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露頭角
阿桂的早期職業生涯充滿了起伏與挑戰。出生於1717年的他，成長在一個顯赫的家庭環境中，父親阿克敦作為乾隆朝的重要官員，無疑為阿桂提供了一個優越的學習和發展平台。自幼展現出的聰穎天資使得阿桂在學習上迅速脫穎而出，年紀輕輕便踏入了官學的大門，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1732年，年僅十六歲的阿桂進入官學接受教育，並在兩年後成為廩生，這意味著他已經獲得了由政府資助的學習機會，這是當時許多學子夢寐以求的位置。到了乾隆元年（1736年），阿桂憑借著家族背景和個人努力成為了副榜貢生，並很快得到了父親的蔭庇，被任命為大理寺丞，這標誌著他正式踏入了清朝的官僚體係之中。
接下來的幾年裏，阿桂的職業道路可謂是一帆風順。乾隆三年（1738年），他一舉中舉，成為了舉人，並在次年被授予兵部主事的職位。這個時期，阿桂在仕途上的發展十分順利，得到了快速晉升的機會。到了乾隆八年（1743年），阿桂已經以戶部郎中的身份成為了軍機章京，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意味著他在中央政府的核心決策機構中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好景不長，乾隆十一年（1745年），阿桂因為戶部銀庫被竊事件受到了牽連，雖然並非直接責任者，但由於監管不力，他還是被降職為吏部員外郎。這次打擊對於一個正處於上升期的年輕人來說無疑是沉重的，但它並沒有擊垮阿桂，反而激發了他更加努力的決心。
更大的考驗發生在乾隆十三年（1747年），當時阿桂跟隨兵部尚書班第赴四川處理金川事務。在這次行動中，由於前線將領訥親和張廣泗指揮失誤，導致清軍在大小金川之戰中失利，最終兩人都因此被追究責任並處死。阿桂也因為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現而受到彈劾，被指與張廣泗有關聯，並被指控誤導了訥親。麵對如此嚴重的指控，阿桂的命運似乎變得岌岌可危。
幸運的是，乾隆帝考慮到阿克敦的年邁以及阿桂作為獨子的重要性，最終決定從輕發落，未對他施以嚴懲。阿桂得以逃過一劫，但這無疑是他仕途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然而，正是這樣的經曆磨礪了他的意誌，並讓他意識到政治生涯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盡管如此，阿桂依然憑借自己的能力和滿洲貴族的身份，在被釋放後的次年即得到了重新起用的機會，並逐步恢複了自己的地位，最終在五年後晉升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開始了他更加輝煌的政治生涯。
二、隨平新疆
阿桂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參與了清朝對西北地區的軍事行動，這一時期正值清朝決定性地解決準噶爾問題的關鍵時刻。隨著厄魯特蒙古內部的動蕩，乾隆帝抓住機會，派遣大軍分兩路向準噶爾部發動進攻。這一戰役旨在完成康熙、雍正兩朝未能實現的目標——徹底平定準噶爾。
阿桂最初的任務是在烏裏雅蘇台管理台站，負責傳遞公文和供應前方所需的物資。他以勤勉謹慎的態度贏得了乾隆帝的寵臣、靖邊副將軍成袞紮布的信任。在此期間，阿桂先後被授予參讚大臣、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和工部侍郎等要職，顯示了其在軍隊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就在阿桂在前線積極工作之時，其父阿克敦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去世。阿桂被準許暫時離崗，回京料理喪事。但沒過多久，他又回到了前線繼續執行任務。在清軍的強大攻勢下，準噶爾部的割據勢力迅速瓦解，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底（1757年），大部分地區已被平定，但仍有部分殘餘勢力在頑抗。
為了徹底清除這些殘餘力量，阿桂先是率軍策應他塔喇·唐喀祿部，追擊意圖逃往俄羅斯帝國的輝特部首領舍楞。隨後，他又與副將軍瓜爾佳·富德一同追捕其他抵抗力量。這一係列的行動展示了阿桂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堅定的決心。
正當清軍準備結束對準部的軍事行動之際，天山南路的回部地區爆發了霍集占兄弟領導的叛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阿桂奉命前往霍斯庫魯克，與富德匯合，共同追擊霍集占兄弟。同年八月，兩軍在阿勒楚爾（今帕米爾巴爾唐河北雅夫索爾西南）展開激戰。此時，叛軍憑借數千兵力，誓死抵抗，戰鬥一度陷入僵局。
在關鍵時刻，阿桂親自率領數百名精銳士兵，采取迂回戰術，從山腳繞至敵人右側發起突襲。這一突如其來的攻擊讓叛軍措手不及，陣線頓時大亂。清軍隨即展開猛烈攻勢，叛軍損失慘重，被迫逃竄。阿桂繼續率軍緊追不舍，直到伊西洱庫河（即今帕米爾西之噴赤河）再次將敵軍包圍。
在清軍的連續打擊下，叛軍徹底崩潰，大量敵兵選擇投降。霍集占兄弟見大勢已去，隻好帶著少數親信逃往巴達克山（今阿富汗東北部）。同年十月，巴達克山的首領素勒坦沙向清軍獻上了霍集占兄弟的首級，宣告了這場叛亂的徹底結束。
三、兩駐伊犁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阿桂被委以重任，前往阿克蘇處理戰後的善後事宜。麵對戰亂後軍糧短缺的問題，阿桂果斷采取措施，將當地的牛羊作為伊犁駐防軍的儲備糧食，並安排專人進行牧放和照管。這一舉措不僅解決了眼前的食物供給難題，也為後續的屯田計劃奠定了物質基礎。
同年十月，阿桂與定邊將軍烏雅·兆惠會麵，共同商討伊犁駐軍及遷徙阿克蘇等地回部農民至伊犁屯田的具體辦法。乾隆帝對此高度重視，特地下令阿桂率領軍隊護送回部農民前往伊犁，並負責屯田的具體管理工作。這項任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為伊犁屯田的成功與否，直接關係到該地區未來的穩定與發展。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初，阿桂率領滿洲索倫兵、綠營兵以及回部農民前往伊犁，開始了屯田工作。伊犁地區在經曆了多年戰爭後，滿目瘡痍，重建工作麵臨重重困難。乾隆帝雖然深知駐軍和屯田的重要性，但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是否能夠取得預期效果，他心中並無十足把握。為此，乾隆帝下令各軍營大臣討論如何分兵駐守伊犁。
在這個關鍵時刻，阿桂挺身而出，力排眾議，堅持屯田的觀點。他認為，隻有通過屯田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駐軍的糧食問題，同時也能增強清軍在當地的存在感，阻止叛軍複燃，並抵禦外部勢力如俄國的侵擾。阿桂的建議得到了乾隆帝的認可和支持，並迅速實施。
在阿桂的領導下，屯田工作迅速開展起來。首先，他組織人力製造農具，指導農民和士兵進行農業生產。得益於他們的辛勤付出，當年秋天屯田就獲得了豐收，糧食產量翻倍，解決了駐軍的糧食需求問題。這極大地鼓舞了阿桂的信心，並促使他進一步推進屯田事業。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阿桂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促進屯田的發展。他禁止內地人到伊犁購買牲畜，以保障當地畜牧業的發展。同時，他還鼓勵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烏什等地的回部民眾前來伊犁屯墾，擴大了屯田規模。此外，阿桂建議在伊犁與烏魯木齊之間設立屯田兵，進一步強化了兩地之間的聯係。
得益於阿桂的精心籌劃和組織，屯田取得了顯著成果。據記載，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伊犁的屯田麵積達到了八千餘畝，糧食產量達到了兩萬七千一百多石，回屯戶均產糧四十石，總產約三萬兩千石左右。
在推動屯田生產的同時，阿桂還致力於完善屯田管理製度。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他製定了包括兵員補充、錢糧征收、官員選拔、產量分配以及屯軍家屬養贍在內的具體規定。同年的八月，固勒劄和烏哈爾裏克兩地的城堡建成，乾隆帝親自命名“安遠”城和“綏定”城。這些新城鎮不僅是屯田管理的核心區域，也成為吸引四方商賈進行貿易的商業中心，為當地帶來了繁榮與發展。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阿桂因其在伊犁屯田事務中的傑出表現，被授予一係列重要職務，包括內大臣、工部尚書、議政處行走和鑲藍旗漢軍都統等。隨著職位的提升，阿桂的責任和影響力也隨之增加。次年（1762年），他又被授予騎都尉世職，並被召回京師，以供職詢問方略，顯示了乾隆帝對其才幹的高度認可。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正月，阿桂抵達北京後，立即被任命為軍機大臣，並享有在紫禁城內騎馬的特殊待遇。同年七月，乾隆帝對阿桂在軍營中的表現給予高度評價，並下令將其一族從正藍旗抬入上三旗之一。這一決定不僅提高了阿桂家族的社會地位，也是對他個人貢獻的一種肯定。隨後，阿桂被任命為正紅旗滿洲都統，並晉升為太子太保，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
在京擔任軍機大臣期間，阿桂深受乾隆帝信任，頻繁被委派出京處理地方事務。他參與審理歸化城都統法啟案件，赴直隸霸州、文安等地督辦疏浚工程，並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以署四川總督的身份巡查金川土司郎卡擾邊情況。阿桂在處理這些事務時表現出的高效與妥善，贏得了廣泛讚譽。
然而，更大的挑戰出現在同年四月，天山南路烏什地區爆發了回部民眾起義。起義軍在首領賴和木圖拉的帶領下，反抗清朝官吏和當地上層貴族的壓迫與剝削。鑒於阿桂對當地情況的熟悉，乾隆帝命令他前往烏什，與伊犁將軍富察·明瑞合作，鎮壓起義。
阿桂與明瑞指揮清軍圍攻烏什，賴和木圖拉在戰鬥中陣亡，但起義並未就此平息，其子額色木圖拉繼續領導反抗。從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至八月，清軍曆經五個月的激烈戰鬥仍未攻克烏什。阿桂和明瑞最終采取長期圍困策略，切斷烏什與外界的所有聯係，迫使起義軍投降。額色木圖拉被捕並被處決，而普通民眾則得到了赦免。
然而，乾隆帝對阿桂和明瑞在烏什起義中的表現並不滿意，認為他們在處理過程中存在“剿辦遲延”、“示怯損威”以及“辦事草率錯謬”等問題。因此，盡管最終平定了起義，兩人仍被“交部嚴議”，後被從寬留任。阿桂也因此失去了尚書職務，留在伊犁協助明瑞治理事務。
在伊犁期間，阿桂提出了將雅爾城搬遷至楚呼楚的建議，以利用該地肥沃的土地和便利的地理位置，改善原先雅爾城距離牧場較遠、耕地不足的問題。這一建議得到了朝廷的批準。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阿桂被任命為伊犁將軍，成為了一位重要的封疆大吏。
四、對緬戰爭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清朝與緬甸貢榜王朝之間的衝突升級，雲貴總督明瑞在征緬戰爭中兵敗自盡，這使得清朝麵臨著嚴峻的外交和軍事挑戰。為了應對這一局勢，乾隆帝決定派遣高級將領進行反擊。大學士傅恒主動請纓，乾隆帝隨即任命傅恒為經略，並指定阿桂與鈕鈷祿·阿裏袞為副將軍，組成第四次對緬作戰的指揮團隊。
在接到任命後，阿桂迅速響應，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三月奉召回京，四月被授予兵部尚書的職位，六月又被任命為雲貴總督。同年十一月，阿桂抵達雲南永昌，隨即與阿裏袞率領軍隊進攻緬甸舊都木梳。在此期間，乾隆帝為了確保阿桂能夠全力投入對緬作戰，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任命明德接替阿桂擔任雲貴總督。
在備戰過程中，阿桂一方麵負責指揮軍隊攻打木梳，另一方麵還需關注後勤保障問題。他在率軍自銅壁關前往蠻暮督造戰船時，向朝廷報告了軍糧不足的情況，並請求等待傅恒抵達後再行進攻老官屯。然而，乾隆帝認為阿桂此舉是畏戰的表現，因此撤銷了他的副將軍之職，改授為參讚大臣。
同年九月，傅恒抵達前線，清軍分三路出擊，阿桂指揮蠻暮新造的戰船沿大金沙江出兵，與傅恒等會師。在老官屯的戰役中，阿桂部署伏兵於甘立寨，並取得了一定的戰果，最終與其他兩路清軍一起圍攻老官屯。
然而，由於緬軍頑強抵抗以及水土不服導致清軍大量減員，加之阿裏袞病逝、傅恒重病，形勢對清軍極為不利。在這種情況下，乾隆帝下令阿桂籌劃撤軍事宜，並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底與緬甸方麵達成和議。同年十二月，阿桂被任命為禮部尚書，負責處理戰後的善後事宜，但由於他當時仍在雲南，因此先由索爾納代理其職。
與此同時，木邦、蠻暮和孟連等地的土司頭目為了避免緬甸的威脅，請求清廷將他們安置於內地。阿桂建議將雲南大理、蒙化一帶原有的馬廠官莊田地劃給這些土司頭目居住，這一提議得到了朝廷的批準。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阿桂兼任鑲紅旗漢軍都統。然而，由於緬甸方麵未能履行議和協議，繼續扣押清廷使者，乾隆帝對此感到不滿，決定再次調整阿桂的職務，將其領侍衛內大臣、禮部尚書和鑲紅旗漢軍都統等職全部革除，僅保留內大臣的職位，並命令他繼續參與軍務以求自贖。
到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帝命令阿桂出偏師騷擾緬甸，試圖通過消耗對方實力後再行大規模進攻。然而，阿桂則建議應當大舉攻緬，這一提議並未得到乾隆帝的認可。相反，乾隆帝認為阿桂的建議不合時宜，並通過手詔嚴厲批評了阿桂，剝奪了他的官職，但允許其留在軍營效力。
五、金川元功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正當阿桂因緬甸事務屢遭貶斥之際，四川金川地區的形勢再度緊張，清朝的注意力從緬甸轉向金川。這一變化為阿桂提供了洗刷舊恥、建立新功的機會。
金川地區自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軍平定後，雖然暫時恢複了平靜，但由於該地區仍由土司管理，各土司之間時常發生爭端。乾隆中期以後，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年老，其孫索諾木開始主持土司事務，並不聽從清廷的勸誡，頻繁侵犯鄰近土司。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索諾木誘殺了革布什紮土司，而小金川的僧格桑也攻打鄂克什和明正土司，公開對抗清朝軍隊。麵對這一局勢，乾隆帝命令大學士、定邊將軍費莫·溫福自雲南赴四川，率軍征討。
溫福鑒於阿桂熟悉四川的情況，決定帶他一同前往金川戰場。同年十二月，阿桂抵達金川後，由於四川提督董天弼在戰場上表現不佳，阿桂被任命為代理提督。清軍分兩路進攻小金川，阿桂隨溫福從汶川出發，桂林則從打箭爐出發。在初期戰鬥中，阿桂率軍接連攻克巴郎拉、達木和巴宗等要塞，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二月，阿桂繼續推進，占領了資哩山和阿喀木雅等地，並因此被授予參讚大臣的職位。然而，桂林在墨壟溝的戰鬥中失利，被免職。阿桂隨即被任命為南路指揮，成為獨當一麵的大將。阿桂抵達軍營後，迅速製定了進軍策略。他發現小金川僧格桑盤踞於小金川河北的美諾，而要想攻取美諾，必須先控製其門戶僧格宗。為此，阿桂決定首先爭奪甲爾木山的戰略要地。
在八月的一個夜晚，阿桂利用大霧天氣，帶領部隊秘密集結於墨壟溝，並在拂曉前突然襲擊，成功搶占了甲爾木山。乾隆帝得知後，特頒旨嘉獎，並授予阿桂內大臣之職。十一月，阿桂攻占僧格宗，並在十二月被任命為副將軍，與溫福和豐升額共同進攻美諾。阿桂攻克美都喇嘛寺後，僧格桑被迫逃入大金川與索諾木會合。
阿桂與溫福、豐升額會師美諾後，要求索諾木交出僧格桑，但遭到拒絕。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阿桂與溫福、豐升額共同上奏，請求三路進攻大金川。此時，阿桂又被授予禮部尚書的職位。在進攻初期，阿桂等人連奪叛軍多個要塞，進展順利。然而，由於溫福指揮失誤並在戰鬥中陣亡，戰局發生了逆轉。索諾木趁機占據小金川，阿桂得知消息後，冷靜應對，親自斷後，成功撤退至達河。
乾隆帝在熱河行宮得知兵敗的消息後，決定加強兵力，授予阿桂定西將軍之職，並調派健銳、火器營及吉林索倫兵共四千人支援。阿桂迅速收複了小金川全境，乾隆帝對此大喜過望，賜詩表彰阿桂，並命其迅速轉戰大金川。
然而，大金川的防禦遠比小金川堅固，阿桂深知攻克難度較大。他做了充分準備後，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兵分三路進攻大金川。經過兩年的激烈戰鬥和圍攻，在多拉爾·海蘭察等將士的英勇衝鋒下，終於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迫使索諾木投降。阿桂妥善安置了大小金川“歸順”的藏族頭領和一般人員，並設置了副將、同知等官職分駐其地，不久設立了懋功廳，廢除了原有的土司製度。
阿桂在金川戰役中的勝利極大地提升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乾隆帝封其為一等誠謀英勇公，並晉升為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軍機處行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月，清軍凱旋回朝，乾隆帝親自到北京城南良鄉迎接，並在紫光閣舉行隆重的慶祝儀式，賜予阿桂紫韁和四開褉袍，以表彰其卓越的貢獻。
六、讚襄樞要
乾隆四十二年至乾隆五十四年間，阿桂在處理京城政務的同時，也頻繁被乾隆帝派遣到各地處理緊急和棘手的難題，其中最突出的一項就是治理河工和水利事務。從乾隆四十四年起，阿桂在數年間逐漸成為清廷“綜理部務，讚襄樞要”的第一重臣，其地位不斷提升，直至成為領班軍機大臣。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正月，黃河在河南儀封、蘭陽等地決口，阿桂被派往治理。麵對複雜的河工問題，阿桂決定在郭家莊開引河，並修建攔黃壩。然而，由於自然條件惡劣，加之氣候多變，攔黃壩多次被衝毀。阿桂轉而在下遊王家莊修築順黃壩，以積蓄水勢，迫使水流進入引河。這一方法最終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奏效，決口被成功堵住。同年十二月，阿桂又被派往浙江勘察海塘工程。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阿桂抵達浙江後，認真考察了海塘的實際情況，並進行了相應的修複工作。同年秋季，黃河再次在河南青龍岡決口，阿桂自甘肅趕赴河南，與河道總督李奉翰共同督導堵塞決口的工作。然而，在合龍時，副將李榮吉曾建議暫緩，但阿桂沒有采納。結果，合龍不久後大壩坍塌，黃河再次決口。阿桂自責並上疏自劾，乾隆帝則表示對阿桂的信任，並鼓勵他繼續努力。經過改進方案，最終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決口被堵住。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阿桂繼續被委以重任，多次前往河南、江蘇等地治理河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荊州萬城堤潰決，阿桂被派去勘察並提出解決方案。他主張先築壩再挖引河的方法，以治理長江水患。盡管阿桂在治理河工方麵的努力並未能徹底解決黃河泛濫的問題，但他確實減輕了水患帶來的損失，並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除治理河工外，阿桂還被委派處理甘肅地區的撒拉族、回族起義。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馬明心的支持下，蘇四十三和韓二個領導的起義爆發。清廷緊急調派阿桂和和珅前往督師。阿桂抵達後，憑借精良的武器和兵力優勢，成功鎮壓了起義，並采取措施壓製新教徒。然而，這些措施激起了更大的反抗，導致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第二次起義。阿桂再次被派往甘肅，最終攻陷了石峰堡，結束了起義。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灣發生林爽文起義，阿桂在外地治水期間，被乾隆帝谘詢關於用兵的方略。阿桂建議福康安應當扼守要害，分道並進，這一策略得到了乾隆帝的認可。
七、查辦欽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發生了一場被稱為“冒賑案”的貪汙大案，這起案件是由阿桂揭露和查辦的。當時，阿桂與和珅一同被派往甘肅鎮壓撒拉族和回族起義。在起義期間，甘肅地區時常下雨，這讓乾隆帝對近年來甘肅官吏頻繁上報旱災並請求賑濟的行為產生了懷疑。於是，乾隆帝下令阿桂和陝甘總督李侍堯調查此事。
阿桂和李侍堯經過調查後，發現了事情的真相。這起貪汙案始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當時的浙江布政使王亶望調任甘肅布政使。王亶望到任後，與陝甘總督勒爾謹合謀，將收捐監生的米糧改為折色銀兩，並年年虛報旱災，以監糧賑濟為名，將這些銀兩私分。這一行為嚴重損害了國家的利益和社會的公平正義。
乾隆帝得知此事後，極為震怒，並特別派遣侍郎楊魁到浙江，會同巡撫陳輝祖，將已經調回浙江的王亶望拘留審訊，並抄沒了他的家產，查獲了贓銀一百多萬兩。在確鑿的證據麵前，王亶望不得不承認自己是如何私自改變監糧製度，指示蘭州知府蔣全迪暗示各州縣官員偽報旱災，以及如何私分銀兩的罪狀。
根據王亶望的供述，乾隆帝下達命令，判處王亶望死刑，並賜勒爾謹自盡。時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讚被判絞刑，並在蘭州將蔣全迪斬首。同時，乾隆帝還命令阿桂徹查甘肅各級官員在此案中的不法行為，並規定凡冒賑私分銀兩在兩萬兩以上的官員都將被處死。阿桂經過詳細的調查和審訊，掌握了參與“冒賑案”的官員人數和冒賑銀兩的具體數目。最終，共有六十多名道府州縣官員牽涉此案，其中二十二名官員被處決，其餘的也根據情節輕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懲罰。
阿桂在查辦完此案後，還上疏建議增設倉庫，儲存糧食，以便在需要時救濟百姓。這一建議得到了乾隆帝的認可，並被采納實施。
然而，這起案件並未完全結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人舉報閩浙總督陳輝祖在查抄王亶望家產時存在舞弊行為。乾隆帝再次命令阿桂前往浙江調查此事。阿桂抵達浙江後，嚴格審訊陳輝祖，並查明了陳輝祖在抄家過程中以銀換金、隱藏玉器、抽換朝珠並將王亶望的贓物據為己有的罪行。陳輝祖因此被革職並被逮捕審問。
第二年（1783年）二月，阿桂又揭露出陳輝祖在任職期間，浙江省存在嚴重的錢糧虧空問題。乾隆帝對此極為不滿，最終下令賜陳輝祖自盡。
八、力保晚節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阿桂在視察荊州堤工後返回京城，開始了他在京處理政務的最後九年。這期間，他一直致力於處理朝中事務，直至嘉慶二年（1797年）病逝。此時的朝廷政局已逐漸被和珅及其黨羽所掌控。和珅憑借其對乾隆帝心意的精準揣摩，深得皇帝寵信，並逐漸在朝中積累了極大的權力。
阿桂雖然身為領班軍機大臣，地位高於和珅，但由於多年來頻繁被派往各地處理緊急事務，實際上在京城處理政務的時間較少，這也給了和珅機會逐步掌控朝政。阿桂對和珅專權亂政的現象感到痛心疾首，但由於乾隆帝年事已高，加上自己也已是古稀之年，身體狀況不允許他與和珅正麵抗衡。因此，阿桂選擇了保持距離，不與和珅同流合汙。平時除了參加乾隆帝召見的議政會議外，他盡量避免與和珅接觸。每當站在禦階旁時，阿桂總是有意與和珅保持十幾步的距離，顯示出一種“愕然獨立”的態度。即使和珅主動與他商談政事，阿桂也僅是敷衍應對，不與之深入交流。
乾隆帝對阿桂依舊保持著高度的信任與尊重。例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當阿桂的兒子、工部右侍郎阿必達去世時，乾隆帝特意賞賜阿桂一匣餅，並安慰他要“善自寬慰”。
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舉辦了千叟宴，阿桂被任命為宴會的領班。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禪位於其子顒琰，自己成為太上皇。嘉慶元年（1796年），顒琰正式即位為嘉慶帝。在禪位儀式中，阿桂負責“奉冊寶”。同年，清廷再次舉辦千叟宴，阿桂依舊擔任領班。同年八月，阿桂迎來了自己的八十壽辰，太上皇乾隆帝賜予他“介眉三錫”的匾額，並贈送了“純嘏懋勳延帶礪，耆齡碩望重絲綸”的對聯。九月，阿桂以耳聾為由，請求辭去兵部尚書的職務。十一月，因健康原因，阿桂正式退休，結束了長達幾十年的仕宦生涯。
嘉慶二年八月二十三日（1797年10月10日），阿桂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一歲。嘉慶帝聞訊後，立即派遣使者前往祭奠，並追贈阿桂為太保。到了九月，嘉慶帝親自前往阿桂家中致祭，並賜予葬禮，追贈諡號為“文成”，允許其入祀賢良祠。
乾隆時期，四次在紫光閣圖畫功臣像（定伊犁回部、定金川、定台灣、定廓爾喀），隻有阿桂與海蘭察“四次皆前列”。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平定西域之役中，阿桂位列前五十功臣的第十七位；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在平定大小金川之役中，阿桂成為首位功臣；在平定台灣之役中，阿桂仍是首位功臣；在廓爾喀之役中，阿桂本應因爵位高而列首位，但他謙讓給主帥福康安，自己位列第二。到了道光三年（1823年）二月，宣宗愛新覺羅·旻寧下令將阿桂配享太廟西廡，位置高於福康安。
阿桂的早期職業生涯充滿了起伏與挑戰。出生於1717年的他，成長在一個顯赫的家庭環境中，父親阿克敦作為乾隆朝的重要官員，無疑為阿桂提供了一個優越的學習和發展平台。自幼展現出的聰穎天資使得阿桂在學習上迅速脫穎而出，年紀輕輕便踏入了官學的大門，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1732年，年僅十六歲的阿桂進入官學接受教育，並在兩年後成為廩生，這意味著他已經獲得了由政府資助的學習機會，這是當時許多學子夢寐以求的位置。到了乾隆元年（1736年），阿桂憑借著家族背景和個人努力成為了副榜貢生，並很快得到了父親的蔭庇，被任命為大理寺丞，這標誌著他正式踏入了清朝的官僚體係之中。
接下來的幾年裏，阿桂的職業道路可謂是一帆風順。乾隆三年（1738年），他一舉中舉，成為了舉人，並在次年被授予兵部主事的職位。這個時期，阿桂在仕途上的發展十分順利，得到了快速晉升的機會。到了乾隆八年（1743年），阿桂已經以戶部郎中的身份成為了軍機章京，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意味著他在中央政府的核心決策機構中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好景不長，乾隆十一年（1745年），阿桂因為戶部銀庫被竊事件受到了牽連，雖然並非直接責任者，但由於監管不力，他還是被降職為吏部員外郎。這次打擊對於一個正處於上升期的年輕人來說無疑是沉重的，但它並沒有擊垮阿桂，反而激發了他更加努力的決心。
更大的考驗發生在乾隆十三年（1747年），當時阿桂跟隨兵部尚書班第赴四川處理金川事務。在這次行動中，由於前線將領訥親和張廣泗指揮失誤，導致清軍在大小金川之戰中失利，最終兩人都因此被追究責任並處死。阿桂也因為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現而受到彈劾，被指與張廣泗有關聯，並被指控誤導了訥親。麵對如此嚴重的指控，阿桂的命運似乎變得岌岌可危。
幸運的是，乾隆帝考慮到阿克敦的年邁以及阿桂作為獨子的重要性，最終決定從輕發落，未對他施以嚴懲。阿桂得以逃過一劫，但這無疑是他仕途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然而，正是這樣的經曆磨礪了他的意誌，並讓他意識到政治生涯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盡管如此，阿桂依然憑借自己的能力和滿洲貴族的身份，在被釋放後的次年即得到了重新起用的機會，並逐步恢複了自己的地位，最終在五年後晉升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開始了他更加輝煌的政治生涯。
二、隨平新疆
阿桂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參與了清朝對西北地區的軍事行動，這一時期正值清朝決定性地解決準噶爾問題的關鍵時刻。隨著厄魯特蒙古內部的動蕩，乾隆帝抓住機會，派遣大軍分兩路向準噶爾部發動進攻。這一戰役旨在完成康熙、雍正兩朝未能實現的目標——徹底平定準噶爾。
阿桂最初的任務是在烏裏雅蘇台管理台站，負責傳遞公文和供應前方所需的物資。他以勤勉謹慎的態度贏得了乾隆帝的寵臣、靖邊副將軍成袞紮布的信任。在此期間，阿桂先後被授予參讚大臣、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和工部侍郎等要職，顯示了其在軍隊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就在阿桂在前線積極工作之時，其父阿克敦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去世。阿桂被準許暫時離崗，回京料理喪事。但沒過多久，他又回到了前線繼續執行任務。在清軍的強大攻勢下，準噶爾部的割據勢力迅速瓦解，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底（1757年），大部分地區已被平定，但仍有部分殘餘勢力在頑抗。
為了徹底清除這些殘餘力量，阿桂先是率軍策應他塔喇·唐喀祿部，追擊意圖逃往俄羅斯帝國的輝特部首領舍楞。隨後，他又與副將軍瓜爾佳·富德一同追捕其他抵抗力量。這一係列的行動展示了阿桂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堅定的決心。
正當清軍準備結束對準部的軍事行動之際，天山南路的回部地區爆發了霍集占兄弟領導的叛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阿桂奉命前往霍斯庫魯克，與富德匯合，共同追擊霍集占兄弟。同年八月，兩軍在阿勒楚爾（今帕米爾巴爾唐河北雅夫索爾西南）展開激戰。此時，叛軍憑借數千兵力，誓死抵抗，戰鬥一度陷入僵局。
在關鍵時刻，阿桂親自率領數百名精銳士兵，采取迂回戰術，從山腳繞至敵人右側發起突襲。這一突如其來的攻擊讓叛軍措手不及，陣線頓時大亂。清軍隨即展開猛烈攻勢，叛軍損失慘重，被迫逃竄。阿桂繼續率軍緊追不舍，直到伊西洱庫河（即今帕米爾西之噴赤河）再次將敵軍包圍。
在清軍的連續打擊下，叛軍徹底崩潰，大量敵兵選擇投降。霍集占兄弟見大勢已去，隻好帶著少數親信逃往巴達克山（今阿富汗東北部）。同年十月，巴達克山的首領素勒坦沙向清軍獻上了霍集占兄弟的首級，宣告了這場叛亂的徹底結束。
三、兩駐伊犁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阿桂被委以重任，前往阿克蘇處理戰後的善後事宜。麵對戰亂後軍糧短缺的問題，阿桂果斷采取措施，將當地的牛羊作為伊犁駐防軍的儲備糧食，並安排專人進行牧放和照管。這一舉措不僅解決了眼前的食物供給難題，也為後續的屯田計劃奠定了物質基礎。
同年十月，阿桂與定邊將軍烏雅·兆惠會麵，共同商討伊犁駐軍及遷徙阿克蘇等地回部農民至伊犁屯田的具體辦法。乾隆帝對此高度重視，特地下令阿桂率領軍隊護送回部農民前往伊犁，並負責屯田的具體管理工作。這項任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為伊犁屯田的成功與否，直接關係到該地區未來的穩定與發展。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初，阿桂率領滿洲索倫兵、綠營兵以及回部農民前往伊犁，開始了屯田工作。伊犁地區在經曆了多年戰爭後，滿目瘡痍，重建工作麵臨重重困難。乾隆帝雖然深知駐軍和屯田的重要性，但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是否能夠取得預期效果，他心中並無十足把握。為此，乾隆帝下令各軍營大臣討論如何分兵駐守伊犁。
在這個關鍵時刻，阿桂挺身而出，力排眾議，堅持屯田的觀點。他認為，隻有通過屯田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駐軍的糧食問題，同時也能增強清軍在當地的存在感，阻止叛軍複燃，並抵禦外部勢力如俄國的侵擾。阿桂的建議得到了乾隆帝的認可和支持，並迅速實施。
在阿桂的領導下，屯田工作迅速開展起來。首先，他組織人力製造農具，指導農民和士兵進行農業生產。得益於他們的辛勤付出，當年秋天屯田就獲得了豐收，糧食產量翻倍，解決了駐軍的糧食需求問題。這極大地鼓舞了阿桂的信心，並促使他進一步推進屯田事業。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阿桂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促進屯田的發展。他禁止內地人到伊犁購買牲畜，以保障當地畜牧業的發展。同時，他還鼓勵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烏什等地的回部民眾前來伊犁屯墾，擴大了屯田規模。此外，阿桂建議在伊犁與烏魯木齊之間設立屯田兵，進一步強化了兩地之間的聯係。
得益於阿桂的精心籌劃和組織，屯田取得了顯著成果。據記載，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伊犁的屯田麵積達到了八千餘畝，糧食產量達到了兩萬七千一百多石，回屯戶均產糧四十石，總產約三萬兩千石左右。
在推動屯田生產的同時，阿桂還致力於完善屯田管理製度。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他製定了包括兵員補充、錢糧征收、官員選拔、產量分配以及屯軍家屬養贍在內的具體規定。同年的八月，固勒劄和烏哈爾裏克兩地的城堡建成，乾隆帝親自命名“安遠”城和“綏定”城。這些新城鎮不僅是屯田管理的核心區域，也成為吸引四方商賈進行貿易的商業中心，為當地帶來了繁榮與發展。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阿桂因其在伊犁屯田事務中的傑出表現，被授予一係列重要職務，包括內大臣、工部尚書、議政處行走和鑲藍旗漢軍都統等。隨著職位的提升，阿桂的責任和影響力也隨之增加。次年（1762年），他又被授予騎都尉世職，並被召回京師，以供職詢問方略，顯示了乾隆帝對其才幹的高度認可。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正月，阿桂抵達北京後，立即被任命為軍機大臣，並享有在紫禁城內騎馬的特殊待遇。同年七月，乾隆帝對阿桂在軍營中的表現給予高度評價，並下令將其一族從正藍旗抬入上三旗之一。這一決定不僅提高了阿桂家族的社會地位，也是對他個人貢獻的一種肯定。隨後，阿桂被任命為正紅旗滿洲都統，並晉升為太子太保，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
在京擔任軍機大臣期間，阿桂深受乾隆帝信任，頻繁被委派出京處理地方事務。他參與審理歸化城都統法啟案件，赴直隸霸州、文安等地督辦疏浚工程，並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以署四川總督的身份巡查金川土司郎卡擾邊情況。阿桂在處理這些事務時表現出的高效與妥善，贏得了廣泛讚譽。
然而，更大的挑戰出現在同年四月，天山南路烏什地區爆發了回部民眾起義。起義軍在首領賴和木圖拉的帶領下，反抗清朝官吏和當地上層貴族的壓迫與剝削。鑒於阿桂對當地情況的熟悉，乾隆帝命令他前往烏什，與伊犁將軍富察·明瑞合作，鎮壓起義。
阿桂與明瑞指揮清軍圍攻烏什，賴和木圖拉在戰鬥中陣亡，但起義並未就此平息，其子額色木圖拉繼續領導反抗。從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至八月，清軍曆經五個月的激烈戰鬥仍未攻克烏什。阿桂和明瑞最終采取長期圍困策略，切斷烏什與外界的所有聯係，迫使起義軍投降。額色木圖拉被捕並被處決，而普通民眾則得到了赦免。
然而，乾隆帝對阿桂和明瑞在烏什起義中的表現並不滿意，認為他們在處理過程中存在“剿辦遲延”、“示怯損威”以及“辦事草率錯謬”等問題。因此，盡管最終平定了起義，兩人仍被“交部嚴議”，後被從寬留任。阿桂也因此失去了尚書職務，留在伊犁協助明瑞治理事務。
在伊犁期間，阿桂提出了將雅爾城搬遷至楚呼楚的建議，以利用該地肥沃的土地和便利的地理位置，改善原先雅爾城距離牧場較遠、耕地不足的問題。這一建議得到了朝廷的批準。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阿桂被任命為伊犁將軍，成為了一位重要的封疆大吏。
四、對緬戰爭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清朝與緬甸貢榜王朝之間的衝突升級，雲貴總督明瑞在征緬戰爭中兵敗自盡，這使得清朝麵臨著嚴峻的外交和軍事挑戰。為了應對這一局勢，乾隆帝決定派遣高級將領進行反擊。大學士傅恒主動請纓，乾隆帝隨即任命傅恒為經略，並指定阿桂與鈕鈷祿·阿裏袞為副將軍，組成第四次對緬作戰的指揮團隊。
在接到任命後，阿桂迅速響應，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三月奉召回京，四月被授予兵部尚書的職位，六月又被任命為雲貴總督。同年十一月，阿桂抵達雲南永昌，隨即與阿裏袞率領軍隊進攻緬甸舊都木梳。在此期間，乾隆帝為了確保阿桂能夠全力投入對緬作戰，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任命明德接替阿桂擔任雲貴總督。
在備戰過程中，阿桂一方麵負責指揮軍隊攻打木梳，另一方麵還需關注後勤保障問題。他在率軍自銅壁關前往蠻暮督造戰船時，向朝廷報告了軍糧不足的情況，並請求等待傅恒抵達後再行進攻老官屯。然而，乾隆帝認為阿桂此舉是畏戰的表現，因此撤銷了他的副將軍之職，改授為參讚大臣。
同年九月，傅恒抵達前線，清軍分三路出擊，阿桂指揮蠻暮新造的戰船沿大金沙江出兵，與傅恒等會師。在老官屯的戰役中，阿桂部署伏兵於甘立寨，並取得了一定的戰果，最終與其他兩路清軍一起圍攻老官屯。
然而，由於緬軍頑強抵抗以及水土不服導致清軍大量減員，加之阿裏袞病逝、傅恒重病，形勢對清軍極為不利。在這種情況下，乾隆帝下令阿桂籌劃撤軍事宜，並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底與緬甸方麵達成和議。同年十二月，阿桂被任命為禮部尚書，負責處理戰後的善後事宜，但由於他當時仍在雲南，因此先由索爾納代理其職。
與此同時，木邦、蠻暮和孟連等地的土司頭目為了避免緬甸的威脅，請求清廷將他們安置於內地。阿桂建議將雲南大理、蒙化一帶原有的馬廠官莊田地劃給這些土司頭目居住，這一提議得到了朝廷的批準。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阿桂兼任鑲紅旗漢軍都統。然而，由於緬甸方麵未能履行議和協議，繼續扣押清廷使者，乾隆帝對此感到不滿，決定再次調整阿桂的職務，將其領侍衛內大臣、禮部尚書和鑲紅旗漢軍都統等職全部革除，僅保留內大臣的職位，並命令他繼續參與軍務以求自贖。
到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帝命令阿桂出偏師騷擾緬甸，試圖通過消耗對方實力後再行大規模進攻。然而，阿桂則建議應當大舉攻緬，這一提議並未得到乾隆帝的認可。相反，乾隆帝認為阿桂的建議不合時宜，並通過手詔嚴厲批評了阿桂，剝奪了他的官職，但允許其留在軍營效力。
五、金川元功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正當阿桂因緬甸事務屢遭貶斥之際，四川金川地區的形勢再度緊張，清朝的注意力從緬甸轉向金川。這一變化為阿桂提供了洗刷舊恥、建立新功的機會。
金川地區自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軍平定後，雖然暫時恢複了平靜，但由於該地區仍由土司管理，各土司之間時常發生爭端。乾隆中期以後，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年老，其孫索諾木開始主持土司事務，並不聽從清廷的勸誡，頻繁侵犯鄰近土司。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索諾木誘殺了革布什紮土司，而小金川的僧格桑也攻打鄂克什和明正土司，公開對抗清朝軍隊。麵對這一局勢，乾隆帝命令大學士、定邊將軍費莫·溫福自雲南赴四川，率軍征討。
溫福鑒於阿桂熟悉四川的情況，決定帶他一同前往金川戰場。同年十二月，阿桂抵達金川後，由於四川提督董天弼在戰場上表現不佳，阿桂被任命為代理提督。清軍分兩路進攻小金川，阿桂隨溫福從汶川出發，桂林則從打箭爐出發。在初期戰鬥中，阿桂率軍接連攻克巴郎拉、達木和巴宗等要塞，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二月，阿桂繼續推進，占領了資哩山和阿喀木雅等地，並因此被授予參讚大臣的職位。然而，桂林在墨壟溝的戰鬥中失利，被免職。阿桂隨即被任命為南路指揮，成為獨當一麵的大將。阿桂抵達軍營後，迅速製定了進軍策略。他發現小金川僧格桑盤踞於小金川河北的美諾，而要想攻取美諾，必須先控製其門戶僧格宗。為此，阿桂決定首先爭奪甲爾木山的戰略要地。
在八月的一個夜晚，阿桂利用大霧天氣，帶領部隊秘密集結於墨壟溝，並在拂曉前突然襲擊，成功搶占了甲爾木山。乾隆帝得知後，特頒旨嘉獎，並授予阿桂內大臣之職。十一月，阿桂攻占僧格宗，並在十二月被任命為副將軍，與溫福和豐升額共同進攻美諾。阿桂攻克美都喇嘛寺後，僧格桑被迫逃入大金川與索諾木會合。
阿桂與溫福、豐升額會師美諾後，要求索諾木交出僧格桑，但遭到拒絕。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阿桂與溫福、豐升額共同上奏，請求三路進攻大金川。此時，阿桂又被授予禮部尚書的職位。在進攻初期，阿桂等人連奪叛軍多個要塞，進展順利。然而，由於溫福指揮失誤並在戰鬥中陣亡，戰局發生了逆轉。索諾木趁機占據小金川，阿桂得知消息後，冷靜應對，親自斷後，成功撤退至達河。
乾隆帝在熱河行宮得知兵敗的消息後，決定加強兵力，授予阿桂定西將軍之職，並調派健銳、火器營及吉林索倫兵共四千人支援。阿桂迅速收複了小金川全境，乾隆帝對此大喜過望，賜詩表彰阿桂，並命其迅速轉戰大金川。
然而，大金川的防禦遠比小金川堅固，阿桂深知攻克難度較大。他做了充分準備後，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兵分三路進攻大金川。經過兩年的激烈戰鬥和圍攻，在多拉爾·海蘭察等將士的英勇衝鋒下，終於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迫使索諾木投降。阿桂妥善安置了大小金川“歸順”的藏族頭領和一般人員，並設置了副將、同知等官職分駐其地，不久設立了懋功廳，廢除了原有的土司製度。
阿桂在金川戰役中的勝利極大地提升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乾隆帝封其為一等誠謀英勇公，並晉升為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軍機處行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月，清軍凱旋回朝，乾隆帝親自到北京城南良鄉迎接，並在紫光閣舉行隆重的慶祝儀式，賜予阿桂紫韁和四開褉袍，以表彰其卓越的貢獻。
六、讚襄樞要
乾隆四十二年至乾隆五十四年間，阿桂在處理京城政務的同時，也頻繁被乾隆帝派遣到各地處理緊急和棘手的難題，其中最突出的一項就是治理河工和水利事務。從乾隆四十四年起，阿桂在數年間逐漸成為清廷“綜理部務，讚襄樞要”的第一重臣，其地位不斷提升，直至成為領班軍機大臣。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正月，黃河在河南儀封、蘭陽等地決口，阿桂被派往治理。麵對複雜的河工問題，阿桂決定在郭家莊開引河，並修建攔黃壩。然而，由於自然條件惡劣，加之氣候多變，攔黃壩多次被衝毀。阿桂轉而在下遊王家莊修築順黃壩，以積蓄水勢，迫使水流進入引河。這一方法最終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奏效，決口被成功堵住。同年十二月，阿桂又被派往浙江勘察海塘工程。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阿桂抵達浙江後，認真考察了海塘的實際情況，並進行了相應的修複工作。同年秋季，黃河再次在河南青龍岡決口，阿桂自甘肅趕赴河南，與河道總督李奉翰共同督導堵塞決口的工作。然而，在合龍時，副將李榮吉曾建議暫緩，但阿桂沒有采納。結果，合龍不久後大壩坍塌，黃河再次決口。阿桂自責並上疏自劾，乾隆帝則表示對阿桂的信任，並鼓勵他繼續努力。經過改進方案，最終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決口被堵住。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阿桂繼續被委以重任，多次前往河南、江蘇等地治理河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荊州萬城堤潰決，阿桂被派去勘察並提出解決方案。他主張先築壩再挖引河的方法，以治理長江水患。盡管阿桂在治理河工方麵的努力並未能徹底解決黃河泛濫的問題，但他確實減輕了水患帶來的損失，並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除治理河工外，阿桂還被委派處理甘肅地區的撒拉族、回族起義。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馬明心的支持下，蘇四十三和韓二個領導的起義爆發。清廷緊急調派阿桂和和珅前往督師。阿桂抵達後，憑借精良的武器和兵力優勢，成功鎮壓了起義，並采取措施壓製新教徒。然而，這些措施激起了更大的反抗，導致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第二次起義。阿桂再次被派往甘肅，最終攻陷了石峰堡，結束了起義。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灣發生林爽文起義，阿桂在外地治水期間，被乾隆帝谘詢關於用兵的方略。阿桂建議福康安應當扼守要害，分道並進，這一策略得到了乾隆帝的認可。
七、查辦欽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發生了一場被稱為“冒賑案”的貪汙大案，這起案件是由阿桂揭露和查辦的。當時，阿桂與和珅一同被派往甘肅鎮壓撒拉族和回族起義。在起義期間，甘肅地區時常下雨，這讓乾隆帝對近年來甘肅官吏頻繁上報旱災並請求賑濟的行為產生了懷疑。於是，乾隆帝下令阿桂和陝甘總督李侍堯調查此事。
阿桂和李侍堯經過調查後，發現了事情的真相。這起貪汙案始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當時的浙江布政使王亶望調任甘肅布政使。王亶望到任後，與陝甘總督勒爾謹合謀，將收捐監生的米糧改為折色銀兩，並年年虛報旱災，以監糧賑濟為名，將這些銀兩私分。這一行為嚴重損害了國家的利益和社會的公平正義。
乾隆帝得知此事後，極為震怒，並特別派遣侍郎楊魁到浙江，會同巡撫陳輝祖，將已經調回浙江的王亶望拘留審訊，並抄沒了他的家產，查獲了贓銀一百多萬兩。在確鑿的證據麵前，王亶望不得不承認自己是如何私自改變監糧製度，指示蘭州知府蔣全迪暗示各州縣官員偽報旱災，以及如何私分銀兩的罪狀。
根據王亶望的供述，乾隆帝下達命令，判處王亶望死刑，並賜勒爾謹自盡。時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讚被判絞刑，並在蘭州將蔣全迪斬首。同時，乾隆帝還命令阿桂徹查甘肅各級官員在此案中的不法行為，並規定凡冒賑私分銀兩在兩萬兩以上的官員都將被處死。阿桂經過詳細的調查和審訊，掌握了參與“冒賑案”的官員人數和冒賑銀兩的具體數目。最終，共有六十多名道府州縣官員牽涉此案，其中二十二名官員被處決，其餘的也根據情節輕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懲罰。
阿桂在查辦完此案後，還上疏建議增設倉庫，儲存糧食，以便在需要時救濟百姓。這一建議得到了乾隆帝的認可，並被采納實施。
然而，這起案件並未完全結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人舉報閩浙總督陳輝祖在查抄王亶望家產時存在舞弊行為。乾隆帝再次命令阿桂前往浙江調查此事。阿桂抵達浙江後，嚴格審訊陳輝祖，並查明了陳輝祖在抄家過程中以銀換金、隱藏玉器、抽換朝珠並將王亶望的贓物據為己有的罪行。陳輝祖因此被革職並被逮捕審問。
第二年（1783年）二月，阿桂又揭露出陳輝祖在任職期間，浙江省存在嚴重的錢糧虧空問題。乾隆帝對此極為不滿，最終下令賜陳輝祖自盡。
八、力保晚節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阿桂在視察荊州堤工後返回京城，開始了他在京處理政務的最後九年。這期間，他一直致力於處理朝中事務，直至嘉慶二年（1797年）病逝。此時的朝廷政局已逐漸被和珅及其黨羽所掌控。和珅憑借其對乾隆帝心意的精準揣摩，深得皇帝寵信，並逐漸在朝中積累了極大的權力。
阿桂雖然身為領班軍機大臣，地位高於和珅，但由於多年來頻繁被派往各地處理緊急事務，實際上在京城處理政務的時間較少，這也給了和珅機會逐步掌控朝政。阿桂對和珅專權亂政的現象感到痛心疾首，但由於乾隆帝年事已高，加上自己也已是古稀之年，身體狀況不允許他與和珅正麵抗衡。因此，阿桂選擇了保持距離，不與和珅同流合汙。平時除了參加乾隆帝召見的議政會議外，他盡量避免與和珅接觸。每當站在禦階旁時，阿桂總是有意與和珅保持十幾步的距離，顯示出一種“愕然獨立”的態度。即使和珅主動與他商談政事，阿桂也僅是敷衍應對，不與之深入交流。
乾隆帝對阿桂依舊保持著高度的信任與尊重。例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當阿桂的兒子、工部右侍郎阿必達去世時，乾隆帝特意賞賜阿桂一匣餅，並安慰他要“善自寬慰”。
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舉辦了千叟宴，阿桂被任命為宴會的領班。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禪位於其子顒琰，自己成為太上皇。嘉慶元年（1796年），顒琰正式即位為嘉慶帝。在禪位儀式中，阿桂負責“奉冊寶”。同年，清廷再次舉辦千叟宴，阿桂依舊擔任領班。同年八月，阿桂迎來了自己的八十壽辰，太上皇乾隆帝賜予他“介眉三錫”的匾額，並贈送了“純嘏懋勳延帶礪，耆齡碩望重絲綸”的對聯。九月，阿桂以耳聾為由，請求辭去兵部尚書的職務。十一月，因健康原因，阿桂正式退休，結束了長達幾十年的仕宦生涯。
嘉慶二年八月二十三日（1797年10月10日），阿桂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一歲。嘉慶帝聞訊後，立即派遣使者前往祭奠，並追贈阿桂為太保。到了九月，嘉慶帝親自前往阿桂家中致祭，並賜予葬禮，追贈諡號為“文成”，允許其入祀賢良祠。
乾隆時期，四次在紫光閣圖畫功臣像（定伊犁回部、定金川、定台灣、定廓爾喀），隻有阿桂與海蘭察“四次皆前列”。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平定西域之役中，阿桂位列前五十功臣的第十七位；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在平定大小金川之役中，阿桂成為首位功臣；在平定台灣之役中，阿桂仍是首位功臣；在廓爾喀之役中，阿桂本應因爵位高而列首位，但他謙讓給主帥福康安，自己位列第二。到了道光三年（1823年）二月，宣宗愛新覺羅·旻寧下令將阿桂配享太廟西廡，位置高於福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