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純粹是一次偶然。這觀點現在已經被大多數的人們認可了。相對而言，人生卻要複雜些，起碼來說要麻煩些。倘偶然的生命攤上了必然的時代，人生的曆程有時就麻煩得沒有什麽道理可講。直至死掉，才算終獲解脫。正所謂不速而來，不速而去。仿佛爭先恐後前往參加最後的一次重大慶典；仿佛那是名額有限且體現身份的活動，盡管人人手中都預發了一張入場券，但去晚了入場券就作廢了因而太可惜了似的。
近五年，平均下來，每年都要參加幾個人的追悼會，我心戚戚。今年又送走了兩位忘年交，其中一位便是柳先生，我一向尊稱他“柳老師”。
柳老師享年七十有三。生前體格硬朗，堅持晨練。熟悉他的人，皆認為他可以活到八十三。努努力，活到九十三以後，似乎也是大有可能之事，因為他是那麽健壯啊!
他逝世前不久我還見到過他，在一次出版社舉行的新書研討會上。很平庸的一部小說，到會的都是因名而寂寞之人，與同樣平庸又同樣偏得浮名的我——為平庸充當炒作之幫閑，說些逢場作戲虛與委蛇的平庸的話。有人連書也不曾翻看一下，卻一張口便儼然是在發表權威性的評論。會後備了自助餐，七十三歲的柳老師，仍有一口堅固銳利的、基本上屬於原件的好牙；並有一副吸收功能消化功能都極佳的好腸胃。那日他吃得津津有味，大快朵頤。喝起啤酒來如同嚴重缺氧之人貪婪吸氧，三杯四杯下肚，竟臉也不曾微紅一陣。他豪飲。正值暑季，考慮到大多數人胃腸的適應性，沒提供冰鎮啤酒，提供了一盤子冰塊。別人隻不過往杯中放一二冰塊，他不，他專為自己夾了一小盤冰塊。他喝一口啤酒，便放一塊冰入口。接著，嚼得嘎嘣嘎嘣響。周圍眾人看著他一個個目瞪口呆，無不顯出羨煞乃至於嫉妒的樣子。
而他，咽了以後，連說：“這樣才痛快!這樣才痛快!”
分明的，也有那麽點兒炫耀好牙口和好胃口的意思，滿臉的洋洋自得。
於是，眾人都對他的好牙口好胃口肅然起敬。
而他亦莊亦諧地說：“感謝從前對我的改造，受益匪淺，受益匪淺……”
每當有人因他的好牙口好胃口而對他刮目相看，他總那麽說。說得虔而又誠。他曾是“右派分子”，在某邊陲農場改造了二十餘年。似乎，他認為，他的好牙口好胃口，以及全方位的健康硬朗，乃是長期被改造的好處，因而自己實際上是“反右”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惟恐別人懷疑他的虔誠，又總是要在感激的話語之後補充兩個字——“真的!”
想想吧，一位七十三歲的老人，舉杯豪飲，接著嘎嘣嘎嘣地大嚼冰塊，那是一副多麽雄壯的情形?
然而半個月後，我竟親筆為他寫訃告和悼詞。讀者不難想像，聽說他死了，熟悉他的人們多麽驚訝。其中自然包括我。
他不是死於飛來橫禍。
也不是死於什麽長期潛伏於他身體內的噬命病毒。
而是——死於一次會議。
確切地說，是死於一次發言。一次他自己的發言。他一生的最後一次發言。
當我從別人的口中，片片斷斷地獲得了他的死因以後，我就不再像起初那等驚訝了。自古人生誰無死呢?對於一位七十三歲的老人，怎麽死還不是一樣的呢?我甚至覺得，死於自己的一次發言，反而是比死於橫禍死於惡症來得幸運的事。不是嗎?死於橫禍，難免地將死得皮破肉綻，斷肢濺血。死於惡症，又每將死亡這一件事拖得曠日持久。直至自己被折磨得不成人樣不算，也勢必拖累得親人子女身心交瘁，最終暗祈自己早點咽氣，求全體的解脫。以上兩種死法，第一種不正常，而且每有責任官司留給親人子女。第二種太被動，迫人接受惟一的現實，而且每有失於人之作為人的起碼尊嚴。相比較而言，死於自己一生的最後一次發言，畢竟的，總還算死得幹淨。似乎，更適合於一位知識分子的死法。盡管，那一次發言使他又招致了無盡的煩惱與憤懣，並使他的頭腦大麵積溢血。但那點子血，卻終究沒出在頭皮外，隻溢在腦殼裏。既不曾使自己恐慌，也不曾嚇著別人。
因為我是他的忘年交，對他一生的大致情況，是有所了解的。正因為有所了解，對於他的死，我漸漸地由驚訝而認為命中注定了。既然他的一生都受發言這種事兒的擺布，死於最後一次發言，不僅符合“中國特色”這一大概念，而且也算是死得一貫了吧?雖然並不一定其所。
柳老師祖籍山東，生於北方，求學於南方。一九五二年大學畢業，專業是社會學。學生時代的他確信社會學是國家的眼，能替國家見所未見，進而想所未想，於是著書立說，暢言治國理念，實現服務於國的抱負。
由於有如此單純的人生打算，所以他基本上是當時的一名“安分”學生。也就是說，既不曾與大學校園裏的地下中國共青團中國共產黨組織主動接近過，也不曾被大學校園裏的“三青團”之類所物色所拉攏。因為他太安分了，太“以學為主”了，故在大學校園裏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團員們看來，是一名缺乏政治熱忱、思想近於迂腐的學生。成功地發展他是不太容易的。向他暴露政治身份是根本不值得的。而“三青團”之類，基於對他的同樣的看法，也是那麽的不屑於待見他。其實，對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他並非一名完全沒有立場的青年。隻不過他的立場形成於內心裏，不知該以怎樣的方式向誰們去表達才妥。在當時的大學校園裏，他不但是一名太安分的學生，而且還顯得那麽離群索居，獨往獨來。然而，蔣介石政府的腐朽沒落朝不保夕，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沉重打擊下黔驢技窮節節敗退潰不成軍的局麵，畢竟也昭昭地看在他眼裏。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捷報頻傳，畢竟也一次次地在他年輕的心裏掀起過大的激動。那是正知識化著的青年，對於呈現在自己苦難國家之上空的希望曙光所懷的真切的喜悅。然而這青年一如既往地離群索居；一如既往地獨往獨來；一如既往地內向；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一如既往地埋頭研讀中外社會學著述；一如既往地既不被校園裏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團員們所理解，也不被國民黨的“三青團”之類所相中。他那種不動聲色的激動和喜悅，也隻不過化作夜深人靜之時，日記裏的一行行小詩而已……
他相信社會學家能充當國家的眼睛，相信社會學可以影響政府治國理念的信條，卻絲毫也未改變過。國民黨的政府不行了，共產黨的政府不是即將誕生了嗎?隻要一個國家有政府在，不論那政府好壞，社會學總是會對它有用的啊。它壞，社會學可能使它變得好一點兒。它好，社會學則肯定會使它更好。社會學對它有用，不是也便等於對人民有用了嗎?他確信未來的政府是好政府。
是的，這就是他當時的真實想法。
是的，這青年對他所選擇了並寧願為之奉獻一生的社會學，如一切癡迷的藝術家對自己所從事的藝術一樣，絲毫也不懷疑其意義。
他就在如此這般的心態中，迎來了“百萬雄師過大江”的中國曆史大事件。於是中國共產黨緊接著成了中國的主人。自然的，也同時成了他那一所大學的主人。一夜之間，那一所大學的精神麵貌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最盛大的狂歡是由它宣布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中共地下的團員、黨員及其各級組織於是全麵地徹底地公開。激動和喜悅匯成巨大的興奮，聯歡活動慶祝活動在校園裏此起彼伏，一場高xdx潮緊接著一場高xdx潮。往日埋頭研讀社會學的大學二年級的學子，驚訝萬分地發現，某些似乎從不過問政治的先生們，卻原來是中共地下黨組織身份很高的領導者。某些昨天似乎和自己一樣“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安分同窗，卻原來是中共優秀的地下黨團員。而他們為了迎接解放全中國這一大事件，長期在地下所從事的卓越的革命活動，一旦成為公開的談資，令他敬佩不已。同時，也使他慚愧不已。
在一次暢談解放心情和感想的座談會上，年輕的柳作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發言。會議是由從前的地下黨團員發起並主持的。爭相發言的卻幾乎全都是從前疏遠政治的師生們。前者中很少有人發言。他們隻不過傾聽或者記錄。因為他們已不必通過發言來表達自己的立場。因為這一點已在他們的地下鬥爭中被證明過了並被考驗過了。那更是給予後者的一次公開的表態機會。後者意識到了。後者的發言十分踴躍。他們沒有為中國的新時代的到來作過什麽貢獻，已然成為不爭的事實。所以他們都努力通過一次發言的機會，表明自己的心從很早很早的時候開始，便暗戀一般癡情地傾向於中國共產黨了。而這是一件除了飽含滿眶的淚水，除了顫抖的嘴唇，除了滾燙的話語和富有感情色彩的口號，畢竟還需另外的一些，哪怕一點點實證的事情。於是他們中的每一位，幾乎都當場“提供”了實證。雖然沒有任何人要求或暗示他們應該那樣，但他們自己對自己有那樣的要求，自己對自己產生那樣的心理暗示。他們中有人出示了一塊紅布，說是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裏就早已預備下了的，為的是在解放軍入城那一天及時地做成一麵歡迎的紅旗擎出去。殊料解放軍會在夜間入城呢?有人翻開自己的日記大聲宣讀，說那一段段比馬克思主義還馬克思主義，比共產黨人還共產黨人的話語，是自己在最憂患國家命運的日子裏寫下的。說自己那時多麽多麽的渴望投入共產黨的懷抱，可是校園裏的地下黨團員們腦門上並不貼著告示，一日十次迎麵走過也不知道啊。於是使傾聽的人們咀嚼出失之交臂的大憾意味。也有人激昂地朗誦自己寫在日記裏的紅色詩句。那樣的詩句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裏一經被查實是誰寫的，輕則入監坐牢，重則掉腦袋。中共的地下黨團員們以前反而是絕不在自己的日記裏寫那樣的詩句的，因為那是被黨的地下工作的嚴明紀律所禁止的。而後者們信誓旦旦地聲稱，之所以敢在日記裏寫下那樣的詩句，是作好“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的思想準備的……
公正地說，大多數發言者的發言都是源於真誠情懷的。但也確有人的發言，是基於審時度勢的思量。用現今的說法，不無作秀的成分。他們日記裏的話語和紅色詩句，究竟是否真的寫於白色恐怖的日子，是頗值得懷疑的。也許隻不過是在發言的前一天偷偷插寫在日記的空頁空行間的。
在“千鈞霹靂開新宇”、“萬裏東風掃殘雲”的曆史大轉折的“拐點時期”，形形色色之人的形形色色之心態，都是那麽自然而然，那麽順理成章，那麽可以理解。甚至，多少有些使人悲憫。因為，分明的，尤其那些作秀者的作秀，不無惴惴不安的自我保護的成分。他們從前對政治太淡漠了，對中國的革命太不關心了，而“解放”這一令全世界矚目的大事件，使他們在曆史大轉折的“拐點時期”空前地失重起來。他們急功近利地企圖僅僅通過幾次表態，便確定自己和新政權的親愛關係……
柳是最後一個發言者。
當主持會議的人問：“還有哪位發言?”
那時，隻有柳一人沒發言了。主持人不過隨便問一句。像一切主持人照例要問那麽一句一樣。然而在柳聽來，仿佛是衝著自己問的。盡管主持人的目光沒望著他。實際上主持人直至那時並未注意到他這麽一個人的存在。即使他不發言，主持人也將會以為全都發過言了……
然而柳猶猶豫豫地站了起來。於是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了。
像所有發過言的人一樣，柳原本也是有備而至的。也是很需要一次機會，公開表明自己對新政權對中國共產黨的擁戴態度的。而且，他那一種態度，確切地說他那一種立場是發自內心的。聽了一位位發言者的發言，他卻不想發言了。因為在聽的過程中，他頭腦中形成了另外一種想法。而聽了主持人的話，他又覺得不發言不妥，也不好。連給機會公開表達態度和立場若都不表達，那自己究竟幹什麽來了呢?那不是比根本不參加會還顯得態度曖昧了嗎?
主持人看出了他內心有猶豫，鼓勵道：“到會的都是共產黨的朋友，新政權的支持者。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新政權日後還須仰仗諸君的種種協助。別有什麽顧慮，還是和大家交流交流改天換地的感想吧!”
於是柳不再猶豫。
他以他特有的，慢條斯理的語調說，他也是帶來了一個日記本的，日記本上也是寫下了幾首盼望解放軍的全國勝利，詛咒蔣家王朝加速滅亡的詩句的，也是打算當眾朗誦一番的……
“但是……”
他舉起了他手中的日記本，緩緩撕為兩部分。
那一時刻，一切的人是怎樣的驚愕可想而知。
氣氛一時變得極為凝重。甚至，頓時變得有些緊張起來。在場的中共黨員們的表情，刹那皆呈現出勢不可免的大論戰之前的嚴峻。
他接著說，自己實際上是一個“改良救國”主義者。改良之對象，自然是國民黨的政府。自己所以為的改良之策，自然是社會學。由此，足見自己從前政治上的幼稚和淺薄。而新中國誕生了這一事實教育了他，使他終於開始明白——隻有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暴力的革命，才能推翻蔣家王朝的統治，才能救中國。從此時此刻起，他將做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事業心悅誠服的、矢誌不渝的追隨者……
他說，中國共產黨為了它的事業的成功，犧牲了千千萬萬的優秀者。他們麵對屠刀和槍口所表現出的高貴氣節，確乎是驚天地泣鬼神的，是詩性的。而自己，白天明智地回避開校園裏的白色恐怖羅網，極其個人主義地埋頭讀書，以圖自己日後的成名成家；隻不過夜晚回到了宿舍裏，插上門，拉上窗簾，才在日記裏寫下幾行紅色的詩句，而且還覺得將日記藏在什麽地方都不夠安全……既然如此，這樣的詩句，無論今天看來多麽紅色，多麽革命，讀了又有什麽意思呢?又能有幾分感人可言呢?所以他改變了想法，決定不讀了，決定把日記當眾撕了……
他說，一想到那些為新中國之誕生拋頭顱灑鮮血的革命青年，中國共產黨英勇無畏視死如歸的誌士，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全體人民的大喜悅中，自己的崇敬尤其難以表達，自己的慚愧尤其難以形容……
“我想，同是中國青年，我其實是一個最該羞於談‘革命’二字的人。我對‘革命’這一件血流成河前仆後繼的大事情，什麽都沒有做過。中國北方的父老鄉親，也還心甘情願地將最後一位親人送上了前線，將最後一把小米雙手捧送給了前線，而我呢?我其實是連與人民分享全國解放之喜悅也是不配的啊!……”
於是他緩緩轉身，畢恭畢敬地麵向牆上的馬恩列斯毛的畫像，連鞠三躬。
他的發言，首先贏得了黨團員們極其熱烈的掌聲。
主持會議的人，情不自禁地離開坐位，大步跨到他跟前，緊緊擁抱住他說：“哎呀，哎呀……”
主持會議的人竟一時尋找不到適當的詞匯來評價他的發言——他這個最後發言的人，發言得實在太好了。
主持會議的人滿眶感動的淚水。
他自己也滿眶淚水。
那是百分百真誠的淚水。
然而此後，不少同學和老師開始疏遠柳了。也許，在他們的心底裏，還不同程度地對柳產生了鄙夷。他們都是帶著日記本參加過那次座談會，並宣讀過日記裏的紅色話語或朗誦過日記裏的紅色小詩的人。
如果柳不當眾撕毀他的日記就好了。
如果柳的發言，與他們的發言具有一致性就好了。
但是柳卻當眾撕毀了他的日記。這一種做法使他與別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使別人覺得他的做法，是對別人的存心的羞辱，目的在於要將自己包裝得比別人更真誠。
但是柳卻作了與別人極為不一致的發言。並且，用今天的說法是——作了最煽情的發言，於是對比得別人的發言一概地太缺乏反省了，因而似乎越激動越顯得誇張了。
在別人看來，柳的發言是頂做作的，頂表演的，所以是頂虛偽的。
真誠在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裏，是最經常地被誤解進而曲解的東西。早在西方人從人類的意識活動中發現了“潛意識”現象以前一千多年，中國的《詩經》中就有“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話了。而後《三國誌》中更有“知人善察，難眩以偽”的名言。在古遠的中國文化的教誨之下，中國人“度”他人的經驗是相當豐富的。簡直可以說是構成為中國人的人種基因的特殊元素了。
柳對於別人已在怎樣地“度”他卻渾然不知，不覺。因為他自己，是一個不太具有“度”人之習慣和經驗的人。何況，那些視他的發言為做作、表演，視他為虛偽之人的人，皆以虛偽的假麵在以後的校園生活裏與他廝熟著，將“度”他之心包裹得嚴嚴密密的。
柳又一頭紮回到他社會學的天地了。在他想來，既然腐朽敗壞的政府已由一個嶄新良好的政府所取代，那麽他所執著於的社會學，不是更其有用了嗎?
半個世紀以後的一天，當柳老師向我講起年輕時那人生的第一次發言，連我聽了也不由得像別人一樣“度”他，忍不住這麽問：“您當時的發言有沒有表演甚而博寵的成分在內呢?”
他被問得一怔。
我隨即說：“我指的是您潛意識裏。”
他搖頭道：“我不知道。我不清楚。那一年我才二十幾歲，正是男青年喜歡出風頭的年齡。喜歡出風頭嘛，免不了就要趁機當眾表演一番。按現今的說法，如果我確實是在表演，該叫表演什麽?”
我說：“表演真誠。”
他沉默片刻，苦笑道：“可我當時是真誠的。真誠就是真誠，我有什麽必要表演它呢?”
我說：“潛意識不能用有必要沒有必要來解釋。潛意識可以在人對自己不明不白的情況之下將人支配到不由自主的程度。”
他定定地注視了我一陣，慍然道：“滾他媽的潛意識!如果看人專往潛意識層去分析，那麽這世界上還有幾人配襟懷坦白地活著?不管當時別人怎麽看我，反正我認為我的發言是肺腑透明襟懷坦白的!”
見他認真起來，我就隻有笑……
盡管，當年他的發言，引起了一些人對他的“度”，但畢竟也引起了另外一些人對他的好感。那另外的一些人，便是代表新政權接管了那一所大學的人們。
他們幾乎一致地認為他是真誠的。而且認為他是他們格外需要的一個人。
於是他們專門開會研究他。
會上有人提供了關於他的最新情況，說他近來曾向一位黨員老師流露出渴望入黨的想法。
經過研究，一致認為還是不發展他入黨的好。一致認為他以後的身份應該是民主黨派成員。一名在新中國成立前原本對革命很淡薄的學生，正是這樣一名學生，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崇敬得五體投地——新政權在大學裏迫切需要這樣的典型。樹立起一個這樣的典型，對於影響別人，對於新政權在思想意識形態方麵占領大學之上層建築陣地，意義非同小可。如果他竟入了黨，作用反而削減了。而他並沒有被發展為黨員，反而加入了民主黨派，典型的作用才大，才長遠。
於是他成了民主黨派的一分子。
於是他以後的人生軌跡，開始納入別人對他的預先設計。
當然，這是他所不知的。
我曾問過他當年怎麽沒有加入共產黨，卻加入了民主黨派?
他說，他起初也不是十分情願的。共產黨已經成了執政黨，發自內心地崇敬共產黨的青年知識分子，有幾個不想加入共產黨呢?可是找他談話的民主黨派的人士說，其實也是代表中國共產黨來動員他的。說大學裏的民主黨派的組織很薄弱，黨希望大學裏有一定比例的民主黨派人士。說一個人加入了民主黨派，日後還可以跨組織加入中國共產黨嘛……
於是他滿懷著遵命的虔誠，成了大學裏最年輕的一名民主黨派人士。
於是，他以後經常被通知，有時是被要求，被指示參加各種名目的會議。社會主義國家會多，新中國建立之初尤其如此。
設計他的人生的人們，目的也是在於鍛煉他，培養他。當然，完全是按照他們的意願塑造他。他們之良苦用心，也是源於一種忠誠。對新政權這一千秋百代的大事業的忠誠。
他是他們的工作重點。
正如他們忠誠地認為，自己是新政權極其重要的一部分。於是漸漸地，他離他的社會學遠了，與政治貼得很近很近了。有時他也難免因而產生苦惱。那不是一種純粹的苦惱，是一種攙雜了被重視甚而被寵愛的良好感覺的苦惱。但負責培養他的人們開導他——所謂社會學嘛，在馬克思主義那兒，其實就是對社會進行調查研究。任何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此方麵的經驗都比他多得多。莫如暫且讓更有經驗的人去做，肯定會比他做得好。他目前的作用，就是以他那種獨特的、真誠無比的發言方式，通過開會教育別人，影響別人，提高別人的政治覺悟，鼓動起別人的種種政治參與熱忱。至於他的社會學，來日方長啊!
於是他那種原本並不純粹的苦惱煙消雲散了。
漸漸地，他似乎成了一位明星。一位以擅長於發言，著稱於本校也著稱於許多別的大學的發言明星。
漸漸地，他的發言中有了明顯的做作和——表演。
他有使命感。他認為他的每次發言都是一次使命的完成。因而是意義重大的。因而需要完成得好。因而，加入了表演的成分也無可厚非。
他不再研讀社會學了。他的興趣轉移到了一切關於演講方麵的書裏去。中外名人的演講集是他的枕旁讀物。馬雅可夫斯基成了他最喜愛的詩人。他能將詩人那種鼓點式的、氣概壓人的、擲地有聲琅琅上口的詩句，與他的每一次發言結合得天衣無縫，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培養他的人們對他的發言——不，演講風格的變化，分明是認可的。因為他們從來也沒指出過他那樣有何不妥。恰恰相反，他們以勉勵的口吻誇獎他，說他的演講越來越富有感染力了。是的，他的發言，已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一個人的發言了，而是一次次地道的演講了。時代那麽需要他的演講。他感受到了這一點。他漸漸地對他的時代角色勝任愉快。而且，樂此不疲；而且，備覺榮耀。
他一年到頭所參加的會議之多，連當年以開會為己任的幹部們都望塵莫及了。
某一次會議，尤其是與青年們的政治思想工作相關的會議，倘居然沒有將他邀請到，簡直就是會議組織者們的天大遺憾了。
他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在報上。他在什麽會上的言論、那些預先字斟句酌過的言論，竟開始被積極要求政治進步的別的青年們所傳抄並在自己的發言中引用了，像引用名人的名言一樣。
連那些曾經“度”他的人們，也開始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他由一次與眾不同的發言而受重視，進而由無數次“柳氏風格”的發言而成紅人，而成名人，而前程似錦了。
於是他們也隻有以名人看待他。起碼表麵奉以敬意。曾“度”他的人們對他的態度的轉變，特別符合這麽一種普遍的規律——當一個人默默無聞之時，別人忽視他；當一個人開始顯示他的與眾不同並由此似乎交了好運時，別人暗憎他。哪怕他捧出的是真誠，在別人看來也是虛偽的表演；而當一個人真的被紅煙紫氣烘托著成了個什麽人物，哪怕他明明是在表演了，別人卻反而收斂了反感，對他以禮相待了。
兩年後，柳獲得大學畢業證書的同時，被格外器重地留校了，並被委任為大學宣傳部的副部長。對於一位二十幾歲剛剛大學畢業的青年，那在當時已是足令同代人仰視之職了。
“當年我簡直受寵若驚啊。我做夢也沒敢往仕途上走呀!”
逝世前的柳老師，每與我談起當年事，那表情，那語調，仍如南柯一夢初醒，仿佛懵懂不知世上今昔何年，感慨萬千。然他畢竟是一個有著可愛的率真心性的人，故總是附帶著頗不留情地解剖自己，承認自己當年確乎地飄飄然過……
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標準衡量，公正地講，柳是當年大學裏很稱職的一位宣傳幹部。倘再從統戰的角度來評價，那麽他又實在可以說是一個身在黨外，比身在黨內還講黨性原則，對黨還要忠誠的人。黨統戰了他，他開始替黨統戰別人；黨替他設計他的人生，他開始替別人設計別人之人生。黨對他的統戰和設計動機及願望是良好的。他為黨統戰別人，替別人設計別人之人生的動機及願望，也是良好的。黨使他漸漸明白並樂於接受這樣一種理念——隻要我努力做黨的工具，黨將負責安排和料理我的一生。將比我自己對自己之人生的安排和料理還可靠，還周到，還少曲折還天天向上。而他也非常藝術性地使別人漸漸明白並樂於接受這樣一種理念……
他風華正茂。他朝氣蓬勃。他具有火一樣的工作熱情，鼓風機一樣的煽動力，以及一言一行影響一大片的權威。
我曾見過他當年所獲的獎狀和表彰證書。比我至今所獲的文學創作獎少不到哪兒去。
我問他為什麽保存著?
他想了想，竟這麽回答我：“人總得為自己保存點兒什麽。當年我除了這些東西，再就沒有任何值得保存的東西了。”
他的話使我怔異。
而他自己若有所思，亦悵然若失。
我問他怎麽保存下來的?
他說攤開了，一份份塞在褥套裏。為了不至重疊，每一份都細心地用膠布固定著位置。為了使自己的褥子和別人的褥子看去一樣，不顯得不正常，並用粗線攔出了行距，可以展卷自如……
他還說，“我這個人，一生快過完了，連點兒值得保存的愛情念物都沒有。”
此話使我替他愴然。
是的，他當然是個連點兒值得保存的愛情念物都沒有的人。因為他將自己的愛情也一攬子交付給栽培他的人們去負責了。他們也確乎地對他很負責。一位愛上他也被他愛上的姑娘，因出身不好，由栽培他的人們斬釘截鐵地否定了做他妻子的資格。這使那姑娘的心碎成了幾瓣，帶著傷口遠走高飛，發誓永遠不再回到那一座城市。他和另一位姑娘實際上已經發生了性的關係，他愛她勝過愛第一位姑娘。然而那姑娘不但受過教會學校的教育，而且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不僅一日三餐做祈禱，還動輒在胸前劃十字，念念有詞曰：“主啊……”
“她真的很美。臉上有一種聖潔的、天使般的祥靜之美，在她麵前我常覺得神魂顛倒。”
他曾說過這樣的話，在對我回憶他的人生的時候。我不但是他的忘年交，也是他忠實的傾聽者。
我問那為什麽他們沒成?
他說他因而受到了一次較嚴厲的批評。批評者批評他忘記了自己不是一般的一個人，而是新政權樹立的一個政治上絕對正麵的典型人物。像他這樣一個人物，怎麽可以和一個女天主教徒結成夫妻呢?
他說正因為那姑娘是天主教徒，所以才能最大限度地體恤他的難處。她墮了一次胎後，也悄無聲息地從他的生活半徑內逸去了，像蒸發了一樣無影無蹤。他說後來塑造他為典型並進一步“監護”他人生的人們，撮合他與另一所大學的一位女宣傳部長進行戀愛。他開始想不通，因為對方也是資本家的女兒。但是他被嚴肅告知，對方早已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早已是黨員了。有一位黨員妻子，於他是最適宜的。其實他不甚情願的主要之點，乃因對方不如他自己對上象的前兩位姑娘漂亮。而且，對方動輒從政治上提醒他教誨他的戀愛方式，也使他覺得戀愛這件浪漫的纏綿的事，在他們之間索然無味得難以忍受。於是兩人的關係一直時斷時續曖曖昧昧地拖著，一拖竟拖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年他已三十歲了……
“反右”運動中，他親自主持召開了多次揭批大會，揪出了數名“右派分子”。然而上級對他的工作成績並不怎麽滿意，認為應該揪出的“右派分子”遠不止數名，要求他發揮他卓越的鼓動性，進一步“引蛇出洞”。他領會，那也就是指示他親自做帶頭羊煽風點火了。
那一夜他失眠了。
他曾對我說：“當年我不是沒有看到共產黨的錯誤和問題，比如官僚主義、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形式主義盛行。我自己也每每深受其害。可是我想，一個毫無執政經驗的政黨，頂著各方麵形成的反動勢力的壓力，領導建立一個新中國是容易的嗎?所以在我看來，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一個也不冤枉!當然都是以給黨提意見為幌子，趁機對黨進行惡毒的攻擊……”
我問那麽他是如何給黨提意見的?
他說，他當然是很嚴肅很激烈地提了。“引蛇出洞”嘛。又說，但也不能提那種直指疼處的意見啊!那不成了使殺手鐧了嗎?那不和真的“右派言論”同一種性質了嗎?說所以才需要認真思考，反複掂量，所以才失眠啊。
我問他當年是否覺得受栽培反而活得很不輕鬆?
他說那倒不。他說當年受栽培的感覺那還是好極了的。知識分子是“一撮毛”嘛。總之要附著在一張皮上的呀!當年，在中國，一名年輕的知識分子，倘能緊緊地附著在執政黨這張皮上，無論是在自己想來還是在別人看來，都等於人生價值有了最大的體現呀!他說當年對於他，每一天都是無比充實的。從來也沒有過所謂內心空虛的時候。更不去思索“人生的要義究竟在哪裏”之類無聊透頂的問題。
我說，那問題並不無聊透頂。
他堅持認為，那問題即使在今天，也還是無聊透頂。堅持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即使在今天，也還是“一撮毛”，也還是要附著在一張皮上。隻不過可供選擇的“皮”多了幾張罷了。他說任何人，從偉人到庶民到知識分子，歸根結底都不可能不是“一撮毛”，不可能不附著在一張什麽皮上。這是一個不分國界的鐵規。比如克林頓附著在美國政治的皮上；比爾·蓋茨附著在美國科技同時兼附在美國經濟的皮上。
我們雖是忘年交，然而畢竟有代溝存在著。話不投機，我每首先沉默，或扭轉話題。
那一天我卻未免過於認真，以近乎抬杠的口吻說：“也許知識分子很難徹底擺脫是一撮毛的命運，但有無不想是一撮毛的自覺意願，那是很不一樣的。”
他卻反問：“你是不是一撮毛?”
我一愣。
他又問：“你敢說你不是一撮毛?你恰恰是最典型的一撮毛，附著在這個國家近五十年未變的一種體製上，又領工資，又得稿費。明明是既得利益者，卻非要擺出一副清高的嘴臉。你們這號人啊，一邊伸手要房子、要職稱、要榮譽、要身份、要待遇，一邊煞有介事地聲稱自己是什麽‘自由知識分子’，多可笑。明天給你們一套房子，你們的‘自由之聲’就收斂一些，後天再給你們配一輛車，又收斂一些。大後天封個什麽稱號，不用別人教，自己先就學乖了。如今中國變化很巨大，但依我的眼看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習性其實並沒怎麽變。”
我臉紅了，辯白道：“我隻在十年前要過一次房子。”
……
當年的他經過一夜失眠，第二天在一次大會上率先作了措辭尖銳的發言，矛頭直指校方的“蘇聯專家政策”。當年他那一所大學裏，很有幾位從蘇聯請來的教授、學者。有的是真教授，真學者；有的濫竽充數，冒牌貨罷了。一律享受專家待遇，住小樓，拿高薪，配服務員，外出有小車坐。他所以要從這一點上提意見，乃因在他想來，這其實是最不至於使黨的形象受到什麽傷害的一點。無非就是對“老大哥”太好了嘛，總比針對黨的官僚主義之類發言要明智呀。而且，還容易獲得廣大中國師生的呼應。不高興的，隻有“老大哥”們罷了。他們再是“老大哥”，也終究是客人。他認為在自己“家”裏，在非要向什麽現象“猛烈開火”的情況之下，以他的身份，“老大哥”們是得罪一下最沒關係的……
“老大哥就要有點兒老大哥的樣子，叼著煙鬥在課堂上吞雲吐霧，是老大哥的樣子嗎?我們中國的大學課堂，對斯大林同誌當然理應例外，可他們並不是斯大林同誌本人。調戲中國女學生，是老大哥的樣子嗎?喝醉了酒倒在校園裏，是老大哥的樣子嗎?作為校方，是不是應該反省我們的專家政策?”
他字字鏗鏘的發言，引起了很大的共鳴，博得了一陣陣掌聲。
最後他在台上高問：“這一切說明了什麽?”
一些學生異口同聲：“奴顏婢膝!”
學生們的呼應，使他發言的性質顯得嚴重了。
他當時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也很後悔向學生們問了那麽一句，但卻根本沒有充分估計到問題的嚴重性。
如果那是事情的句號，他後來的命運也不至於多麽糟糕。
然而並不是句號。
晚上，蘇聯教授們住的小樓的幾扇窗子被砸碎了。
第二天，許多學生罷了蘇聯教授的課。
有幾名服務員還拒絕繼續為他們服務。
蘇聯教授中有人受到了當眾羞辱。
因為他發言中所指出的現象，是實際存在並早已引起普遍不滿的事實。
於是事情驚動了蘇聯使館，也當然地驚動了中國高層。
於是事情不僅僅是中國人自己在搞政治運動了，而演變成了損害中蘇兩國友好關係的重大政治事件。
於是，在他渾然不知，還認為自己基本完成了“引蛇出洞”的政治任務，大功告成，可以踏踏實實地睡一覺的那一天夜晚，別人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該不該定他為“右派分子”。
有人替他辯解了幾句。說後果盡管很嚴重，政治影響盡管很惡劣，但顯然不是由於他的思想反動而導致的。他是我們多年培養起來的黨外政治幹部。良馬寶駒也有偶爾失蹄之時，對他應予原諒。替他辯解的人是那些一向欣賞他器重他栽培他的人。他是按照他們的指示“引蛇出洞”的。但有更多的人反對那些人。更多的後者們義憤填膺地說，如果連他的刻毒言論都不算“右派言論”，那麽已經內定了的“右派分子”，則都不該戴上“右派”的帽子了!分明的，他們落井下石，火上澆油，欲將他置於絕境而後快。他們或是因與他素有積怨，或是嫉妒他的得寵，或是覬覦他的職位急於取而代之。替他辯解的人們，惟恐自己也受牽連，豈敢聲明他所以公開發表那樣的言論，其實是領會了他們的旨意?他們既不敢承擔一點點責任，在打算徹底毀了他的人們的淩厲聲討中，替他所進行的辯解就不那麽理直氣壯。甚而顯得顧慮重重，含糊其辭欲言又止。
正討論著，上邊來了電話，大意是——像柳某某這樣一個人，受黨器重，受黨栽培，受黨信任，並不論資格委以重任，卻公開跳將出來反蘇反黨，具有很深刻的反麵教科書反麵教員的現實意義。反蘇即反共，這是一個鮮明的立場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柳某某夠得上是一個典型了……
於是討論沒必要再進行下去。
可想而知，當柳被宣布為“右派分子”時，他是多麽震驚多麽不解多麽委屈多麽心不能服。然而無論他怎樣，都已不能改變他的命運。
因為他又是一個典型了。
像當年他由一次發言而出乎意外地成了一個典型一樣。
更令他震驚的是，他以為他的下場一定會引起廣泛同情，卻不料頓時陷入了口誅筆伐的汪洋大海。沒人同情他。他不知所措到了極點。
正應了那句話——牆倒眾人推。
他斯時才痛心疾首地意識到，原來不少人都盼著他有此日。
而未婚妻“大義滅親”、“深層揭批”，使他的命運更加雪上加霜。
不過，他虔誠地配合形勢“引蛇出洞”之目的確乎達到了——另有十餘名學生與他同時劃為“右派”——那些不但貼大字報支持他的發言，且對蘇聯專家無禮冒犯的學生。
“反右”之戰果由而擴大了。
不久他被發配到農場去接受改造。與他同時劃為“右派”的十餘名學生們，並不因而與他同“病”相憐，惺惺相惜。不，他們非但不那樣，還恨他。因為在他們想來，自己是做了他的政治殉葬者。都是大學生，誰也不弱智。後來他們相互一溝通一啟發，全明白了。於是對他的恨膨脹了十分。有天晚上他們將他騙到野地裏，狠揍了他一頓。連幾名女學生也對他動了拳腳。他們解恨散去以後，他在野地裏大哭。那時西北風呼呼地刮，像牛吼。幾名女生啐他的唾沫，在他臉上凍成滿臉冰斑。斯時狀況，可用四句詩來形容——“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
以後幾年內，那些學生們陸續“摘帽”，陸續分配工作，陸續離開勞改地。當最後一名學生離開時，他對人家竟那麽依依不舍。因為有他們在，雖然都是“右派”，雖然在他這方麵姿態卑下，時時處處多賠小心，惟恐惹他們煩而遭嗬斥，但——畢竟他是在一個小群體裏。他不知隻剩他一個人了，孤獨又漫長無期的歲月該怎樣打發，以及命運還會怎樣地懲罰他。
他的依依不舍感動了人家。
人家分手時說：“老師，您珍重啊。我也沒什麽送您留作紀念的，就送您一句話吧!”
那句話是——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
馮夢龍小說中的一句話。
人家的心地是很良善的。然而在他聽來，卻似乎包含著顯明的諷刺意味——因為他的口幾乎僅是飲食之“門”了，因為他的舌幾乎僅有品味之功能了。一則勞改條例嚴厲限製著“右派”的言論自由；二則既已為“右派”，心裏謹慎，自己束縛著自己說話的欲念。他已差不多變成一個準啞人了。
其實他也有早些摘掉“右派”帽子的可能。隻要他虔誠地表示認罪。那十幾名學生，便是因為認罪態度好，而被陸續“寬大處理”的。偏他幾年內沒悟明白過來。不斷地這裏那裏寫信申述自己的無辜。等那勞改地就剩他一個“右派”了，等他終於悟明白過來了，晚了。不能全部摘帽。全都摘帽運動不是白搞了嗎?他是“右派”典型，既為典型，自己想不是——休想。典型那就是要永遠起典型的作用，無論正麵的還是反麵的。
當“右派”不再是一個小小的集中的群體，而是單獨的一個人的時候，其命運大抵有兩種——或者隨著歲月的流逝，人們監督的眼漸漸疲憊了，最終接受了他也隻不過是一個人，忽略了他是“另類”；或者因為在某環境中的獨一無二，更加成為眾矢之的，每逢有政治的戲劇上演，便成為“反角明星”，以襯托別人的正麵形象。前一種命運的幸運往往體現在民間，如具體的一個偏遠的鄉村，一個小鎮的社區，或一個人數不多，以女性為主體的手工業半手工業小廠。政治的風尾即使也每每刮到那裏，然而一般不會成為民間的主要生活情節。又由於民間對於有較高文化之人，仍保持著幾千年以來的傳統的敬意，故“右派分子”在那些地方受到的歧視要小些，受到的傷害也要少些。而第二種命運的不幸，往往體現在大農場、大企業，以男性為主體的大群體。由於那些地方大，政治之風刮到那裏時仍正強勁，而它們的領導的級別也高。他們對政治之風的迎送方式，每習慣於搞轟轟烈烈。而且由於那些地方大中小知識分子成堆，亦不乏知識分子出身的政治幹部或技術幹部。知識分子對以自己的同類為靶子來證明自己政治立場的堅定，尤其沒有什麽不安。
柳是不幸的。他被一次次押遣轉移，由較小的地方押遣到較大的地方、更大的地方。哪裏的政治空氣被認為濃度不夠，他便被押遣到哪裏去。而他一被押遣到哪裏，哪裏的政治空氣就活躍了。好比養魚的人，見哪一塘魚欠生動，放一尾狗魚進去，別的魚們就遊得歡了。他的典型性，似乎具有可持續的價值。
二十二年中，據柳自己說，他至少被批鬥了四五百次。在“文革”十年中，更是幾乎天天被批被鬥。倘幾名中專畢業的青年技工午休時間閑得慌，胡亂批鬥他一通則就解了悶了。在“文革”十年中，有些大單位是禁止午休時下棋打撲克的。於是批鬥他等於下一盤棋，或打幾輪撲克。
據柳自己說，二十二年間，很是有一些人，因批判他而提高了寫批判文章的才華，而提高了發言的思想水平。連中蘇兩國在珍寶島發生了邊境武裝衝突，批判者也能與他這名“右派分子”聯係起來，認為他當年在不足論道的雞零狗碎的小事上偽裝“反蘇”，其目的無非想麻痹人們，使人們對蘇聯的認識由而不能著眼於修正主義的本質。是“小罵大幫忙”的伎倆……
據柳自己說，二十二年間，不少人由他而提高了寫批判文章的才華，而提高了發言的思想水平，於是和他自己當年一樣，引起關注，被賞識，繼而由工人而班組長，而入黨，而車間主任什麽的。也有人被抽調到寫作班子裏去，成了政治宣傳員，繼而成了脫產的政治宣傳小幹部……
他的話給我這麽一種印象，當年的他仿佛是一塊靶子，許多人可以通過射擊他而訓練成射擊能手。又仿佛一具活屍，許多人可以通過解剖他轉行當政治“外科醫生”……
據柳自己講，一九七九年他獲平反，調回原大學的途中，受到了某縣一位副縣長的數日款待。原來對方也曾是“射擊”他的能手，解剖他的行家，官運由而亨通。更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對方還因為經常寫批判他的大字報，大標語，而竟成了該縣書法家協會的會長。並且，果然寫得一手好書法。起碼在他看來是那樣。他臨行之際，人家贈他條幅，上書八字乃是——“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是老子的話。
在文言，“中”通“衝”。“不如守中”，意謂不如默默保持虛靜，壓製衝動。
二十二年如夢魘，柳悄無聲息地回到他曾任過宣傳部長的那所大學。有一位“平反辦公室”的女工作人員接待了他，安排他在校招待所住下。那女同誌四十餘歲，對他的接待態度客氣而又周到。請他不必著急“平反”以後的具體事項，安安心心地休息一段時間為好，若有什麽要求來日方長。那些日子，相比於二十二年，使他感到幸福無比。終日無所事事，睡到十點鍾才起也沒人幹涉，仿佛神仙過的日子。其寂然回歸，直可用“神出鬼沒”四字形容，很有那麽點兒重新“潛伏”下來的意味兒。最初的日子，吃飽便睡，醒了又吃，吃了再睡。二十二年間，他的身體感到嚴重虧損的似乎更是睡眠，大腦不失時機地，強烈反射著一種急需補足的本能。一個星期後才開始在校園裏各處轉轉，走走。一切都還是從前的樣子。隻不過樹老了，樓舊了，路多了幾條，看見的都是生麵孔了。別人不知他是誰，他也認不得別人。即使從前的同事或上下級擦肩而過，竟也不能相互引起注意……
終於他被那位女同誌通知去開會了。一次，兩次，數次，都是關於肅清“文革”流毒，促進思想解放的討論。他早早地去，坐在一個角落裏，心中牢記著當年他那名學生送給他的話，以及那位副縣長贈他的條幅，自封其口，自緘其舌。
有次參加會議的多是年輕人，有學生代表，也有三四十歲的教師，一名學生發言曰：“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社會主義之中國，好比一口大鍋，一幢大廈，鍋已裂紋道道，廈已東倒西歪。莫如趁著思想解放的熱情高漲，一舉砸碎之，推倒之，從頭再來一遍!好比用橡皮將紙上雜亂的鉛痕擦盡，使之重是一張白紙，重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正是“撥亂反正”年代，青年人口無遮掩，一旦亢奮，過激言論時有發生。主持會議的人即使不以為然，一般卻也不太會當成件嚴重的事。
但那一次會情況有所不同。各方各麵為上級收集政治思想動向的人士隱坐四角。主持會議的人是預知這一點的。臉色一時就特別的難看。想予以批駁，一時組織不成一番有力的話語；而一味保持沉默，又幾乎等於慫恿……
這當兒就見有人站起來說：“我也要發言。”
站起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柳。
主持會議的人不認識他，惟恐他再說出什麽不像話的話，靈機一動，宣布休息幾分鍾。
不料他堅持道：“我請求此刻發言，過會兒我也許不願開口了!”
他臉發紅，唇發抖，特別激動的樣子。
有些人似乎成心要使主持會議的人更不自在，大鼓其掌。
主持會議的人隻得同意他發言。
他大聲道：“同誌們啊，我曾是一名右派分子，我被改造了二十二年啊!我現在終於又和你們一樣有公開發言的權利了，又有稱大家同誌的資格了!我想說，什麽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那就是無怨無悔地愛國的胸懷啊!剛才那位同學不是說，社會主義這口大鍋已經裂紋道道了嗎?那我們就要像能工巧匠一樣，仔仔細細地把它鋦好啊!社會主義這幢大廈即使真的已東倒西歪，那我們就要像希臘神話中的巨人一樣，用我們的脊背將它抵正抵穩啊!倘需要，那我們就要心甘情願地化作石柱，永永遠遠地支撐在那裏啊!這就是我，一名被改造了二十二年的典型右派分子，對我們的祖國母親的自白!……”
之後，他抑揚頓挫、情感充沛地朗誦了幾句詩：
無論這樣，
還是那樣，
我的國啊，
我愛你!
無論貧窮，
還是富裕，
我的國啊，
我愛你!
……
他的發言具有一種厚積薄發的、如泉噴湧般的感染效果。一個命運浮沉與發言這種“中國特色”之事結下難解之緣的人，在你方言罷我開口的熱烈的發言氣氛中，那是很難做到堅決地不發言的。其發言的衝動不被激活反而顯得太不正常了。
他還沒來得及坐下，主持會議的人也已站了起來。
主持會議的人向他伸出一隻手說：“老同誌，受了委屈的老同誌，讓我握住您的手……”
他有點兒懵懂地向對方伸出了一隻手。
他的手立即被對方的兩隻手緊緊握住。
對方噙淚說：“老同誌啊，現在，‘我代表黨’這句話，已經不是哪個級別的黨的領導者都可以隨便說的了。但我還是想說這句話。我是新任的黨委書記。老同誌啊，我代表黨感謝您的一番發言，感謝您的一片忠誠!”
他的淚水也頓時奪眶而出。
校黨委書記對他的感激是真誠的。因為他的發言及時撥正了討論的思想方向，使自己由兩難之境得以擺脫。
一片肅靜。
無數雙眼呆呆地望著他們。
一名女學生代表情不自禁地小聲說：“哎呀，哎呀……”
在多數情況下，不知說什麽好的人都會這樣。
她已無法形容自己當時的感受。
而緊接著一陣掌聲淹沒了她的“哎呀”……
晚上，負責接待他的女同誌到招待所看望他，極欣慰地告訴他，他那番發言在校園裏反響十分強烈。仿佛，也是她的一份榮耀。並且，陪他吃了晚飯。飯桌上試探地問他對安排工作有什麽想法?
他說，無條件地服從。
柳曾對我說，他當時那番發言，百分之百地真誠。他頭腦裏就是那麽想的。終於被平反了，他內心裏充滿了一種夢幻般的、急於表達喜悅的激情。而那一種激情渴望進行一次正當的噴發。
我，則百分之百地相信他的真誠。
在他渾然不知的情況下，他那次發言，被打印在各種匯報材料裏和“內參”裏、文件裏。他的名字又一次成了一個典型人物的名字。
不久，他官複原職。
又不久，他和那位女同誌結婚。她丈夫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她是化學係“文革”前的講師，臨時抽調到“平反辦公室”的。但是她卻堅持認為他們的緣分是物理性質的，是“完全非彈性碰撞”的結果。而物體相碰後不再分離，並以同一速度運動，是以最大的運動能損失為前提的。他明白她指的是她將為婚姻損失事業上的追求——都四十多歲了，才是講師。十餘年沒評教授了。不發憤圖強，縱然又開始評了，豈能輪到她的份兒?而發憤圖強吧，她又不忍使這個五十來歲才結婚的男人，仿佛隻有一位象征性的妻子……
他終於又可以昂著頭出現在校園的任何地方了。他的經曆開始在校園裏傳播。以前從未聽說過他名字的人，開始將他的名字和校級領導們的名字排在一起記住。二十二年前對他落井下石的人，遠遠望見他繞路而行了。他們中有的“文革”十年也在劫難逃地成了挨整的對象，而有的成了“三種人”。
他又必得在大會小會上發言了。他牢記二十二年前的教訓，一句自認為不合時宜的話也不說，僅僅宣講他的忠誠，和無怨無悔。這兩點在中國這個國家裏，幾乎永遠都是求大於供的。因而幾乎永遠都是緊俏的。相對於政治，好比是敬灶的麥芽糖。所以，他又成了一位被到處邀請的明星。然而畢竟的，中國的一隻腳已進入了思想解放的時代。人們在感動於忠誠之後，還急需聽到反思。
他不是完全沒有反思。
不，他是有的。
卻發誓除了對他的妻子，再也不對任何人說了，更不在任何會上公開說了。
他死了以後，由於我對他的喪事盡了點兒不足論道的操辦之力，他老伴出於報答，將他的一本日記當作紀念物送給了我。
他的日記中有這麽一段話：“其實，二十二年的改造，使我對於中國這一個國家的政治的認識，有著比別人較深刻的體會。但是我已決定將我的體會帶到火葬場去。連對她，也是大可不必說的。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麵對眼前的生活實惠，我須變得聰明。我的人生已再經不起一次懲罰了……”
我想，他日記中那個“她”，顯然是指他的妻子。
“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顯然指二十二年前他曾被就要成為他妻子的女人在關鍵時刻出賣了那一件事。那一件事竟成他刻骨銘心的教訓耿耿於懷，是我怎麽也不曾料到的。
我曾在電話裏問他的老伴，從頭到尾看過他的日記沒有?
她說連翻也沒翻一下，不願翻。
我的心情這才替他覺得稍安。否則，我認為那段話對她太欠公平了。
我甚至認為，官複原職之後的他，其發言、其報告，忠誠的成分是大打折扣的。那隻不過是一次次重複性質的表態罷了。他所以一次次不厭其煩地、一廂情願地那樣，顯然是心有餘悸的結果。
我充分理解他的心有餘悸。懷著大的悲憫來理解。
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人若希望一切人都理解自己，是完全沒有什麽道理的。
他當年卻還不能認識這一尋常的連擺攤賣菜的農婦都明白的普遍規律。在他想來，自己被改造了二十二年，僅憑這一點，僅僅出於同情，聽他發言，聽他作報告的人們，也是應該給他以掌聲的啊。
然而後來，他的發言，他的報告，實際上多次遭到了噓聲。
人們希望聽到的，他隻字不說；人們聽膩歪了的，他一次次盡說盡說。真誠既已大打折扣，那就不能怪別人們聽出來了。總不該要求別人們降低智商而歡迎他迎合他啊。
於是他漸漸地由明星變成了一個令別人反感的人。
他意識到了這一點。
他企圖打消別人對他的反感。
在發言中和報告中，他開始不失時機地替自己進行含蓄的或迫切的解釋、辯白。
於是在別人們看來，他越發地善於表演了。於是在別人們聽來，他的發言有了自我粉飾的色彩。許許多多的人們，一提到他的名字，開始大撇其嘴了。他們不但開始認為他虛偽，而且開始認為他骨子裏其實真是很左的了。這既是一個事實，也很難怪他。畢竟，他與沒有過他那種可悲經曆的人之間，有著二十二年的隔膜。二十二年後他的思維方式幾乎仍停留在當年，而普遍的中國人們，尤其普遍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思維方式已經進行過多次重大的調整了。
他因而苦悶異常。
他的苦悶像黴斑，一處處發生在他那一時期的日記裏。
然而又一次被角色化了的他，卻一籌莫展，無計可施。隻有暗暗地苦悶而已。
他的工作狀態，由最初時期的意氣風發感覺良好，而每況愈下漸漸喪失了主觀能動性。後來則有那麽點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了。
到了一九八五年，在一次換屆中，他的職務由正而副被人取代。仍為他安排副職，乃體現著校方對他的厚愛。
他的自尊心嚴重受挫，整天地有些無精打采起來。被“改造”時，他的夢想僅僅是有一天摘掉“右派”帽子；剛剛平反時，他的夢想僅僅是人們盡快忘記他曾是“右派”那檔子事。他原以為自己對人生的要求已降低到了最低點，卻不料人的願望是習慣於從最低點向上逐漸攀升的。他既是人，遂發現自己也不例外。在校總機機房裏，部長的姓名是列在校領導一欄的，而副部長則不，並且沒有單獨的一間辦公室專用的一台電話了。他原以為自己其實是根本不在乎的。一旦擁有過了再失去，他卻明白自己其實是挺在乎的。他因而沮喪，既沮喪於由正而副，也沮喪於連自己對自己都感到不解的那份在乎……
一年後，久已失去了聯係的當年的老校長，不知從誰那裏獲知了他的下落，從北京給他寫來了一封信，問他願否到北京的某重點大學，也就是對方任校長的一所大學去謀人生的發展?正是國家高等教育開始大發展的年代，北京方麵出台了吸納高等教育人才的政策。
他轉憂為喜，喜不自勝。趕緊複信，表示極願。畢竟，倘調往北京，意味著人生的又一次轉折。
不知為什麽，此事拖了一年。在他大失所望之際，來了令他大喜過望的調令。
調到北京以後，當年的老校長與他談了一次。對方由於在二十二年前那個決定他命運的晚上，替他辯白了幾句，便被認為有包庇“右派言論”之嫌，以後一直受著政治冷遇。“文革”中新賬老賬齊算，於是被打成“黑線人物”，罷官撤職……
老校長說當年很對不起他，明明是指示他“引蛇出洞”的，卻不料把他也定成了“右派”。而且，自己也沒保護得了他。
他說其實自己當年很對不起老校長。“引蛇出洞”有許多種方式的嘛，是應該很好地講究一下政治的藝術性嘛。是自己利令智昏，一番發言釀成了一次嚴重的政治事件，還牽連了老校長，以及十餘名學生。這個沉痛的教訓是一定要永遠銘記的。再也不會犯同樣的錯誤了。
於是兩人理解萬歲，彼此執手，相向唏噓不已。
老校長又說，由於他是典型“右派”，他的進京對各方麵來講都是一件慎重之事，所以拖了一年之久才批下來。還說，諸方麵對他平反之後的言論表現都是滿意的，甚至是欣賞的。這使他不禁暗自慶幸，覺得雖曾引起過許多人的反感，卻是值得在言論上那麽表現的。
老校長向他透露，將暫且安排他任團委書記。他顧慮自己五十多歲了，其年齡不利於開展工作。老校長說不過是一個過渡。說從前他是自己栽培起來的人，現在還是，更是。說過渡一下之後，對他另有重用。否則會千裏迢迢地把他調到北京嗎?
最後，老校長語重心長地教誨他，北京畢竟是北京，是中國的思想解放之都。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們的思想，在北京，尤其在重點高校，粉碎“四人幫”後一直表現得極其活躍。知識分子而在北京給人以思想保守、僵化，甚至“左”的麵孔，即使被大人物欣賞，那也是較難勝任愉快地肩負重擔的。希望他在北京要自己打開思想的窗戶，善於接受別人的深刻思想，也要善於使別人明了自己的頭腦裏究竟有些什麽樣的稱得上是思想的貨色……
他諾諾連聲，備感對方對自己的關懷。關且，暗覺誠惶誠恐。
他在新角色的職務上謹小慎微地工作了半年之久，那時就快到了一九八六年的年底了。大學生們倒也漸漸接受了他這位五十多歲的、超齡的團委書記。因為他責人寬、克己嚴的工作作風，還因為他成功地舉辦了幾場很受他們歡迎的文藝活動，校領導們對他的工作成績也比較肯定，常用“穩健”二字加以評價。而他自己清楚，那一評價得來不易。是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既定方針”換取的。其實一切人，包括學生們，心裏都明鏡似的，都斷定了他隻要再平安無事地工作上幾個月，那就注定會高升了。五十多歲的團委書記，是太超常的現象了嘛。有人私下裏甚至這麽議論：“是為了給予他在學生中充分亮相的時段啊!”
他自己也不弱智，很明白這一點。
卻也有人議論他未免將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嚴密了。說像他這樣的人一旦升到高位上，會使別人缺少安全感。說對於將是領導的人，無論紅臉白臉，總應該給人們一個明朗的印象。
他妻子那時也調到北京了。以上議論是她轉告給他的。如果她隻聽到一次，就不當成回事兒轉告給他了。但她無意中聽到了多次。如果他自己不當成回事兒，那麽實際上那種議論會自生自滅的。偏他自己當成回事兒了。不但當成回事兒了，而且當成塊心病了。畢竟沒有過什麽能夠自如縱橫於仕途的豐富經曆和寶貴經驗，未諳所謂“群眾看法”，在提拔問題上往往是可以視為零的。
於是就發生了後來的事：在本校舉行的一次大學生辯論賽的總結大會上，他又說了一番不合時宜的話。辯題是如何看待當代大學生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責任感。正方的論點是要大力弘揚“五四”精神和傳統。結果自然是正方勝。
他卻在總結中坦言：倘他是一位評委，他的一票，將會投給反方。為什麽呢?因為在他看來，當代中國大學生們，昨天還隻不過是鄰家的男孩女孩，高考幸運中第，搖身一變就都是大學生了。從校門到校門，其單純程度，仍是昨天鄰家那個男孩女孩。而“政治這頭怪物”，越來越需要高超的駕馭藝術了。守著宿舍門後的一堆多日無人清除的垃圾，聞著它散發的腐味兒和臭氣而臥談什麽“鐵肩擔道義”，實在是很滑稽可笑的。倘無自知之明，政治熱忱被廉價利用，那是很可悲的……
他引用了胡適的話——主張大學生們應首先對自己的人生負起責任，打理好自己的人生，再談國家命運不遲……
他批判了“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說中國當代青年的高考比例才百分之幾，如此要求一名青年是不適當的……
他調侃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說稍有曆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天下興亡，責任全在政治家軍事家們，不在普通百姓。若真要盡天下興亡之責，那也要先成為政治家或軍事家……
他最後強調，歸根結底，一言以蔽之，他主張中國當代大學生們少談點主義，多務實點兒學業；離政治遠些，離人生近些……
自然的，他也以自己作了現身說法。
那是他的又一次真誠發言。倘非指責他的真誠有什麽雜質的話，那也不過就是——他當眾從他的頭腦中往外掏出了自己的真實思想，求最明朗的一種思想亮相的效果，試圖改變某些人認為他未免將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嚴密的印象。
適得其反，又一次禍從口出。
大學生們對他的總結反應強烈。不過是逆反應的。一九八六年，正是中國大學裏思想這東西空前泡沫化的年代。中國當代之大學生們似乎都認為，中國興亡，舍我輩其誰?他的總結觸疼了當代大學生們的嬌嫩自尊心，於是招致了“文革”年代似的大字報小字報的種種質疑。名曰質疑，等於“筆伐”。也觸怒了方方麵麵的上級。不，豈止是觸怒，簡直是使他們震怒了。突出政治之流弊依然在大學校園裏四處作祟，他被認為是直接挑戰大學裏的馬列主義“政治主權”。那時已經重新評定過職稱了，大學裏出現了又一茬副教授和教授們。他們中教政治的強烈抗議道：“那我們集體下崗掃馬路去吧!”而上級則指示追查背景。
“還把胡適搬出來了!胡適算什麽東西!”那時的左派人士們開始對他的曆史進行調查，一心想搞清楚他年輕那會兒曾與胡適有何種關係，何種往來。
他出示了一本胡適的文選向他們請教：胡適的書既然已經在國內解禁出版，公開引用幾句胡適的話何罪之有?
結果就更使對方們不肯善罷甘休。他們說書的內容有好有壞，有對有錯，有進步有反動!解禁了胡適的書，並不意味著連胡適的一切思想言論也都成了金科玉律，可以當作正麵的思想營養灌輸給大學生們了……
他們四處投信告他。
他在日記中如此評述自己遭遇到的這一件事——看來在中國，還是將自己的真實思想嚴密地包裹起來的好。或者，根本沒有思想可言更好。因為，我覺得留給個人思想的自由空間隻不過是一條夾縫啊。那麽，除非思想本身是扁的。否則，它總歸會顯得“麵目猙獰”。從夾縫中硬擠著生長出來的思想，看去不可能不是奇形怪狀的……
他犯起倔來。頂著壓力拒不檢討，拒不認錯。
在這件事上，他當年的老校長不再“對不起”他了，而是“見義勇為”，像一位老鬥士似的護著他。雖然後者此前一生不曾是過什麽鬥士。
當年的老校長也四處寫信，替他爭鳴，替他不平。在信中，對於某些人，甚至連“黨棍”之類的話都寫上了……
老校長某夜猝死於腦溢血。
當追悼會結束了，連死者親屬也含悲離去以後，他才搶在屍體轉移之前獨自出現。
他深鞠三躬，放下一束花，淚流滿麵。他覺得，自己喪失了這世上惟一頗能正確看待自己的人。此人賞識他、栽培他，也使他成了“右派”。好比家庭主婦由於很喜歡一隻盤子，擦拭的時候太仔細了，反而失手摔裂了“它”。
那時刻恩與怨交織心頭，轉身時心頭卻完全被一片感恩戴德之情所籠罩。
他被免職了。
“過渡時期”凝固在他的人生中了。
指日可待的職位，因他人生的又一次下沉，化為泡影。
他並不掌握一門專業足以開課授學，自然也沒有資格參與職稱評定，隻有到圖書館去當了一名老圖書管理員。
三年後，他退休了。斯時已是九十年代。仍沒職稱，套了一個行政正處待遇。別人認為他應感到安慰，他自己則對自己的人生感到了空前的悲哀。隻有退休了的人，才會切身領教到那一種欲說還休的人生況味……
一個退休之人，自然也就再沒那麽多會可參加，再沒什麽言可發了。
然而他的名字，卻在多次會議上，由別人之口提到著。因為中國發生了那場震驚世界的大事件，而其導火索首先是在大學裏引燃的。於是許多人開始重估他三年前的言論，認為非但一點兒都不錯，而且簡直正確極了。簡直有先見之明!大學生不勤奮於學業，搞的哪門子政治呢?倘三年前不批他，不免他的職，進而將他當成稀有動物保護一下，使他那種比胡適還明智的言論得以作為一種別樣的聲音合理合法地存在，並且合理合法地擴大其影響，後來大學裏的情形是否會不太一樣呢?
當然，也隻不過是一種重估，一種事後的推斷。
他得知別人如何發揮他三年前的觀點引用他三年前的話，苦笑而已。
不知怎麽一來他這個人連些外國記者們也知道了，於是請求采訪。
反正已經退休了，他想談點兒自己對於中國的真感覺了，爽然應允。
結果他的名字居然在國外見了報，被稱為當代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
而我認識他，則是網絡時代來臨以後的事。我是從不上網的，至今沒換筆。家中為兒子買電腦已近十年了，我隻有在擦灰時才拿起過鼠標。對電腦顯示器後麵的種種熱鬧，我幾乎一無所知，毫無興趣。網絡之對於我，即使化成美女，也誘惑不了我。我當然也聽說過網上有些很無忌的言論。僅就我聽說過的而言，不太謙虛地講，我覺得還沒有什麽超出我的思想半徑的內容，也沒有什麽超出了北京一名出租汽車司機的見解水平的思想。見解裝在自己頭腦裏是一回事兒，貼到網上是另一回事兒。我承認網絡之相對於中國，具有早期“海德公園”的意義。所以我對網絡其實不是反感，隻不過是拒絕罷了。
某日家中來了一位友人，對我大談網上政治，頻頻提到柳。
我問柳是誰?
友人故作愕異：怎麽?你不知道?他可是網上大名鼎鼎的“新左派知識分子”呀!
遂向我宣傳柳在網上的種種言論。
我聽了半天，說那些言論一點兒也不新鮮啊。近二十年，中國一代一代的知識分子，不是就沒斷了談來談去嗎?
友人就覺得我老了，對什麽都不敏感了。而且，越變越寡味了。
他說他要給我寄幾篇柳的文章來，為了激活我的頭腦。
果然寄來了。都是從網上下載的。
我認真拜讀了，仍未讀出有什麽思想的高明之處，而且覺得文字很糙。從我這方麵講，近年對於思想有了別種認識。那就是——隻有預見於現象之前的才算思想。滯後的隻不過是思維。思維人人都會，從現實生活中到網上，人人都在整天進行著。然而思想，在中國，太少了。所以我有自知之明，已變得逃避思想二字惟恐不及，恐偏向思想使人生厭……
友人又來了，慫恿我去拜見網上的“新左派知識分子”。
我說，人家自己的文章裏明明寫著，人家隻想做“自由知識分子”的呀!你們幹嗎非另封人家不可呢?
友人說，那不管。網上有網上的封法。網上封誰是什麽，誰不願接受也不行。
我脫口道：那麽，網上真他媽的。
拗不過友人，隻好跟隨其去。
結果一見到柳，就喜歡上了他。他實在是一位又睿智又幽默的老人。可歎，像他那樣一個人，隻有退了休以後，才漸漸覺醒了基因裏的本真性情。
他說，電腦之對於他，如布娃娃之對於小女孩兒。說小女孩兒在父母麵前，或取悅，或乞寵，或撕嬌，或任性，那都是轉著小心眼兒，有獲得的企圖的。而布娃娃卻給予不了小女孩兒什麽，所以她每對布娃娃才喃喃自語地說真話……
談到“新左派知識分子”之稱號，他說，在網上他又不是那個稱號了，是“新保守派知識分子”了。說網上是風雲變幻的，一天刮左風，一天刮右風。在現實生活中感到失落的知識分子，或欲望難以得到滿足的知識分子，才到網上去證明自己，膨脹自己。他說，當然，這一點主要體現於“網上政治家”和“網上思想家”們身上。
他一邊說，手指一邊敲點鍵盤，調出一些與自己相關的內容並指給我們看：“瞧，這兒怎麽說我的!瞧我又不是‘新保守派知識分子’了，是‘幫閑知識分子’了!再瞧這兒，咦，我怎麽又成了‘溫和的持不同政見主義者’了呢?真是亂戴帽子!”
言罷朗笑。笑得開心不已。
他說，他的網上文章已開始被些小報小刊轉載了。僅當月，已有數筆稿酬寄來。從電腦桌的抽屜裏取出一個小本，翻開看了一會兒，得意地說：“比上月多了兩筆稿酬，加起來近八百元了，不少吧?我迷網絡，不隻是因為寂寞，也是要為稻粱謀啊!”
他既然在網上已是一個人物了，在現實生活中，也便相應地引起點關注了，又常被邀請開些什麽不三不四的會了。
“我不喜歡開會，不喜歡在會上發言，但如果給出場費，有時我也去。我挺喜歡錢的。錢能提高我和老伴的生活水平啊!”
他坦誠得可愛。
後來我在一次會上見到了他。主持人介紹他時，稱他是“著名的網絡雜評家”。他並不作謙虛狀，儼然自居始終。散會後他邀我一塊兒逛書城，在社科類書架前，我們同時發現了費孝通先生的一排數卷文集，書出得很大氣。他用手撫摸著書脊，像盲人的指撫摸琴鍵。那時他表情肅然，繼而愴然……
離開書城，他一路沉默。分手時，才問我：“你知道嗎?費先生七八十歲時，還在身體力行地搞社會調查，孜孜不倦地又寫了幾百萬字……”
我點頭表示知道。
他長歎道：“中國社會學後繼乏人啊!本來，我也可以成為社會學家的。起碼，是可以成為社會學者的啊!我……不說了，再見!”
他話一結束，轉身大步而去。那是冬季的一天，很冷，刮著四五級寒風。望著老人的背影頂著寒風漸遠，我心一片惆悵……
他是伏在電腦桌上死去的。
他不知怎麽卷入了網上些個臭名昭著的最下三爛的人們精心策劃的一個最下三爛的“話題”的——相互謾罵的漩渦。網上沒大小，先是他被“網蟲”們罵，終於沒了七十三歲老人的涵養和風範，於是回罵，於是遭到更侮辱其人格的謾罵……
電腦顯示器上閃爍著他敲出的最後三個字是：“我認為……”
而下麵一串是別人謾罵他的話：
“老丫挺的，回家玩你那老xx去!……”
汙言穢語，不一而足。
而那網站的站名卻是“公眾發言”。
真無法理解，他怎麽還那麽愛發言呢?
七十三歲了，終於可做一個不必再發言的中國人，為什麽偏不呢?
他老伴發現時，他的身體已經硬了，涼了……
在他的日記中，有一大段關於中國人之發言的體會，讀來頗發人深省——“中國國也大，人也眾，會也多，尤數知識分子，一生不曾作會上發言者幾人?或主動，或被動，或表態，或議事，一生不曾因發言而影響人生者幾人?人有竟因擅長發言而交佳運，而紅而紫。雖德俗才庸，卻扶搖直上。有人竟因直抒己見而厄運臨頭，連遭坎坷。雖光明磊落，卻被歸另冊。於是虛與委蛇之風漸長，假話空話套話盛行。此弊習沿襲至今，敗壞知識分子品格，毒害下一代青年。予每見青年會上發言慷慷慨慨，浮詞連篇，會下撇唇戲曰：‘假作真時真亦假，何妨假，莫如假’，周身發寒。想予也曾奉此鄙律權當經驗，羞不欲生，愧幾欲死。嗚呼，名堂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嗚呼，發言幾時真?表態何須頻?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讀之，我心愀然，愀愀然。
某日複讀時，友人打來電話，吞吐相告：“我被撤職了。”
問何過之有?
答曰：“因為一次發言，其實，那又不是我的真……”
於是絮絮叨叨，痛說委屈。
我耳一陣內鳴，頓覺頭大。
我沒聽完就放下了電話——不真你還發的什麽言?!
噫!中國，還我真話語來!還我真文字來!還我真見解來!還我真觀點來!還我人之真思想真態度真性情真襟懷來!……
還我!
還我!……
近五年，平均下來，每年都要參加幾個人的追悼會，我心戚戚。今年又送走了兩位忘年交，其中一位便是柳先生，我一向尊稱他“柳老師”。
柳老師享年七十有三。生前體格硬朗，堅持晨練。熟悉他的人，皆認為他可以活到八十三。努努力，活到九十三以後，似乎也是大有可能之事，因為他是那麽健壯啊!
他逝世前不久我還見到過他，在一次出版社舉行的新書研討會上。很平庸的一部小說，到會的都是因名而寂寞之人，與同樣平庸又同樣偏得浮名的我——為平庸充當炒作之幫閑，說些逢場作戲虛與委蛇的平庸的話。有人連書也不曾翻看一下，卻一張口便儼然是在發表權威性的評論。會後備了自助餐，七十三歲的柳老師，仍有一口堅固銳利的、基本上屬於原件的好牙；並有一副吸收功能消化功能都極佳的好腸胃。那日他吃得津津有味，大快朵頤。喝起啤酒來如同嚴重缺氧之人貪婪吸氧，三杯四杯下肚，竟臉也不曾微紅一陣。他豪飲。正值暑季，考慮到大多數人胃腸的適應性，沒提供冰鎮啤酒，提供了一盤子冰塊。別人隻不過往杯中放一二冰塊，他不，他專為自己夾了一小盤冰塊。他喝一口啤酒，便放一塊冰入口。接著，嚼得嘎嘣嘎嘣響。周圍眾人看著他一個個目瞪口呆，無不顯出羨煞乃至於嫉妒的樣子。
而他，咽了以後，連說：“這樣才痛快!這樣才痛快!”
分明的，也有那麽點兒炫耀好牙口和好胃口的意思，滿臉的洋洋自得。
於是，眾人都對他的好牙口好胃口肅然起敬。
而他亦莊亦諧地說：“感謝從前對我的改造，受益匪淺，受益匪淺……”
每當有人因他的好牙口好胃口而對他刮目相看，他總那麽說。說得虔而又誠。他曾是“右派分子”，在某邊陲農場改造了二十餘年。似乎，他認為，他的好牙口好胃口，以及全方位的健康硬朗，乃是長期被改造的好處，因而自己實際上是“反右”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惟恐別人懷疑他的虔誠，又總是要在感激的話語之後補充兩個字——“真的!”
想想吧，一位七十三歲的老人，舉杯豪飲，接著嘎嘣嘎嘣地大嚼冰塊，那是一副多麽雄壯的情形?
然而半個月後，我竟親筆為他寫訃告和悼詞。讀者不難想像，聽說他死了，熟悉他的人們多麽驚訝。其中自然包括我。
他不是死於飛來橫禍。
也不是死於什麽長期潛伏於他身體內的噬命病毒。
而是——死於一次會議。
確切地說，是死於一次發言。一次他自己的發言。他一生的最後一次發言。
當我從別人的口中，片片斷斷地獲得了他的死因以後，我就不再像起初那等驚訝了。自古人生誰無死呢?對於一位七十三歲的老人，怎麽死還不是一樣的呢?我甚至覺得，死於自己的一次發言，反而是比死於橫禍死於惡症來得幸運的事。不是嗎?死於橫禍，難免地將死得皮破肉綻，斷肢濺血。死於惡症，又每將死亡這一件事拖得曠日持久。直至自己被折磨得不成人樣不算，也勢必拖累得親人子女身心交瘁，最終暗祈自己早點咽氣，求全體的解脫。以上兩種死法，第一種不正常，而且每有責任官司留給親人子女。第二種太被動，迫人接受惟一的現實，而且每有失於人之作為人的起碼尊嚴。相比較而言，死於自己一生的最後一次發言，畢竟的，總還算死得幹淨。似乎，更適合於一位知識分子的死法。盡管，那一次發言使他又招致了無盡的煩惱與憤懣，並使他的頭腦大麵積溢血。但那點子血，卻終究沒出在頭皮外，隻溢在腦殼裏。既不曾使自己恐慌，也不曾嚇著別人。
因為我是他的忘年交，對他一生的大致情況，是有所了解的。正因為有所了解，對於他的死，我漸漸地由驚訝而認為命中注定了。既然他的一生都受發言這種事兒的擺布，死於最後一次發言，不僅符合“中國特色”這一大概念，而且也算是死得一貫了吧?雖然並不一定其所。
柳老師祖籍山東，生於北方，求學於南方。一九五二年大學畢業，專業是社會學。學生時代的他確信社會學是國家的眼，能替國家見所未見，進而想所未想，於是著書立說，暢言治國理念，實現服務於國的抱負。
由於有如此單純的人生打算，所以他基本上是當時的一名“安分”學生。也就是說，既不曾與大學校園裏的地下中國共青團中國共產黨組織主動接近過，也不曾被大學校園裏的“三青團”之類所物色所拉攏。因為他太安分了，太“以學為主”了，故在大學校園裏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團員們看來，是一名缺乏政治熱忱、思想近於迂腐的學生。成功地發展他是不太容易的。向他暴露政治身份是根本不值得的。而“三青團”之類，基於對他的同樣的看法，也是那麽的不屑於待見他。其實，對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他並非一名完全沒有立場的青年。隻不過他的立場形成於內心裏，不知該以怎樣的方式向誰們去表達才妥。在當時的大學校園裏，他不但是一名太安分的學生，而且還顯得那麽離群索居，獨往獨來。然而，蔣介石政府的腐朽沒落朝不保夕，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沉重打擊下黔驢技窮節節敗退潰不成軍的局麵，畢竟也昭昭地看在他眼裏。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捷報頻傳，畢竟也一次次地在他年輕的心裏掀起過大的激動。那是正知識化著的青年，對於呈現在自己苦難國家之上空的希望曙光所懷的真切的喜悅。然而這青年一如既往地離群索居；一如既往地獨往獨來；一如既往地內向；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一如既往地埋頭研讀中外社會學著述；一如既往地既不被校園裏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團員們所理解，也不被國民黨的“三青團”之類所相中。他那種不動聲色的激動和喜悅，也隻不過化作夜深人靜之時，日記裏的一行行小詩而已……
他相信社會學家能充當國家的眼睛，相信社會學可以影響政府治國理念的信條，卻絲毫也未改變過。國民黨的政府不行了，共產黨的政府不是即將誕生了嗎?隻要一個國家有政府在，不論那政府好壞，社會學總是會對它有用的啊。它壞，社會學可能使它變得好一點兒。它好，社會學則肯定會使它更好。社會學對它有用，不是也便等於對人民有用了嗎?他確信未來的政府是好政府。
是的，這就是他當時的真實想法。
是的，這青年對他所選擇了並寧願為之奉獻一生的社會學，如一切癡迷的藝術家對自己所從事的藝術一樣，絲毫也不懷疑其意義。
他就在如此這般的心態中，迎來了“百萬雄師過大江”的中國曆史大事件。於是中國共產黨緊接著成了中國的主人。自然的，也同時成了他那一所大學的主人。一夜之間，那一所大學的精神麵貌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最盛大的狂歡是由它宣布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中共地下的團員、黨員及其各級組織於是全麵地徹底地公開。激動和喜悅匯成巨大的興奮，聯歡活動慶祝活動在校園裏此起彼伏，一場高xdx潮緊接著一場高xdx潮。往日埋頭研讀社會學的大學二年級的學子，驚訝萬分地發現，某些似乎從不過問政治的先生們，卻原來是中共地下黨組織身份很高的領導者。某些昨天似乎和自己一樣“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安分同窗，卻原來是中共優秀的地下黨團員。而他們為了迎接解放全中國這一大事件，長期在地下所從事的卓越的革命活動，一旦成為公開的談資，令他敬佩不已。同時，也使他慚愧不已。
在一次暢談解放心情和感想的座談會上，年輕的柳作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發言。會議是由從前的地下黨團員發起並主持的。爭相發言的卻幾乎全都是從前疏遠政治的師生們。前者中很少有人發言。他們隻不過傾聽或者記錄。因為他們已不必通過發言來表達自己的立場。因為這一點已在他們的地下鬥爭中被證明過了並被考驗過了。那更是給予後者的一次公開的表態機會。後者意識到了。後者的發言十分踴躍。他們沒有為中國的新時代的到來作過什麽貢獻，已然成為不爭的事實。所以他們都努力通過一次發言的機會，表明自己的心從很早很早的時候開始，便暗戀一般癡情地傾向於中國共產黨了。而這是一件除了飽含滿眶的淚水，除了顫抖的嘴唇，除了滾燙的話語和富有感情色彩的口號，畢竟還需另外的一些，哪怕一點點實證的事情。於是他們中的每一位，幾乎都當場“提供”了實證。雖然沒有任何人要求或暗示他們應該那樣，但他們自己對自己有那樣的要求，自己對自己產生那樣的心理暗示。他們中有人出示了一塊紅布，說是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裏就早已預備下了的，為的是在解放軍入城那一天及時地做成一麵歡迎的紅旗擎出去。殊料解放軍會在夜間入城呢?有人翻開自己的日記大聲宣讀，說那一段段比馬克思主義還馬克思主義，比共產黨人還共產黨人的話語，是自己在最憂患國家命運的日子裏寫下的。說自己那時多麽多麽的渴望投入共產黨的懷抱，可是校園裏的地下黨團員們腦門上並不貼著告示，一日十次迎麵走過也不知道啊。於是使傾聽的人們咀嚼出失之交臂的大憾意味。也有人激昂地朗誦自己寫在日記裏的紅色詩句。那樣的詩句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裏一經被查實是誰寫的，輕則入監坐牢，重則掉腦袋。中共的地下黨團員們以前反而是絕不在自己的日記裏寫那樣的詩句的，因為那是被黨的地下工作的嚴明紀律所禁止的。而後者們信誓旦旦地聲稱，之所以敢在日記裏寫下那樣的詩句，是作好“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的思想準備的……
公正地說，大多數發言者的發言都是源於真誠情懷的。但也確有人的發言，是基於審時度勢的思量。用現今的說法，不無作秀的成分。他們日記裏的話語和紅色詩句，究竟是否真的寫於白色恐怖的日子，是頗值得懷疑的。也許隻不過是在發言的前一天偷偷插寫在日記的空頁空行間的。
在“千鈞霹靂開新宇”、“萬裏東風掃殘雲”的曆史大轉折的“拐點時期”，形形色色之人的形形色色之心態，都是那麽自然而然，那麽順理成章，那麽可以理解。甚至，多少有些使人悲憫。因為，分明的，尤其那些作秀者的作秀，不無惴惴不安的自我保護的成分。他們從前對政治太淡漠了，對中國的革命太不關心了，而“解放”這一令全世界矚目的大事件，使他們在曆史大轉折的“拐點時期”空前地失重起來。他們急功近利地企圖僅僅通過幾次表態，便確定自己和新政權的親愛關係……
柳是最後一個發言者。
當主持會議的人問：“還有哪位發言?”
那時，隻有柳一人沒發言了。主持人不過隨便問一句。像一切主持人照例要問那麽一句一樣。然而在柳聽來，仿佛是衝著自己問的。盡管主持人的目光沒望著他。實際上主持人直至那時並未注意到他這麽一個人的存在。即使他不發言，主持人也將會以為全都發過言了……
然而柳猶猶豫豫地站了起來。於是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了。
像所有發過言的人一樣，柳原本也是有備而至的。也是很需要一次機會，公開表明自己對新政權對中國共產黨的擁戴態度的。而且，他那一種態度，確切地說他那一種立場是發自內心的。聽了一位位發言者的發言，他卻不想發言了。因為在聽的過程中，他頭腦中形成了另外一種想法。而聽了主持人的話，他又覺得不發言不妥，也不好。連給機會公開表達態度和立場若都不表達，那自己究竟幹什麽來了呢?那不是比根本不參加會還顯得態度曖昧了嗎?
主持人看出了他內心有猶豫，鼓勵道：“到會的都是共產黨的朋友，新政權的支持者。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新政權日後還須仰仗諸君的種種協助。別有什麽顧慮，還是和大家交流交流改天換地的感想吧!”
於是柳不再猶豫。
他以他特有的，慢條斯理的語調說，他也是帶來了一個日記本的，日記本上也是寫下了幾首盼望解放軍的全國勝利，詛咒蔣家王朝加速滅亡的詩句的，也是打算當眾朗誦一番的……
“但是……”
他舉起了他手中的日記本，緩緩撕為兩部分。
那一時刻，一切的人是怎樣的驚愕可想而知。
氣氛一時變得極為凝重。甚至，頓時變得有些緊張起來。在場的中共黨員們的表情，刹那皆呈現出勢不可免的大論戰之前的嚴峻。
他接著說，自己實際上是一個“改良救國”主義者。改良之對象，自然是國民黨的政府。自己所以為的改良之策，自然是社會學。由此，足見自己從前政治上的幼稚和淺薄。而新中國誕生了這一事實教育了他，使他終於開始明白——隻有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暴力的革命，才能推翻蔣家王朝的統治，才能救中國。從此時此刻起，他將做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事業心悅誠服的、矢誌不渝的追隨者……
他說，中國共產黨為了它的事業的成功，犧牲了千千萬萬的優秀者。他們麵對屠刀和槍口所表現出的高貴氣節，確乎是驚天地泣鬼神的，是詩性的。而自己，白天明智地回避開校園裏的白色恐怖羅網，極其個人主義地埋頭讀書，以圖自己日後的成名成家；隻不過夜晚回到了宿舍裏，插上門，拉上窗簾，才在日記裏寫下幾行紅色的詩句，而且還覺得將日記藏在什麽地方都不夠安全……既然如此，這樣的詩句，無論今天看來多麽紅色，多麽革命，讀了又有什麽意思呢?又能有幾分感人可言呢?所以他改變了想法，決定不讀了，決定把日記當眾撕了……
他說，一想到那些為新中國之誕生拋頭顱灑鮮血的革命青年，中國共產黨英勇無畏視死如歸的誌士，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全體人民的大喜悅中，自己的崇敬尤其難以表達，自己的慚愧尤其難以形容……
“我想，同是中國青年，我其實是一個最該羞於談‘革命’二字的人。我對‘革命’這一件血流成河前仆後繼的大事情，什麽都沒有做過。中國北方的父老鄉親，也還心甘情願地將最後一位親人送上了前線，將最後一把小米雙手捧送給了前線，而我呢?我其實是連與人民分享全國解放之喜悅也是不配的啊!……”
於是他緩緩轉身，畢恭畢敬地麵向牆上的馬恩列斯毛的畫像，連鞠三躬。
他的發言，首先贏得了黨團員們極其熱烈的掌聲。
主持會議的人，情不自禁地離開坐位，大步跨到他跟前，緊緊擁抱住他說：“哎呀，哎呀……”
主持會議的人竟一時尋找不到適當的詞匯來評價他的發言——他這個最後發言的人，發言得實在太好了。
主持會議的人滿眶感動的淚水。
他自己也滿眶淚水。
那是百分百真誠的淚水。
然而此後，不少同學和老師開始疏遠柳了。也許，在他們的心底裏，還不同程度地對柳產生了鄙夷。他們都是帶著日記本參加過那次座談會，並宣讀過日記裏的紅色話語或朗誦過日記裏的紅色小詩的人。
如果柳不當眾撕毀他的日記就好了。
如果柳的發言，與他們的發言具有一致性就好了。
但是柳卻當眾撕毀了他的日記。這一種做法使他與別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使別人覺得他的做法，是對別人的存心的羞辱，目的在於要將自己包裝得比別人更真誠。
但是柳卻作了與別人極為不一致的發言。並且，用今天的說法是——作了最煽情的發言，於是對比得別人的發言一概地太缺乏反省了，因而似乎越激動越顯得誇張了。
在別人看來，柳的發言是頂做作的，頂表演的，所以是頂虛偽的。
真誠在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裏，是最經常地被誤解進而曲解的東西。早在西方人從人類的意識活動中發現了“潛意識”現象以前一千多年，中國的《詩經》中就有“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話了。而後《三國誌》中更有“知人善察，難眩以偽”的名言。在古遠的中國文化的教誨之下，中國人“度”他人的經驗是相當豐富的。簡直可以說是構成為中國人的人種基因的特殊元素了。
柳對於別人已在怎樣地“度”他卻渾然不知，不覺。因為他自己，是一個不太具有“度”人之習慣和經驗的人。何況，那些視他的發言為做作、表演，視他為虛偽之人的人，皆以虛偽的假麵在以後的校園生活裏與他廝熟著，將“度”他之心包裹得嚴嚴密密的。
柳又一頭紮回到他社會學的天地了。在他想來，既然腐朽敗壞的政府已由一個嶄新良好的政府所取代，那麽他所執著於的社會學，不是更其有用了嗎?
半個世紀以後的一天，當柳老師向我講起年輕時那人生的第一次發言，連我聽了也不由得像別人一樣“度”他，忍不住這麽問：“您當時的發言有沒有表演甚而博寵的成分在內呢?”
他被問得一怔。
我隨即說：“我指的是您潛意識裏。”
他搖頭道：“我不知道。我不清楚。那一年我才二十幾歲，正是男青年喜歡出風頭的年齡。喜歡出風頭嘛，免不了就要趁機當眾表演一番。按現今的說法，如果我確實是在表演，該叫表演什麽?”
我說：“表演真誠。”
他沉默片刻，苦笑道：“可我當時是真誠的。真誠就是真誠，我有什麽必要表演它呢?”
我說：“潛意識不能用有必要沒有必要來解釋。潛意識可以在人對自己不明不白的情況之下將人支配到不由自主的程度。”
他定定地注視了我一陣，慍然道：“滾他媽的潛意識!如果看人專往潛意識層去分析，那麽這世界上還有幾人配襟懷坦白地活著?不管當時別人怎麽看我，反正我認為我的發言是肺腑透明襟懷坦白的!”
見他認真起來，我就隻有笑……
盡管，當年他的發言，引起了一些人對他的“度”，但畢竟也引起了另外一些人對他的好感。那另外的一些人，便是代表新政權接管了那一所大學的人們。
他們幾乎一致地認為他是真誠的。而且認為他是他們格外需要的一個人。
於是他們專門開會研究他。
會上有人提供了關於他的最新情況，說他近來曾向一位黨員老師流露出渴望入黨的想法。
經過研究，一致認為還是不發展他入黨的好。一致認為他以後的身份應該是民主黨派成員。一名在新中國成立前原本對革命很淡薄的學生，正是這樣一名學生，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崇敬得五體投地——新政權在大學裏迫切需要這樣的典型。樹立起一個這樣的典型，對於影響別人，對於新政權在思想意識形態方麵占領大學之上層建築陣地，意義非同小可。如果他竟入了黨，作用反而削減了。而他並沒有被發展為黨員，反而加入了民主黨派，典型的作用才大，才長遠。
於是他成了民主黨派的一分子。
於是他以後的人生軌跡，開始納入別人對他的預先設計。
當然，這是他所不知的。
我曾問過他當年怎麽沒有加入共產黨，卻加入了民主黨派?
他說，他起初也不是十分情願的。共產黨已經成了執政黨，發自內心地崇敬共產黨的青年知識分子，有幾個不想加入共產黨呢?可是找他談話的民主黨派的人士說，其實也是代表中國共產黨來動員他的。說大學裏的民主黨派的組織很薄弱，黨希望大學裏有一定比例的民主黨派人士。說一個人加入了民主黨派，日後還可以跨組織加入中國共產黨嘛……
於是他滿懷著遵命的虔誠，成了大學裏最年輕的一名民主黨派人士。
於是，他以後經常被通知，有時是被要求，被指示參加各種名目的會議。社會主義國家會多，新中國建立之初尤其如此。
設計他的人生的人們，目的也是在於鍛煉他，培養他。當然，完全是按照他們的意願塑造他。他們之良苦用心，也是源於一種忠誠。對新政權這一千秋百代的大事業的忠誠。
他是他們的工作重點。
正如他們忠誠地認為，自己是新政權極其重要的一部分。於是漸漸地，他離他的社會學遠了，與政治貼得很近很近了。有時他也難免因而產生苦惱。那不是一種純粹的苦惱，是一種攙雜了被重視甚而被寵愛的良好感覺的苦惱。但負責培養他的人們開導他——所謂社會學嘛，在馬克思主義那兒，其實就是對社會進行調查研究。任何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此方麵的經驗都比他多得多。莫如暫且讓更有經驗的人去做，肯定會比他做得好。他目前的作用，就是以他那種獨特的、真誠無比的發言方式，通過開會教育別人，影響別人，提高別人的政治覺悟，鼓動起別人的種種政治參與熱忱。至於他的社會學，來日方長啊!
於是他那種原本並不純粹的苦惱煙消雲散了。
漸漸地，他似乎成了一位明星。一位以擅長於發言，著稱於本校也著稱於許多別的大學的發言明星。
漸漸地，他的發言中有了明顯的做作和——表演。
他有使命感。他認為他的每次發言都是一次使命的完成。因而是意義重大的。因而需要完成得好。因而，加入了表演的成分也無可厚非。
他不再研讀社會學了。他的興趣轉移到了一切關於演講方麵的書裏去。中外名人的演講集是他的枕旁讀物。馬雅可夫斯基成了他最喜愛的詩人。他能將詩人那種鼓點式的、氣概壓人的、擲地有聲琅琅上口的詩句，與他的每一次發言結合得天衣無縫，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培養他的人們對他的發言——不，演講風格的變化，分明是認可的。因為他們從來也沒指出過他那樣有何不妥。恰恰相反，他們以勉勵的口吻誇獎他，說他的演講越來越富有感染力了。是的，他的發言，已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一個人的發言了，而是一次次地道的演講了。時代那麽需要他的演講。他感受到了這一點。他漸漸地對他的時代角色勝任愉快。而且，樂此不疲；而且，備覺榮耀。
他一年到頭所參加的會議之多，連當年以開會為己任的幹部們都望塵莫及了。
某一次會議，尤其是與青年們的政治思想工作相關的會議，倘居然沒有將他邀請到，簡直就是會議組織者們的天大遺憾了。
他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在報上。他在什麽會上的言論、那些預先字斟句酌過的言論，竟開始被積極要求政治進步的別的青年們所傳抄並在自己的發言中引用了，像引用名人的名言一樣。
連那些曾經“度”他的人們，也開始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他由一次與眾不同的發言而受重視，進而由無數次“柳氏風格”的發言而成紅人，而成名人，而前程似錦了。
於是他們也隻有以名人看待他。起碼表麵奉以敬意。曾“度”他的人們對他的態度的轉變，特別符合這麽一種普遍的規律——當一個人默默無聞之時，別人忽視他；當一個人開始顯示他的與眾不同並由此似乎交了好運時，別人暗憎他。哪怕他捧出的是真誠，在別人看來也是虛偽的表演；而當一個人真的被紅煙紫氣烘托著成了個什麽人物，哪怕他明明是在表演了，別人卻反而收斂了反感，對他以禮相待了。
兩年後，柳獲得大學畢業證書的同時，被格外器重地留校了，並被委任為大學宣傳部的副部長。對於一位二十幾歲剛剛大學畢業的青年，那在當時已是足令同代人仰視之職了。
“當年我簡直受寵若驚啊。我做夢也沒敢往仕途上走呀!”
逝世前的柳老師，每與我談起當年事，那表情，那語調，仍如南柯一夢初醒，仿佛懵懂不知世上今昔何年，感慨萬千。然他畢竟是一個有著可愛的率真心性的人，故總是附帶著頗不留情地解剖自己，承認自己當年確乎地飄飄然過……
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標準衡量，公正地講，柳是當年大學裏很稱職的一位宣傳幹部。倘再從統戰的角度來評價，那麽他又實在可以說是一個身在黨外，比身在黨內還講黨性原則，對黨還要忠誠的人。黨統戰了他，他開始替黨統戰別人；黨替他設計他的人生，他開始替別人設計別人之人生。黨對他的統戰和設計動機及願望是良好的。他為黨統戰別人，替別人設計別人之人生的動機及願望，也是良好的。黨使他漸漸明白並樂於接受這樣一種理念——隻要我努力做黨的工具，黨將負責安排和料理我的一生。將比我自己對自己之人生的安排和料理還可靠，還周到，還少曲折還天天向上。而他也非常藝術性地使別人漸漸明白並樂於接受這樣一種理念……
他風華正茂。他朝氣蓬勃。他具有火一樣的工作熱情，鼓風機一樣的煽動力，以及一言一行影響一大片的權威。
我曾見過他當年所獲的獎狀和表彰證書。比我至今所獲的文學創作獎少不到哪兒去。
我問他為什麽保存著?
他想了想，竟這麽回答我：“人總得為自己保存點兒什麽。當年我除了這些東西，再就沒有任何值得保存的東西了。”
他的話使我怔異。
而他自己若有所思，亦悵然若失。
我問他怎麽保存下來的?
他說攤開了，一份份塞在褥套裏。為了不至重疊，每一份都細心地用膠布固定著位置。為了使自己的褥子和別人的褥子看去一樣，不顯得不正常，並用粗線攔出了行距，可以展卷自如……
他還說，“我這個人，一生快過完了，連點兒值得保存的愛情念物都沒有。”
此話使我替他愴然。
是的，他當然是個連點兒值得保存的愛情念物都沒有的人。因為他將自己的愛情也一攬子交付給栽培他的人們去負責了。他們也確乎地對他很負責。一位愛上他也被他愛上的姑娘，因出身不好，由栽培他的人們斬釘截鐵地否定了做他妻子的資格。這使那姑娘的心碎成了幾瓣，帶著傷口遠走高飛，發誓永遠不再回到那一座城市。他和另一位姑娘實際上已經發生了性的關係，他愛她勝過愛第一位姑娘。然而那姑娘不但受過教會學校的教育，而且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不僅一日三餐做祈禱，還動輒在胸前劃十字，念念有詞曰：“主啊……”
“她真的很美。臉上有一種聖潔的、天使般的祥靜之美，在她麵前我常覺得神魂顛倒。”
他曾說過這樣的話，在對我回憶他的人生的時候。我不但是他的忘年交，也是他忠實的傾聽者。
我問那為什麽他們沒成?
他說他因而受到了一次較嚴厲的批評。批評者批評他忘記了自己不是一般的一個人，而是新政權樹立的一個政治上絕對正麵的典型人物。像他這樣一個人物，怎麽可以和一個女天主教徒結成夫妻呢?
他說正因為那姑娘是天主教徒，所以才能最大限度地體恤他的難處。她墮了一次胎後，也悄無聲息地從他的生活半徑內逸去了，像蒸發了一樣無影無蹤。他說後來塑造他為典型並進一步“監護”他人生的人們，撮合他與另一所大學的一位女宣傳部長進行戀愛。他開始想不通，因為對方也是資本家的女兒。但是他被嚴肅告知，對方早已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早已是黨員了。有一位黨員妻子，於他是最適宜的。其實他不甚情願的主要之點，乃因對方不如他自己對上象的前兩位姑娘漂亮。而且，對方動輒從政治上提醒他教誨他的戀愛方式，也使他覺得戀愛這件浪漫的纏綿的事，在他們之間索然無味得難以忍受。於是兩人的關係一直時斷時續曖曖昧昧地拖著，一拖竟拖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年他已三十歲了……
“反右”運動中，他親自主持召開了多次揭批大會，揪出了數名“右派分子”。然而上級對他的工作成績並不怎麽滿意，認為應該揪出的“右派分子”遠不止數名，要求他發揮他卓越的鼓動性，進一步“引蛇出洞”。他領會，那也就是指示他親自做帶頭羊煽風點火了。
那一夜他失眠了。
他曾對我說：“當年我不是沒有看到共產黨的錯誤和問題，比如官僚主義、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形式主義盛行。我自己也每每深受其害。可是我想，一個毫無執政經驗的政黨，頂著各方麵形成的反動勢力的壓力，領導建立一個新中國是容易的嗎?所以在我看來，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一個也不冤枉!當然都是以給黨提意見為幌子，趁機對黨進行惡毒的攻擊……”
我問那麽他是如何給黨提意見的?
他說，他當然是很嚴肅很激烈地提了。“引蛇出洞”嘛。又說，但也不能提那種直指疼處的意見啊!那不成了使殺手鐧了嗎?那不和真的“右派言論”同一種性質了嗎?說所以才需要認真思考，反複掂量，所以才失眠啊。
我問他當年是否覺得受栽培反而活得很不輕鬆?
他說那倒不。他說當年受栽培的感覺那還是好極了的。知識分子是“一撮毛”嘛。總之要附著在一張皮上的呀!當年，在中國，一名年輕的知識分子，倘能緊緊地附著在執政黨這張皮上，無論是在自己想來還是在別人看來，都等於人生價值有了最大的體現呀!他說當年對於他，每一天都是無比充實的。從來也沒有過所謂內心空虛的時候。更不去思索“人生的要義究竟在哪裏”之類無聊透頂的問題。
我說，那問題並不無聊透頂。
他堅持認為，那問題即使在今天，也還是無聊透頂。堅持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即使在今天，也還是“一撮毛”，也還是要附著在一張皮上。隻不過可供選擇的“皮”多了幾張罷了。他說任何人，從偉人到庶民到知識分子，歸根結底都不可能不是“一撮毛”，不可能不附著在一張什麽皮上。這是一個不分國界的鐵規。比如克林頓附著在美國政治的皮上；比爾·蓋茨附著在美國科技同時兼附在美國經濟的皮上。
我們雖是忘年交，然而畢竟有代溝存在著。話不投機，我每首先沉默，或扭轉話題。
那一天我卻未免過於認真，以近乎抬杠的口吻說：“也許知識分子很難徹底擺脫是一撮毛的命運，但有無不想是一撮毛的自覺意願，那是很不一樣的。”
他卻反問：“你是不是一撮毛?”
我一愣。
他又問：“你敢說你不是一撮毛?你恰恰是最典型的一撮毛，附著在這個國家近五十年未變的一種體製上，又領工資，又得稿費。明明是既得利益者，卻非要擺出一副清高的嘴臉。你們這號人啊，一邊伸手要房子、要職稱、要榮譽、要身份、要待遇，一邊煞有介事地聲稱自己是什麽‘自由知識分子’，多可笑。明天給你們一套房子，你們的‘自由之聲’就收斂一些，後天再給你們配一輛車，又收斂一些。大後天封個什麽稱號，不用別人教，自己先就學乖了。如今中國變化很巨大，但依我的眼看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習性其實並沒怎麽變。”
我臉紅了，辯白道：“我隻在十年前要過一次房子。”
……
當年的他經過一夜失眠，第二天在一次大會上率先作了措辭尖銳的發言，矛頭直指校方的“蘇聯專家政策”。當年他那一所大學裏，很有幾位從蘇聯請來的教授、學者。有的是真教授，真學者；有的濫竽充數，冒牌貨罷了。一律享受專家待遇，住小樓，拿高薪，配服務員，外出有小車坐。他所以要從這一點上提意見，乃因在他想來，這其實是最不至於使黨的形象受到什麽傷害的一點。無非就是對“老大哥”太好了嘛，總比針對黨的官僚主義之類發言要明智呀。而且，還容易獲得廣大中國師生的呼應。不高興的，隻有“老大哥”們罷了。他們再是“老大哥”，也終究是客人。他認為在自己“家”裏，在非要向什麽現象“猛烈開火”的情況之下，以他的身份，“老大哥”們是得罪一下最沒關係的……
“老大哥就要有點兒老大哥的樣子，叼著煙鬥在課堂上吞雲吐霧，是老大哥的樣子嗎?我們中國的大學課堂，對斯大林同誌當然理應例外，可他們並不是斯大林同誌本人。調戲中國女學生，是老大哥的樣子嗎?喝醉了酒倒在校園裏，是老大哥的樣子嗎?作為校方，是不是應該反省我們的專家政策?”
他字字鏗鏘的發言，引起了很大的共鳴，博得了一陣陣掌聲。
最後他在台上高問：“這一切說明了什麽?”
一些學生異口同聲：“奴顏婢膝!”
學生們的呼應，使他發言的性質顯得嚴重了。
他當時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也很後悔向學生們問了那麽一句，但卻根本沒有充分估計到問題的嚴重性。
如果那是事情的句號，他後來的命運也不至於多麽糟糕。
然而並不是句號。
晚上，蘇聯教授們住的小樓的幾扇窗子被砸碎了。
第二天，許多學生罷了蘇聯教授的課。
有幾名服務員還拒絕繼續為他們服務。
蘇聯教授中有人受到了當眾羞辱。
因為他發言中所指出的現象，是實際存在並早已引起普遍不滿的事實。
於是事情驚動了蘇聯使館，也當然地驚動了中國高層。
於是事情不僅僅是中國人自己在搞政治運動了，而演變成了損害中蘇兩國友好關係的重大政治事件。
於是，在他渾然不知，還認為自己基本完成了“引蛇出洞”的政治任務，大功告成，可以踏踏實實地睡一覺的那一天夜晚，別人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該不該定他為“右派分子”。
有人替他辯解了幾句。說後果盡管很嚴重，政治影響盡管很惡劣，但顯然不是由於他的思想反動而導致的。他是我們多年培養起來的黨外政治幹部。良馬寶駒也有偶爾失蹄之時，對他應予原諒。替他辯解的人是那些一向欣賞他器重他栽培他的人。他是按照他們的指示“引蛇出洞”的。但有更多的人反對那些人。更多的後者們義憤填膺地說，如果連他的刻毒言論都不算“右派言論”，那麽已經內定了的“右派分子”，則都不該戴上“右派”的帽子了!分明的，他們落井下石，火上澆油，欲將他置於絕境而後快。他們或是因與他素有積怨，或是嫉妒他的得寵，或是覬覦他的職位急於取而代之。替他辯解的人們，惟恐自己也受牽連，豈敢聲明他所以公開發表那樣的言論，其實是領會了他們的旨意?他們既不敢承擔一點點責任，在打算徹底毀了他的人們的淩厲聲討中，替他所進行的辯解就不那麽理直氣壯。甚而顯得顧慮重重，含糊其辭欲言又止。
正討論著，上邊來了電話，大意是——像柳某某這樣一個人，受黨器重，受黨栽培，受黨信任，並不論資格委以重任，卻公開跳將出來反蘇反黨，具有很深刻的反麵教科書反麵教員的現實意義。反蘇即反共，這是一個鮮明的立場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柳某某夠得上是一個典型了……
於是討論沒必要再進行下去。
可想而知，當柳被宣布為“右派分子”時，他是多麽震驚多麽不解多麽委屈多麽心不能服。然而無論他怎樣，都已不能改變他的命運。
因為他又是一個典型了。
像當年他由一次發言而出乎意外地成了一個典型一樣。
更令他震驚的是，他以為他的下場一定會引起廣泛同情，卻不料頓時陷入了口誅筆伐的汪洋大海。沒人同情他。他不知所措到了極點。
正應了那句話——牆倒眾人推。
他斯時才痛心疾首地意識到，原來不少人都盼著他有此日。
而未婚妻“大義滅親”、“深層揭批”，使他的命運更加雪上加霜。
不過，他虔誠地配合形勢“引蛇出洞”之目的確乎達到了——另有十餘名學生與他同時劃為“右派”——那些不但貼大字報支持他的發言，且對蘇聯專家無禮冒犯的學生。
“反右”之戰果由而擴大了。
不久他被發配到農場去接受改造。與他同時劃為“右派”的十餘名學生們，並不因而與他同“病”相憐，惺惺相惜。不，他們非但不那樣，還恨他。因為在他們想來，自己是做了他的政治殉葬者。都是大學生，誰也不弱智。後來他們相互一溝通一啟發，全明白了。於是對他的恨膨脹了十分。有天晚上他們將他騙到野地裏，狠揍了他一頓。連幾名女學生也對他動了拳腳。他們解恨散去以後，他在野地裏大哭。那時西北風呼呼地刮，像牛吼。幾名女生啐他的唾沫，在他臉上凍成滿臉冰斑。斯時狀況，可用四句詩來形容——“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
以後幾年內，那些學生們陸續“摘帽”，陸續分配工作，陸續離開勞改地。當最後一名學生離開時，他對人家竟那麽依依不舍。因為有他們在，雖然都是“右派”，雖然在他這方麵姿態卑下，時時處處多賠小心，惟恐惹他們煩而遭嗬斥，但——畢竟他是在一個小群體裏。他不知隻剩他一個人了，孤獨又漫長無期的歲月該怎樣打發，以及命運還會怎樣地懲罰他。
他的依依不舍感動了人家。
人家分手時說：“老師，您珍重啊。我也沒什麽送您留作紀念的，就送您一句話吧!”
那句話是——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
馮夢龍小說中的一句話。
人家的心地是很良善的。然而在他聽來，卻似乎包含著顯明的諷刺意味——因為他的口幾乎僅是飲食之“門”了，因為他的舌幾乎僅有品味之功能了。一則勞改條例嚴厲限製著“右派”的言論自由；二則既已為“右派”，心裏謹慎，自己束縛著自己說話的欲念。他已差不多變成一個準啞人了。
其實他也有早些摘掉“右派”帽子的可能。隻要他虔誠地表示認罪。那十幾名學生，便是因為認罪態度好，而被陸續“寬大處理”的。偏他幾年內沒悟明白過來。不斷地這裏那裏寫信申述自己的無辜。等那勞改地就剩他一個“右派”了，等他終於悟明白過來了，晚了。不能全部摘帽。全都摘帽運動不是白搞了嗎?他是“右派”典型，既為典型，自己想不是——休想。典型那就是要永遠起典型的作用，無論正麵的還是反麵的。
當“右派”不再是一個小小的集中的群體，而是單獨的一個人的時候，其命運大抵有兩種——或者隨著歲月的流逝，人們監督的眼漸漸疲憊了，最終接受了他也隻不過是一個人，忽略了他是“另類”；或者因為在某環境中的獨一無二，更加成為眾矢之的，每逢有政治的戲劇上演，便成為“反角明星”，以襯托別人的正麵形象。前一種命運的幸運往往體現在民間，如具體的一個偏遠的鄉村，一個小鎮的社區，或一個人數不多，以女性為主體的手工業半手工業小廠。政治的風尾即使也每每刮到那裏，然而一般不會成為民間的主要生活情節。又由於民間對於有較高文化之人，仍保持著幾千年以來的傳統的敬意，故“右派分子”在那些地方受到的歧視要小些，受到的傷害也要少些。而第二種命運的不幸，往往體現在大農場、大企業，以男性為主體的大群體。由於那些地方大，政治之風刮到那裏時仍正強勁，而它們的領導的級別也高。他們對政治之風的迎送方式，每習慣於搞轟轟烈烈。而且由於那些地方大中小知識分子成堆，亦不乏知識分子出身的政治幹部或技術幹部。知識分子對以自己的同類為靶子來證明自己政治立場的堅定，尤其沒有什麽不安。
柳是不幸的。他被一次次押遣轉移，由較小的地方押遣到較大的地方、更大的地方。哪裏的政治空氣被認為濃度不夠，他便被押遣到哪裏去。而他一被押遣到哪裏，哪裏的政治空氣就活躍了。好比養魚的人，見哪一塘魚欠生動，放一尾狗魚進去，別的魚們就遊得歡了。他的典型性，似乎具有可持續的價值。
二十二年中，據柳自己說，他至少被批鬥了四五百次。在“文革”十年中，更是幾乎天天被批被鬥。倘幾名中專畢業的青年技工午休時間閑得慌，胡亂批鬥他一通則就解了悶了。在“文革”十年中，有些大單位是禁止午休時下棋打撲克的。於是批鬥他等於下一盤棋，或打幾輪撲克。
據柳自己說，二十二年間，很是有一些人，因批判他而提高了寫批判文章的才華，而提高了發言的思想水平。連中蘇兩國在珍寶島發生了邊境武裝衝突，批判者也能與他這名“右派分子”聯係起來，認為他當年在不足論道的雞零狗碎的小事上偽裝“反蘇”，其目的無非想麻痹人們，使人們對蘇聯的認識由而不能著眼於修正主義的本質。是“小罵大幫忙”的伎倆……
據柳自己說，二十二年間，不少人由他而提高了寫批判文章的才華，而提高了發言的思想水平，於是和他自己當年一樣，引起關注，被賞識，繼而由工人而班組長，而入黨，而車間主任什麽的。也有人被抽調到寫作班子裏去，成了政治宣傳員，繼而成了脫產的政治宣傳小幹部……
他的話給我這麽一種印象，當年的他仿佛是一塊靶子，許多人可以通過射擊他而訓練成射擊能手。又仿佛一具活屍，許多人可以通過解剖他轉行當政治“外科醫生”……
據柳自己講，一九七九年他獲平反，調回原大學的途中，受到了某縣一位副縣長的數日款待。原來對方也曾是“射擊”他的能手，解剖他的行家，官運由而亨通。更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對方還因為經常寫批判他的大字報，大標語，而竟成了該縣書法家協會的會長。並且，果然寫得一手好書法。起碼在他看來是那樣。他臨行之際，人家贈他條幅，上書八字乃是——“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是老子的話。
在文言，“中”通“衝”。“不如守中”，意謂不如默默保持虛靜，壓製衝動。
二十二年如夢魘，柳悄無聲息地回到他曾任過宣傳部長的那所大學。有一位“平反辦公室”的女工作人員接待了他，安排他在校招待所住下。那女同誌四十餘歲，對他的接待態度客氣而又周到。請他不必著急“平反”以後的具體事項，安安心心地休息一段時間為好，若有什麽要求來日方長。那些日子，相比於二十二年，使他感到幸福無比。終日無所事事，睡到十點鍾才起也沒人幹涉，仿佛神仙過的日子。其寂然回歸，直可用“神出鬼沒”四字形容，很有那麽點兒重新“潛伏”下來的意味兒。最初的日子，吃飽便睡，醒了又吃，吃了再睡。二十二年間，他的身體感到嚴重虧損的似乎更是睡眠，大腦不失時機地，強烈反射著一種急需補足的本能。一個星期後才開始在校園裏各處轉轉，走走。一切都還是從前的樣子。隻不過樹老了，樓舊了，路多了幾條，看見的都是生麵孔了。別人不知他是誰，他也認不得別人。即使從前的同事或上下級擦肩而過，竟也不能相互引起注意……
終於他被那位女同誌通知去開會了。一次，兩次，數次，都是關於肅清“文革”流毒，促進思想解放的討論。他早早地去，坐在一個角落裏，心中牢記著當年他那名學生送給他的話，以及那位副縣長贈他的條幅，自封其口，自緘其舌。
有次參加會議的多是年輕人，有學生代表，也有三四十歲的教師，一名學生發言曰：“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社會主義之中國，好比一口大鍋，一幢大廈，鍋已裂紋道道，廈已東倒西歪。莫如趁著思想解放的熱情高漲，一舉砸碎之，推倒之，從頭再來一遍!好比用橡皮將紙上雜亂的鉛痕擦盡，使之重是一張白紙，重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正是“撥亂反正”年代，青年人口無遮掩，一旦亢奮，過激言論時有發生。主持會議的人即使不以為然，一般卻也不太會當成件嚴重的事。
但那一次會情況有所不同。各方各麵為上級收集政治思想動向的人士隱坐四角。主持會議的人是預知這一點的。臉色一時就特別的難看。想予以批駁，一時組織不成一番有力的話語；而一味保持沉默，又幾乎等於慫恿……
這當兒就見有人站起來說：“我也要發言。”
站起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柳。
主持會議的人不認識他，惟恐他再說出什麽不像話的話，靈機一動，宣布休息幾分鍾。
不料他堅持道：“我請求此刻發言，過會兒我也許不願開口了!”
他臉發紅，唇發抖，特別激動的樣子。
有些人似乎成心要使主持會議的人更不自在，大鼓其掌。
主持會議的人隻得同意他發言。
他大聲道：“同誌們啊，我曾是一名右派分子，我被改造了二十二年啊!我現在終於又和你們一樣有公開發言的權利了，又有稱大家同誌的資格了!我想說，什麽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那就是無怨無悔地愛國的胸懷啊!剛才那位同學不是說，社會主義這口大鍋已經裂紋道道了嗎?那我們就要像能工巧匠一樣，仔仔細細地把它鋦好啊!社會主義這幢大廈即使真的已東倒西歪，那我們就要像希臘神話中的巨人一樣，用我們的脊背將它抵正抵穩啊!倘需要，那我們就要心甘情願地化作石柱，永永遠遠地支撐在那裏啊!這就是我，一名被改造了二十二年的典型右派分子，對我們的祖國母親的自白!……”
之後，他抑揚頓挫、情感充沛地朗誦了幾句詩：
無論這樣，
還是那樣，
我的國啊，
我愛你!
無論貧窮，
還是富裕，
我的國啊，
我愛你!
……
他的發言具有一種厚積薄發的、如泉噴湧般的感染效果。一個命運浮沉與發言這種“中國特色”之事結下難解之緣的人，在你方言罷我開口的熱烈的發言氣氛中，那是很難做到堅決地不發言的。其發言的衝動不被激活反而顯得太不正常了。
他還沒來得及坐下，主持會議的人也已站了起來。
主持會議的人向他伸出一隻手說：“老同誌，受了委屈的老同誌，讓我握住您的手……”
他有點兒懵懂地向對方伸出了一隻手。
他的手立即被對方的兩隻手緊緊握住。
對方噙淚說：“老同誌啊，現在，‘我代表黨’這句話，已經不是哪個級別的黨的領導者都可以隨便說的了。但我還是想說這句話。我是新任的黨委書記。老同誌啊，我代表黨感謝您的一番發言，感謝您的一片忠誠!”
他的淚水也頓時奪眶而出。
校黨委書記對他的感激是真誠的。因為他的發言及時撥正了討論的思想方向，使自己由兩難之境得以擺脫。
一片肅靜。
無數雙眼呆呆地望著他們。
一名女學生代表情不自禁地小聲說：“哎呀，哎呀……”
在多數情況下，不知說什麽好的人都會這樣。
她已無法形容自己當時的感受。
而緊接著一陣掌聲淹沒了她的“哎呀”……
晚上，負責接待他的女同誌到招待所看望他，極欣慰地告訴他，他那番發言在校園裏反響十分強烈。仿佛，也是她的一份榮耀。並且，陪他吃了晚飯。飯桌上試探地問他對安排工作有什麽想法?
他說，無條件地服從。
柳曾對我說，他當時那番發言，百分之百地真誠。他頭腦裏就是那麽想的。終於被平反了，他內心裏充滿了一種夢幻般的、急於表達喜悅的激情。而那一種激情渴望進行一次正當的噴發。
我，則百分之百地相信他的真誠。
在他渾然不知的情況下，他那次發言，被打印在各種匯報材料裏和“內參”裏、文件裏。他的名字又一次成了一個典型人物的名字。
不久，他官複原職。
又不久，他和那位女同誌結婚。她丈夫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她是化學係“文革”前的講師，臨時抽調到“平反辦公室”的。但是她卻堅持認為他們的緣分是物理性質的，是“完全非彈性碰撞”的結果。而物體相碰後不再分離，並以同一速度運動，是以最大的運動能損失為前提的。他明白她指的是她將為婚姻損失事業上的追求——都四十多歲了，才是講師。十餘年沒評教授了。不發憤圖強，縱然又開始評了，豈能輪到她的份兒?而發憤圖強吧，她又不忍使這個五十來歲才結婚的男人，仿佛隻有一位象征性的妻子……
他終於又可以昂著頭出現在校園的任何地方了。他的經曆開始在校園裏傳播。以前從未聽說過他名字的人，開始將他的名字和校級領導們的名字排在一起記住。二十二年前對他落井下石的人，遠遠望見他繞路而行了。他們中有的“文革”十年也在劫難逃地成了挨整的對象，而有的成了“三種人”。
他又必得在大會小會上發言了。他牢記二十二年前的教訓，一句自認為不合時宜的話也不說，僅僅宣講他的忠誠，和無怨無悔。這兩點在中國這個國家裏，幾乎永遠都是求大於供的。因而幾乎永遠都是緊俏的。相對於政治，好比是敬灶的麥芽糖。所以，他又成了一位被到處邀請的明星。然而畢竟的，中國的一隻腳已進入了思想解放的時代。人們在感動於忠誠之後，還急需聽到反思。
他不是完全沒有反思。
不，他是有的。
卻發誓除了對他的妻子，再也不對任何人說了，更不在任何會上公開說了。
他死了以後，由於我對他的喪事盡了點兒不足論道的操辦之力，他老伴出於報答，將他的一本日記當作紀念物送給了我。
他的日記中有這麽一段話：“其實，二十二年的改造，使我對於中國這一個國家的政治的認識，有著比別人較深刻的體會。但是我已決定將我的體會帶到火葬場去。連對她，也是大可不必說的。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麵對眼前的生活實惠，我須變得聰明。我的人生已再經不起一次懲罰了……”
我想，他日記中那個“她”，顯然是指他的妻子。
“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顯然指二十二年前他曾被就要成為他妻子的女人在關鍵時刻出賣了那一件事。那一件事竟成他刻骨銘心的教訓耿耿於懷，是我怎麽也不曾料到的。
我曾在電話裏問他的老伴，從頭到尾看過他的日記沒有?
她說連翻也沒翻一下，不願翻。
我的心情這才替他覺得稍安。否則，我認為那段話對她太欠公平了。
我甚至認為，官複原職之後的他，其發言、其報告，忠誠的成分是大打折扣的。那隻不過是一次次重複性質的表態罷了。他所以一次次不厭其煩地、一廂情願地那樣，顯然是心有餘悸的結果。
我充分理解他的心有餘悸。懷著大的悲憫來理解。
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人若希望一切人都理解自己，是完全沒有什麽道理的。
他當年卻還不能認識這一尋常的連擺攤賣菜的農婦都明白的普遍規律。在他想來，自己被改造了二十二年，僅憑這一點，僅僅出於同情，聽他發言，聽他作報告的人們，也是應該給他以掌聲的啊。
然而後來，他的發言，他的報告，實際上多次遭到了噓聲。
人們希望聽到的，他隻字不說；人們聽膩歪了的，他一次次盡說盡說。真誠既已大打折扣，那就不能怪別人們聽出來了。總不該要求別人們降低智商而歡迎他迎合他啊。
於是他漸漸地由明星變成了一個令別人反感的人。
他意識到了這一點。
他企圖打消別人對他的反感。
在發言中和報告中，他開始不失時機地替自己進行含蓄的或迫切的解釋、辯白。
於是在別人們看來，他越發地善於表演了。於是在別人們聽來，他的發言有了自我粉飾的色彩。許許多多的人們，一提到他的名字，開始大撇其嘴了。他們不但開始認為他虛偽，而且開始認為他骨子裏其實真是很左的了。這既是一個事實，也很難怪他。畢竟，他與沒有過他那種可悲經曆的人之間，有著二十二年的隔膜。二十二年後他的思維方式幾乎仍停留在當年，而普遍的中國人們，尤其普遍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思維方式已經進行過多次重大的調整了。
他因而苦悶異常。
他的苦悶像黴斑，一處處發生在他那一時期的日記裏。
然而又一次被角色化了的他，卻一籌莫展，無計可施。隻有暗暗地苦悶而已。
他的工作狀態，由最初時期的意氣風發感覺良好，而每況愈下漸漸喪失了主觀能動性。後來則有那麽點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了。
到了一九八五年，在一次換屆中，他的職務由正而副被人取代。仍為他安排副職，乃體現著校方對他的厚愛。
他的自尊心嚴重受挫，整天地有些無精打采起來。被“改造”時，他的夢想僅僅是有一天摘掉“右派”帽子；剛剛平反時，他的夢想僅僅是人們盡快忘記他曾是“右派”那檔子事。他原以為自己對人生的要求已降低到了最低點，卻不料人的願望是習慣於從最低點向上逐漸攀升的。他既是人，遂發現自己也不例外。在校總機機房裏，部長的姓名是列在校領導一欄的，而副部長則不，並且沒有單獨的一間辦公室專用的一台電話了。他原以為自己其實是根本不在乎的。一旦擁有過了再失去，他卻明白自己其實是挺在乎的。他因而沮喪，既沮喪於由正而副，也沮喪於連自己對自己都感到不解的那份在乎……
一年後，久已失去了聯係的當年的老校長，不知從誰那裏獲知了他的下落，從北京給他寫來了一封信，問他願否到北京的某重點大學，也就是對方任校長的一所大學去謀人生的發展?正是國家高等教育開始大發展的年代，北京方麵出台了吸納高等教育人才的政策。
他轉憂為喜，喜不自勝。趕緊複信，表示極願。畢竟，倘調往北京，意味著人生的又一次轉折。
不知為什麽，此事拖了一年。在他大失所望之際，來了令他大喜過望的調令。
調到北京以後，當年的老校長與他談了一次。對方由於在二十二年前那個決定他命運的晚上，替他辯白了幾句，便被認為有包庇“右派言論”之嫌，以後一直受著政治冷遇。“文革”中新賬老賬齊算，於是被打成“黑線人物”，罷官撤職……
老校長說當年很對不起他，明明是指示他“引蛇出洞”的，卻不料把他也定成了“右派”。而且，自己也沒保護得了他。
他說其實自己當年很對不起老校長。“引蛇出洞”有許多種方式的嘛，是應該很好地講究一下政治的藝術性嘛。是自己利令智昏，一番發言釀成了一次嚴重的政治事件，還牽連了老校長，以及十餘名學生。這個沉痛的教訓是一定要永遠銘記的。再也不會犯同樣的錯誤了。
於是兩人理解萬歲，彼此執手，相向唏噓不已。
老校長又說，由於他是典型“右派”，他的進京對各方麵來講都是一件慎重之事，所以拖了一年之久才批下來。還說，諸方麵對他平反之後的言論表現都是滿意的，甚至是欣賞的。這使他不禁暗自慶幸，覺得雖曾引起過許多人的反感，卻是值得在言論上那麽表現的。
老校長向他透露，將暫且安排他任團委書記。他顧慮自己五十多歲了，其年齡不利於開展工作。老校長說不過是一個過渡。說從前他是自己栽培起來的人，現在還是，更是。說過渡一下之後，對他另有重用。否則會千裏迢迢地把他調到北京嗎?
最後，老校長語重心長地教誨他，北京畢竟是北京，是中國的思想解放之都。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們的思想，在北京，尤其在重點高校，粉碎“四人幫”後一直表現得極其活躍。知識分子而在北京給人以思想保守、僵化，甚至“左”的麵孔，即使被大人物欣賞，那也是較難勝任愉快地肩負重擔的。希望他在北京要自己打開思想的窗戶，善於接受別人的深刻思想，也要善於使別人明了自己的頭腦裏究竟有些什麽樣的稱得上是思想的貨色……
他諾諾連聲，備感對方對自己的關懷。關且，暗覺誠惶誠恐。
他在新角色的職務上謹小慎微地工作了半年之久，那時就快到了一九八六年的年底了。大學生們倒也漸漸接受了他這位五十多歲的、超齡的團委書記。因為他責人寬、克己嚴的工作作風，還因為他成功地舉辦了幾場很受他們歡迎的文藝活動，校領導們對他的工作成績也比較肯定，常用“穩健”二字加以評價。而他自己清楚，那一評價得來不易。是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既定方針”換取的。其實一切人，包括學生們，心裏都明鏡似的，都斷定了他隻要再平安無事地工作上幾個月，那就注定會高升了。五十多歲的團委書記，是太超常的現象了嘛。有人私下裏甚至這麽議論：“是為了給予他在學生中充分亮相的時段啊!”
他自己也不弱智，很明白這一點。
卻也有人議論他未免將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嚴密了。說像他這樣的人一旦升到高位上，會使別人缺少安全感。說對於將是領導的人，無論紅臉白臉，總應該給人們一個明朗的印象。
他妻子那時也調到北京了。以上議論是她轉告給他的。如果她隻聽到一次，就不當成回事兒轉告給他了。但她無意中聽到了多次。如果他自己不當成回事兒，那麽實際上那種議論會自生自滅的。偏他自己當成回事兒了。不但當成回事兒了，而且當成塊心病了。畢竟沒有過什麽能夠自如縱橫於仕途的豐富經曆和寶貴經驗，未諳所謂“群眾看法”，在提拔問題上往往是可以視為零的。
於是就發生了後來的事：在本校舉行的一次大學生辯論賽的總結大會上，他又說了一番不合時宜的話。辯題是如何看待當代大學生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責任感。正方的論點是要大力弘揚“五四”精神和傳統。結果自然是正方勝。
他卻在總結中坦言：倘他是一位評委，他的一票，將會投給反方。為什麽呢?因為在他看來，當代中國大學生們，昨天還隻不過是鄰家的男孩女孩，高考幸運中第，搖身一變就都是大學生了。從校門到校門，其單純程度，仍是昨天鄰家那個男孩女孩。而“政治這頭怪物”，越來越需要高超的駕馭藝術了。守著宿舍門後的一堆多日無人清除的垃圾，聞著它散發的腐味兒和臭氣而臥談什麽“鐵肩擔道義”，實在是很滑稽可笑的。倘無自知之明，政治熱忱被廉價利用，那是很可悲的……
他引用了胡適的話——主張大學生們應首先對自己的人生負起責任，打理好自己的人生，再談國家命運不遲……
他批判了“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說中國當代青年的高考比例才百分之幾，如此要求一名青年是不適當的……
他調侃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說稍有曆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天下興亡，責任全在政治家軍事家們，不在普通百姓。若真要盡天下興亡之責，那也要先成為政治家或軍事家……
他最後強調，歸根結底，一言以蔽之，他主張中國當代大學生們少談點主義，多務實點兒學業；離政治遠些，離人生近些……
自然的，他也以自己作了現身說法。
那是他的又一次真誠發言。倘非指責他的真誠有什麽雜質的話，那也不過就是——他當眾從他的頭腦中往外掏出了自己的真實思想，求最明朗的一種思想亮相的效果，試圖改變某些人認為他未免將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嚴密的印象。
適得其反，又一次禍從口出。
大學生們對他的總結反應強烈。不過是逆反應的。一九八六年，正是中國大學裏思想這東西空前泡沫化的年代。中國當代之大學生們似乎都認為，中國興亡，舍我輩其誰?他的總結觸疼了當代大學生們的嬌嫩自尊心，於是招致了“文革”年代似的大字報小字報的種種質疑。名曰質疑，等於“筆伐”。也觸怒了方方麵麵的上級。不，豈止是觸怒，簡直是使他們震怒了。突出政治之流弊依然在大學校園裏四處作祟，他被認為是直接挑戰大學裏的馬列主義“政治主權”。那時已經重新評定過職稱了，大學裏出現了又一茬副教授和教授們。他們中教政治的強烈抗議道：“那我們集體下崗掃馬路去吧!”而上級則指示追查背景。
“還把胡適搬出來了!胡適算什麽東西!”那時的左派人士們開始對他的曆史進行調查，一心想搞清楚他年輕那會兒曾與胡適有何種關係，何種往來。
他出示了一本胡適的文選向他們請教：胡適的書既然已經在國內解禁出版，公開引用幾句胡適的話何罪之有?
結果就更使對方們不肯善罷甘休。他們說書的內容有好有壞，有對有錯，有進步有反動!解禁了胡適的書，並不意味著連胡適的一切思想言論也都成了金科玉律，可以當作正麵的思想營養灌輸給大學生們了……
他們四處投信告他。
他在日記中如此評述自己遭遇到的這一件事——看來在中國，還是將自己的真實思想嚴密地包裹起來的好。或者，根本沒有思想可言更好。因為，我覺得留給個人思想的自由空間隻不過是一條夾縫啊。那麽，除非思想本身是扁的。否則，它總歸會顯得“麵目猙獰”。從夾縫中硬擠著生長出來的思想，看去不可能不是奇形怪狀的……
他犯起倔來。頂著壓力拒不檢討，拒不認錯。
在這件事上，他當年的老校長不再“對不起”他了，而是“見義勇為”，像一位老鬥士似的護著他。雖然後者此前一生不曾是過什麽鬥士。
當年的老校長也四處寫信，替他爭鳴，替他不平。在信中，對於某些人，甚至連“黨棍”之類的話都寫上了……
老校長某夜猝死於腦溢血。
當追悼會結束了，連死者親屬也含悲離去以後，他才搶在屍體轉移之前獨自出現。
他深鞠三躬，放下一束花，淚流滿麵。他覺得，自己喪失了這世上惟一頗能正確看待自己的人。此人賞識他、栽培他，也使他成了“右派”。好比家庭主婦由於很喜歡一隻盤子，擦拭的時候太仔細了，反而失手摔裂了“它”。
那時刻恩與怨交織心頭，轉身時心頭卻完全被一片感恩戴德之情所籠罩。
他被免職了。
“過渡時期”凝固在他的人生中了。
指日可待的職位，因他人生的又一次下沉，化為泡影。
他並不掌握一門專業足以開課授學，自然也沒有資格參與職稱評定，隻有到圖書館去當了一名老圖書管理員。
三年後，他退休了。斯時已是九十年代。仍沒職稱，套了一個行政正處待遇。別人認為他應感到安慰，他自己則對自己的人生感到了空前的悲哀。隻有退休了的人，才會切身領教到那一種欲說還休的人生況味……
一個退休之人，自然也就再沒那麽多會可參加，再沒什麽言可發了。
然而他的名字，卻在多次會議上，由別人之口提到著。因為中國發生了那場震驚世界的大事件，而其導火索首先是在大學裏引燃的。於是許多人開始重估他三年前的言論，認為非但一點兒都不錯，而且簡直正確極了。簡直有先見之明!大學生不勤奮於學業，搞的哪門子政治呢?倘三年前不批他，不免他的職，進而將他當成稀有動物保護一下，使他那種比胡適還明智的言論得以作為一種別樣的聲音合理合法地存在，並且合理合法地擴大其影響，後來大學裏的情形是否會不太一樣呢?
當然，也隻不過是一種重估，一種事後的推斷。
他得知別人如何發揮他三年前的觀點引用他三年前的話，苦笑而已。
不知怎麽一來他這個人連些外國記者們也知道了，於是請求采訪。
反正已經退休了，他想談點兒自己對於中國的真感覺了，爽然應允。
結果他的名字居然在國外見了報，被稱為當代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
而我認識他，則是網絡時代來臨以後的事。我是從不上網的，至今沒換筆。家中為兒子買電腦已近十年了，我隻有在擦灰時才拿起過鼠標。對電腦顯示器後麵的種種熱鬧，我幾乎一無所知，毫無興趣。網絡之對於我，即使化成美女，也誘惑不了我。我當然也聽說過網上有些很無忌的言論。僅就我聽說過的而言，不太謙虛地講，我覺得還沒有什麽超出我的思想半徑的內容，也沒有什麽超出了北京一名出租汽車司機的見解水平的思想。見解裝在自己頭腦裏是一回事兒，貼到網上是另一回事兒。我承認網絡之相對於中國，具有早期“海德公園”的意義。所以我對網絡其實不是反感，隻不過是拒絕罷了。
某日家中來了一位友人，對我大談網上政治，頻頻提到柳。
我問柳是誰?
友人故作愕異：怎麽?你不知道?他可是網上大名鼎鼎的“新左派知識分子”呀!
遂向我宣傳柳在網上的種種言論。
我聽了半天，說那些言論一點兒也不新鮮啊。近二十年，中國一代一代的知識分子，不是就沒斷了談來談去嗎?
友人就覺得我老了，對什麽都不敏感了。而且，越變越寡味了。
他說他要給我寄幾篇柳的文章來，為了激活我的頭腦。
果然寄來了。都是從網上下載的。
我認真拜讀了，仍未讀出有什麽思想的高明之處，而且覺得文字很糙。從我這方麵講，近年對於思想有了別種認識。那就是——隻有預見於現象之前的才算思想。滯後的隻不過是思維。思維人人都會，從現實生活中到網上，人人都在整天進行著。然而思想，在中國，太少了。所以我有自知之明，已變得逃避思想二字惟恐不及，恐偏向思想使人生厭……
友人又來了，慫恿我去拜見網上的“新左派知識分子”。
我說，人家自己的文章裏明明寫著，人家隻想做“自由知識分子”的呀!你們幹嗎非另封人家不可呢?
友人說，那不管。網上有網上的封法。網上封誰是什麽，誰不願接受也不行。
我脫口道：那麽，網上真他媽的。
拗不過友人，隻好跟隨其去。
結果一見到柳，就喜歡上了他。他實在是一位又睿智又幽默的老人。可歎，像他那樣一個人，隻有退了休以後，才漸漸覺醒了基因裏的本真性情。
他說，電腦之對於他，如布娃娃之對於小女孩兒。說小女孩兒在父母麵前，或取悅，或乞寵，或撕嬌，或任性，那都是轉著小心眼兒，有獲得的企圖的。而布娃娃卻給予不了小女孩兒什麽，所以她每對布娃娃才喃喃自語地說真話……
談到“新左派知識分子”之稱號，他說，在網上他又不是那個稱號了，是“新保守派知識分子”了。說網上是風雲變幻的，一天刮左風，一天刮右風。在現實生活中感到失落的知識分子，或欲望難以得到滿足的知識分子，才到網上去證明自己，膨脹自己。他說，當然，這一點主要體現於“網上政治家”和“網上思想家”們身上。
他一邊說，手指一邊敲點鍵盤，調出一些與自己相關的內容並指給我們看：“瞧，這兒怎麽說我的!瞧我又不是‘新保守派知識分子’了，是‘幫閑知識分子’了!再瞧這兒，咦，我怎麽又成了‘溫和的持不同政見主義者’了呢?真是亂戴帽子!”
言罷朗笑。笑得開心不已。
他說，他的網上文章已開始被些小報小刊轉載了。僅當月，已有數筆稿酬寄來。從電腦桌的抽屜裏取出一個小本，翻開看了一會兒，得意地說：“比上月多了兩筆稿酬，加起來近八百元了，不少吧?我迷網絡，不隻是因為寂寞，也是要為稻粱謀啊!”
他既然在網上已是一個人物了，在現實生活中，也便相應地引起點關注了，又常被邀請開些什麽不三不四的會了。
“我不喜歡開會，不喜歡在會上發言，但如果給出場費，有時我也去。我挺喜歡錢的。錢能提高我和老伴的生活水平啊!”
他坦誠得可愛。
後來我在一次會上見到了他。主持人介紹他時，稱他是“著名的網絡雜評家”。他並不作謙虛狀，儼然自居始終。散會後他邀我一塊兒逛書城，在社科類書架前，我們同時發現了費孝通先生的一排數卷文集，書出得很大氣。他用手撫摸著書脊，像盲人的指撫摸琴鍵。那時他表情肅然，繼而愴然……
離開書城，他一路沉默。分手時，才問我：“你知道嗎?費先生七八十歲時，還在身體力行地搞社會調查，孜孜不倦地又寫了幾百萬字……”
我點頭表示知道。
他長歎道：“中國社會學後繼乏人啊!本來，我也可以成為社會學家的。起碼，是可以成為社會學者的啊!我……不說了，再見!”
他話一結束，轉身大步而去。那是冬季的一天，很冷，刮著四五級寒風。望著老人的背影頂著寒風漸遠，我心一片惆悵……
他是伏在電腦桌上死去的。
他不知怎麽卷入了網上些個臭名昭著的最下三爛的人們精心策劃的一個最下三爛的“話題”的——相互謾罵的漩渦。網上沒大小，先是他被“網蟲”們罵，終於沒了七十三歲老人的涵養和風範，於是回罵，於是遭到更侮辱其人格的謾罵……
電腦顯示器上閃爍著他敲出的最後三個字是：“我認為……”
而下麵一串是別人謾罵他的話：
“老丫挺的，回家玩你那老xx去!……”
汙言穢語，不一而足。
而那網站的站名卻是“公眾發言”。
真無法理解，他怎麽還那麽愛發言呢?
七十三歲了，終於可做一個不必再發言的中國人，為什麽偏不呢?
他老伴發現時，他的身體已經硬了，涼了……
在他的日記中，有一大段關於中國人之發言的體會，讀來頗發人深省——“中國國也大，人也眾，會也多，尤數知識分子，一生不曾作會上發言者幾人?或主動，或被動，或表態，或議事，一生不曾因發言而影響人生者幾人?人有竟因擅長發言而交佳運，而紅而紫。雖德俗才庸，卻扶搖直上。有人竟因直抒己見而厄運臨頭，連遭坎坷。雖光明磊落，卻被歸另冊。於是虛與委蛇之風漸長，假話空話套話盛行。此弊習沿襲至今，敗壞知識分子品格，毒害下一代青年。予每見青年會上發言慷慷慨慨，浮詞連篇，會下撇唇戲曰：‘假作真時真亦假，何妨假，莫如假’，周身發寒。想予也曾奉此鄙律權當經驗，羞不欲生，愧幾欲死。嗚呼，名堂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嗚呼，發言幾時真?表態何須頻?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讀之，我心愀然，愀愀然。
某日複讀時，友人打來電話，吞吐相告：“我被撤職了。”
問何過之有?
答曰：“因為一次發言，其實，那又不是我的真……”
於是絮絮叨叨，痛說委屈。
我耳一陣內鳴，頓覺頭大。
我沒聽完就放下了電話——不真你還發的什麽言?!
噫!中國，還我真話語來!還我真文字來!還我真見解來!還我真觀點來!還我人之真思想真態度真性情真襟懷來!……
還我!
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