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經曆
公元1630年（明崇禎三年），孫可望加入了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因其在戰場上表現出色，驍勇善戰，張獻忠將其收為養子，並賜姓為張，改名為張可望。孫可望與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一同成為了張獻忠最為倚重的將領，他們被封為平東將軍，並在隨後的戰鬥中屢立戰功，逐漸成長為大西軍的核心力量。
到了公元1646年（順治三年），隨著清軍的大舉入侵四川，張獻忠在鳳鳴山一役中不幸陣亡。在這一關鍵時刻，孫可望與李定國共同承擔起了領導大西軍的責任，他們率部向南撤退，以圖尋找新的根據地繼續抗清鬥爭。孫可望與李定國決定進軍雲貴地區，這裏地勢險峻，易於防守，是理想的抗清根據地。
進入雲貴之後，孫可望與李定國等人的軍隊一路攻克遵義、貴陽等地，逐漸擴大了控製範圍。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孫可望與李定國等人在雲南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孫可望自稱國主，定年號為興朝。
二、收複湖南
公元1651年（永曆四年、順治八年）四月，孫可望派大將馮雙禮等人率領數萬步騎兵及戰象十餘隻，大舉進軍湖南。這次行動由三個方向同時展開：一路由銅仁、麻陽出發，一路由平溪、便水出發，另一路由大小梭羅出發，三路大軍最終在沅州（今湖南芷江）會合。清軍在沅州的守軍僅有三千人，麵對孫可望軍隊的強大攻勢，很快被圍困在城內，“圍如鐵桶”。
經過激烈的戰鬥，1651年四月十五日，馮雙禮成功占領了沅州，俘虜了清將鄭一統和知州柴宮桂。隨後，馮雙禮的部隊乘勝追擊，試圖攻占辰州（府治在沅陵），但由於清朝辰常總兵徐勇防守嚴密，未能取得成功。與此同時，清廷委任的掛剿撫湖南將軍印續順公沈永忠帶領兩萬兵馬竭力支撐，雙方在辰州一帶形成了對峙的局麵。
到了1652年（永曆五年、順治九年）四月，李定國率部從貴州進入湖南，並與馮雙禮的部隊會合，共同進攻靖州。清軍方麵，沈永忠派出總兵張國柱帶領八千兵馬前往救援靖州。然而，在靖州的戰鬥中，清軍陷入了重圍，經過短暫而激烈的交戰後，清軍遭受重創，損失了五千一百六十三名官兵（其中滿洲兵一百零三名）和八百零九匹戰馬，幾乎全軍覆沒。張國柱僅率領少數殘部於四月二十二日倉皇撤回。
明軍乘勝追擊，相繼攻克靖州、武岡州。沈永忠見形勢危急，求援無望，被迫帶著部下從寶慶向北撤退。到了六月二日，沈永忠撤退至省會長沙，但仍無法站穩腳跟。在湘潭接到清廷“不可浪戰，移師保守”的密旨後，沈永忠於八月初六日放棄了長沙，一路逃至嶽州。隨著沈永忠的撤退，清朝在湖南設置的許多地方官員也紛紛北逃。此時，除了嶽州、常德仍在清軍控製之下外，隻剩下徐勇一鎮孤零零地據守辰州。
三、孫李矛盾
孫可望與李定國之間的矛盾源於兩人對於戰略方向的不同看法。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二月，在貴陽附近的定番會議上，大西軍的領導人討論了未來的戰略方針。孫可望主張部隊應該開往廣西，繼續與明軍作戰，必要時可以撤退至南海。相反，李定國則堅持認為應當西進雲南，建立穩固的根據地，並與南明政權聯合起來抵抗清軍。
李定國在會議上發表了一段激昂的演講，強調當前的首要任務是聯明抗清，而不是繼續與明軍相互消耗。他認為，大西軍與清軍之間有著不共戴天之仇，與明軍的衝突隻會讓清軍坐收漁翁之利。李定國的觀點贏得了大多數將領的支持。然而，孫可望對聯明抗清失去了信心，更傾向於保住現有的領土，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權。
在會議中，李定國甚至表示，如果孫可望堅持要亡命南海，那麽他寧願當場自刎也不願走這條死路。此言一出，震驚了在場的所有人，眾將領連忙阻止了李定國，並一致支持他的主張。看到如此情況，孫可望不得不妥協，同意了李定國的建議，即西進雲南並與南明聯合抗清。盡管如此，孫可望對李定國的影響力產生了疑慮，這也為兩人之間的矛盾埋下了伏筆。
盡管確立了聯明抗清的戰略方針，但直到1649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孫可望才開始與永曆朝廷進行談判。在這過程中，孫可望的策略與李定國的初衷有所差異。孫可望並不真心願意聯明，而是想要模仿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做法，以此來控製其他將領，尤其是李定國和劉文秀。
隨著時間的推移，孫可望對李定國實力的增長越來越感到不安。李定國不僅在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能夠有效地團結士卒，其部下都願意為其效力。此外，李定國性格直率且強悍，與孫可望在戰略問題上發生分歧時，總是敢於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這種性格上的差異和戰略上的分歧，再加上孫可望對李定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的擔憂，最終導致了兩人之間的矛盾不斷升級，為大西軍內部的分裂埋下了種子。
四、南下西天
在張獻忠犧牲後，大西軍的軍事活動主要由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位義子負責。張獻忠曾參照明軍體製設立了五軍都督府，任命這四位將領為四將軍。其中，孫可望被推舉為首領，艾能奇與孫可望關係較好，劉文秀則扮演著調和者的角色，而李定國則對孫可望的領導地位持有異議。
孫可望、艾能奇和劉文秀曾經計劃在校場上教訓李定國，以樹立孫可望的權威。雖然這次事件表麵上達成了和解，但實際上卻加劇了孫可望與李定國之間的嫌隙。不久之後，艾能奇因中毒去世，他的部將馮雙禮雖然繼續效忠孫可望，但因為級別較低而無法參與到四王的議事之中。這樣一來，孫可望在四王議事中失去了原本的優勢地位。
為了削弱李定國的影響力，孫可望決定派遣李定國南下征討小西天。為此，孫可望在雲南為李定國籌備了大量的糧草物資，以便其遠征。這樣做的目的是將李定國調離雲南，避免其幹涉雲南北伐的計劃，並確保自己能夠更好地掌控局勢。
李定國接受了南征的任務，並在南征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勝利。然而，為了能夠參與雲南北伐的計劃，李定國在南征勝利後迅速帶兵返回。此舉表明了李定國對於參與北伐的決心，同時也反映出他對孫可望策略的不滿。李定國的快速返回，顯示了他對於孫可望南征計劃的警惕，以及他希望能夠在北伐計劃中發揮更大作用的願望。
五、長江戰役
公元1652年（永曆五年、順治九年），李定國在桂林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兵敗自焚，這一勝利極大地提升了大西軍的聲望。捷報傳到貴陽後，孫可望內心卻頗為不悅。表麵上，孫可望奏請封李定國為西寧王，以此表彰其戰功；但實際上，孫可望對李定國的實力和聲望的增長感到不安。因此，孫可望命令李定國的副手馮雙禮暗中監視李定國，並派遣另一支隊伍緊隨其後，意圖尋找機會除去李定國。
1653年，李定國率部在衡州再次取得了重大勝利，擊殺了清軍的悍將敬謹親王尼堪。李定國連續擊敗兩名清軍的重要將領，接連收複了數十個州縣，使得大西軍的聲勢達到了頂峰。這一連串的勝利不僅震撼了天下，也讓孫可望對李定國的嫉妒之情愈發強烈。
孫可望意識到，如果不采取行動，李定國的聲望和實力可能會進一步增長，最終威脅到自己的地位。於是，孫可望開始積極策劃如何削弱李定國的影響。他一方麵試圖通過暗中監視等方式來收集李定國的不利信息，另一方麵也在尋找合適的時機來直接除掉李定國。
孫可望與李定國之間的矛盾逐漸公開化，大西軍內部的分裂也因此日益明顯。孫可望的這些行為不僅未能達到削弱李定國的目的，反而加劇了兩人之間的對立，為後來的內訌埋下了隱患。隨著李定國在戰場上的不斷勝利，孫可望內心的嫉妒和不安也愈發強烈，這最終導致了兩人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為大西軍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六、寶慶之敗
公元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孫可望率軍到達沅州後，立即派人召李定國前來議事，企圖借此機會逮捕李定國並奪取其兵權。李定國在接到命令後，正準備動身前往，卻突然接到了劉文秀之子的密報，稱孫可望有意對其不利。這一消息讓李定國陷入兩難境地：如果不去，可能會被孫可望以違抗軍令的名義興師問罪；但如果前往，則可能麵臨危險。在此期間，孫可望連續下達了七道命令催促李定國前來，迫於無奈，李定國隻好率部向沅州進發。然而，在途中，李定國再次收到劉文秀之子派人送來的勸阻信件，於是決定退回廣西，繼續籌劃北伐事宜。
孫可望逼走李定國後不久，便自食其果。當時，孫可望親自率領大軍從靖州（今湖南靖縣）出發，經武岡抵達寶慶（今湖南邵陽），部下有大將白文選、馮雙禮等，總兵力據清方記載達到十萬人，這場戰役被稱為岔路口之戰。
1653年三月初六日，清軍定遠大將軍屯齊帶領滿漢主力從永州北上寶慶，十五日駐紮在岔路口，距離明軍白文選、馮雙禮、馬進忠的營地周家鋪大約三十裏。次日，清軍進至周家鋪，由於明軍占據高地，地勢險要，加之天降大雨，雙方暫時列陣相峙。當天晚上，孫可望率領親軍從寶慶府趕來增援。
到了三月十七日，明軍主動下山向清軍發動全麵進攻。清軍分路迎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戰鬥。最終，孫可望統帥的明軍戰敗，遭受了較大的傷亡，清軍繳獲了七百多匹馬和一頭戰象。清軍趁勝占領了寶慶府。然而，清軍在這次戰役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正黃旗的兩名蒙古梅勒章京韋征和武京都陣亡。次年，清廷下發給衡州、岔路口兩戰陣亡清軍的撫恤銀高達十一萬八千餘兩，可見這場戰役對雙方來說都是非常殘酷的。
七、陰謀篡位
公元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李定國在新會與清軍作戰時遭遇瘟疫，加之清軍增援，處境極為艱難。在這種情況下，李定國向孫可望求援，希望得到支援以渡過難關。然而，孫可望並未派出任何援軍，選擇坐視李定國兵敗。當李定國的部隊敗退回南寧府時，孫可望更是下令在李定國部隊經過的地方燒毀糧草，意圖切斷其歸路，並派出四萬多人阻擋李定國向貴州靠攏。
孫可望與李定國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南明朝廷及官員的介入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早在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春天，明雲南副使楊長知被迫歸順孫可望，並獲得了孫可望的信任。楊長知觀察到孫可望在占領雲南後變得日益驕縱自大，渴望繼承張獻忠的秦王封號，但又擔心李定國等人不會服從。於是，楊長知開始在孫可望麵前煽動，鼓勵孫可望爭取朝廷的“秦王”封號，以此來壓服李定國和其他將領。同時，楊長知也在李定國和劉文秀等人麵前散布關於孫可望的負麵言論，指責孫可望獨斷專行，全不念手足之情。
在這樣的背景下，孫可望終於獲得了“秦王”的封號，從此他開始以皇帝自居，甚至要求所有衙署的稱謂前都要加上“秦”字。孫可望對待永曆帝的態度也越發傲慢，對其進行侮辱。永曆帝對此感到極為不滿，於是秘密派遣使者讓與孫可望有矛盾的李定國前來護駕。這一舉動最終引發了“十八先生之獄”，許多支持永曆帝的大臣遭到了孫可望的迫害。到了1656年（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正月，李定國進入了安龍，成功迎接永曆帝前往昆明。
八、兵敗降清
公元1657年（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八月，孫可望親自率領十萬大軍從貴陽向駐紮在雲南的大西軍二號人物李定國發動進攻。當時，李定國與劉文秀的聯軍隻有三萬人，雙方力量對比極為懸殊。麵對強敵，李定國采取了誘敵深入的戰略，使孫可望的部隊一路未遇到任何抵抗，輕鬆地推進到了雲南曲靖附近的交水河畔。此時，李定國和劉文秀的軍隊已經在河對岸布好了陣勢，準備以逸待勞。
當孫可望的部隊試圖強行渡河時，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戰鬥。不久之後，劉文秀的驍將崇信伯李本高在戰鬥中戰死，導致前鋒受挫。孫可望站在高地上觀戰，看到李定國的軍隊氣勢受挫，便命令各營乘勝前進。然而，孫軍後陣的白文選見李、劉兩軍處於不利局麵，親自率所部五千鐵騎從後方衝向孫可望的軍隊。同時，孫可望的部將馬唯興也臨陣倒戈，與白文選聯合從孫可望的陣後發動突襲，接連攻破多個營地。許多孫軍士兵脫下號衣，跪地高喊“迎晉王”，導致孫軍陣腳大亂。看到大勢已去，孫可望不敢戀戰，立即撤退，最終十萬大軍隻剩下了五十多名騎兵跟隨他逃走。
戰敗後的孫可望本可以選擇與李定國重歸於好，聯手抗清，或者承認失敗，退出軍政舞台，隱居以終。然而，孫可望未能壓製住心中的怒火，選擇跑到長沙投降清朝，希望借助清軍的力量來複仇。
公元1658年（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二月，孫可望在長沙接受了清朝的冊封典禮，隨後被召進京見駕。五月二日，孫可望抵達北京。清廷派出了和碩簡親王濟度、和碩安親王嶽樂等大批高官顯爵出城迎接，場麵相當隆重。第二天，順治帝親自在太和殿接見了孫可望，並在十天之內三次設宴款待，兩次賜銀共計一萬二千兩，另外還賜給他府第、解袍、朝衣、緞匹等。孫可望因此成為了清廷中備受寵愛的人物。
然而，孫可望降清的行為出賣了西南抗清武裝的情報，導致李定國及其部下的抗清事業最終失敗。清廷封孫可望為義王。
同年七月，孫可望得知失散多年的弟弟孫可升在上海的消息，非常高興。他立即向清廷提出申請，要求使用官方的驛站係統將自己的弟弟一家接到北京團聚。這一請求卻招致了清廷禦史的猛烈抨擊。禦史們指出，孫可望最初作為張獻忠的養子，在蜀楚地區製造了大量破壞，引起了人們的公憤。之後，他又起兵反抗清朝，直到眾叛親離、無計可施之時，才率領數百疲憊的士兵來歸順清朝。禦史們還認為，孫可望的弟弟僅僅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沒有官職，沒有資格使用官方驛站。
麵對禦史的批評，孫可望感到非常震驚，急忙上疏謝罪，以求挽回局麵。
九、兔死狗烹
公元1659年（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閏三月，有人揭發孫可望放債取利等事。順治皇帝雖然知道這種現象在滿洲八旗中是常見的，但他還是抓住了這個機會來進一步貶損孫可望的政治地位。順治帝派遣內閣學士馬邇吉來到孫可望的住所宣讀諭旨，先是嚴厲訓斥，然後宣布寬恕其罪。在這樣的驚恐之下，孫可望連忙上奏解釋自己的行為，並向順治皇帝搖尾乞憐。自此之後，孫可望的處境變得更加尷尬，正如古語所說“神龍失勢，與蚯蚓同”。
公元1660年（永曆十四年、順治十七年）六月，孫可望被迫上疏請求辭去義王封爵和冊印。此時，南明永曆帝雖然已經逃入緬甸，西南大局已定，但以李定國為首的明軍殘部仍在邊境地區堅持鬥爭。清廷認為此時撤掉孫可望虛有其名的義王封號不符合當時的策略，因此順治帝特意發布了一道措辭講究的聖旨，維持孫可望的封號。
同年11月20日，孫可望去世。官方的說法是他因病去世，但真相存在疑問。據清初史家的說法，孫可望可能是“隨出獵被射死”，或者是被毒死。這些傳言表明，孫可望的死並非善終，而是存在一些疑點。
公元1667年（康熙八年），清廷派遣刑部尚書明珠等前往福建，會同靖南王耿繼茂、總督祖澤沛合議招撫據守台灣的鄭經。在鄭經的回信中，他不無諷刺地提到：“貴朝寬仁無比，遠者不問，以所聞見之事如方國安、孫可望，豈非竭誠貴朝者，今皆安在？”這說明孫可望之死在當時流傳甚廣，並被人們用來作為警示的例子。
孫可望去世後，清廷賜諡號“恪順”，並進行了隆重的祭葬儀式，同時命其子孫征淇襲封義王。幾個月後，孫征淇病逝，其弟孫征淳承襲。公元1661年（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吳三桂等領兵進入緬甸，永曆帝被俘回昆明並被處決。次年，康熙帝改元，李定國也在邊境病逝。此時，孫可望家族已經失去了利用價值，清廷的“恩典”也開始逐步減少。
公元1666年（康熙七年），朝廷下令將義王孫征淳的年俸由五千兩減為三千兩。十一年，孫征淳病逝，其弟孫征灝請求襲封。經過議政王、大臣會議，孫征灝的封號被降為慕義公。孫征灝去世後，其子孫宏相再降襲一等輕車都尉。
到了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清廷最終決定：“孫可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後不必承襲。”這意味著孫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的最後痕跡也隨之消失。
結語
孫可望的一生反映了明末清初社會動蕩與政治複雜性的特點。雖然他在早期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和治理能力，為抗清事業做出了貢獻，但後期的個人野心和決策失誤導致了他的悲劇結局。孫可望的故事提醒我們，在曆史的長河中，個人的選擇往往會對整個時代產生深遠的影響。
公元1630年（明崇禎三年），孫可望加入了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因其在戰場上表現出色，驍勇善戰，張獻忠將其收為養子，並賜姓為張，改名為張可望。孫可望與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一同成為了張獻忠最為倚重的將領，他們被封為平東將軍，並在隨後的戰鬥中屢立戰功，逐漸成長為大西軍的核心力量。
到了公元1646年（順治三年），隨著清軍的大舉入侵四川，張獻忠在鳳鳴山一役中不幸陣亡。在這一關鍵時刻，孫可望與李定國共同承擔起了領導大西軍的責任，他們率部向南撤退，以圖尋找新的根據地繼續抗清鬥爭。孫可望與李定國決定進軍雲貴地區，這裏地勢險峻，易於防守，是理想的抗清根據地。
進入雲貴之後，孫可望與李定國等人的軍隊一路攻克遵義、貴陽等地，逐漸擴大了控製範圍。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孫可望與李定國等人在雲南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孫可望自稱國主，定年號為興朝。
二、收複湖南
公元1651年（永曆四年、順治八年）四月，孫可望派大將馮雙禮等人率領數萬步騎兵及戰象十餘隻，大舉進軍湖南。這次行動由三個方向同時展開：一路由銅仁、麻陽出發，一路由平溪、便水出發，另一路由大小梭羅出發，三路大軍最終在沅州（今湖南芷江）會合。清軍在沅州的守軍僅有三千人，麵對孫可望軍隊的強大攻勢，很快被圍困在城內，“圍如鐵桶”。
經過激烈的戰鬥，1651年四月十五日，馮雙禮成功占領了沅州，俘虜了清將鄭一統和知州柴宮桂。隨後，馮雙禮的部隊乘勝追擊，試圖攻占辰州（府治在沅陵），但由於清朝辰常總兵徐勇防守嚴密，未能取得成功。與此同時，清廷委任的掛剿撫湖南將軍印續順公沈永忠帶領兩萬兵馬竭力支撐，雙方在辰州一帶形成了對峙的局麵。
到了1652年（永曆五年、順治九年）四月，李定國率部從貴州進入湖南，並與馮雙禮的部隊會合，共同進攻靖州。清軍方麵，沈永忠派出總兵張國柱帶領八千兵馬前往救援靖州。然而，在靖州的戰鬥中，清軍陷入了重圍，經過短暫而激烈的交戰後，清軍遭受重創，損失了五千一百六十三名官兵（其中滿洲兵一百零三名）和八百零九匹戰馬，幾乎全軍覆沒。張國柱僅率領少數殘部於四月二十二日倉皇撤回。
明軍乘勝追擊，相繼攻克靖州、武岡州。沈永忠見形勢危急，求援無望，被迫帶著部下從寶慶向北撤退。到了六月二日，沈永忠撤退至省會長沙，但仍無法站穩腳跟。在湘潭接到清廷“不可浪戰，移師保守”的密旨後，沈永忠於八月初六日放棄了長沙，一路逃至嶽州。隨著沈永忠的撤退，清朝在湖南設置的許多地方官員也紛紛北逃。此時，除了嶽州、常德仍在清軍控製之下外，隻剩下徐勇一鎮孤零零地據守辰州。
三、孫李矛盾
孫可望與李定國之間的矛盾源於兩人對於戰略方向的不同看法。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二月，在貴陽附近的定番會議上，大西軍的領導人討論了未來的戰略方針。孫可望主張部隊應該開往廣西，繼續與明軍作戰，必要時可以撤退至南海。相反，李定國則堅持認為應當西進雲南，建立穩固的根據地，並與南明政權聯合起來抵抗清軍。
李定國在會議上發表了一段激昂的演講，強調當前的首要任務是聯明抗清，而不是繼續與明軍相互消耗。他認為，大西軍與清軍之間有著不共戴天之仇，與明軍的衝突隻會讓清軍坐收漁翁之利。李定國的觀點贏得了大多數將領的支持。然而，孫可望對聯明抗清失去了信心，更傾向於保住現有的領土，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權。
在會議中，李定國甚至表示，如果孫可望堅持要亡命南海，那麽他寧願當場自刎也不願走這條死路。此言一出，震驚了在場的所有人，眾將領連忙阻止了李定國，並一致支持他的主張。看到如此情況，孫可望不得不妥協，同意了李定國的建議，即西進雲南並與南明聯合抗清。盡管如此，孫可望對李定國的影響力產生了疑慮，這也為兩人之間的矛盾埋下了伏筆。
盡管確立了聯明抗清的戰略方針，但直到1649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孫可望才開始與永曆朝廷進行談判。在這過程中，孫可望的策略與李定國的初衷有所差異。孫可望並不真心願意聯明，而是想要模仿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做法，以此來控製其他將領，尤其是李定國和劉文秀。
隨著時間的推移，孫可望對李定國實力的增長越來越感到不安。李定國不僅在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能夠有效地團結士卒，其部下都願意為其效力。此外，李定國性格直率且強悍，與孫可望在戰略問題上發生分歧時，總是敢於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這種性格上的差異和戰略上的分歧，再加上孫可望對李定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的擔憂，最終導致了兩人之間的矛盾不斷升級，為大西軍內部的分裂埋下了種子。
四、南下西天
在張獻忠犧牲後，大西軍的軍事活動主要由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位義子負責。張獻忠曾參照明軍體製設立了五軍都督府，任命這四位將領為四將軍。其中，孫可望被推舉為首領，艾能奇與孫可望關係較好，劉文秀則扮演著調和者的角色，而李定國則對孫可望的領導地位持有異議。
孫可望、艾能奇和劉文秀曾經計劃在校場上教訓李定國，以樹立孫可望的權威。雖然這次事件表麵上達成了和解，但實際上卻加劇了孫可望與李定國之間的嫌隙。不久之後，艾能奇因中毒去世，他的部將馮雙禮雖然繼續效忠孫可望，但因為級別較低而無法參與到四王的議事之中。這樣一來，孫可望在四王議事中失去了原本的優勢地位。
為了削弱李定國的影響力，孫可望決定派遣李定國南下征討小西天。為此，孫可望在雲南為李定國籌備了大量的糧草物資，以便其遠征。這樣做的目的是將李定國調離雲南，避免其幹涉雲南北伐的計劃，並確保自己能夠更好地掌控局勢。
李定國接受了南征的任務，並在南征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勝利。然而，為了能夠參與雲南北伐的計劃，李定國在南征勝利後迅速帶兵返回。此舉表明了李定國對於參與北伐的決心，同時也反映出他對孫可望策略的不滿。李定國的快速返回，顯示了他對於孫可望南征計劃的警惕，以及他希望能夠在北伐計劃中發揮更大作用的願望。
五、長江戰役
公元1652年（永曆五年、順治九年），李定國在桂林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兵敗自焚，這一勝利極大地提升了大西軍的聲望。捷報傳到貴陽後，孫可望內心卻頗為不悅。表麵上，孫可望奏請封李定國為西寧王，以此表彰其戰功；但實際上，孫可望對李定國的實力和聲望的增長感到不安。因此，孫可望命令李定國的副手馮雙禮暗中監視李定國，並派遣另一支隊伍緊隨其後，意圖尋找機會除去李定國。
1653年，李定國率部在衡州再次取得了重大勝利，擊殺了清軍的悍將敬謹親王尼堪。李定國連續擊敗兩名清軍的重要將領，接連收複了數十個州縣，使得大西軍的聲勢達到了頂峰。這一連串的勝利不僅震撼了天下，也讓孫可望對李定國的嫉妒之情愈發強烈。
孫可望意識到，如果不采取行動，李定國的聲望和實力可能會進一步增長，最終威脅到自己的地位。於是，孫可望開始積極策劃如何削弱李定國的影響。他一方麵試圖通過暗中監視等方式來收集李定國的不利信息，另一方麵也在尋找合適的時機來直接除掉李定國。
孫可望與李定國之間的矛盾逐漸公開化，大西軍內部的分裂也因此日益明顯。孫可望的這些行為不僅未能達到削弱李定國的目的，反而加劇了兩人之間的對立，為後來的內訌埋下了隱患。隨著李定國在戰場上的不斷勝利，孫可望內心的嫉妒和不安也愈發強烈，這最終導致了兩人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為大西軍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六、寶慶之敗
公元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孫可望率軍到達沅州後，立即派人召李定國前來議事，企圖借此機會逮捕李定國並奪取其兵權。李定國在接到命令後，正準備動身前往，卻突然接到了劉文秀之子的密報，稱孫可望有意對其不利。這一消息讓李定國陷入兩難境地：如果不去，可能會被孫可望以違抗軍令的名義興師問罪；但如果前往，則可能麵臨危險。在此期間，孫可望連續下達了七道命令催促李定國前來，迫於無奈，李定國隻好率部向沅州進發。然而，在途中，李定國再次收到劉文秀之子派人送來的勸阻信件，於是決定退回廣西，繼續籌劃北伐事宜。
孫可望逼走李定國後不久，便自食其果。當時，孫可望親自率領大軍從靖州（今湖南靖縣）出發，經武岡抵達寶慶（今湖南邵陽），部下有大將白文選、馮雙禮等，總兵力據清方記載達到十萬人，這場戰役被稱為岔路口之戰。
1653年三月初六日，清軍定遠大將軍屯齊帶領滿漢主力從永州北上寶慶，十五日駐紮在岔路口，距離明軍白文選、馮雙禮、馬進忠的營地周家鋪大約三十裏。次日，清軍進至周家鋪，由於明軍占據高地，地勢險要，加之天降大雨，雙方暫時列陣相峙。當天晚上，孫可望率領親軍從寶慶府趕來增援。
到了三月十七日，明軍主動下山向清軍發動全麵進攻。清軍分路迎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戰鬥。最終，孫可望統帥的明軍戰敗，遭受了較大的傷亡，清軍繳獲了七百多匹馬和一頭戰象。清軍趁勝占領了寶慶府。然而，清軍在這次戰役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正黃旗的兩名蒙古梅勒章京韋征和武京都陣亡。次年，清廷下發給衡州、岔路口兩戰陣亡清軍的撫恤銀高達十一萬八千餘兩，可見這場戰役對雙方來說都是非常殘酷的。
七、陰謀篡位
公元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李定國在新會與清軍作戰時遭遇瘟疫，加之清軍增援，處境極為艱難。在這種情況下，李定國向孫可望求援，希望得到支援以渡過難關。然而，孫可望並未派出任何援軍，選擇坐視李定國兵敗。當李定國的部隊敗退回南寧府時，孫可望更是下令在李定國部隊經過的地方燒毀糧草，意圖切斷其歸路，並派出四萬多人阻擋李定國向貴州靠攏。
孫可望與李定國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南明朝廷及官員的介入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早在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春天，明雲南副使楊長知被迫歸順孫可望，並獲得了孫可望的信任。楊長知觀察到孫可望在占領雲南後變得日益驕縱自大，渴望繼承張獻忠的秦王封號，但又擔心李定國等人不會服從。於是，楊長知開始在孫可望麵前煽動，鼓勵孫可望爭取朝廷的“秦王”封號，以此來壓服李定國和其他將領。同時，楊長知也在李定國和劉文秀等人麵前散布關於孫可望的負麵言論，指責孫可望獨斷專行，全不念手足之情。
在這樣的背景下，孫可望終於獲得了“秦王”的封號，從此他開始以皇帝自居，甚至要求所有衙署的稱謂前都要加上“秦”字。孫可望對待永曆帝的態度也越發傲慢，對其進行侮辱。永曆帝對此感到極為不滿，於是秘密派遣使者讓與孫可望有矛盾的李定國前來護駕。這一舉動最終引發了“十八先生之獄”，許多支持永曆帝的大臣遭到了孫可望的迫害。到了1656年（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正月，李定國進入了安龍，成功迎接永曆帝前往昆明。
八、兵敗降清
公元1657年（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八月，孫可望親自率領十萬大軍從貴陽向駐紮在雲南的大西軍二號人物李定國發動進攻。當時，李定國與劉文秀的聯軍隻有三萬人，雙方力量對比極為懸殊。麵對強敵，李定國采取了誘敵深入的戰略，使孫可望的部隊一路未遇到任何抵抗，輕鬆地推進到了雲南曲靖附近的交水河畔。此時，李定國和劉文秀的軍隊已經在河對岸布好了陣勢，準備以逸待勞。
當孫可望的部隊試圖強行渡河時，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戰鬥。不久之後，劉文秀的驍將崇信伯李本高在戰鬥中戰死，導致前鋒受挫。孫可望站在高地上觀戰，看到李定國的軍隊氣勢受挫，便命令各營乘勝前進。然而，孫軍後陣的白文選見李、劉兩軍處於不利局麵，親自率所部五千鐵騎從後方衝向孫可望的軍隊。同時，孫可望的部將馬唯興也臨陣倒戈，與白文選聯合從孫可望的陣後發動突襲，接連攻破多個營地。許多孫軍士兵脫下號衣，跪地高喊“迎晉王”，導致孫軍陣腳大亂。看到大勢已去，孫可望不敢戀戰，立即撤退，最終十萬大軍隻剩下了五十多名騎兵跟隨他逃走。
戰敗後的孫可望本可以選擇與李定國重歸於好，聯手抗清，或者承認失敗，退出軍政舞台，隱居以終。然而，孫可望未能壓製住心中的怒火，選擇跑到長沙投降清朝，希望借助清軍的力量來複仇。
公元1658年（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二月，孫可望在長沙接受了清朝的冊封典禮，隨後被召進京見駕。五月二日，孫可望抵達北京。清廷派出了和碩簡親王濟度、和碩安親王嶽樂等大批高官顯爵出城迎接，場麵相當隆重。第二天，順治帝親自在太和殿接見了孫可望，並在十天之內三次設宴款待，兩次賜銀共計一萬二千兩，另外還賜給他府第、解袍、朝衣、緞匹等。孫可望因此成為了清廷中備受寵愛的人物。
然而，孫可望降清的行為出賣了西南抗清武裝的情報，導致李定國及其部下的抗清事業最終失敗。清廷封孫可望為義王。
同年七月，孫可望得知失散多年的弟弟孫可升在上海的消息，非常高興。他立即向清廷提出申請，要求使用官方的驛站係統將自己的弟弟一家接到北京團聚。這一請求卻招致了清廷禦史的猛烈抨擊。禦史們指出，孫可望最初作為張獻忠的養子，在蜀楚地區製造了大量破壞，引起了人們的公憤。之後，他又起兵反抗清朝，直到眾叛親離、無計可施之時，才率領數百疲憊的士兵來歸順清朝。禦史們還認為，孫可望的弟弟僅僅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沒有官職，沒有資格使用官方驛站。
麵對禦史的批評，孫可望感到非常震驚，急忙上疏謝罪，以求挽回局麵。
九、兔死狗烹
公元1659年（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閏三月，有人揭發孫可望放債取利等事。順治皇帝雖然知道這種現象在滿洲八旗中是常見的，但他還是抓住了這個機會來進一步貶損孫可望的政治地位。順治帝派遣內閣學士馬邇吉來到孫可望的住所宣讀諭旨，先是嚴厲訓斥，然後宣布寬恕其罪。在這樣的驚恐之下，孫可望連忙上奏解釋自己的行為，並向順治皇帝搖尾乞憐。自此之後，孫可望的處境變得更加尷尬，正如古語所說“神龍失勢，與蚯蚓同”。
公元1660年（永曆十四年、順治十七年）六月，孫可望被迫上疏請求辭去義王封爵和冊印。此時，南明永曆帝雖然已經逃入緬甸，西南大局已定，但以李定國為首的明軍殘部仍在邊境地區堅持鬥爭。清廷認為此時撤掉孫可望虛有其名的義王封號不符合當時的策略，因此順治帝特意發布了一道措辭講究的聖旨，維持孫可望的封號。
同年11月20日，孫可望去世。官方的說法是他因病去世，但真相存在疑問。據清初史家的說法，孫可望可能是“隨出獵被射死”，或者是被毒死。這些傳言表明，孫可望的死並非善終，而是存在一些疑點。
公元1667年（康熙八年），清廷派遣刑部尚書明珠等前往福建，會同靖南王耿繼茂、總督祖澤沛合議招撫據守台灣的鄭經。在鄭經的回信中，他不無諷刺地提到：“貴朝寬仁無比，遠者不問，以所聞見之事如方國安、孫可望，豈非竭誠貴朝者，今皆安在？”這說明孫可望之死在當時流傳甚廣，並被人們用來作為警示的例子。
孫可望去世後，清廷賜諡號“恪順”，並進行了隆重的祭葬儀式，同時命其子孫征淇襲封義王。幾個月後，孫征淇病逝，其弟孫征淳承襲。公元1661年（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吳三桂等領兵進入緬甸，永曆帝被俘回昆明並被處決。次年，康熙帝改元，李定國也在邊境病逝。此時，孫可望家族已經失去了利用價值，清廷的“恩典”也開始逐步減少。
公元1666年（康熙七年），朝廷下令將義王孫征淳的年俸由五千兩減為三千兩。十一年，孫征淳病逝，其弟孫征灝請求襲封。經過議政王、大臣會議，孫征灝的封號被降為慕義公。孫征灝去世後，其子孫宏相再降襲一等輕車都尉。
到了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清廷最終決定：“孫可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後不必承襲。”這意味著孫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的最後痕跡也隨之消失。
結語
孫可望的一生反映了明末清初社會動蕩與政治複雜性的特點。雖然他在早期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和治理能力，為抗清事業做出了貢獻，但後期的個人野心和決策失誤導致了他的悲劇結局。孫可望的故事提醒我們，在曆史的長河中，個人的選擇往往會對整個時代產生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