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經曆
申時行，出生於明世宗嘉靖十四年八月十六日，也就是公元1535年9月12日，他是長洲（現今的江蘇蘇州）人，出自富商申士章之家。他的早年經曆充滿了轉折與機遇。由於其祖父在年幼時過繼給了徐姓舅家，申時行在童年時期姓徐。直到後來高中狀元，他才改回申姓，歸宗認祖。
蘇州，自古以來便是江南文化的發源地，商業的繁榮吸引了無數商賈雲集於此，同時，它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名人。在這種獨特的文化與商業雙重滋養的環境中，申時行自幼展現出了超乎常人的聰明才智，他天資聰穎，勤奮好學，既承襲了文人的儒雅氣質，也汲取了商人的精明幹練。
申時行的學術道路異常耀眼。在應天府鄉試中，他以第三名的優異成績脫穎而出，獲得了進京參加會試的資格。對於任何一個學子來說，這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意味著離最高學府的殿堂僅一步之遙。
二、翰林編修
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春天，一場決定無數士子命運的殿試在京師展開。申時行以其卓越的才華，在近三百名應試者中脫穎而出，被評定為榜首，榮獲狀元之譽。根據慣例，狀元將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職位，負責編纂國史，申時行自然也不例外。進入翰林院後，他勤勉工作，不久便晉升為左庶子，雖然名義上是東宮左春坊的長官，但實際上，申時行更多地是在以左庶子的身份執掌翰林院事務。隨後，他又被提升為禮部右侍郎，成為禮部的副手，負責協助部長處理各項禮儀與文化事務。
然而，申時行的仕途並未止步於此。在經曆了世宗與穆宗兩朝交替之後，萬曆五年（1577年），他被委任為吏部右侍郎，這是一個極其關鍵的位置，因為吏部掌握著官員的選拔與任命，其重要性在六部之中居首。此時，明朝的改革派領袖張居正正處於權力的巔峰，作為申時行的“座主”（即主考官），他對申時行寄予厚望，認為他是一個可以信賴並執行自己改革計劃的人選。
申時行在吏部的任職，完全符合張居正的期待。他處處遵循張居正的意願，使得後者對申時行的評價極高，認為他是個難得的能人。然而，就在張居正改革如火如荼進行之際，他的父親不幸病逝，按照傳統禮製，張居正必須離職回家守孝三年。麵對國家改革的大局和個人的倫理責任，張居正陷入了兩難境地。戶部侍郎李幼孜提出的“奪情”建議，即讓張居正繼續留任，引發了朝野的廣泛爭議。張居正的政敵趁機群起而攻之，迫使他在輿論的壓力下返回江陵老家履行喪禮。
三、進入內閣
張居正離開京城返鄉守喪之際，深知國家大事不能無主，於是向神宗皇帝推薦了兩位親信進入內閣，以補足他在朝中的力量。這兩位人選分別是禮部尚書馬自強和吏部右侍郎申時行。神宗接受了張居正的建議，隨即下詔，馬自強被任命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而申時行則被授以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的重任，二人正式加入內閣，參與國家重大決策。
申時行的晉升並不止於此，不久之後，他便被提升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這一連串的升遷，顯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與影響力日益增強。此時，內閣中除了新入閣的馬自強和申時行之外，還有呂調陽和張四維兩位老臣。然而，呂調陽因年事已高且身體多病，實際上已經很少參與內閣的日常工作，這就使得實際在內閣中活躍的閣臣僅剩下張四維、馬自強和申時行三人。
在張居正離京的日子裏，神宗皇帝特別下令，所有重大國事需迅速報告給張居正，由他做出最終裁決，而一些較為次要的政務，則交由張四維全權處理。在這樣的權力架構下，申時行在內閣中的位置顯得較為邊緣，主要是起到輔助作用，尚未能發揮其獨立的決策能力。盡管如此，申時行並未因此氣餒，他深知自己在內閣中的地位仍有待提升，而這也是他進一步施展抱負的機會。
四、鬥爭言官
萬曆十年（1582年）的夏天，隨著張居正的離世，朝廷內的權力格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張居正去世不久，便遭到了反對派的猛烈攻擊，其政策和影響力被逐一清算。張四維接替張居正成為內閣首輔，但次年，因父親去世，他也不得不回鄉守喪，留下了一個權力真空。此時，呂調陽和馬自強相繼病逝，使得內閣中資深的閣臣隻剩下申時行一人。申時行自然而然地接過了內閣首輔的位置，開始了他領導下的政治新時代。
申時行麵臨的內閣包括了新晉的餘有丁、許國、王錫爵和王家屏四位閣臣。其中，許國和王錫爵與申時行同為南直隸人士，彼此間的關係十分緊密，而王錫爵更是由禦史李植等人推薦入閣，原本意圖是牽製申時行，結果卻成為了申時行的堅定支持者。餘有丁和王家屏在這樣的聯盟麵前顯得勢單力薄，不得不依附於申時行的勢力之下。申時行借此有效掌握了內閣的主導權。
然而，申時行的執政並非一帆風順。在張居正去世後，反對派對他的政策進行了清算，神宗皇帝甚至下令追革張居正的官銜，廢止其改革措施。申時行雖然並不完全讚同張四維對張居正的全麵否定，但在接任首輔後，為了穩定局勢，他還是選擇了寬大處理，起用了穩重守成的官員，開放言路，這一係列舉措贏得了朝中大部分官員的讚許。
但是，隨著言路的開放，禦史、給事中等言官變得活躍起來，他們開始對張居正執政時期的政策進行批評，甚至波及到了申時行本人。申時行起初試圖以寬容的姿態應對，但內心的不滿逐漸積累，最終爆發。從萬曆十二年（1584年）開始，申時行開始直接對抗言官，尤其是針對那些批評張居正並且間接指責他本人的言論，他采取了強硬的措施，力求貶黜這些官員。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高啟愚案”。禦史丁此呂指控禮部侍郎高啟愚在主持南直隸鄉試時，通過題目《舜亦以命禹》暗示張居正當皇帝，這一指控直接觸及了申時行的底線。申時行認為這種含糊不清的指控不應成為迫害官員的理由，他和吏部尚書楊巍聯手，建議將丁此呂調離京師，但這一提議引起了言官們的強烈反彈，導致了一場激烈的爭鬥。
神宗皇帝最初支持申時行，但麵對言官的持續抗議，他改變主意，決定罷免高啟愚，保留丁此呂的職位。申時行見狀，與楊巍一同提出辭職，以此向神宗施壓。許國作為申時行的盟友，也 上 疏 辭官，進一步加劇了局勢的緊張。最終，神宗維持了原判，將丁此呂貶出京師，但這並沒有平息言官與閣臣之間的對立，雙方的矛盾反而更加尖銳，內閣與言官之間的鬥爭達到了高潮。
五、皇儲問題
萬曆年間，明朝宮廷內圍繞皇儲問題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政治風暴，這場風暴的核心是神宗皇帝對皇長子朱常洛與寵妃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的偏愛。朱常洛的母親，王氏，原是慈聖皇太後身邊的侍女，一次偶然的機會，神宗與王氏相遇並有了朱常洛。然而，神宗對王氏及其兒子並無太多感情。相比之下，他深愛著鄭貴妃，並對鄭貴妃所生的朱常洵寄予厚望，有意將其立為皇儲，這直接違背了傳統的“立嫡以長”的原則，引起了朝野的極大關注。
內閣首輔申時行身處這場政治旋渦的中心。一方麵，他意識到神宗的意願，另一方麵，他也深知朝中大臣對長子繼承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申時行在權衡利弊後，采取了騎牆的策略，試圖在皇帝和朝臣之間尋找平衡點。他表麵上讚同群臣立朱常洛為皇儲的請求，暗地裏卻向神宗表達支持朱常洵的立場。
群臣見神宗對朱常洛的皇儲地位遲遲不予確認，開始將矛頭轉向鄭貴妃，指責她幹預朝政，這引起了神宗的強烈不滿。為了解決這一困境，申時行獻策限製官員議論非職權範圍內的事務，這有效地壓製了對鄭貴妃的批評，得到了神宗的讚賞。
然而，關於皇儲的爭論並未因此平息。萬曆十八年（1590年），神宗承諾兩年後冊立皇儲，條件是群臣不再 聒噪。申時行隨即勸告群臣保持冷靜。但第二年，工部主事張有德再次上疏提及冊立儀式，激怒了神宗，導致冊立之事再次延後。此時，申時行正休假中，許國代行內閣事務，上疏提及冊立事宜，將申時行列為首位。申時行得知後，秘密 上 疏 辯解，強調自己與此事無關，並表示神宗已決定冊立之事，不應受外界幹擾。這番言行被曝光後，群臣對申時行首鼠兩端的行為感到憤怒。
給事中黃大城與內閣中書黃正賓先後上疏，揭露申時行的兩麵派行為，指責他表麵讚同群臣意見，背後卻迎合皇帝，以求皇恩。結果，黃大城與黃正賓被罷官，但這並未平息朝中的不滿情緒。禦史鄒德泳再度上疏，直言申時行的不忠行為。麵對群臣的激憤，申時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最終選擇上疏辭官，請求歸鄉。神宗批準了他的請求，允許他乘坐驛站車馬返鄉。
六、壽終正寢
萬曆十九年（1591年）的八月，申時行結束了他在朝中的政治生涯，回到了養育他成長的故鄉長洲。彼時，他已經年屆五十七歲，一個在明朝的歲月裏已經算得上是中年的年齡。從京城的繁忙與權力的中心回到寧靜的故鄉，對於申時行而言，意味著另一種生活的開始。在長洲，他度過了整整二十三年的時光，這段時間裏，他遠離了朝堂的紛擾，享受著平靜的晚年生活，與家人相伴，或許也沉浸在對過往歲月的回憶與對未來的思考中。
申時行在家鄉的這些年，無疑是充實而安寧的。他利用自己的經驗和智慧，繼續在地方上發揮著影響力，指導著後輩，傳授著知識，也許還在文學創作上留下了更多的作品。他的晚年生活，是對一生辛勞的某種慰藉，也是對家族和社會的一種回饋。
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申時行迎來了他人生的第八十個春秋。這一年，神宗皇帝仍然記得這位曾經的內閣首輔，派遣使者前往申府，表達了對申時行的關懷和問候。這份來自皇帝的慰問，不僅是對申時行個人的尊重，也是對他一生貢獻的肯定。然而，當詔書抵達申府之時，申時行已經處於生命的最後階段。
麵對皇帝的厚賜，申時行表現出了他一貫的謙遜與淡泊。他讓兒子申用懋歸還了皇帝賞賜的金幣，這不僅是對物質財富的淡然態度，也是對皇帝恩賜的一種禮敬。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申時行仍舊心係國家大事，他口述了一份遺疏，向神宗提出了五項建議：“勤朝講、發章奏、罷征斂、慎封疆、起廢佚”。這些建議，體現了申時行對國家治理的深刻理解與殷切期望，即使在生命的盡頭，他仍不忘盡忠職守，為國家的興盛與民生的福祉發聲。
七月十九日（1614年8月23日），申時行在家中安然辭世，享年八十歲。他的離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也留下了一位政治家與文人的光輝遺產。神宗皇帝聞訊，下詔追贈申時行為太子太師，追封以極高的榮譽，諡號“文定”。這個諡號，不僅是對申時行個人品德與才華的褒獎，也是對他一生政績與文化貢獻的最終肯定。
六、結語
申時行的一生，是明朝文人從政的典範，他不僅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更在文學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記。他的詩文，如同其為人一般，不張揚而內斂，卻在平淡中見真章，彰顯出一種超越時代的文化魅力。
申時行，出生於明世宗嘉靖十四年八月十六日，也就是公元1535年9月12日，他是長洲（現今的江蘇蘇州）人，出自富商申士章之家。他的早年經曆充滿了轉折與機遇。由於其祖父在年幼時過繼給了徐姓舅家，申時行在童年時期姓徐。直到後來高中狀元，他才改回申姓，歸宗認祖。
蘇州，自古以來便是江南文化的發源地，商業的繁榮吸引了無數商賈雲集於此，同時，它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名人。在這種獨特的文化與商業雙重滋養的環境中，申時行自幼展現出了超乎常人的聰明才智，他天資聰穎，勤奮好學，既承襲了文人的儒雅氣質，也汲取了商人的精明幹練。
申時行的學術道路異常耀眼。在應天府鄉試中，他以第三名的優異成績脫穎而出，獲得了進京參加會試的資格。對於任何一個學子來說，這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意味著離最高學府的殿堂僅一步之遙。
二、翰林編修
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春天，一場決定無數士子命運的殿試在京師展開。申時行以其卓越的才華，在近三百名應試者中脫穎而出，被評定為榜首，榮獲狀元之譽。根據慣例，狀元將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職位，負責編纂國史，申時行自然也不例外。進入翰林院後，他勤勉工作，不久便晉升為左庶子，雖然名義上是東宮左春坊的長官，但實際上，申時行更多地是在以左庶子的身份執掌翰林院事務。隨後，他又被提升為禮部右侍郎，成為禮部的副手，負責協助部長處理各項禮儀與文化事務。
然而，申時行的仕途並未止步於此。在經曆了世宗與穆宗兩朝交替之後，萬曆五年（1577年），他被委任為吏部右侍郎，這是一個極其關鍵的位置，因為吏部掌握著官員的選拔與任命，其重要性在六部之中居首。此時，明朝的改革派領袖張居正正處於權力的巔峰，作為申時行的“座主”（即主考官），他對申時行寄予厚望，認為他是一個可以信賴並執行自己改革計劃的人選。
申時行在吏部的任職，完全符合張居正的期待。他處處遵循張居正的意願，使得後者對申時行的評價極高，認為他是個難得的能人。然而，就在張居正改革如火如荼進行之際，他的父親不幸病逝，按照傳統禮製，張居正必須離職回家守孝三年。麵對國家改革的大局和個人的倫理責任，張居正陷入了兩難境地。戶部侍郎李幼孜提出的“奪情”建議，即讓張居正繼續留任，引發了朝野的廣泛爭議。張居正的政敵趁機群起而攻之，迫使他在輿論的壓力下返回江陵老家履行喪禮。
三、進入內閣
張居正離開京城返鄉守喪之際，深知國家大事不能無主，於是向神宗皇帝推薦了兩位親信進入內閣，以補足他在朝中的力量。這兩位人選分別是禮部尚書馬自強和吏部右侍郎申時行。神宗接受了張居正的建議，隨即下詔，馬自強被任命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而申時行則被授以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的重任，二人正式加入內閣，參與國家重大決策。
申時行的晉升並不止於此，不久之後，他便被提升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這一連串的升遷，顯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與影響力日益增強。此時，內閣中除了新入閣的馬自強和申時行之外，還有呂調陽和張四維兩位老臣。然而，呂調陽因年事已高且身體多病，實際上已經很少參與內閣的日常工作，這就使得實際在內閣中活躍的閣臣僅剩下張四維、馬自強和申時行三人。
在張居正離京的日子裏，神宗皇帝特別下令，所有重大國事需迅速報告給張居正，由他做出最終裁決，而一些較為次要的政務，則交由張四維全權處理。在這樣的權力架構下，申時行在內閣中的位置顯得較為邊緣，主要是起到輔助作用，尚未能發揮其獨立的決策能力。盡管如此，申時行並未因此氣餒，他深知自己在內閣中的地位仍有待提升，而這也是他進一步施展抱負的機會。
四、鬥爭言官
萬曆十年（1582年）的夏天，隨著張居正的離世，朝廷內的權力格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張居正去世不久，便遭到了反對派的猛烈攻擊，其政策和影響力被逐一清算。張四維接替張居正成為內閣首輔，但次年，因父親去世，他也不得不回鄉守喪，留下了一個權力真空。此時，呂調陽和馬自強相繼病逝，使得內閣中資深的閣臣隻剩下申時行一人。申時行自然而然地接過了內閣首輔的位置，開始了他領導下的政治新時代。
申時行麵臨的內閣包括了新晉的餘有丁、許國、王錫爵和王家屏四位閣臣。其中，許國和王錫爵與申時行同為南直隸人士，彼此間的關係十分緊密，而王錫爵更是由禦史李植等人推薦入閣，原本意圖是牽製申時行，結果卻成為了申時行的堅定支持者。餘有丁和王家屏在這樣的聯盟麵前顯得勢單力薄，不得不依附於申時行的勢力之下。申時行借此有效掌握了內閣的主導權。
然而，申時行的執政並非一帆風順。在張居正去世後，反對派對他的政策進行了清算，神宗皇帝甚至下令追革張居正的官銜，廢止其改革措施。申時行雖然並不完全讚同張四維對張居正的全麵否定，但在接任首輔後，為了穩定局勢，他還是選擇了寬大處理，起用了穩重守成的官員，開放言路，這一係列舉措贏得了朝中大部分官員的讚許。
但是，隨著言路的開放，禦史、給事中等言官變得活躍起來，他們開始對張居正執政時期的政策進行批評，甚至波及到了申時行本人。申時行起初試圖以寬容的姿態應對，但內心的不滿逐漸積累，最終爆發。從萬曆十二年（1584年）開始，申時行開始直接對抗言官，尤其是針對那些批評張居正並且間接指責他本人的言論，他采取了強硬的措施，力求貶黜這些官員。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高啟愚案”。禦史丁此呂指控禮部侍郎高啟愚在主持南直隸鄉試時，通過題目《舜亦以命禹》暗示張居正當皇帝，這一指控直接觸及了申時行的底線。申時行認為這種含糊不清的指控不應成為迫害官員的理由，他和吏部尚書楊巍聯手，建議將丁此呂調離京師，但這一提議引起了言官們的強烈反彈，導致了一場激烈的爭鬥。
神宗皇帝最初支持申時行，但麵對言官的持續抗議，他改變主意，決定罷免高啟愚，保留丁此呂的職位。申時行見狀，與楊巍一同提出辭職，以此向神宗施壓。許國作為申時行的盟友，也 上 疏 辭官，進一步加劇了局勢的緊張。最終，神宗維持了原判，將丁此呂貶出京師，但這並沒有平息言官與閣臣之間的對立，雙方的矛盾反而更加尖銳，內閣與言官之間的鬥爭達到了高潮。
五、皇儲問題
萬曆年間，明朝宮廷內圍繞皇儲問題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政治風暴，這場風暴的核心是神宗皇帝對皇長子朱常洛與寵妃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的偏愛。朱常洛的母親，王氏，原是慈聖皇太後身邊的侍女，一次偶然的機會，神宗與王氏相遇並有了朱常洛。然而，神宗對王氏及其兒子並無太多感情。相比之下，他深愛著鄭貴妃，並對鄭貴妃所生的朱常洵寄予厚望，有意將其立為皇儲，這直接違背了傳統的“立嫡以長”的原則，引起了朝野的極大關注。
內閣首輔申時行身處這場政治旋渦的中心。一方麵，他意識到神宗的意願，另一方麵，他也深知朝中大臣對長子繼承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申時行在權衡利弊後，采取了騎牆的策略，試圖在皇帝和朝臣之間尋找平衡點。他表麵上讚同群臣立朱常洛為皇儲的請求，暗地裏卻向神宗表達支持朱常洵的立場。
群臣見神宗對朱常洛的皇儲地位遲遲不予確認，開始將矛頭轉向鄭貴妃，指責她幹預朝政，這引起了神宗的強烈不滿。為了解決這一困境，申時行獻策限製官員議論非職權範圍內的事務，這有效地壓製了對鄭貴妃的批評，得到了神宗的讚賞。
然而，關於皇儲的爭論並未因此平息。萬曆十八年（1590年），神宗承諾兩年後冊立皇儲，條件是群臣不再 聒噪。申時行隨即勸告群臣保持冷靜。但第二年，工部主事張有德再次上疏提及冊立儀式，激怒了神宗，導致冊立之事再次延後。此時，申時行正休假中，許國代行內閣事務，上疏提及冊立事宜，將申時行列為首位。申時行得知後，秘密 上 疏 辯解，強調自己與此事無關，並表示神宗已決定冊立之事，不應受外界幹擾。這番言行被曝光後，群臣對申時行首鼠兩端的行為感到憤怒。
給事中黃大城與內閣中書黃正賓先後上疏，揭露申時行的兩麵派行為，指責他表麵讚同群臣意見，背後卻迎合皇帝，以求皇恩。結果，黃大城與黃正賓被罷官，但這並未平息朝中的不滿情緒。禦史鄒德泳再度上疏，直言申時行的不忠行為。麵對群臣的激憤，申時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最終選擇上疏辭官，請求歸鄉。神宗批準了他的請求，允許他乘坐驛站車馬返鄉。
六、壽終正寢
萬曆十九年（1591年）的八月，申時行結束了他在朝中的政治生涯，回到了養育他成長的故鄉長洲。彼時，他已經年屆五十七歲，一個在明朝的歲月裏已經算得上是中年的年齡。從京城的繁忙與權力的中心回到寧靜的故鄉，對於申時行而言，意味著另一種生活的開始。在長洲，他度過了整整二十三年的時光，這段時間裏，他遠離了朝堂的紛擾，享受著平靜的晚年生活，與家人相伴，或許也沉浸在對過往歲月的回憶與對未來的思考中。
申時行在家鄉的這些年，無疑是充實而安寧的。他利用自己的經驗和智慧，繼續在地方上發揮著影響力，指導著後輩，傳授著知識，也許還在文學創作上留下了更多的作品。他的晚年生活，是對一生辛勞的某種慰藉，也是對家族和社會的一種回饋。
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申時行迎來了他人生的第八十個春秋。這一年，神宗皇帝仍然記得這位曾經的內閣首輔，派遣使者前往申府，表達了對申時行的關懷和問候。這份來自皇帝的慰問，不僅是對申時行個人的尊重，也是對他一生貢獻的肯定。然而，當詔書抵達申府之時，申時行已經處於生命的最後階段。
麵對皇帝的厚賜，申時行表現出了他一貫的謙遜與淡泊。他讓兒子申用懋歸還了皇帝賞賜的金幣，這不僅是對物質財富的淡然態度，也是對皇帝恩賜的一種禮敬。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申時行仍舊心係國家大事，他口述了一份遺疏，向神宗提出了五項建議：“勤朝講、發章奏、罷征斂、慎封疆、起廢佚”。這些建議，體現了申時行對國家治理的深刻理解與殷切期望，即使在生命的盡頭，他仍不忘盡忠職守，為國家的興盛與民生的福祉發聲。
七月十九日（1614年8月23日），申時行在家中安然辭世，享年八十歲。他的離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也留下了一位政治家與文人的光輝遺產。神宗皇帝聞訊，下詔追贈申時行為太子太師，追封以極高的榮譽，諡號“文定”。這個諡號，不僅是對申時行個人品德與才華的褒獎，也是對他一生政績與文化貢獻的最終肯定。
六、結語
申時行的一生，是明朝文人從政的典範，他不僅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更在文學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記。他的詩文，如同其為人一般，不張揚而內斂，卻在平淡中見真章，彰顯出一種超越時代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