作者和喜愛研究曆史的青年，都希望了解一些實際情況。所以，如果文史出版社再印兩萬冊在大陸發行也會有銷路……（編者略）尊處如印五千冊，估計在台售出三千冊，在香港可售一千冊，在美加等地可售一千冊。請您審勢決定。”“三、有幾位好友對我說：書名題為《鷹犬將軍》，未免太自貶了，不如自傳為好。這當然是好意……（編者略）”“四、寄來照片十八張，有十一張是我在抗戰期間（包括一·二八淞滬抗戰）獲得的，還有一些獎章和紀念章就從略。另有青天白日最高勳章在1949年戰場中遺失了。附來的是從張達鈞《四十年動亂新疆》一書中剪下來的，我希望印在第一張之後，其餘的由您安排。”“您上次來信囑我就過去和蔣介石見麵多次，談話內容回憶記述，我在當團長以前，見蔣次數不多，三言兩語就完了。我之所以被蔣‘器重’，是在一·二八淞滬抗戰強渡蘊藻浜擊敵側背、解廟行之危的那一戰役。以後見麵有些關鍵性的談話，在書中基本上寫了。俟回憶另有所得時再告。敬祝撰安。宋希濂敬啟。”
我在上麵發表宋希濂將軍和我之間的全部通信，不加剪裁，目的就在完整地保存有關出版《鷹犬將軍》的每一細節，由細節中的各種角度，來窺見成書不易、來理解經營之難。更重要的是，我想要人知道宋希濂將軍愛國情殷的吉光片羽、一生懷抱的幾許原貌。宋希濂將軍要我“再版序言”，我不敢當。庾信《哀江南賦序》說：“昔桓君山之誌事、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鹹能自序。”宋希濂將軍“平生”部分，原書俱在，已存信史；“誌事”部分，以他的謙和衝淡，有待發明，我願在報告出書經過之後，試為申義。
宋希濂將軍縱橫乎疆場之上，他在抗日方麵的功勳之烈、誌事之苦，本來已是一個完美的、不朽的句點。但是中國之命運，正《莊子》所謂“有數存焉於其間”，宋希濂將軍在家破人亡、備遭大難之後，卻又否極泰來、別開新章。他的人生，在句點之後，又轉入驚歎號。他以一介“戰犯”，觀禮於天安門，目睹祖國的興盛；複以劫後餘生，存活於北京城，身曆覆巢的重建；又以垂老之年，雲遊於美利堅，樂敘天倫的難逢。更可貴的是，他不以親人團聚為已足、不以延年益壽為已足、不以做自了漢為已足，反倒推己及人，為海峽兩岸的生離死別為憂，呼籲親人互相探訪、中國和平統一。在他寄給我的文件中，我最為他七十八歲和八十二歲的兩段文字動容。他寫道：“我今年七十八歲了。自1924年黃埔軍校畢業後即服役軍中，一直到1949年底止，在這二十六年中，沒有一年不打仗；我也幾乎是無役不從，曾受傷過三次。我這一生，確曾身經百戰。我對於中華民族這一百多年來所遭受的無比苦難和產生的巨大變化，是親身經曆和耳聞目睹的，是這個時代的曆史見證人。我深深地理解到戰爭帶給人民的悲慘苦痛。因此，我對於大陸和台灣之間的爭端，一直主張和平統一。我堅決反對祖國的分裂，也堅決反對內戰。來美四年，在子女們的關懷下，享天倫之樂以終餘年，無心過問國事。但由於我是一個國民黨的老兵，常常有人來問我的意見或者邀我參加某些座談會，我總是以反對分裂、反對內戰、希望和平統一、希望國家建設得日益強大，作為發言重點，完全是出於一片愛國熱忱。但有些人聽不進去，誣蔑我是在為中共搞統戰。”“幾年來台灣統治集團堅拒和談，並高唱‘反攻複國’‘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高調，但自己並沒有實力進行反攻，妄想大陸人民起來推翻中共的統治也隻是一種幻夢。長此拖延下去，最後勢必導致戰爭，這是人們的常識，也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如果局勢發展到要打仗，不論雙方勝負如何，可以斷言，犧牲最多的必然是台灣同胞，損失最大的必然是台灣這塊地方。”“我已經八十二歲了。……我認為，四十年的分裂局麵是人為的，人為的東西都是可以改變的。分裂的原因我們先不要去管，應該著手的是努力結束分裂的局麵。鄧公小平提出了‘一國兩製’，做出了大設計；經國先生生前開放了去台同胞回大陸探親，為兩岸人民做了好事；登輝先生繼任，聲明繼續開放政策不變，受到了廣泛好評。如果不隻開放探親，而且也可以開放通商，來往的人多了，經濟互惠了，這統一便完成了一半，然後在‘一國兩製’的前提下進行和平競賽，振興民族，造福同胞。凡是為了這個目標做出貢獻的人，定將在中國曆史上留下大書特書的一頁。”“我垂垂老矣，隻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祖國的和平統一和繁榮昌盛。”
這是一位半生戎馬、半生憂患愛國者的最後高呼。他以大好青春為祖國效命、以出生入死為祖國獻身、以垂老叮嚀為祖國招手。牧野鷹揚於上、雞鳴犬吠於下，他以一生的辛勤血淚，在在向我們呈現他在為國家民族做了鷹犬。做鷹做犬也有不同的境界，他為自己和我們，提升了這一境界。我們懷念宋希濂、懷念宋希濂、懷念這位令人敬重的“鷹犬將軍”！1989年11月25—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