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三十歲以前，最遲在三十五歲以前，我還不能使自己脫離平凡，那麽我就自殺。”“可什麽又是不平凡呢？”“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具體說來。”“就是，起碼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車，起碼要成為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吧？還起碼要有一筆數目可觀的存款吧？”“要有什麽樣的房，要有什麽樣的車？在你看來，多少存款算數目可觀呢？”“這，我還沒認真想過……”
……以上，是我和某大一男生的對話。那是一所較著名的大學，我被邀講座。對話是在五六百人之間公開進行的。我覺得，他的話代表了不少學子的人生誌向。我已經忘記了我當時是怎麽回答的，然此後我常思考一個人的平凡或不平凡，卻是真的。按《新華詞典》的解釋，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華詞典》特別在括號內加注——泛指區別於貴族和特權階層的人。做一個平凡的人真的那麽令人沮喪嗎？倘注定一生平凡，真的毋寧三十五歲以前自殺嗎？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話隻不過意味著一種“往高處走”的願望，雖說得鄭重，其實聽的人倒是不必太認真的。
我既思考了，於是覺出了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時代，近十年來，一直所呈現著的種種文化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國還隻不過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階段；在普遍之中國人還不能真正過上小康生活的情況下，中國的當代文化，未免過分“熱忱”地兜售所謂“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貼畫了，這種宣揚尤其廣告兜售幾乎隨處可見。而最終，所謂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質量，在如此這般的文化那兒，差不多又總是被歸結到如下幾點——住著什麽樣的房子，開著什麽樣的車子，有著多少資產，於是社會給予怎樣的敬意和地位；於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樣怎樣的女人……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也很盛行過同樣性質的文化傾向，體現於男人，那時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車子、位子、票子、女子。一個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擺脫平凡了。同樣年代的西方的文化，也曾呈現過類似的文化傾向。區別乃是，在他們的文化那兒，是花邊，是文化的副產品；而在我們這兒，在七八十年後的今天，卻仿佛的漸成文化的主流。這一種文化理念的反複宣揚，折射著一種耐人尋味的邏輯——誰終於擺脫平凡了，誰理所當然地是當代英雄；誰依然平凡著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誰是狗熊。並且，每有儼然足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士和思想特別“與時俱進”似的知識分子，話裏話外地幫襯著造勢，暗示出更其傷害平凡人的一種邏輯那就是——一個時勢造英雄的時代已然到來，多好的時代！許許多多的人不是已經爭先恐後地不平凡起來了嗎？你居然還平凡著，你不是狗熊又是什麽呢？
一點兒也不誇大其詞地說，此種文化傾向，是一種文化的反動傾向。和尼采的所謂“超人哲學”的瘋話一樣，是漠視，甚至鄙視和辱罵平凡人之社會地位以及人生意義的文化傾向。是反眾生的。是與文化的最基本社會作用相悖的。是對於社會和時代的人文成分結構具有破壞性的。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下一代，如果他們普遍認為最遲三十五歲以前不能擺脫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類社會的一個真相是，而且必然永遠是——牢固地將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確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許任何意識之形態動搖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許它的第一位置被顛覆。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場。當然，這裏所指的，是那種極其清醒的、冷靜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能夠在任何時代都“鎖定”人類社會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種隨波逐流的、嫌貧愛富的、每被金錢的作用左右得暈頭轉向的文化。那種文化隻不過是文化的泡沫，像製糖廠的糖漿池裏泛起的糖漿沫。造假的人往往將其收集了澆在模子裏，於是“生產”出以假亂真的“野蜂窩”。
文化的“野蜂窩”比街頭巷尾地攤上賣的“野蜂窩”更是對人有害的東西。後者隻不過使人腹瀉，而前者紊亂社會的神經。
平凡的人們，即普通的人們，即古羅馬階段劃分中的平民。在平民之下，隻有奴隸。平民的社會地位之上，是僧侶、騎士、貴族。
但是，即使在古羅馬，那個強大帝國的大腦，也從未敢漠視社會地位僅僅高於奴隸的平民。作為它的最精英的文化思想的傳播者，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們，他們雖然一致不屑地視奴隸為“會說話的工具”，但卻不敢輕佻地發任何懷疑平民之社會地位的言論。恰恰相反，對於平民，他們的思想中有一個一脈相承的共同點——平民是城邦的主體，平民是國家的主體。沒有平民的作用，沒有羅馬成為強大帝國的前提。
愷撒被謀殺了，布魯圖要到廣場上去向平民們解釋自己參與了的行為——“我愛愷撒，但更愛羅馬”。
為什麽呢？因為那行為若不能得到平民的理解，就不能成為正確的行為。安東尼順利接替了愷撒，因為他利用了平民的不滿，覺得那是他的機會。屋大維招兵募將，從安東尼手中奪回了攝政權，因為他調查了解到，平民將支持他。
古羅馬帝國一度稱雄於世，靠的是平民中蘊藏著的改朝換代的偉力。它的衰亡，也首先是由於平民拋棄了它。僧侶加上騎士加上貴族，構不成羅馬帝國，因為他們的總數隻不過是平民的千萬分之幾。
中國古代，稱平凡的人們亦即普通的人們為“元元”；佛教中形容為“芸芸眾生”；在文人那兒叫“蒼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庶民”。而相對於憲法叫“公民”。沒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人們的承認，任何一國的任何憲法沒有任何意義。“公民”一詞將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是荒誕可笑之詞。
中國古代的文化和古代的思想家們，關注並體恤“元元”們的記載舉不勝舉。
比如《詩經·大雅·民勞》中雲：“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應該努力使他們過上小康的生活。比如《尚書·五子之歌》中雲：“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意思是如果不解決好“元元”們的生存現狀，國將不國。而孟子幹脆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而《三國誌·吳書》中進一步強調：“財經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民者——百姓也；“芸芸”也；“蒼生”也；“元元”也；平凡而普通者們是也。怎麽，到了今天，在改革開放的中國，在民們的某些下一代那兒，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由是，我聯想到了曾與一位“另類”同行的交談。我問他是怎麽走上文學道路的。答曰：“為了出人頭地。哪怕隻比平凡的人們不平凡那麽一點點，而文學之路是我唯一的途徑。”見我怔愣，又說：“在中國，當普通百姓實在太難。”屈指算來，十幾年前的事了。十幾年前，我認為，正像他說的那樣，平凡的中國人，平凡是平凡著，卻十之七八平凡又貧寒著，由而迷惘著。這乃是民們的某些下一代不畏死而畏平凡的症結。於是，我聯想到了曾與一位美國朋友的交談。
她問我：“近年到中國，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覺到，你們中國人心裏好像都暗怕著什麽。那是什麽？”我說：“也許大家心裏都在怕著一種平凡的東西。”她追問：“究竟是什麽？”我說：“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她驚訝地說：“太不可理解了，我們大多數美國人可倒是都挺願意做平凡人，過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們中國人真的認為平凡不好到應該與可怕的東西歸在一起嗎？”
我不禁長歎了一口氣。我告訴她，國情不同，故所謂平凡之人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地位，不能同日而語。我說你是出身於幾代的中產階級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當然是中產階級的人士。中產階級在你們那兒是多數，平民反而是少數。美國這架國家機器，一向特別在乎你們中產階級，亦即你所言的平凡的人們的感覺。你們的平凡的生活，是有房有車的生活。而一個人隻要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過上那樣的生活並不特別難。居然不能，倒是不怎麽平凡的現象了。而在我們中國，那是不平凡的人生的象征。對平凡的如此不同的態度，是兩國的平均生活水平所決定了的。正如中國的知識化了的青年做夢都想到美國去，自己和別人以為將會追求到不平凡的人生，而實際上，即使躋身於美國的中產階級了，也隻不過是追求到了一種美國的平凡之人的人生罷了……
當時聯想到了本文開篇那名學子的話，不禁替平凡著普通著的中國人，心生出種種的悲涼。想那學子，必也出身於寒門；其父其母，必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然，斷不至於對平凡那麽地慌恐。
也聯想到了我十幾年前伴兩位老作家出訪法國，通過翻譯與馬賽市一名五十餘歲的清潔工的交談。
我問他算是法國的哪一種人。
他說，他自然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
我問他羨慕那些資產階級嗎？
他奇怪地反問為什麽？
是啊，他的奇怪一點兒也不奇怪。他有一幢帶花園的漂亮的二層小房子；他有兩輛車，一輛是環境部門配給他的小卡車，一輛是他自己的小臥車；他的工作性質在別人眼裏並不低下，每天給城市各處的鮮花澆水和換下電線杆上那些枯萎的花束而已；他受到應有的尊敬，人們叫他“馬賽的美容師”。
由此，他才既平凡著，又滿足著；甚而，簡直還可以說活得不無幸福感。
也聯想到了德國某市那位每周定時為市民掃煙囪的市長。不知德國究竟有幾位市長兼幹那一種活計，反正不止一位是肯定的了。因為有另一位同樣幹那一種活計的市長到過中國，還拜訪過我。因為他除了給市民掃煙囪，還是作家。他會幾句中國話，向我聳著肩誠實地說——市長的薪水並不高，所以需要為家庭多掙一筆錢。那麽說時，一點兒也不覺得有什麽不好意思……
馬賽的一名清潔工，你能說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嗎？德國的一位市長，你能說他極其普通嗎？然而在這兩種人之間，平凡與不平凡的差異縮小了，模糊了。因而在所謂社會地位上，接近著實質性的平等了。因而平凡在他們那兒不怎麽會成為一個困擾人心的問題。
當社會還無法滿足普通的平凡的人們的基本擁有願望時，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應時時刻刻提醒著社會來關注此點，而不是反過來用所謂不平凡的人們的種種生活方式刺激前者。尤其是，當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人生能動性，在社會轉型期受到慣力的嚴重甩擲，失去重心而處於茫然狀態時，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不可錯誤地認為他們已經不再是地位處於社會第一位置的人們了。
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平凡而普通的人們，永遠是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任何一個國家存在的意義，都首先是以他們的存在為存在的先決條件的。
一半以上不平凡的人皆出自平凡的人之間。
這一點對於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同樣的。
因而平凡的人們的心理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成為不平凡的人們的心理基因。
倘文化暗示平凡的人們其實是失敗的人們，這的確能使某些平凡的人們通過各種方式變成較為“不平凡”的人；而從廣大的心理健康的、樂觀的、豁達的平凡的人們的階層中，也能自然而然地產生較為“不平凡”的人們。
後一種“不平凡”的人們，綜合素質將比前一種“不平凡”的人們方方麵麵都優良許多。因為他們之所以“不平凡”起來，並非由於害怕平凡。所以他們“不平凡”起來以後，也仍會覺得自己們其實很平凡。
而一個連不平凡的人們都覺得他們其實很平凡的人們組成的國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無量的。反之，若一個國家裏有太多這樣的人——隻不過將在別國極平凡的人生的狀態，當成在本國證明自己是成功者的樣板，那麽這個國家是患著虛熱症的。好比一個人臉色紅彤彤的，不一定是健康；也可能是肝火，也可能是結核暈。
我們的文化，近年以各種方式向我們介紹了太多太多的所謂“不平凡”的人了，而且，最終往往的，對他們的“不平凡”的評價總是會落在他們的資產和身價上。這是一種窮怕了的國家經曆的文化方麵的後遺症，以至於某些呼風喚雨於一時的“不平凡”的人，轉眼就變成了些行徑苟且的，欺世盜名的，甚至罪狀重疊的人。
一個許許多多人恐慌於平凡的社會，必層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
而文化如果不去關注和強調平凡者們第一位置的社會地位（盡管他們看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費神）——那麽，這樣的文化，也就隻有忙不迭地不遺餘力地去為“不平凡”起來的人們大唱讚歌了，並且在“較高級”的利益方麵與他們聯係在一起。於是眼睜睜不見他們之中某些人的“不平凡”之可疑。
這乃是中國包括傳媒在內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們在內的文化界、思想界的一種勢利眼病……
……以上，是我和某大一男生的對話。那是一所較著名的大學，我被邀講座。對話是在五六百人之間公開進行的。我覺得，他的話代表了不少學子的人生誌向。我已經忘記了我當時是怎麽回答的，然此後我常思考一個人的平凡或不平凡，卻是真的。按《新華詞典》的解釋，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華詞典》特別在括號內加注——泛指區別於貴族和特權階層的人。做一個平凡的人真的那麽令人沮喪嗎？倘注定一生平凡，真的毋寧三十五歲以前自殺嗎？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話隻不過意味著一種“往高處走”的願望，雖說得鄭重，其實聽的人倒是不必太認真的。
我既思考了，於是覺出了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時代，近十年來，一直所呈現著的種種文化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國還隻不過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階段；在普遍之中國人還不能真正過上小康生活的情況下，中國的當代文化，未免過分“熱忱”地兜售所謂“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貼畫了，這種宣揚尤其廣告兜售幾乎隨處可見。而最終，所謂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質量，在如此這般的文化那兒，差不多又總是被歸結到如下幾點——住著什麽樣的房子，開著什麽樣的車子，有著多少資產，於是社會給予怎樣的敬意和地位；於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樣怎樣的女人……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也很盛行過同樣性質的文化傾向，體現於男人，那時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車子、位子、票子、女子。一個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擺脫平凡了。同樣年代的西方的文化，也曾呈現過類似的文化傾向。區別乃是，在他們的文化那兒，是花邊，是文化的副產品；而在我們這兒，在七八十年後的今天，卻仿佛的漸成文化的主流。這一種文化理念的反複宣揚，折射著一種耐人尋味的邏輯——誰終於擺脫平凡了，誰理所當然地是當代英雄；誰依然平凡著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誰是狗熊。並且，每有儼然足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士和思想特別“與時俱進”似的知識分子，話裏話外地幫襯著造勢，暗示出更其傷害平凡人的一種邏輯那就是——一個時勢造英雄的時代已然到來，多好的時代！許許多多的人不是已經爭先恐後地不平凡起來了嗎？你居然還平凡著，你不是狗熊又是什麽呢？
一點兒也不誇大其詞地說，此種文化傾向，是一種文化的反動傾向。和尼采的所謂“超人哲學”的瘋話一樣，是漠視，甚至鄙視和辱罵平凡人之社會地位以及人生意義的文化傾向。是反眾生的。是與文化的最基本社會作用相悖的。是對於社會和時代的人文成分結構具有破壞性的。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下一代，如果他們普遍認為最遲三十五歲以前不能擺脫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類社會的一個真相是，而且必然永遠是——牢固地將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確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許任何意識之形態動搖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許它的第一位置被顛覆。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場。當然，這裏所指的，是那種極其清醒的、冷靜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能夠在任何時代都“鎖定”人類社會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種隨波逐流的、嫌貧愛富的、每被金錢的作用左右得暈頭轉向的文化。那種文化隻不過是文化的泡沫，像製糖廠的糖漿池裏泛起的糖漿沫。造假的人往往將其收集了澆在模子裏，於是“生產”出以假亂真的“野蜂窩”。
文化的“野蜂窩”比街頭巷尾地攤上賣的“野蜂窩”更是對人有害的東西。後者隻不過使人腹瀉，而前者紊亂社會的神經。
平凡的人們，即普通的人們，即古羅馬階段劃分中的平民。在平民之下，隻有奴隸。平民的社會地位之上，是僧侶、騎士、貴族。
但是，即使在古羅馬，那個強大帝國的大腦，也從未敢漠視社會地位僅僅高於奴隸的平民。作為它的最精英的文化思想的傳播者，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們，他們雖然一致不屑地視奴隸為“會說話的工具”，但卻不敢輕佻地發任何懷疑平民之社會地位的言論。恰恰相反，對於平民，他們的思想中有一個一脈相承的共同點——平民是城邦的主體，平民是國家的主體。沒有平民的作用，沒有羅馬成為強大帝國的前提。
愷撒被謀殺了，布魯圖要到廣場上去向平民們解釋自己參與了的行為——“我愛愷撒，但更愛羅馬”。
為什麽呢？因為那行為若不能得到平民的理解，就不能成為正確的行為。安東尼順利接替了愷撒，因為他利用了平民的不滿，覺得那是他的機會。屋大維招兵募將，從安東尼手中奪回了攝政權，因為他調查了解到，平民將支持他。
古羅馬帝國一度稱雄於世，靠的是平民中蘊藏著的改朝換代的偉力。它的衰亡，也首先是由於平民拋棄了它。僧侶加上騎士加上貴族，構不成羅馬帝國，因為他們的總數隻不過是平民的千萬分之幾。
中國古代，稱平凡的人們亦即普通的人們為“元元”；佛教中形容為“芸芸眾生”；在文人那兒叫“蒼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庶民”。而相對於憲法叫“公民”。沒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人們的承認，任何一國的任何憲法沒有任何意義。“公民”一詞將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是荒誕可笑之詞。
中國古代的文化和古代的思想家們，關注並體恤“元元”們的記載舉不勝舉。
比如《詩經·大雅·民勞》中雲：“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應該努力使他們過上小康的生活。比如《尚書·五子之歌》中雲：“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意思是如果不解決好“元元”們的生存現狀，國將不國。而孟子幹脆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而《三國誌·吳書》中進一步強調：“財經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民者——百姓也；“芸芸”也；“蒼生”也；“元元”也；平凡而普通者們是也。怎麽，到了今天，在改革開放的中國，在民們的某些下一代那兒，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由是，我聯想到了曾與一位“另類”同行的交談。我問他是怎麽走上文學道路的。答曰：“為了出人頭地。哪怕隻比平凡的人們不平凡那麽一點點，而文學之路是我唯一的途徑。”見我怔愣，又說：“在中國，當普通百姓實在太難。”屈指算來，十幾年前的事了。十幾年前，我認為，正像他說的那樣，平凡的中國人，平凡是平凡著，卻十之七八平凡又貧寒著，由而迷惘著。這乃是民們的某些下一代不畏死而畏平凡的症結。於是，我聯想到了曾與一位美國朋友的交談。
她問我：“近年到中國，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覺到，你們中國人心裏好像都暗怕著什麽。那是什麽？”我說：“也許大家心裏都在怕著一種平凡的東西。”她追問：“究竟是什麽？”我說：“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她驚訝地說：“太不可理解了，我們大多數美國人可倒是都挺願意做平凡人，過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們中國人真的認為平凡不好到應該與可怕的東西歸在一起嗎？”
我不禁長歎了一口氣。我告訴她，國情不同，故所謂平凡之人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地位，不能同日而語。我說你是出身於幾代的中產階級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當然是中產階級的人士。中產階級在你們那兒是多數，平民反而是少數。美國這架國家機器，一向特別在乎你們中產階級，亦即你所言的平凡的人們的感覺。你們的平凡的生活，是有房有車的生活。而一個人隻要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過上那樣的生活並不特別難。居然不能，倒是不怎麽平凡的現象了。而在我們中國，那是不平凡的人生的象征。對平凡的如此不同的態度，是兩國的平均生活水平所決定了的。正如中國的知識化了的青年做夢都想到美國去，自己和別人以為將會追求到不平凡的人生，而實際上，即使躋身於美國的中產階級了，也隻不過是追求到了一種美國的平凡之人的人生罷了……
當時聯想到了本文開篇那名學子的話，不禁替平凡著普通著的中國人，心生出種種的悲涼。想那學子，必也出身於寒門；其父其母，必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然，斷不至於對平凡那麽地慌恐。
也聯想到了我十幾年前伴兩位老作家出訪法國，通過翻譯與馬賽市一名五十餘歲的清潔工的交談。
我問他算是法國的哪一種人。
他說，他自然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
我問他羨慕那些資產階級嗎？
他奇怪地反問為什麽？
是啊，他的奇怪一點兒也不奇怪。他有一幢帶花園的漂亮的二層小房子；他有兩輛車，一輛是環境部門配給他的小卡車，一輛是他自己的小臥車；他的工作性質在別人眼裏並不低下，每天給城市各處的鮮花澆水和換下電線杆上那些枯萎的花束而已；他受到應有的尊敬，人們叫他“馬賽的美容師”。
由此，他才既平凡著，又滿足著；甚而，簡直還可以說活得不無幸福感。
也聯想到了德國某市那位每周定時為市民掃煙囪的市長。不知德國究竟有幾位市長兼幹那一種活計，反正不止一位是肯定的了。因為有另一位同樣幹那一種活計的市長到過中國，還拜訪過我。因為他除了給市民掃煙囪，還是作家。他會幾句中國話，向我聳著肩誠實地說——市長的薪水並不高，所以需要為家庭多掙一筆錢。那麽說時，一點兒也不覺得有什麽不好意思……
馬賽的一名清潔工，你能說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嗎？德國的一位市長，你能說他極其普通嗎？然而在這兩種人之間，平凡與不平凡的差異縮小了，模糊了。因而在所謂社會地位上，接近著實質性的平等了。因而平凡在他們那兒不怎麽會成為一個困擾人心的問題。
當社會還無法滿足普通的平凡的人們的基本擁有願望時，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應時時刻刻提醒著社會來關注此點，而不是反過來用所謂不平凡的人們的種種生活方式刺激前者。尤其是，當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人生能動性，在社會轉型期受到慣力的嚴重甩擲，失去重心而處於茫然狀態時，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不可錯誤地認為他們已經不再是地位處於社會第一位置的人們了。
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平凡而普通的人們，永遠是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任何一個國家存在的意義，都首先是以他們的存在為存在的先決條件的。
一半以上不平凡的人皆出自平凡的人之間。
這一點對於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同樣的。
因而平凡的人們的心理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成為不平凡的人們的心理基因。
倘文化暗示平凡的人們其實是失敗的人們，這的確能使某些平凡的人們通過各種方式變成較為“不平凡”的人；而從廣大的心理健康的、樂觀的、豁達的平凡的人們的階層中，也能自然而然地產生較為“不平凡”的人們。
後一種“不平凡”的人們，綜合素質將比前一種“不平凡”的人們方方麵麵都優良許多。因為他們之所以“不平凡”起來，並非由於害怕平凡。所以他們“不平凡”起來以後，也仍會覺得自己們其實很平凡。
而一個連不平凡的人們都覺得他們其實很平凡的人們組成的國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無量的。反之，若一個國家裏有太多這樣的人——隻不過將在別國極平凡的人生的狀態，當成在本國證明自己是成功者的樣板，那麽這個國家是患著虛熱症的。好比一個人臉色紅彤彤的，不一定是健康；也可能是肝火，也可能是結核暈。
我們的文化，近年以各種方式向我們介紹了太多太多的所謂“不平凡”的人了，而且，最終往往的，對他們的“不平凡”的評價總是會落在他們的資產和身價上。這是一種窮怕了的國家經曆的文化方麵的後遺症，以至於某些呼風喚雨於一時的“不平凡”的人，轉眼就變成了些行徑苟且的，欺世盜名的，甚至罪狀重疊的人。
一個許許多多人恐慌於平凡的社會，必層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
而文化如果不去關注和強調平凡者們第一位置的社會地位（盡管他們看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費神）——那麽，這樣的文化，也就隻有忙不迭地不遺餘力地去為“不平凡”起來的人們大唱讚歌了，並且在“較高級”的利益方麵與他們聯係在一起。於是眼睜睜不見他們之中某些人的“不平凡”之可疑。
這乃是中國包括傳媒在內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們在內的文化界、思想界的一種勢利眼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