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這是貼在我們教室黑板上方毛主席像兩側的大紅字標語。證明著我們那一代中學生思想意識中明確而又遠大的使命感。
十七歲的我，剛剛經曆了三年“自然災害”，身體發育不良，還沒長到一米六。吃野菜造成的浮腫雖以消退，對饑餓的印象卻鏤刻在大腦皮層上。如同纖纖少女般瘦削單薄的肩膀扛著一顆自以為成熟了的頭。全中國和全世界裝在裏邊兒。它仿佛隨時會被種種熱忱和種種激情一下子鼓破。
陳家全平百米世界記錄－－美國四十多個州的數萬公眾在白宮前示威遊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正義鬥爭－－向歐陽海學習！－－向王傑學習！－－向鋼鐵戰士麥賢得學習！－－向焦裕祿同誌學習！－－向越南人民的好兒子阮文追學習！－－向越南人民的好女兒貞姐學習！－－參加反對“日韓條約”的集會－－參加慶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五周年的集會－－參加仿造的《收租院》泥塑，虔誠地接受憶苦思甜的階級教育－－學大寨支農－－學大慶支工－－學軍時刻準備狠狠打擊敢於來犯的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學習李素文，爭當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標兵……
“越南－－中國，山連山，水連水，親愛的同誌加兄弟……！”
“北京－－地拉那，中國－－阿爾巴尼亞，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國家……”
“拉丁美洲火山爆發了，美帝國主義正在滅亡……”
“我是一個黑姑娘，我的家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頭……”
或隔三天，或隔五日，我們便會有極其莊嚴、極其神聖的理由，引亢高歌。
城市的巨大宣傳板上，畫著毛主席和恩維爾·霍查同誌並肩站在一起的油畫；畫著毛主席和胡誌明主席親切握手的油畫；書寫著醒目的“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蘇聯現代修正主義”、“中阿友誼萬古長青”、“美帝必敗、越南必勝”、“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等標語。
阮文追、貞姐取代了我們內心裏卓婭和舒拉的形象。
我和我們的共和國一起密切關注著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反帝反修鬥爭的形勢。一點也不介意我們的共和國每個月隻發給我一張買五兩肉的肉票；不介意我們的共和國規定給我的每月二十八斤半的口糧是不夠我吃的；不介意從糧店買回家的苞米楂子和苞米麵常常是生蟲的焐了的；不介意因為一時買不到電燈泡而在蠟燭光下完成作業；不介意因為一時買不到麵堿而吃又酸又硬的三分之一白麵做的饅頭；不介意我們的新家是大躍進中家庭婦女們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口號鼓舞之下蓋成的，冬天冷如冰窖，四壁凍滿銀霜，夏季漏雨，牆皮反潮。不介意一切。“憶苦思甜”在我身上發生很成功的教育效果。有《收租院》大型泥塑展示的苦比著，形象，具體，深刻。補充以其它各類“憶苦思甜”活動，我簡直沒半點理由對我們的共和國抱怨什麽，對我誕生在紅旗下，成長在新中國的幸福懷疑什麽。
由小學生而中學生，仿佛一下子有永遠也參加不完的運動等待著我去參加，有永遠也學習不完的死了的或活著的英雄人物模範人物先進人物要求我一個接一個不斷去學習。我樂此不疲。認為人生的真正意義全部體現在我身上。
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使我銘記不忘的運動我不過隻參加了三次：大煉鋼鐵運動——我將家裏的一口小鐵鍋捐獻到學校去了，害得母親以後隻能用一口大鍋又做飯又炒菜。實現共產主義運動——我和我的同學們組成宣傳小組，在公共汽車上和試點商店中宣傳無人售票售貨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第一步。抓住那些不自覺將錢投入投錢箱就下車或拿了東西大搖大擺離開商店的人批評教育。我恨那些人。完全是由於他們的覺悟太低，拖了共產主義的後腿，共產主義才遲遲不能實現。不久那些試點公共汽車和試點商店便一概取消。因為我們的國民雖然樂於公共汽車上無人售票，樂於從商店裏“按需所取”，卻很難養成在無人監視的情況下將自己的錢投入錢箱的良好習慣。盡管我們不遺餘力地宣傳這個良好習慣可將他們帶入共產主義的理想王國，他們大多數仍不肯自覺。好端端的一次實現共產主義的機會便告夭折。我和我的同學們都為此而傷心而失望而氣哭了。挖蛹運動——那是除“四害”的“人民戰爭”中的一場戰役。全校同學排著整齊的隊伍敲鑼打鼓，高唱“除四害”歌，浩浩蕩蕩走出校園，以班級為陣容，包圍一個個公共廁所，展開“殲滅戰”。提出的口號響亮而具有戰鬥性——“挖出一個蛹，等於挖出一個深藏的階級敵人。”這是一個偉大口號。因為它包含著一個靈活多變的公式。如在作業本上自己尋找出一個錯別字並加以改正，就等於發現了一個階級敵人並加以消滅。或者等於消滅了一個美國鬼子，支援了越南人民的解放鬥爭。後來初中下鄉勞動時，演變為除掉一棵雜草，也等於除掉一個階級敵人。反之，若鋤掉了一棵秧苗，自然等於在戰場上走火打死了一個戰友。我記得很清楚，在一次下鄉勞動中，我們班的一個近視眼女同學，一鋤頭下去，鋤倒了一片苗。同學們開她的批評會，她訥訥地替自己解釋：“我不是存心的，我注意力一不集中……”同學們聽了個個憤然，七嘴八舌：“你為什麽注意力不集中？你等於打死了一個排的戰友啊！”“你這是犯罪！你的鋤頭上沾滿了戰友的鮮血！”……致使她接連兩天沒吃飯，捧著那些被她除掉的幹枯的秧苗，淚漣漣如雨地念叨：“我不是存心的，我對不起你們，我不是存心的，我對不起你們……”
基於此種思維方式所導致的行為，後來“文化大革命”中舉不勝舉。如今細想，我相信是完全可以“造就”成近乎一個模式的一代人。謂予不信，重新閉關鎖國，對一九八七年或一九八八出生的嬰兒一律實行“專門”教育，想以什麽主義為教育內容都行，二十年後不“造就”出什麽主義的一代忠實信徒才怪呢！
慚愧，象我這麽一個非常關心國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中學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息，竟是從收破爛兒的盧叔那兒獲得的。
“嘿，瞧著吧，又要搞了！”
那一天，盧叔大大咧咧地跨入我家門坎，沒頭沒腦地說了這麽一句。
母親，我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正圍著小炕桌吃飯。桌上照例是一人一碗大楂子，一盆新蒸的窩頭，一盤鹹菜，一碟醬，幾根蔥。
母親端著碗，抬頭看了盧叔一眼，反應遲鈍地問：“搞衛生？”
幾天前，精神病院寄來了催交哥哥的醫療費的清單——三百餘元，母親籌借不足這筆錢，連日憂心忡忡，愁眉不展，內心焦急如焚，嘴唇起了泡。
我呢，一方麵以一雙中學生的眼睛關注著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正義戰爭和蘭考人民在焦裕祿同誌逝世後重建家園的艱苦奮鬥，一方麵思想處在繼續升學還是畢業後去幹臨時工，早日替家裏掙錢的十字路口猶豫不決。我知道母親毫無熱情應付街道委員會每年春季都要進行的衛生大檢查運動。
“老嫂子，我說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運動了啊！凡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盧叔振振有詞，語氣十分莊嚴，仿佛一位大政治家。
“別瞎說，讓人聽到該認為你製造政治謠言，擾亂民心了！”母親善良地告誡他。
“嗨，老嫂子，我是個犯過錯誤被開除公職的人，還敢製造政治謠言嗎？我今天收了一卷報紙，其中有一張《北京日報》，登了一大版批判文章！五七年那場運動不就是先從報上搞起來的麽？”
“唉……”母親長長地歎了口氣，心不在焉地回答：“就是又要搞，那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應該操心的事兒。他老人家認為應該搞，就隨他老人家搞唄……”話題一轉便問：“他盧叔，你能幫我籌借些錢麽？你大侄子的住院費……”
“這……”盧叔沉吟片刻，安慰道：“我幫你想想辦法，想想辦法。別愁，車到山前必有路……我看三家村是劫數難逃蛙！”
“農村又有地方受災了？”母親複歎口氣，用一種憂國憂民的語調說：“中央那麽多大幹部，就沒有一個人對毛主席他老人家提議提議，先別搞運動了，先就災要緊啊！”
“不是農村又有地方受災了，我說的三家村是吳南星那個村……”盧叔的唾沫濺了我一臉，我也不好意思擦。
“什麽星？共產黨不是反對迷信麽？還講星相啊？”母親被盧叔的解釋搞得愈發糊塗，如墜五裏霧中，怔怔地瞧著盧叔，以為他又喝醉了。
盧叔確是喝酒了，但我看出他沒醉。
“聽了半天你也沒明白！吳南星是個人，寫了本書叫什麽《燕山夜話》，報上批判說是宣揚資產階級思想的書！……”盧叔努力要使我的沒有文化的母親明白而且相信，一場嚴峻的政治運動就要開始。
“《燕山夜話》不是吳南星寫的，是鄧拓寫的。”我對盧叔的話加以糾正。
《燕山夜話》我讀過。《三家村劄記》我也讀過。這兩本雜文集，繼秦牧的《藝海拾貝》出版後很受喜歡文學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重視，爭相傳閱。《一個雞蛋的家當》已在我的許多同學之間成為互諷的雋語。但我當時卻不知道鄧拓是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亦不知“吳南星”是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個人的筆名。我一直以為鄧拓和“吳南星”是兩位作家。
“你一個小孩子摻什麽言！”盧叔因為我指出他張冠李戴的錯誤，有幾分不高興，訓斥了我一句。
我不跟他爭辯，飯也不吃了，放下手中的窩頭，離開家，去到他家屋前，在一堆舊報中翻找到使盧叔對我母親發表了一通預言的那份《北京日報》。
果然，第一版的通欄標題是《關於〈三家村劄記〉和〈燕山夜話〉的批判》，洋洋萬言的大塊文章，竟占了三個版麵！
那一張報紙的日期是四月十六日。
我正急急切切、一目十行地瀏覽那篇文章，盧叔不知何時離開我家，已站在薑叔家窗前，高聲大嗓地說：“薑大哥，讀過四月十六的《北京日報》麽？”
“哈爾濱晚報都沒訂，哪兒讀《北京日報》去？”薑叔家傳出薑叔朗朗的回答。
“我那有一份，一會你看看！”
“不看，沒那閑工夫！”
“馬大哥，馬大哥在家麽？”盧叔又轉移到馬家窗前。
“什麽事啊？你滿院大呼小叫的？”馬家窗前，出現了馬叔瘦高的身子。
“你這大知識分子，該是個關心政治的人吧？看過四月十六的《北京日報》麽？”
“看過了啊。”馬叔不動聲色。
“有何見教啊？是不是又要搞場什麽政治運動了呀？”盧叔總算找到了一個可能有共同語言的人，一屁股坐上了馬家的窗台。
馬叔也掃了他一大興：“無可奉告，我是個不談政治的人。”
盧叔識趣地從馬家窗台上蹦下來了。
張叔踱出家門，調侃的地說：“你盧二爺怎麽變得這麽關心政治了呀？”
盧叔嘿嘿道：“這話問得多沒水平！收破爛的就不關心政治了？我盧二爺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丟了公職後還能在咱們社會主義大家庭中混口飯吃，不關心政治太沒良心了吧？”
張叔繼續調侃道：“你別假積極，要是再搞場什麽運動，說不定就把你捎上整一整！”
“整我？”盧叔嗓門更高了：“我盧二爺如今即使算不上名正言順的工人階級了，總還沒被開除無產階級隊伍吧？起碼誰也得承認我還算個流氓無產階級！隻要我還沾著無產階級點邊，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絕對不忍心整到我頭上！”
“好！說得有理！”張叔哈哈大笑。
盧嬸從屋裏走到馬家窗前，拽住盧叔的胳膊往回扯他，一邊說：“你給我回去！你給我回去！灌了幾口馬尿，就東家西家地扯閑篇，讓人討厭不？”
盧叔被扯將回來，見我還拿著那份《北京日報》發呆，不無遺憾地嘟噥：“全院就你這麽一個關心政治的！虧咱們這院還是個‘四好’院！”
薑叔隨後跟過來，說：“得了吧！張口政治閉口政治的，好象你是個政治局委員！你不再喝醉了酒操菜刀操斧頭，登高上房，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端盤棋來，今天我用心思和你殺幾把，我就不信我贏不了你一盤！”
“贏我？你薑大哥還嫩得很哪！”盧叔精神大振，興奮中樞頓時轉移。
於是他們就下棋。
一會兒，馬家傳出了黑管和小號的合奏：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中的插曲——《花兒為什麽這樣紅》。
而我的內心充滿煩愁的母親，已和那些嬸子輩的女人們坐在院子裏了，向她們尋找安慰與同情。
我仍拿著那份《北京日報》，坐在盧家那堆舊報中思索：報上這篇批判文章果真是一個信號嗎？一場嚴峻的政治運動果真就要來臨了嗎？我有點不相信收破爛的盧叔的預言。四月十六號的報紙，那一天已經是四月二十一號了，這幾天裏不是什麽都沒有發生嗎？
《花兒為什麽這樣紅》吹了一遍又一遍。那是馬叔和竇叔合奏得最好的一支曲子。
至於鄧拓和吳晗兩位“作家”，我暗暗有些替他們遺憾。比較起來，我更早些知道的是吳晗這個名字。因為我還讀過他編寫的《春秋故事》和《戰國故事》。從那篇文章看，對他們的批判是有理有據，難以反駁的。自己喜愛的兩本書，原來是宣傳資產階級世界觀和生活方式的書！我的遺憾不僅僅為著他們的錯誤，也為著我自己的被騙。
“將！你死棋無解了！”猛可地，聽得盧叔滿懷勝利喜悅大喝一聲。
春天的晚風習習吹拂。院裏那棵老榆樹輕輕搖晃著滿枝肥嫩的榆錢兒。月亮在人們不經意間升起來了。向我們的大院慷慨地灑下如水的月光。憋悶了一冬季的院裏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這個美好的晚上，似乎格外不願呆在家中。
兩個棋迷又重新擺開了一局，張叔不知何時湊在了旁邊，喝五吆六亂支招兒。
女人中傳來了母親不很舒朗的笑聲。
我很久沒聽到母親笑了。
連平時不太合群的孫叔也邁出了家門，自言自語：“今晚院裏好熱鬧！”說完，轉身進屋了。一會兒搬了把椅子又出來，坐在自家門口，手捧著半導體，戴著耳塞，不知獨自聽什麽節目。
我的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和院裏其他孩子們聚在馬家窗外，靜聽黑管和小號的合奏。
《花兒為什麽這樣紅》的旋律在院裏悠悠回蕩。
當時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那個夜晚，是我們院所有人家共同度過的最後一個和睦的，友善的，安寧的，愉快的夜晚。
那個難忘的夜晚，至今保留在我的記憶中……
十七歲的我，剛剛經曆了三年“自然災害”，身體發育不良，還沒長到一米六。吃野菜造成的浮腫雖以消退，對饑餓的印象卻鏤刻在大腦皮層上。如同纖纖少女般瘦削單薄的肩膀扛著一顆自以為成熟了的頭。全中國和全世界裝在裏邊兒。它仿佛隨時會被種種熱忱和種種激情一下子鼓破。
陳家全平百米世界記錄－－美國四十多個州的數萬公眾在白宮前示威遊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正義鬥爭－－向歐陽海學習！－－向王傑學習！－－向鋼鐵戰士麥賢得學習！－－向焦裕祿同誌學習！－－向越南人民的好兒子阮文追學習！－－向越南人民的好女兒貞姐學習！－－參加反對“日韓條約”的集會－－參加慶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五周年的集會－－參加仿造的《收租院》泥塑，虔誠地接受憶苦思甜的階級教育－－學大寨支農－－學大慶支工－－學軍時刻準備狠狠打擊敢於來犯的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學習李素文，爭當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標兵……
“越南－－中國，山連山，水連水，親愛的同誌加兄弟……！”
“北京－－地拉那，中國－－阿爾巴尼亞，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國家……”
“拉丁美洲火山爆發了，美帝國主義正在滅亡……”
“我是一個黑姑娘，我的家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頭……”
或隔三天，或隔五日，我們便會有極其莊嚴、極其神聖的理由，引亢高歌。
城市的巨大宣傳板上，畫著毛主席和恩維爾·霍查同誌並肩站在一起的油畫；畫著毛主席和胡誌明主席親切握手的油畫；書寫著醒目的“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蘇聯現代修正主義”、“中阿友誼萬古長青”、“美帝必敗、越南必勝”、“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等標語。
阮文追、貞姐取代了我們內心裏卓婭和舒拉的形象。
我和我們的共和國一起密切關注著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反帝反修鬥爭的形勢。一點也不介意我們的共和國每個月隻發給我一張買五兩肉的肉票；不介意我們的共和國規定給我的每月二十八斤半的口糧是不夠我吃的；不介意從糧店買回家的苞米楂子和苞米麵常常是生蟲的焐了的；不介意因為一時買不到電燈泡而在蠟燭光下完成作業；不介意因為一時買不到麵堿而吃又酸又硬的三分之一白麵做的饅頭；不介意我們的新家是大躍進中家庭婦女們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口號鼓舞之下蓋成的，冬天冷如冰窖，四壁凍滿銀霜，夏季漏雨，牆皮反潮。不介意一切。“憶苦思甜”在我身上發生很成功的教育效果。有《收租院》大型泥塑展示的苦比著，形象，具體，深刻。補充以其它各類“憶苦思甜”活動，我簡直沒半點理由對我們的共和國抱怨什麽，對我誕生在紅旗下，成長在新中國的幸福懷疑什麽。
由小學生而中學生，仿佛一下子有永遠也參加不完的運動等待著我去參加，有永遠也學習不完的死了的或活著的英雄人物模範人物先進人物要求我一個接一個不斷去學習。我樂此不疲。認為人生的真正意義全部體現在我身上。
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使我銘記不忘的運動我不過隻參加了三次：大煉鋼鐵運動——我將家裏的一口小鐵鍋捐獻到學校去了，害得母親以後隻能用一口大鍋又做飯又炒菜。實現共產主義運動——我和我的同學們組成宣傳小組，在公共汽車上和試點商店中宣傳無人售票售貨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第一步。抓住那些不自覺將錢投入投錢箱就下車或拿了東西大搖大擺離開商店的人批評教育。我恨那些人。完全是由於他們的覺悟太低，拖了共產主義的後腿，共產主義才遲遲不能實現。不久那些試點公共汽車和試點商店便一概取消。因為我們的國民雖然樂於公共汽車上無人售票，樂於從商店裏“按需所取”，卻很難養成在無人監視的情況下將自己的錢投入錢箱的良好習慣。盡管我們不遺餘力地宣傳這個良好習慣可將他們帶入共產主義的理想王國，他們大多數仍不肯自覺。好端端的一次實現共產主義的機會便告夭折。我和我的同學們都為此而傷心而失望而氣哭了。挖蛹運動——那是除“四害”的“人民戰爭”中的一場戰役。全校同學排著整齊的隊伍敲鑼打鼓，高唱“除四害”歌，浩浩蕩蕩走出校園，以班級為陣容，包圍一個個公共廁所，展開“殲滅戰”。提出的口號響亮而具有戰鬥性——“挖出一個蛹，等於挖出一個深藏的階級敵人。”這是一個偉大口號。因為它包含著一個靈活多變的公式。如在作業本上自己尋找出一個錯別字並加以改正，就等於發現了一個階級敵人並加以消滅。或者等於消滅了一個美國鬼子，支援了越南人民的解放鬥爭。後來初中下鄉勞動時，演變為除掉一棵雜草，也等於除掉一個階級敵人。反之，若鋤掉了一棵秧苗，自然等於在戰場上走火打死了一個戰友。我記得很清楚，在一次下鄉勞動中，我們班的一個近視眼女同學，一鋤頭下去，鋤倒了一片苗。同學們開她的批評會，她訥訥地替自己解釋：“我不是存心的，我注意力一不集中……”同學們聽了個個憤然，七嘴八舌：“你為什麽注意力不集中？你等於打死了一個排的戰友啊！”“你這是犯罪！你的鋤頭上沾滿了戰友的鮮血！”……致使她接連兩天沒吃飯，捧著那些被她除掉的幹枯的秧苗，淚漣漣如雨地念叨：“我不是存心的，我對不起你們，我不是存心的，我對不起你們……”
基於此種思維方式所導致的行為，後來“文化大革命”中舉不勝舉。如今細想，我相信是完全可以“造就”成近乎一個模式的一代人。謂予不信，重新閉關鎖國，對一九八七年或一九八八出生的嬰兒一律實行“專門”教育，想以什麽主義為教育內容都行，二十年後不“造就”出什麽主義的一代忠實信徒才怪呢！
慚愧，象我這麽一個非常關心國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中學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息，竟是從收破爛兒的盧叔那兒獲得的。
“嘿，瞧著吧，又要搞了！”
那一天，盧叔大大咧咧地跨入我家門坎，沒頭沒腦地說了這麽一句。
母親，我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正圍著小炕桌吃飯。桌上照例是一人一碗大楂子，一盆新蒸的窩頭，一盤鹹菜，一碟醬，幾根蔥。
母親端著碗，抬頭看了盧叔一眼，反應遲鈍地問：“搞衛生？”
幾天前，精神病院寄來了催交哥哥的醫療費的清單——三百餘元，母親籌借不足這筆錢，連日憂心忡忡，愁眉不展，內心焦急如焚，嘴唇起了泡。
我呢，一方麵以一雙中學生的眼睛關注著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正義戰爭和蘭考人民在焦裕祿同誌逝世後重建家園的艱苦奮鬥，一方麵思想處在繼續升學還是畢業後去幹臨時工，早日替家裏掙錢的十字路口猶豫不決。我知道母親毫無熱情應付街道委員會每年春季都要進行的衛生大檢查運動。
“老嫂子，我說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運動了啊！凡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盧叔振振有詞，語氣十分莊嚴，仿佛一位大政治家。
“別瞎說，讓人聽到該認為你製造政治謠言，擾亂民心了！”母親善良地告誡他。
“嗨，老嫂子，我是個犯過錯誤被開除公職的人，還敢製造政治謠言嗎？我今天收了一卷報紙，其中有一張《北京日報》，登了一大版批判文章！五七年那場運動不就是先從報上搞起來的麽？”
“唉……”母親長長地歎了口氣，心不在焉地回答：“就是又要搞，那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應該操心的事兒。他老人家認為應該搞，就隨他老人家搞唄……”話題一轉便問：“他盧叔，你能幫我籌借些錢麽？你大侄子的住院費……”
“這……”盧叔沉吟片刻，安慰道：“我幫你想想辦法，想想辦法。別愁，車到山前必有路……我看三家村是劫數難逃蛙！”
“農村又有地方受災了？”母親複歎口氣，用一種憂國憂民的語調說：“中央那麽多大幹部，就沒有一個人對毛主席他老人家提議提議，先別搞運動了，先就災要緊啊！”
“不是農村又有地方受災了，我說的三家村是吳南星那個村……”盧叔的唾沫濺了我一臉，我也不好意思擦。
“什麽星？共產黨不是反對迷信麽？還講星相啊？”母親被盧叔的解釋搞得愈發糊塗，如墜五裏霧中，怔怔地瞧著盧叔，以為他又喝醉了。
盧叔確是喝酒了，但我看出他沒醉。
“聽了半天你也沒明白！吳南星是個人，寫了本書叫什麽《燕山夜話》，報上批判說是宣揚資產階級思想的書！……”盧叔努力要使我的沒有文化的母親明白而且相信，一場嚴峻的政治運動就要開始。
“《燕山夜話》不是吳南星寫的，是鄧拓寫的。”我對盧叔的話加以糾正。
《燕山夜話》我讀過。《三家村劄記》我也讀過。這兩本雜文集，繼秦牧的《藝海拾貝》出版後很受喜歡文學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重視，爭相傳閱。《一個雞蛋的家當》已在我的許多同學之間成為互諷的雋語。但我當時卻不知道鄧拓是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亦不知“吳南星”是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個人的筆名。我一直以為鄧拓和“吳南星”是兩位作家。
“你一個小孩子摻什麽言！”盧叔因為我指出他張冠李戴的錯誤，有幾分不高興，訓斥了我一句。
我不跟他爭辯，飯也不吃了，放下手中的窩頭，離開家，去到他家屋前，在一堆舊報中翻找到使盧叔對我母親發表了一通預言的那份《北京日報》。
果然，第一版的通欄標題是《關於〈三家村劄記〉和〈燕山夜話〉的批判》，洋洋萬言的大塊文章，竟占了三個版麵！
那一張報紙的日期是四月十六日。
我正急急切切、一目十行地瀏覽那篇文章，盧叔不知何時離開我家，已站在薑叔家窗前，高聲大嗓地說：“薑大哥，讀過四月十六的《北京日報》麽？”
“哈爾濱晚報都沒訂，哪兒讀《北京日報》去？”薑叔家傳出薑叔朗朗的回答。
“我那有一份，一會你看看！”
“不看，沒那閑工夫！”
“馬大哥，馬大哥在家麽？”盧叔又轉移到馬家窗前。
“什麽事啊？你滿院大呼小叫的？”馬家窗前，出現了馬叔瘦高的身子。
“你這大知識分子，該是個關心政治的人吧？看過四月十六的《北京日報》麽？”
“看過了啊。”馬叔不動聲色。
“有何見教啊？是不是又要搞場什麽政治運動了呀？”盧叔總算找到了一個可能有共同語言的人，一屁股坐上了馬家的窗台。
馬叔也掃了他一大興：“無可奉告，我是個不談政治的人。”
盧叔識趣地從馬家窗台上蹦下來了。
張叔踱出家門，調侃的地說：“你盧二爺怎麽變得這麽關心政治了呀？”
盧叔嘿嘿道：“這話問得多沒水平！收破爛的就不關心政治了？我盧二爺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丟了公職後還能在咱們社會主義大家庭中混口飯吃，不關心政治太沒良心了吧？”
張叔繼續調侃道：“你別假積極，要是再搞場什麽運動，說不定就把你捎上整一整！”
“整我？”盧叔嗓門更高了：“我盧二爺如今即使算不上名正言順的工人階級了，總還沒被開除無產階級隊伍吧？起碼誰也得承認我還算個流氓無產階級！隻要我還沾著無產階級點邊，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絕對不忍心整到我頭上！”
“好！說得有理！”張叔哈哈大笑。
盧嬸從屋裏走到馬家窗前，拽住盧叔的胳膊往回扯他，一邊說：“你給我回去！你給我回去！灌了幾口馬尿，就東家西家地扯閑篇，讓人討厭不？”
盧叔被扯將回來，見我還拿著那份《北京日報》發呆，不無遺憾地嘟噥：“全院就你這麽一個關心政治的！虧咱們這院還是個‘四好’院！”
薑叔隨後跟過來，說：“得了吧！張口政治閉口政治的，好象你是個政治局委員！你不再喝醉了酒操菜刀操斧頭，登高上房，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端盤棋來，今天我用心思和你殺幾把，我就不信我贏不了你一盤！”
“贏我？你薑大哥還嫩得很哪！”盧叔精神大振，興奮中樞頓時轉移。
於是他們就下棋。
一會兒，馬家傳出了黑管和小號的合奏：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中的插曲——《花兒為什麽這樣紅》。
而我的內心充滿煩愁的母親，已和那些嬸子輩的女人們坐在院子裏了，向她們尋找安慰與同情。
我仍拿著那份《北京日報》，坐在盧家那堆舊報中思索：報上這篇批判文章果真是一個信號嗎？一場嚴峻的政治運動果真就要來臨了嗎？我有點不相信收破爛的盧叔的預言。四月十六號的報紙，那一天已經是四月二十一號了，這幾天裏不是什麽都沒有發生嗎？
《花兒為什麽這樣紅》吹了一遍又一遍。那是馬叔和竇叔合奏得最好的一支曲子。
至於鄧拓和吳晗兩位“作家”，我暗暗有些替他們遺憾。比較起來，我更早些知道的是吳晗這個名字。因為我還讀過他編寫的《春秋故事》和《戰國故事》。從那篇文章看，對他們的批判是有理有據，難以反駁的。自己喜愛的兩本書，原來是宣傳資產階級世界觀和生活方式的書！我的遺憾不僅僅為著他們的錯誤，也為著我自己的被騙。
“將！你死棋無解了！”猛可地，聽得盧叔滿懷勝利喜悅大喝一聲。
春天的晚風習習吹拂。院裏那棵老榆樹輕輕搖晃著滿枝肥嫩的榆錢兒。月亮在人們不經意間升起來了。向我們的大院慷慨地灑下如水的月光。憋悶了一冬季的院裏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這個美好的晚上，似乎格外不願呆在家中。
兩個棋迷又重新擺開了一局，張叔不知何時湊在了旁邊，喝五吆六亂支招兒。
女人中傳來了母親不很舒朗的笑聲。
我很久沒聽到母親笑了。
連平時不太合群的孫叔也邁出了家門，自言自語：“今晚院裏好熱鬧！”說完，轉身進屋了。一會兒搬了把椅子又出來，坐在自家門口，手捧著半導體，戴著耳塞，不知獨自聽什麽節目。
我的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和院裏其他孩子們聚在馬家窗外，靜聽黑管和小號的合奏。
《花兒為什麽這樣紅》的旋律在院裏悠悠回蕩。
當時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那個夜晚，是我們院所有人家共同度過的最後一個和睦的，友善的，安寧的，愉快的夜晚。
那個難忘的夜晚，至今保留在我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