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我曾在《光明日報》發表過兩篇文章，《論教育是詩性的事業》在先，《論大學》在後。兩篇文章都是我成為北京語言大學教師之後寫的。關於大學精神的一點點思索，不管是多麽淺薄，其實已經由兩篇文章載畢。那麽，今天聽匯報的一點點看法，也就隻能算是淺薄者的補充發言。淺薄者總是經常有補充發言的，這一種衝動使淺薄者或有擺脫淺薄的可能。
我在決定調入大學之前，恰有幾位朋友從大學裏調出，他們善意地勸我要三思而行，並言——“曉聲，萬不可對大學持太過理想的幻感。”
而我的回答是——我早已告別理想主義。《告別理想主義》，是我五十歲以後發表的一篇小文。曾以為，告別了理想主義，我一定會活得瀟灑起來，卻並沒有。於是每想到雨果，想到托爾斯泰。雨果終其一生，一直是一位特別理想的人道主義者。《九三年》證明，晚年的雨果，尤其是一位理想的人道主義者。而托爾斯泰，也一生都是一位特別理想的平等主義者。我認為，無論對於自己的人生還是對於自己的國家還是對於全人類社會，泯滅了甚而完全喪失了理想，那麽一種活法其實是並無什麽快意的。我這麽認為是有切身體會的。故我接著要說——我願大學是使人對自己，對國家，對人類的社會形成理想的所在。無此前提，所謂大學精神無以附著。1917年1月9日，北大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先生發表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重讀其演說，他對大學的理想主義情懷依然感人。
蔡先生在演說中對那時的北大學子寄以厚望，既希望北大學子砥礪德行，又希望北大學子改造社會。
他說：“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心勵人……”
現在的情況與當年很不相同。
那時，蔡先生對大學的定義是“大學者，研究高深之學問者也”。
若以本科生而論，恕我直言，包括北大學子在內，似乎應是——大學者，通過頒發畢業文憑，誠實地證明從業能力的所在而已。
故我對“大學精神”的第二種看法是——要建立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來說道。
連大學都不講一點兒理想，那還能到一個國家的哪兒去覓理想的蹤影呢？倘若一國之人對自己的國家連點兒理想都不寄望著了，那不是很可悲嗎？
如果連大學都回避現實問題種種，包括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在內，那麽還到一個國家的哪兒去聽關於現實的真聲音呢？若大學學子漸漸地都隻不過將大學視為逃避現實壓力的避風港，那麽大學與從前腳夫們風雪之夜投宿的大車店是沒什麽區別的了。
又要恪守理想，又要強調現實，豈非自相矛盾嗎？
我的回答是——當今之大學，尤其是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大學學子跨出校園邁向社會的大學，其實是在為國家培養一批批思想意識上不普通，而又絕不以過普通的生活為恥的人。可現在的情況似乎恰恰反了過來，受過高等教育於是以過普通生活為恥的人很多，受過高等教育而思想意識與此前並未發生多大改變的人也很多。
如此說來，似乎是大學出了問題。
否。
我認為，一個家庭供讀一名大學生，一個青年用人生最寶貴的四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就讀於大學，尤其是像北大這樣的大學——於是要求人生不普通一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社會成全他們的訴求，也是“以人為本”的體現。
在中國，普通人的生活之所以竟被視為沮喪的生活，乃是因為普通人的生活實在還是太過吃力的生活。要扭轉這一點，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也是很吃力的，絕非一日之功可畢。要扭轉這一點，大學是有責任和使命的。然江河蒸發，而後雲始布雨，間接而已。若仰仗大學提高gdp，肯定是錯誤的理念。大學若不能正麵地、正確地解惑大學學子之尷尬，大學本身必亦麵臨尷尬。
然大學一向是能夠解惑人類許多尷尬的地方。大學精神於是在此過程中逐漸形成。人類之登月渴望一向停留在夢想時期，是謂尷尬。夢想變為現實，是大學培養出來的人們的功勞，也是大學的功勞。大學精神於是樹立焉，曰“科學探索精神”。人類一向祈求一種相互製衡的權力關係，曆經挫折也是尷尬。後在某些國家以某種體製穩定了下來，也是大學培養出來的人們的功勞，也是大學的功勞，曰“政治思想力”。
十幾年前，我隨中國電影家代表團訪日，主人們請我們去一小餐館用餐，隻五十幾平米的營業麵積而已，主食麵條而已。然四十歲左右的店主夫婦，氣質良好，彬彬有禮且不卑不亢。經介紹，丈夫是早稻田大學曆史學博士，妻子是東京大學文學碩士。他們跨出大學校門那一年，是日本高學曆者就業難的一年。
我問他們開餐館的感想，答曰：“感激大學母校，使我們與日本許多開小餐館的人們不同。”問何以不同？笑未答。臨辭，夫婦二人贈我等中國人他們所著的書，並言那隻是他們出版的幾種書中的一種。其書是研究日本民族精神演變的，可謂具有“高深學問”的價值。一所大學出了胡適，自然是大學之榮光。胡適有傅斯年那樣的學生，自然是教師的榮光。但，若國運時艱，從大學跨出的學子竟能像那對日本夫婦一樣的話，竊以為亦可欣慰了。當然，我這裏主要指的是中文學子。比之於其他學科，中文能力最應是一種難以限製的能力。中文與大學精神的關係也最為密切。大學精神，說到底，文化精神耳。
最後，我借雨果的三句話表達我對大學精神的當下理解：“平等的第一步是公正。”“改革意識，是一種道德意識。”“進步，才是人應該有的現象。”如斯，亦即我所言之思想意識上的不普通者也……
我曾在《光明日報》發表過兩篇文章，《論教育是詩性的事業》在先，《論大學》在後。兩篇文章都是我成為北京語言大學教師之後寫的。關於大學精神的一點點思索，不管是多麽淺薄，其實已經由兩篇文章載畢。那麽，今天聽匯報的一點點看法，也就隻能算是淺薄者的補充發言。淺薄者總是經常有補充發言的，這一種衝動使淺薄者或有擺脫淺薄的可能。
我在決定調入大學之前，恰有幾位朋友從大學裏調出，他們善意地勸我要三思而行，並言——“曉聲，萬不可對大學持太過理想的幻感。”
而我的回答是——我早已告別理想主義。《告別理想主義》，是我五十歲以後發表的一篇小文。曾以為，告別了理想主義，我一定會活得瀟灑起來，卻並沒有。於是每想到雨果，想到托爾斯泰。雨果終其一生，一直是一位特別理想的人道主義者。《九三年》證明，晚年的雨果，尤其是一位理想的人道主義者。而托爾斯泰，也一生都是一位特別理想的平等主義者。我認為，無論對於自己的人生還是對於自己的國家還是對於全人類社會，泯滅了甚而完全喪失了理想，那麽一種活法其實是並無什麽快意的。我這麽認為是有切身體會的。故我接著要說——我願大學是使人對自己，對國家，對人類的社會形成理想的所在。無此前提，所謂大學精神無以附著。1917年1月9日，北大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先生發表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重讀其演說，他對大學的理想主義情懷依然感人。
蔡先生在演說中對那時的北大學子寄以厚望，既希望北大學子砥礪德行，又希望北大學子改造社會。
他說：“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心勵人……”
現在的情況與當年很不相同。
那時，蔡先生對大學的定義是“大學者，研究高深之學問者也”。
若以本科生而論，恕我直言，包括北大學子在內，似乎應是——大學者，通過頒發畢業文憑，誠實地證明從業能力的所在而已。
故我對“大學精神”的第二種看法是——要建立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來說道。
連大學都不講一點兒理想，那還能到一個國家的哪兒去覓理想的蹤影呢？倘若一國之人對自己的國家連點兒理想都不寄望著了，那不是很可悲嗎？
如果連大學都回避現實問題種種，包括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在內，那麽還到一個國家的哪兒去聽關於現實的真聲音呢？若大學學子漸漸地都隻不過將大學視為逃避現實壓力的避風港，那麽大學與從前腳夫們風雪之夜投宿的大車店是沒什麽區別的了。
又要恪守理想，又要強調現實，豈非自相矛盾嗎？
我的回答是——當今之大學，尤其是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大學學子跨出校園邁向社會的大學，其實是在為國家培養一批批思想意識上不普通，而又絕不以過普通的生活為恥的人。可現在的情況似乎恰恰反了過來，受過高等教育於是以過普通生活為恥的人很多，受過高等教育而思想意識與此前並未發生多大改變的人也很多。
如此說來，似乎是大學出了問題。
否。
我認為，一個家庭供讀一名大學生，一個青年用人生最寶貴的四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就讀於大學，尤其是像北大這樣的大學——於是要求人生不普通一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社會成全他們的訴求，也是“以人為本”的體現。
在中國，普通人的生活之所以竟被視為沮喪的生活，乃是因為普通人的生活實在還是太過吃力的生活。要扭轉這一點，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也是很吃力的，絕非一日之功可畢。要扭轉這一點，大學是有責任和使命的。然江河蒸發，而後雲始布雨，間接而已。若仰仗大學提高gdp，肯定是錯誤的理念。大學若不能正麵地、正確地解惑大學學子之尷尬，大學本身必亦麵臨尷尬。
然大學一向是能夠解惑人類許多尷尬的地方。大學精神於是在此過程中逐漸形成。人類之登月渴望一向停留在夢想時期，是謂尷尬。夢想變為現實，是大學培養出來的人們的功勞，也是大學的功勞。大學精神於是樹立焉，曰“科學探索精神”。人類一向祈求一種相互製衡的權力關係，曆經挫折也是尷尬。後在某些國家以某種體製穩定了下來，也是大學培養出來的人們的功勞，也是大學的功勞，曰“政治思想力”。
十幾年前，我隨中國電影家代表團訪日，主人們請我們去一小餐館用餐，隻五十幾平米的營業麵積而已，主食麵條而已。然四十歲左右的店主夫婦，氣質良好，彬彬有禮且不卑不亢。經介紹，丈夫是早稻田大學曆史學博士，妻子是東京大學文學碩士。他們跨出大學校門那一年，是日本高學曆者就業難的一年。
我問他們開餐館的感想，答曰：“感激大學母校，使我們與日本許多開小餐館的人們不同。”問何以不同？笑未答。臨辭，夫婦二人贈我等中國人他們所著的書，並言那隻是他們出版的幾種書中的一種。其書是研究日本民族精神演變的，可謂具有“高深學問”的價值。一所大學出了胡適，自然是大學之榮光。胡適有傅斯年那樣的學生，自然是教師的榮光。但，若國運時艱，從大學跨出的學子竟能像那對日本夫婦一樣的話，竊以為亦可欣慰了。當然，我這裏主要指的是中文學子。比之於其他學科，中文能力最應是一種難以限製的能力。中文與大學精神的關係也最為密切。大學精神，說到底，文化精神耳。
最後，我借雨果的三句話表達我對大學精神的當下理解：“平等的第一步是公正。”“改革意識，是一種道德意識。”“進步，才是人應該有的現象。”如斯，亦即我所言之思想意識上的不普通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