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繼郡王


    僧格林沁的人生轉折點發生在少年時期,當時他還是一個來自科爾沁左翼後旗的普通四等台吉家庭的孩子。由於家境貧寒,僧格林沁在幼年時甚至有過為富人放牧的經曆。然而,命運的轉折點很快就到來。根據《蒙古世係》記載,僧格林沁是成吉思汗二弟拙赤合撒兒的二十六代孫,這個身份讓他在後來的繼承過程中占據了有利地位。


    嘉慶十六年六月五日(1811年7月24日),僧格林沁出生在科爾沁左翼後旗的一個並不顯赫的家庭中。為了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他在十二歲時被送到了昌圖老城文昌宮讀書,這表明即便是在艱苦的條件下,他的父母仍然重視他的教育。


    僧格林沁的族父索特納木多布濟是科爾沁左翼後旗的第十代紮薩克多羅郡王,他娶的是嘉慶帝的第三女莊敬和碩公主。然而,這對夫妻未能生育子女,索特納木多布濟麵臨無後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按照當時的慣例,需要在族中挑選一位合適的繼承人來延續爵位和血脈。


    道光五年(1825年),索特納木多布濟去世。在此之後不久,道光帝親自過問並參與了繼承人的選擇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年僅十四歲的僧格林沁因其出眾的儀表和良好的教養而脫穎而出,被選中作為繼承人,成為索特納木多布濟的嗣子。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僧格林沁正式承襲了紮薩克多羅郡王的爵位,成為了科爾沁第十一代紮薩克多羅郡王。這一事件徹底改變了僧格林沁的命運,使他從一個普通的牧童躍升為貴族階層的一員。


    繼承爵位後不久,僧格林沁便得到了朝廷的青睞,被安排在禦前行走,這是一個非常顯赫的位置,意味著他可以經常接近皇帝,這無疑為他未來的仕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僅如此,他還被賞賜了三眼花翎,這是一種極高的榮譽,通常隻有那些立下重大功勳的官員才會得到這樣的獎勵。


    二、最被恩眷


    僧格林沁在成為紮薩克多羅郡王之後,迅速獲得了清廷的信任與重用,他的官職與榮譽如同火箭般上升。道光六年(1826年),他獲賞使用紫韁,這是一種特殊的榮譽,意味著他可以在覲見皇帝時使用紫色韁繩,這是對高級官員的一種特別禮遇。


    道光八年(1828年),盛京將軍愛新覺羅·奕顥向朝廷匯報了一件涉及僧格林沁領地的重大事件——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旗界內,有大量無業貧民私自開墾荒地。這件事情涉及到蒙古族與漢族之間的土地使用權問題。經過調查,最終確認共有約一千四百餘戶無業貧民在此地耕種。考慮到如果強行驅逐這些貧民可能會導致社會動蕩,最終朝廷決定允許他們繼續留在那裏耕作。僧格林沁在這次事件中的表現體現了他對民生的關注以及在處理敏感事務上的成熟態度,這標誌著他在政治上的逐步成長。


    隨著僧格林沁在朝中的地位不斷上升,道光九年(1829年),他獲得了穿黃馬褂的殊榮,這表明他已經成為皇帝身邊的重要人物。隨後幾年,他接連擔任了多個重要職務,包括火器營管理、禦前大臣學習行走、禦前大臣、管理上虞備用處、善撲營、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正藍旗蒙古都統、後扈大臣等職位。特別是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他被任命為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並暫時接管正白旗蒙古都統之職,此時的僧格林沁年僅二十三歲,卻已成為正一品的大臣,躋身清廷高層。


    接下來的幾年裏,僧格林沁繼續擔任了一係列要職,包括鑲紅旗蒙古都統、總 諳 達、總理行營大臣、閱兵大臣、鑲白旗滿洲都統等。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改授鑲白旗滿洲都統,並在次年獲賞使用黃韁。這些職務不僅顯示了他在軍事方麵的才能,也表明了他在行政管理上的能力。


    到了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僧格林沁成為正黃旗滿洲都統。在此期間,他敢於揭露不法行為,如台吉幹珠爾巴諾門罕私開牧場以及理藩院失察之罪,贏得了道光帝的高度讚賞。當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時,僧格林沁迅速響應朝廷號召,組織哲裏木、卓索圖、昭烏達三盟蒙古精兵三千名,準備隨時支援前線。雖然最終這些部隊並未被調用,但僧格林沁在此次備戰中的表現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清廷中的地位。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僧格林沁被任命為右翼監督,並暫時代理正藍旗滿洲都統的職責。隨著他在朝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他又被授予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的職務。這一連串的晉升顯示了僧格林沁在清廷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到了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五月,他再度改任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在軍界的影響力。


    道光三十年(1850年),僧格林沁的職位再次變動,這次他被改授為鑲黃旗蒙古都統,同時繼續擔任禦前大臣。這一年,道光帝駕崩前夕,僧格林沁與其他九位大臣被召見,共同宣讀立太子的遺詔,這十大臣成為了顧命大臣,共同輔佐年輕的鹹豐帝。


    在道光帝去世後不久,僧格林沁受命前往密雲縣剿滅當地的土匪活動,並因此被授予左翼監督的職務。同年十二月,由於成功清除匪患,他獲得了嘉獎,並被賞賜四團正龍補服,這是一種非常高的榮譽。


    進入鹹豐朝後,僧格林沁繼續擔任禦前大臣,並一度署理鑾儀衛事。他積極參與地方治安事務,包括請求出兵鎮壓科爾沁左翼後旗佃農的抗租鬥爭,並在鹹豐二年(1852年)上書捕獲抗租領頭人吳寶泰等,將其下獄。這一係列行動表明了僧格林沁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麵所發揮的作用。


    僧格林沁自從入京以來,長期擔任侍衛職位,與道光、鹹豐兩位皇帝有著密切的接觸。他不僅擅長騎射,體力充沛,而且深得皇上的信任。《清史稿》中對他的評價極高,認為他是當時最受恩寵的大臣之一


    三、大破太平軍


    鹹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派遣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和地官正丞相李開芳率領兩萬餘人的北伐軍向北挺進,意圖推翻清廷統治。五月,北伐軍攻入河南,形勢緊迫之下,鹹豐帝命令僧格林沁督辦京城巡防事宜。僧格林沁隨即統率健銳營、外火器營、兩翼前鋒營、八旗護軍營、巡撲五營以及察哈爾各路官兵,並征調哲裏木、卓索圖、昭烏達等地的蒙古精銳部隊,出京迎戰。


    八月,太平天國的北伐軍逼近京畿重地,形勢危急。鹹豐帝親自將清太祖努爾哈赤使用過的寶刀授予僧格林沁,以示對他寄予厚望,並命其率軍進剿叛軍。九月,僧格林沁在紫荊關設防,加強防禦工事。到了十月,雙方在天津南部的王慶坨地區展開激戰,太平軍遭受重創,被迫撤退至連鎮一帶。


    鹹豐四年(1854年),僧格林沁繼續追擊太平軍,在連鎮再次大敗北伐軍。鹹豐帝對此戰功給予了高度認可,並賜予僧格林沁“湍多巴圖魯”(意為“勇猛的英雄”)的稱號,表彰其卓越戰績。


    鹹豐五年(1855年)正月,僧格林沁重整軍隊,再次與太平軍交鋒。在東連鎮的戰鬥中,太平軍奮力抵抗,但最終被僧格林沁的部隊全殲,太平天國北伐軍統帥林鳳祥被活捉。鹹豐帝對此功績極為滿意,於二月加封僧格林沁為博多勒噶台親王,並賞賜朝珠一盤、四團龍補褂一件,同時下令允許其爵位世襲罔替,俸祿加倍。六月,僧格林沁在山東馮官屯徹底消滅了太平天國另一名將李開芳的部隊,並生擒李開芳。


    僧格林沁在這兩年的時間裏,曆經數百場戰鬥,徹底摧毀了太平天國的北伐軍,林鳳祥和李開芳這兩位太平天國的名將均被擒獲。僧格林沁因此威名遠揚,與南方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曾國藩並稱為“南曾北僧”,成為清朝晚期重要的軍事將領之一。


    四、大沽之戰


    鹹豐七年(1857年)五月,僧格林沁被任命為署鑲紅旗漢軍都統。然而,隨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清廷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鹹豐八年(1858年),在直隸總督譚廷襄和直隸提督棟鄂·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失敗後,清廷與英國簽訂了《天津條約》。僧格林沁得知後,強烈反對這種妥協的做法,並向鹹豐帝奏請撤回談判代表,主張動員全國兵力和資源來對抗侵略者。但由於當時主和派占據主導地位,僧格林沁的意見並未被采納。


    到了鹹豐九年(1859年),鹹豐帝任命僧格林沁負責天津大沽口及其周邊地區的防禦工作。僧格林沁吸取了之前大沽口戰役失敗的教訓,積極加強防禦工事,整頓軍隊,為抗擊外來侵略做了充分準備。當英法聯軍的新任駐華公使普魯士和布爾布隆率領艦隊試圖強行進入大沽口時,遭到僧格林沁指揮下的中國軍隊的堅決抵抗。在這次戰鬥中,清軍擊毀了三艘英軍戰艦,並造成了英軍嚴重的傷亡,其中包括英海軍司令何伯受傷。這場戰鬥被視為中國軍隊抵抗西方列強入侵所取得的重大勝利,受到了國內外的高度讚揚,包括德國思想家卡爾·馬克思的肯定。


    然而,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再次擴大了對中國的侵略行動,攻占了舟山、大連灣、煙台等地,並封鎖了渤海灣。六月,英法聯軍再度進攻大沽口,盡管僧格林沁堅守炮台,但最終仍未能阻止聯軍的攻勢。隨著聯軍占領天津,僧格林沁的部隊敗退至通州。鹹豐帝對此次失敗極為不滿,下令剝奪了僧格林沁的部分榮譽和職務。當英法聯軍繼續向北京推進時,僧格林沁再次領軍迎戰,但在張家灣和八裏橋的戰鬥中接連失利。鹹豐帝被迫逃離北京,前往熱河避難,而英法聯軍則攻入北京,造成了圓明園被毀的曆史悲劇。事後,僧格林沁雖被革去了郡王爵位,但仍保留了欽差大臣的職務。


    五、複起剿撚


    鹹豐十年(1860年)九月,隨著撚軍在直隸、山東及河間府一帶的興起,清廷麵臨著新的內部挑戰。為了應對這一危機,清廷恢複了僧格林沁的郡王爵位,並命令他率領一萬多名清軍前往山東,對抗撚軍。僧格林沁隨即投入了這場艱巨的任務,帶領部隊與撚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


    鹹豐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根據僧格林沁的請求,其哲裏木盟長的職位由達爾罕親王索特那木彭蘇克接任。這表明僧格林沁將更多精力投入到鎮壓撚軍的行動中。


    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僧格林沁的努力得到了朝廷的認可,他被賞還博多勒噶台親王爵,並被授予世襲罔替的權利,這意味著他的爵位可以由後代繼承。與此同時,朝廷賦予了僧格林沁更大的權力,授權他節製調遣直隸、山東、河南、湖北、安徽五省的兵馬。僧格林沁利用這一權力,集結了蒙古騎兵和其他省份提供的兵力,對撚軍發動了一係列攻勢。


    在鄂東霍山黑石渡的一次戰鬥中,僧格林沁成功收降了撚軍十幾萬人,並打散了另外十幾萬撚軍。盡管取得了顯著的戰果,但清軍也在戰鬥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六、戰死沙場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僧格林沁在與撚軍的戰鬥中遭遇了致命的伏擊。撚軍利用戰術優勢,將僧格林沁引誘至山東曹州(今山東菏澤市)高樓寨,並在此設下了重重包圍圈。四月二十四日晚(陽曆5月18日),僧格林沁意識到局勢危急,決定率領少數隨從突圍。在逃至曹州西北的吳家店時,僧格林沁不幸重傷墜馬,最終被撚軍戰士張皮綆斬殺於麥田之中,年僅五十五歲。


    僧格林沁的犧牲給清廷帶來了巨大的震動,人們普遍認為失去了“國之柱石”。同治帝聞訊後,為之輟朝三日,並允許僧格林沁配享太廟,以示對其貢獻的認可。朝臣和文人士大夫紛紛作詩悼念,表達了對這位忠誠將領的深切哀悼之情。


    僧格林沁平素愛護百姓、善待士卒的形象深入人心。當他去世的消息傳開後,民間自發地舉行悼念活動,百姓們罷市哀悼,街道上充斥著悲痛的情緒。當靈柩返回北京時,沿途百姓獻上了多達七十多柄的萬民傘,並且在靈柩經過的地方,兵弁和平民皆自發地進行迎祭,哭泣之聲震耳欲聾。


    閏五月,清廷以親王的規格為僧格林沁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同治帝與慈安、慈禧兩宮太後親自出席祭奠儀式,並賜予他“忠”的諡號,還將僧格林沁的畫像掛在紫光閣,以資紀念。此外,清廷還決定在北京、山東、河南、盛京等地建立“昭忠祠”,並在科爾沁左翼後旗吉爾嘎朗博王府東建造一座祠堂,供奉僧格林沁的圖像。在額布力爾協日嘎地方,另建了一座僧格林沁的塑像祠,以表彰其功績。


    同年七月,清政府派遣專人護送僧格林沁的靈柩北上,最終將其安葬在科爾沁左翼世襲旗陵(今位於遼寧省法庫縣四家子鄉公主陵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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