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坎坷早年
彭玉麟，晚清名將，出生於1817年1月30日，即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他生於安徽安慶府懷寧縣三橋鎮，父親彭鳴九時任當地巡檢。彭玉麟的祖籍為湖南省衡州府衡陽縣查江，家族在明代洪熙年間因先人彭顯明在衡州任職而遷居於此。
彭玉麟早年的經曆頗為坎坷。道光十年（1830年），他在家讀書；次年，即道光十一年（1831年），時年十六歲的彭玉麟隨同父母返回湖南衡陽老家，處理祖母胡氏的喪事。同年，他進入位於衡州府城的石鼓書院學習。不幸的是，由於父親彭鳴九長期在外任職，家中田產遭到親族及地方勢力侵占。這一變故加上其他壓力，導致彭鳴九於道光十三年（1833年）因病去世。此時，年輕的彭玉麟才十八歲，麵對家庭困境和外界的壓力，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免受欺淩，遵照母親王氏的建議，選擇暫時隱居於石鼓書院，並開始遊學各地尋求出路。期間，他曾加入衡州協標營擔任司書一職，依靠微薄的軍餉維持生計。
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彭玉麟的人生迎來了轉折點。那一年，衡州知府高人鑒偶然間讀到了彭玉麟的文章，對其才華大加讚賞，並邀請他到府中進一步深造。隨後，在1843年，彭玉麟正式獲得了諸生的身份，這標誌著他在科舉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不久之後，他還受到了學使陳壇的認可與支持，被補充為附學生員，並再次回到了衡州協標服役。
二、諸生從戎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南地區爆發了一場由新寧人李沅發領導的起義，這場動亂迅速蔓延到了湖南、廣西等地。麵對這一局勢，次年的1850年二月，時年三十五歲的彭玉麟作為衡州協標兵的一員被派遣前往鎮壓叛軍。他隨軍渡過湖南靖州神灘，穿越黃羆嶺，一路挺進至藕團和貴州黎平牙屯堡，並在下溫與起義軍交戰取得了勝利。隨後，在四月份抵達金峰嶺後，彭玉麟率領部隊成功生擒了起義領袖李沅發。盡管彭玉麟是文官出身，但在這次軍事行動中展現出了非凡的指揮才能和勇氣，贏得了上級官員的高度讚賞。
戰後，鑒於他在戰場上的出色表現，彭玉麟被授予“臨武營外委”的職位，並獲賜藍翎以示嘉獎。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彭玉麟拒絕了這些榮譽及物質獎勵，選擇前往耒陽朋友經營的一家當鋪工作，擔任管賬先生。這顯示了他淡泊名利的一麵，以及對個人誌向追求的堅定態度。
鹹豐二年（1852年）春天，彭玉麟獲得了博士弟子員的身份，繼續替人管理質庫，居住在耒陽南關外。同年，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太平軍進攻長沙並向耒陽逼近。麵對威脅，彭玉麟果斷地變賣了自己的所有財產，用所得資金幫助當地縣令招募士兵進行防禦準備。由於耒陽已經做好充分準備，太平軍最終放棄了對該城的攻擊。事後，彭玉麟並沒有要求官方給予任何表彰或補償，僅僅請求歸還之前借出的資金用於抵抗。這一行為讓他的名聲更加顯赫，成為了人們口中的佳話。
同年七月，彭玉麟返回衡陽老家。八月間，其母王氏不幸去世，這對彭玉麟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就在這一年裏，湘軍的主要創建者之一曾國藩得知了彭玉麟的事跡後，對其十分欽佩，極力邀請彭加入自己正在組建的新式軍隊——湘軍。經過考慮之後，彭玉麟同意了曾國藩的邀請，並與之合作共同創立了湘軍水師。他們不僅采購了先進的洋炮裝備，還著手建造大型戰船，並製定了詳細的訓練製度和作戰章程
三、湘水揚波
鹹豐四年（1854年），湘軍在衡州的船廠竣工，標誌著其水師力量初步成型。此時，湘軍擁有五千名湘勇，並被編為十個營，其中湘潭駐有四營，由褚汝航、夏鑾等人領導；而衡州則駐紮了六營，以彭玉麟、楊嶽斌等人為首。在這支新成立的水師中，除了彭玉麟之外，其餘各營多由武官統領，但他們在奏報事務時都需依賴彭玉麟，因此彭玉麟實際上成為了水師的核心領導人，並且對初期製度建設貢獻良多。
同年，曾國藩發布了《討粵匪檄》，號召並組織湘軍北上對抗太平天國。這支軍隊包括了一萬七千餘人的水陸兩軍，從衡州出發。然而，太平軍石祥禎部卻在此期間擊敗了曾國藩所率湘軍，並重新占領嶽州，迫使湘軍水師撤回長沙。與此同時，太平軍林紹璋部攻占湘潭，威脅到了長沙的安全。麵對如此嚴峻的局麵，曾國藩召集諸位將領商議對策，最終決定采納彭玉麟的建議，即集中兵力攻打湘潭。
按照彭玉麟的戰略部署，曾國藩派遣褚汝航率領五營水師前往湘潭支援塔齊布指揮下的陸軍。不幸的是，在執行這一計劃時，曾國藩親自帶領四十艘戰船和八百名士兵以及當地民團攻擊靖港的太平軍，結果遭遇慘敗，曾國藩甚至因羞愧欲投水自盡，幸得身邊人及時相救才免於一死。就在同一天，彭玉麟率領的一營水師已經接近湘潭十裏的位置，並得知塔齊布的部隊已取得勝利的消息後，立即協同發起攻勢，成功焚毀了大量敵方物資。隨著守城的太平軍潰逃，湘軍順利收複湘潭，不僅解除了長沙之圍，也極大地鼓舞了士氣，使得曾國藩重拾信心繼續東征。這場戰役被視為湘軍成立以來首次重大勝利，對於改變雙方戰鬥態勢具有重要意義，後來也被認為是導致太平天國失敗的關鍵錯誤之一。
隨後不久，彭玉麟與楊嶽斌共同指揮水師再次向嶽州發起了進攻。麵對太平軍堅固防守的南津要塞，兩人巧妙地利用地形優勢設下埋伏：彭玉麟隱藏於君山附近，而楊嶽斌則潛伏在雷公湖區域。通過派出小艇誘使敵方艦隊出擊，當太平軍船隻進入預定範圍時，兩邊伏兵同時發動襲擊，一舉摧毀了超過一百艘敵艦，並多次擊退了對方的反擊嚐試。接著，他們又針對擂鼓台進行了突擊行動，盡管麵臨數量上的巨大劣勢，彭玉麟與楊嶽斌依然勇敢地駕駛著輕快的小船深入敵陣焚燒敵艦，迫使其分心救援從而贏得了寶貴的戰機。不過，在接下來的戰鬥中，由於過於自信，廣東水師總兵陳輝龍等人不慎落入敵人圈套，導致自身及多位重要將領如褚汝航、夏鑾犧牲。關鍵時刻，又是彭玉麟與楊嶽斌挺身而出試圖挽救局勢，雖然未能扭轉敗局但也展現了非凡勇氣。從此以後，湘軍水戰幾乎完全依賴於這兩位傑出將領。
四、血戰湖北
鹹豐四年（1854年）八月，隨著湘軍陸軍在多場戰役中取得勝利，水師也隨同陸上部隊進發。湘軍駐紮於沌口，準備攻打武昌。彭玉麟與各軍將領共同商議後，決定首先渡過長江，清除武昌城外的太平軍據點。當時，沿江的太平軍從塘角至青山一線布置了防線，並使用岸炮轟擊湘軍水師。然而，湘軍水師保持良好的紀律和陣型，穩步前進。麵對如此有組織的攻勢，沿岸的太平軍開始向東撤退。最終，武昌和漢陽同時被湘軍攻占。戰後，由於其卓越貢獻，彭玉麟獲得了升遷，被授予同知之職。
當太平軍放棄武昌、漢陽後，東王楊秀清命令燕王秦日綱加強田家鎮的防禦。這裏位於武昌與黃石之間的長江北岸，是通往安徽的重要門戶，地理位置極其重要。秦日綱依據有利地形，采取“連舟斷江”的策略，在江麵上設置了鐵索相連的障礙物，並在後麵部署了裝有大炮的竹木筏以及輜重，使得整個防禦體係看起來猶如一座堅固的城市。
十月十二日，彭玉麟、楊嶽斌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將領在距離田家鎮不遠的地方商討破敵之策。當晚，他們製定了詳細的作戰計劃，將水師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隊負責切斷鐵鏈；第二隊攻擊敵方炮船以掩護第一隊；第三隊待鐵鏈被切斷後立即衝鋒，焚燒敵艦；第四隊則留守老營防止敵人反撲。次日清晨，戰鬥正式打響。孫昌凱等人駕駛快艇直衝向橫跨江麵的鐵鏈，用斧頭砍斷固定鐵鏈的掛鉤，並點燃爐火將鐵鏈燒紅後予以斬斷。與此同時，彭玉麟指揮舢板小船猛烈攻擊敵方炮船，為孫昌凱等人的行動提供掩護。鐵鏈一旦被切斷，楊嶽斌即率部順流而下，直至武穴，然後放火燒毀沿途遇到的所有太平軍船隻。得益於適時刮起的東南風，大火迅速蔓延開來，共摧毀了四千餘艘敵艦，並俘獲五百餘艘。為了避免士兵因貪圖戰利品而渙散軍心，彭玉麟下令焚毀所有繳獲的船隻。隨後一天，太平軍自焚營地，撤離田家鎮，向東退往黃梅。湘軍趁勢追擊，彭玉麟所部甚至推進到了九江府附近的江麵。此次勝利使湘軍水師聲名遠揚，清廷賜予彭玉麟巴圖魯稱號，並要求各地水軍學習其戰術。
進入鹹豐五年（1855年），為了阻止湘軍繼續向東挺進，太平天國加強了石鍾山、湖口及九江等地的防守力量。翼王石達開親自坐鎮湖口指揮，羅大綱守衛對岸的梅家洲，林啟容則堅守九江，三地互為犄角之勢。曾國藩率領一萬五千餘人圍攻九江，但進展緩慢，傷亡慘重。與此同時，彭玉麟帶領水師參與其中，雖在小池口和湖口取得了一些局部勝利，卻未能改變整體局勢。一次夜間突襲導致曾國藩所在的帥船被毀，給湘軍帶來了重大損失。鑒於直接攻克九江難度極大，曾國藩轉而嚐試攻取梅家洲和湖口。期間，蕭捷三受命率領一百二十多艘小型戰船試圖通過長江進入鄱陽湖消滅太平軍水營，結果不幸被封鎖，與外界隔絕。失去這些靈活機動的小船支持後，湘軍的大船變得極為脆弱，多次遭到夜襲，遭受嚴重破壞。無奈之下，曾國藩隻得下令撤退。彭玉麟雖然盡力救援，但最終隻能跟隨殘餘部隊返回武漢。自此，湘軍水師被迫分裂為內湖和外江兩個獨立的部分。
不久之後，曾國藩指示彭玉麟帶領尚存的七十多艘較為完好的戰船前往沔陽州新堤進行修整。就在這個時候，武昌、漢陽再次落入太平軍手中。彭玉麟隨即在當地招募新兵並建造船隻，逐漸恢複了外江水師的力量，使其人數達到了三千左右，由他和楊嶽斌共同指揮。同年七月，應湖北巡撫胡林翼之邀，彭玉麟帶領部隊從金口出發，先是攻克蔡店及其周邊地區，接著又成功占領了漢陽，並在此過程中俘虜了多名太平軍高級將領。隨後，他還接連奪取了五顯廟、晴川閣等地，並在葉家洲焚燒了兩百餘艘敵船，進一步鞏固了湘軍在該區域的優勢地位。
鹹豐四年（1854年），湘軍水師在從沙口返回沌口的途中遭遇了太平軍的猛烈炮擊。在這次戰鬥中，彭玉麟所乘坐的戰船桅杆被炮火打斷，船隻無法繼續前進，情況十分危急。就在此時，楊嶽斌駕駛的戰船經過，但當彭玉麟向他呼救時，楊嶽斌卻假裝沒有聽見，迅速離開了現場。幸運的是，彭玉麟部下的成發翔恰好駕著一艘舢板經過，彭玉麟得以跳入其中逃過一劫。事後，湖北巡撫胡林翼上書稱讚彭玉麟“忠勇冠軍”，並指出其膽識與堅定。清廷也對此事給予了嘉獎，並以道員的身份記名。
隨著戰爭局勢的發展，塔齊布去世，蕭捷三也在戰場上陣亡，內湖水師失去了領導核心。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決定調遣彭玉麟來江西接管內湖水師。當時彭玉麟正在長沙休假，接到命令後，盡管袁州、瑞州等地已被太平軍占領，導致前往江西的道路受阻，彭玉麟仍然設法偽裝成一名遊學乞食者，穿著破舊的衣服徒步行走七百裏，巧妙地避開了沿途太平軍的盤查，最終成功抵達南昌的曾國藩大營。接手內湖水師後，彭玉麟進行了大規模的整頓和擴充，使得水師規模達到了十營六百艘船，大大增強了戰鬥力。
到了鹹豐六年（1856年），彭玉麟因功被提拔為廣東惠潮嘉道。在此期間，他在樟樹鎮、臨江吳城以及塗家埠等地多次擊敗太平軍，重新奪回了南康等地，展現了卓越的指揮才能。緊接著，在鹹豐七年（1857年），由於曾國藩回家處理父親喪事，彭玉麟與楊嶽斌共同接過了曾國藩麾下湘軍的指揮權。同年九月，湖口地區的拉鋸戰迎來了轉折點，隨著鄂東地區戰鬥的結束及江西援軍的到來，第二次湖口戰役拉開序幕。彭玉麟與楊嶽斌商定采取夾擊策略進攻湖口，然而內湖水師卻被困於石鍾山和梅家洲外，難以突破敵人的防線。麵對這一困境，彭玉麟果斷指揮內湖水師分三隊強行突圍，與此同時，楊嶽斌率領外江水師到達湖口附近提供火力支援。通過這次行動，兩支分離已久的水師部隊終於實現了會合，極大地鼓舞了士氣。隨後，他們聯手攻克了湖口及其對岸的梅家洲，彭玉麟也因此獲得了加按察使銜的榮譽。
進入鹹豐八年（1858年），彭玉麟與楊嶽斌帶領湘軍水師連續攻占了樅陽、大通、銅陵和峽口等多個太平軍據點，配合陸上的李續賓部隊成功收複九江府城。對於這一係列勝利，清廷再次給予高度評價，授予彭玉麟布政使銜作為獎勵。
五、連戰克捷
鹹豐十年（1860年），彭玉麟與楊嶽斌合並兵力，共同應對太平軍的威脅。他們分兵救援受到攻擊的彭澤和湖口，並成功攻克了都昌。這次行動不僅鞏固了湘軍在長江沿岸的地位，也為後續的戰略部署奠定了基礎。
到了鹹豐十一年（1861年）初，彭玉麟抵達下巴河，指揮水師阻止了太平天國陳玉成部渡江南下的企圖。這一勝利對於保持清廷對長江下遊地區的控製至關重要。一個多月後，清廷授予彭玉麟廣東按察使之職，以表彰他的貢獻。隨後，彭玉麟與李續宜合作，率部采取水陸並進的方式，連續攻克了湖北孝感、天門、應城、黃州、德安等地，進一步削弱了太平軍的力量。鑒於其卓越的表現，朝廷決定擢升彭玉麟為安徽巡撫，並命令他協助欽差大臣袁甲三處理軍務。然而，彭玉麟認為自己更擅長軍事而非民政管理，擔心自己的長處得不到發揮，因此三次辭謝該任命。最終，朝廷尊重了他的意願，改任他為水師提督，繼續發揮他在海軍方麵的專長。
進入同治元年（1862年），彭玉麟被任命為兵部右侍郎，並奉詔節製鎮將。盡管職位提升可能引起同僚間的嫉妒或不滿，尤其是與楊嶽斌的關係，但彭玉麟通過巧妙地協調雙方關係，確保了兩人能夠和平共事。此外，他還負責監管新設立的太湖水師。同年，彭玉麟率領湘軍水師配合曾國荃的陸軍進攻江寧府（即太平天國首都天京）。經過一係列艱苦卓絕的戰鬥，包括攻克銅城閘、巢縣、含山、和州等要地，以及突破雍家鎮、裕溪口等重要據點，最終占領了長江上的關鍵位置金柱關。每次戰役中，彭玉麟總是親臨前線督戰，乘坐小船跟隨部隊前進，並使用紅旗作為指揮標誌，以此激勵士氣。有時，他還會秘密潛入陸軍陣地考察作戰情況，這種隨機出現的方式讓所有官兵都不敢有絲毫懈怠。在他的嚴格監督下，軍隊紀律嚴明，所到之處軍民均不敢違法亂紀。
隨著戰事的發展，彭玉麟協同王明山等人攻陷江寧頭關，而曾國荃則駐紮於城南雨花台。彭玉麟帶領湘軍水師進抵江寧護城河口，麵對太平軍從東壩拖出數百艘戰船布防於固城和南漪兩湖的情況，彭玉麟果斷指揮水師小艇深入湖泊作戰，最終擊潰敵方防線。接下來的一年裏，彭玉麟與楊嶽斌再次聯手，向江浦發起攻勢，迫使守軍撤退。隨後，他們集中力量攻打九洑洲這個戰略要地，在付出重大代價後終於將其攻克。自此以後，湘軍水師可以在長江上自由航行，不再受阻。緊接著，彭玉麟又參與了解除青陽之圍的行動，並與鮑超部聯合攻占高淳、東壩、溧水等地，徹底切斷了天京的所有物資補給線。為此，清廷賜予彭玉麟黃馬褂以示嘉獎。不久之後，隨著楊嶽斌調往江西督師，彭玉麟開始獨自統領整個湘軍水師。
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隨著天京被清軍攻破，標誌著長達十餘年的太平天國運動正式宣告失敗。清廷為了表彰彭玉麟創立湘軍水師並在平定叛亂過程中作出的巨大貢獻，特地賞加他太子少保銜，並賜封一等輕車都尉世職。
六、籌防江海
同治四年（1865年），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結束，清廷開始著手處理戰後事務。同年，同治帝欲任命彭玉麟為漕運總督，負責管理全國糧食運輸這一重要職務。然而，彭玉麟以自己不熟悉漕政、性格急躁且見識有限為由，堅決推辭了這一職位。他的態度誠懇，最終使得同治帝放棄了這一任命，但仍然要求他與曾國藩等人商討湘軍水師的後續安排。這表明盡管戰爭已經結束，彭玉麟在軍事領域的影響力依然顯著。
到了同治七年（1868年），彭玉麟與曾國藩共同製定了長江水師的營製，確立了一係列規章製度來確保水師的有效運作。次年春天，彭玉麟請求回家守孝，並得到了朝廷的批準，由黃翼升接替其職務，掌管長江水師。然而，在彭玉麟離開後，長江水師逐漸失去了紀律性，出現了許多問題，包括士兵生活奢侈、技能退化等，甚至有人建議廢除這支水師隊伍。
同治十一年（1872年），隨著曾國藩的去世，清廷再次召回彭玉麟，希望他能夠巡閱並整頓長江水師。麵對水師內部的問題，彭玉麟提出了詳細的改革方案，強調必須謹慎選拔將領、革除不良習慣、加強軍隊管理和恢複原有的製度。他還特別指出，長江水師不應該同時訓練弓箭技術，以免分散精力。此外，彭玉麟對一百多名表現不佳的軍官進行了彈劾，並建議讓身體狀況不佳的黃翼升退休，推薦李成謀接任長江水師提督一職。經過他的努力，長江水師的士氣和戰鬥力得到了顯著提升。
年底，彭玉麟入京覲見皇帝及兩宮太後，討論了長江水師以及江海防禦的相關事宜。慈禧太後對他提出的見解表示讚賞，並授予他“紫禁城騎馬”的榮譽。隨後，彭玉麟被任命為兵部右侍郎，參與了同治帝大婚的籌備工作，擔任宮門彈壓大臣。不過，他很快又辭去了在京中的官職，回到長江繼續巡視工作。
光緒元年（1875年），彭玉麟向朝廷上書，提出國家自強需要從四個方麵著手：清理吏治、嚴格軍紀、端正士風、減輕百姓負擔。這些提議反映了他對國家未來發展的深刻思考。接下來的幾年裏，彭玉麟多次往返於湖南與長江之間，繼續監督水師的工作。
光緒七年（1881年），彭玉麟被提名擔任兩江總督，但他連續兩次上疏請辭，顯示了他對權力並不熱衷的態度。最終，朝廷決定讓左宗棠接任此職，但仍保留彭玉麟對江防和海防的監督權。在此期間，彭玉麟還就長江提督駐地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建議江南提督應專注於海防，增加現代化軍艦數量；而長江提督則應集中力量於江防，並與海軍合作進行聯合訓練。
光緒八年（1882年），彭玉麟在京察考核中被評為一等官員，顯示出他在朝中的地位和貢獻得到了廣泛認可。次年，他被擢升為兵部尚書，但依舊選擇了拒絕接受。即便如此，在之後的考核中，彭玉麟仍然保持了一等的好成績，成為了曆史上少見的未實際任職卻仍能獲得高度評價的官員之一。
七、複起抗法
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中國南部沿海地區麵臨著來自法國的威脅。在這場危機中，彭玉麟再次被朝廷召喚，赴廣東參與籌辦防務工作。他迅速行動，招募了四千人隨行，並將部隊駐紮在大黃駪。為了更好地防禦可能的入侵，彭玉麟部署了多條防線：派遣部將王之春和黃得勝負責瓊州、欽州以及靈山等地的防守；婁雲慶和王永章等人則駐守沙角和大角，與當地的粵軍聯合行動。此外，他還加強了士兵的人數，設置了堡壘，並組織當地漁民協助把守內海港口。盡管最終法國軍隊並未進攻這些區域，但彭玉麟所采取的一係列措施極大地提高了該地區的防禦能力。
次年，即光緒十一年（1885年），清軍在鎮南關和諒山取得了重要勝利，迫使法國方麵同意停戰談判。雖然戰爭暫時告一段落，但彭玉麟並沒有放鬆警惕。他向朝廷上書，建議繼續保持嚴密的攻守態勢，以防不測，並提出了六條關於如何改善海防狀況的具體建議。這些建議反映了他對國家安全問題的深刻理解和長遠考慮。
到了光緒十二年（1886年），彭玉麟又做出了一個重要的貢獻——他捐出了自己的俸銀一萬二千兩，用於在家鄉建立船山書院，以培養更多的人才服務於國家和社會。這一舉動不僅體現了他的愛國情懷，也展示了他對教育事業的支持和重視。
然而，在這段時期裏，彭玉麟的身體狀況卻每況愈下。早在西湖期間，他就已經患有偏癱之症。在廣東三年的時間裏，由於長期暴露於惡劣的氣候條件之下，使得他的舊疾更加嚴重。當他離開廣東北上時，病情已經惡化到無法正常進食、說話的地步，甚至走路都需要多人攙扶。盡管如此，彭玉麟仍然多次請求辭官回家休養，但都被清廷婉拒，希望他能繼續為國效力。
直到光緒十四年（1888年），彭玉麟帶病完成了最後一次對長江水師的巡閱任務。當到達安慶時，安徽巡撫陳彝見其病情危急，立即向朝廷報告了這一情況。麵對這樣的現實，清廷終於同意讓彭玉麟退休回鄉，但仍保留了他的巡閱差使。此後，彭玉麟的身體狀況日益惡化，但他依然關心著國家大事。
光緒十六年三月初六日（1890年4月24日），彭玉麟在衡州湘江東岸的退省庵逝世，享年七十五歲。據記載，臨終前他身邊隻有幾位老兵陪伴。彭玉麟一生忠誠於職守，無論是在前線指揮作戰還是在後方籌劃防務，都表現出了非凡的能力和堅定的決心。他的去世對於當時正處於變革時期的清朝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得知彭玉麟去世的消息後，光緒帝深感悲痛，並頒布詔書表彰其功績，追贈太子太保銜，並按照尚書的標準給予撫恤金，同時賜予“剛直”的諡號。此外，還下令在彭玉麟的原籍及其立功省份為其建立專祠，並將其生平事跡載入國史館。彭玉麟的孫子彭見紳也被擢升為郎中，其他家族成員如彭見綬、彭見粹等也得到了吏部的特別引見。同年十一月，彭玉麟被安葬於衡陽章木寺附近，結束了這位傑出將領光輝而充滿奉獻精神的一生。
彭玉麟，晚清名將，出生於1817年1月30日，即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他生於安徽安慶府懷寧縣三橋鎮，父親彭鳴九時任當地巡檢。彭玉麟的祖籍為湖南省衡州府衡陽縣查江，家族在明代洪熙年間因先人彭顯明在衡州任職而遷居於此。
彭玉麟早年的經曆頗為坎坷。道光十年（1830年），他在家讀書；次年，即道光十一年（1831年），時年十六歲的彭玉麟隨同父母返回湖南衡陽老家，處理祖母胡氏的喪事。同年，他進入位於衡州府城的石鼓書院學習。不幸的是，由於父親彭鳴九長期在外任職，家中田產遭到親族及地方勢力侵占。這一變故加上其他壓力，導致彭鳴九於道光十三年（1833年）因病去世。此時，年輕的彭玉麟才十八歲，麵對家庭困境和外界的壓力，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免受欺淩，遵照母親王氏的建議，選擇暫時隱居於石鼓書院，並開始遊學各地尋求出路。期間，他曾加入衡州協標營擔任司書一職，依靠微薄的軍餉維持生計。
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彭玉麟的人生迎來了轉折點。那一年，衡州知府高人鑒偶然間讀到了彭玉麟的文章，對其才華大加讚賞，並邀請他到府中進一步深造。隨後，在1843年，彭玉麟正式獲得了諸生的身份，這標誌著他在科舉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不久之後，他還受到了學使陳壇的認可與支持，被補充為附學生員，並再次回到了衡州協標服役。
二、諸生從戎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南地區爆發了一場由新寧人李沅發領導的起義，這場動亂迅速蔓延到了湖南、廣西等地。麵對這一局勢，次年的1850年二月，時年三十五歲的彭玉麟作為衡州協標兵的一員被派遣前往鎮壓叛軍。他隨軍渡過湖南靖州神灘，穿越黃羆嶺，一路挺進至藕團和貴州黎平牙屯堡，並在下溫與起義軍交戰取得了勝利。隨後，在四月份抵達金峰嶺後，彭玉麟率領部隊成功生擒了起義領袖李沅發。盡管彭玉麟是文官出身，但在這次軍事行動中展現出了非凡的指揮才能和勇氣，贏得了上級官員的高度讚賞。
戰後，鑒於他在戰場上的出色表現，彭玉麟被授予“臨武營外委”的職位，並獲賜藍翎以示嘉獎。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彭玉麟拒絕了這些榮譽及物質獎勵，選擇前往耒陽朋友經營的一家當鋪工作，擔任管賬先生。這顯示了他淡泊名利的一麵，以及對個人誌向追求的堅定態度。
鹹豐二年（1852年）春天，彭玉麟獲得了博士弟子員的身份，繼續替人管理質庫，居住在耒陽南關外。同年，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太平軍進攻長沙並向耒陽逼近。麵對威脅，彭玉麟果斷地變賣了自己的所有財產，用所得資金幫助當地縣令招募士兵進行防禦準備。由於耒陽已經做好充分準備，太平軍最終放棄了對該城的攻擊。事後，彭玉麟並沒有要求官方給予任何表彰或補償，僅僅請求歸還之前借出的資金用於抵抗。這一行為讓他的名聲更加顯赫，成為了人們口中的佳話。
同年七月，彭玉麟返回衡陽老家。八月間，其母王氏不幸去世，這對彭玉麟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就在這一年裏，湘軍的主要創建者之一曾國藩得知了彭玉麟的事跡後，對其十分欽佩，極力邀請彭加入自己正在組建的新式軍隊——湘軍。經過考慮之後，彭玉麟同意了曾國藩的邀請，並與之合作共同創立了湘軍水師。他們不僅采購了先進的洋炮裝備，還著手建造大型戰船，並製定了詳細的訓練製度和作戰章程
三、湘水揚波
鹹豐四年（1854年），湘軍在衡州的船廠竣工，標誌著其水師力量初步成型。此時，湘軍擁有五千名湘勇，並被編為十個營，其中湘潭駐有四營，由褚汝航、夏鑾等人領導；而衡州則駐紮了六營，以彭玉麟、楊嶽斌等人為首。在這支新成立的水師中，除了彭玉麟之外，其餘各營多由武官統領，但他們在奏報事務時都需依賴彭玉麟，因此彭玉麟實際上成為了水師的核心領導人，並且對初期製度建設貢獻良多。
同年，曾國藩發布了《討粵匪檄》，號召並組織湘軍北上對抗太平天國。這支軍隊包括了一萬七千餘人的水陸兩軍，從衡州出發。然而，太平軍石祥禎部卻在此期間擊敗了曾國藩所率湘軍，並重新占領嶽州，迫使湘軍水師撤回長沙。與此同時，太平軍林紹璋部攻占湘潭，威脅到了長沙的安全。麵對如此嚴峻的局麵，曾國藩召集諸位將領商議對策，最終決定采納彭玉麟的建議，即集中兵力攻打湘潭。
按照彭玉麟的戰略部署，曾國藩派遣褚汝航率領五營水師前往湘潭支援塔齊布指揮下的陸軍。不幸的是，在執行這一計劃時，曾國藩親自帶領四十艘戰船和八百名士兵以及當地民團攻擊靖港的太平軍，結果遭遇慘敗，曾國藩甚至因羞愧欲投水自盡，幸得身邊人及時相救才免於一死。就在同一天，彭玉麟率領的一營水師已經接近湘潭十裏的位置，並得知塔齊布的部隊已取得勝利的消息後，立即協同發起攻勢，成功焚毀了大量敵方物資。隨著守城的太平軍潰逃，湘軍順利收複湘潭，不僅解除了長沙之圍，也極大地鼓舞了士氣，使得曾國藩重拾信心繼續東征。這場戰役被視為湘軍成立以來首次重大勝利，對於改變雙方戰鬥態勢具有重要意義，後來也被認為是導致太平天國失敗的關鍵錯誤之一。
隨後不久，彭玉麟與楊嶽斌共同指揮水師再次向嶽州發起了進攻。麵對太平軍堅固防守的南津要塞，兩人巧妙地利用地形優勢設下埋伏：彭玉麟隱藏於君山附近，而楊嶽斌則潛伏在雷公湖區域。通過派出小艇誘使敵方艦隊出擊，當太平軍船隻進入預定範圍時，兩邊伏兵同時發動襲擊，一舉摧毀了超過一百艘敵艦，並多次擊退了對方的反擊嚐試。接著，他們又針對擂鼓台進行了突擊行動，盡管麵臨數量上的巨大劣勢，彭玉麟與楊嶽斌依然勇敢地駕駛著輕快的小船深入敵陣焚燒敵艦，迫使其分心救援從而贏得了寶貴的戰機。不過，在接下來的戰鬥中，由於過於自信，廣東水師總兵陳輝龍等人不慎落入敵人圈套，導致自身及多位重要將領如褚汝航、夏鑾犧牲。關鍵時刻，又是彭玉麟與楊嶽斌挺身而出試圖挽救局勢，雖然未能扭轉敗局但也展現了非凡勇氣。從此以後，湘軍水戰幾乎完全依賴於這兩位傑出將領。
四、血戰湖北
鹹豐四年（1854年）八月，隨著湘軍陸軍在多場戰役中取得勝利，水師也隨同陸上部隊進發。湘軍駐紮於沌口，準備攻打武昌。彭玉麟與各軍將領共同商議後，決定首先渡過長江，清除武昌城外的太平軍據點。當時，沿江的太平軍從塘角至青山一線布置了防線，並使用岸炮轟擊湘軍水師。然而，湘軍水師保持良好的紀律和陣型，穩步前進。麵對如此有組織的攻勢，沿岸的太平軍開始向東撤退。最終，武昌和漢陽同時被湘軍攻占。戰後，由於其卓越貢獻，彭玉麟獲得了升遷，被授予同知之職。
當太平軍放棄武昌、漢陽後，東王楊秀清命令燕王秦日綱加強田家鎮的防禦。這裏位於武昌與黃石之間的長江北岸，是通往安徽的重要門戶，地理位置極其重要。秦日綱依據有利地形，采取“連舟斷江”的策略，在江麵上設置了鐵索相連的障礙物，並在後麵部署了裝有大炮的竹木筏以及輜重，使得整個防禦體係看起來猶如一座堅固的城市。
十月十二日，彭玉麟、楊嶽斌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將領在距離田家鎮不遠的地方商討破敵之策。當晚，他們製定了詳細的作戰計劃，將水師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隊負責切斷鐵鏈；第二隊攻擊敵方炮船以掩護第一隊；第三隊待鐵鏈被切斷後立即衝鋒，焚燒敵艦；第四隊則留守老營防止敵人反撲。次日清晨，戰鬥正式打響。孫昌凱等人駕駛快艇直衝向橫跨江麵的鐵鏈，用斧頭砍斷固定鐵鏈的掛鉤，並點燃爐火將鐵鏈燒紅後予以斬斷。與此同時，彭玉麟指揮舢板小船猛烈攻擊敵方炮船，為孫昌凱等人的行動提供掩護。鐵鏈一旦被切斷，楊嶽斌即率部順流而下，直至武穴，然後放火燒毀沿途遇到的所有太平軍船隻。得益於適時刮起的東南風，大火迅速蔓延開來，共摧毀了四千餘艘敵艦，並俘獲五百餘艘。為了避免士兵因貪圖戰利品而渙散軍心，彭玉麟下令焚毀所有繳獲的船隻。隨後一天，太平軍自焚營地，撤離田家鎮，向東退往黃梅。湘軍趁勢追擊，彭玉麟所部甚至推進到了九江府附近的江麵。此次勝利使湘軍水師聲名遠揚，清廷賜予彭玉麟巴圖魯稱號，並要求各地水軍學習其戰術。
進入鹹豐五年（1855年），為了阻止湘軍繼續向東挺進，太平天國加強了石鍾山、湖口及九江等地的防守力量。翼王石達開親自坐鎮湖口指揮，羅大綱守衛對岸的梅家洲，林啟容則堅守九江，三地互為犄角之勢。曾國藩率領一萬五千餘人圍攻九江，但進展緩慢，傷亡慘重。與此同時，彭玉麟帶領水師參與其中，雖在小池口和湖口取得了一些局部勝利，卻未能改變整體局勢。一次夜間突襲導致曾國藩所在的帥船被毀，給湘軍帶來了重大損失。鑒於直接攻克九江難度極大，曾國藩轉而嚐試攻取梅家洲和湖口。期間，蕭捷三受命率領一百二十多艘小型戰船試圖通過長江進入鄱陽湖消滅太平軍水營，結果不幸被封鎖，與外界隔絕。失去這些靈活機動的小船支持後，湘軍的大船變得極為脆弱，多次遭到夜襲，遭受嚴重破壞。無奈之下，曾國藩隻得下令撤退。彭玉麟雖然盡力救援，但最終隻能跟隨殘餘部隊返回武漢。自此，湘軍水師被迫分裂為內湖和外江兩個獨立的部分。
不久之後，曾國藩指示彭玉麟帶領尚存的七十多艘較為完好的戰船前往沔陽州新堤進行修整。就在這個時候，武昌、漢陽再次落入太平軍手中。彭玉麟隨即在當地招募新兵並建造船隻，逐漸恢複了外江水師的力量，使其人數達到了三千左右，由他和楊嶽斌共同指揮。同年七月，應湖北巡撫胡林翼之邀，彭玉麟帶領部隊從金口出發，先是攻克蔡店及其周邊地區，接著又成功占領了漢陽，並在此過程中俘虜了多名太平軍高級將領。隨後，他還接連奪取了五顯廟、晴川閣等地，並在葉家洲焚燒了兩百餘艘敵船，進一步鞏固了湘軍在該區域的優勢地位。
鹹豐四年（1854年），湘軍水師在從沙口返回沌口的途中遭遇了太平軍的猛烈炮擊。在這次戰鬥中，彭玉麟所乘坐的戰船桅杆被炮火打斷，船隻無法繼續前進，情況十分危急。就在此時，楊嶽斌駕駛的戰船經過，但當彭玉麟向他呼救時，楊嶽斌卻假裝沒有聽見，迅速離開了現場。幸運的是，彭玉麟部下的成發翔恰好駕著一艘舢板經過，彭玉麟得以跳入其中逃過一劫。事後，湖北巡撫胡林翼上書稱讚彭玉麟“忠勇冠軍”，並指出其膽識與堅定。清廷也對此事給予了嘉獎，並以道員的身份記名。
隨著戰爭局勢的發展，塔齊布去世，蕭捷三也在戰場上陣亡，內湖水師失去了領導核心。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決定調遣彭玉麟來江西接管內湖水師。當時彭玉麟正在長沙休假，接到命令後，盡管袁州、瑞州等地已被太平軍占領，導致前往江西的道路受阻，彭玉麟仍然設法偽裝成一名遊學乞食者，穿著破舊的衣服徒步行走七百裏，巧妙地避開了沿途太平軍的盤查，最終成功抵達南昌的曾國藩大營。接手內湖水師後，彭玉麟進行了大規模的整頓和擴充，使得水師規模達到了十營六百艘船，大大增強了戰鬥力。
到了鹹豐六年（1856年），彭玉麟因功被提拔為廣東惠潮嘉道。在此期間，他在樟樹鎮、臨江吳城以及塗家埠等地多次擊敗太平軍，重新奪回了南康等地，展現了卓越的指揮才能。緊接著，在鹹豐七年（1857年），由於曾國藩回家處理父親喪事，彭玉麟與楊嶽斌共同接過了曾國藩麾下湘軍的指揮權。同年九月，湖口地區的拉鋸戰迎來了轉折點，隨著鄂東地區戰鬥的結束及江西援軍的到來，第二次湖口戰役拉開序幕。彭玉麟與楊嶽斌商定采取夾擊策略進攻湖口，然而內湖水師卻被困於石鍾山和梅家洲外，難以突破敵人的防線。麵對這一困境，彭玉麟果斷指揮內湖水師分三隊強行突圍，與此同時，楊嶽斌率領外江水師到達湖口附近提供火力支援。通過這次行動，兩支分離已久的水師部隊終於實現了會合，極大地鼓舞了士氣。隨後，他們聯手攻克了湖口及其對岸的梅家洲，彭玉麟也因此獲得了加按察使銜的榮譽。
進入鹹豐八年（1858年），彭玉麟與楊嶽斌帶領湘軍水師連續攻占了樅陽、大通、銅陵和峽口等多個太平軍據點，配合陸上的李續賓部隊成功收複九江府城。對於這一係列勝利，清廷再次給予高度評價，授予彭玉麟布政使銜作為獎勵。
五、連戰克捷
鹹豐十年（1860年），彭玉麟與楊嶽斌合並兵力，共同應對太平軍的威脅。他們分兵救援受到攻擊的彭澤和湖口，並成功攻克了都昌。這次行動不僅鞏固了湘軍在長江沿岸的地位，也為後續的戰略部署奠定了基礎。
到了鹹豐十一年（1861年）初，彭玉麟抵達下巴河，指揮水師阻止了太平天國陳玉成部渡江南下的企圖。這一勝利對於保持清廷對長江下遊地區的控製至關重要。一個多月後，清廷授予彭玉麟廣東按察使之職，以表彰他的貢獻。隨後，彭玉麟與李續宜合作，率部采取水陸並進的方式，連續攻克了湖北孝感、天門、應城、黃州、德安等地，進一步削弱了太平軍的力量。鑒於其卓越的表現，朝廷決定擢升彭玉麟為安徽巡撫，並命令他協助欽差大臣袁甲三處理軍務。然而，彭玉麟認為自己更擅長軍事而非民政管理，擔心自己的長處得不到發揮，因此三次辭謝該任命。最終，朝廷尊重了他的意願，改任他為水師提督，繼續發揮他在海軍方麵的專長。
進入同治元年（1862年），彭玉麟被任命為兵部右侍郎，並奉詔節製鎮將。盡管職位提升可能引起同僚間的嫉妒或不滿，尤其是與楊嶽斌的關係，但彭玉麟通過巧妙地協調雙方關係，確保了兩人能夠和平共事。此外，他還負責監管新設立的太湖水師。同年，彭玉麟率領湘軍水師配合曾國荃的陸軍進攻江寧府（即太平天國首都天京）。經過一係列艱苦卓絕的戰鬥，包括攻克銅城閘、巢縣、含山、和州等要地，以及突破雍家鎮、裕溪口等重要據點，最終占領了長江上的關鍵位置金柱關。每次戰役中，彭玉麟總是親臨前線督戰，乘坐小船跟隨部隊前進，並使用紅旗作為指揮標誌，以此激勵士氣。有時，他還會秘密潛入陸軍陣地考察作戰情況，這種隨機出現的方式讓所有官兵都不敢有絲毫懈怠。在他的嚴格監督下，軍隊紀律嚴明，所到之處軍民均不敢違法亂紀。
隨著戰事的發展，彭玉麟協同王明山等人攻陷江寧頭關，而曾國荃則駐紮於城南雨花台。彭玉麟帶領湘軍水師進抵江寧護城河口，麵對太平軍從東壩拖出數百艘戰船布防於固城和南漪兩湖的情況，彭玉麟果斷指揮水師小艇深入湖泊作戰，最終擊潰敵方防線。接下來的一年裏，彭玉麟與楊嶽斌再次聯手，向江浦發起攻勢，迫使守軍撤退。隨後，他們集中力量攻打九洑洲這個戰略要地，在付出重大代價後終於將其攻克。自此以後，湘軍水師可以在長江上自由航行，不再受阻。緊接著，彭玉麟又參與了解除青陽之圍的行動，並與鮑超部聯合攻占高淳、東壩、溧水等地，徹底切斷了天京的所有物資補給線。為此，清廷賜予彭玉麟黃馬褂以示嘉獎。不久之後，隨著楊嶽斌調往江西督師，彭玉麟開始獨自統領整個湘軍水師。
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隨著天京被清軍攻破，標誌著長達十餘年的太平天國運動正式宣告失敗。清廷為了表彰彭玉麟創立湘軍水師並在平定叛亂過程中作出的巨大貢獻，特地賞加他太子少保銜，並賜封一等輕車都尉世職。
六、籌防江海
同治四年（1865年），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結束，清廷開始著手處理戰後事務。同年，同治帝欲任命彭玉麟為漕運總督，負責管理全國糧食運輸這一重要職務。然而，彭玉麟以自己不熟悉漕政、性格急躁且見識有限為由，堅決推辭了這一職位。他的態度誠懇，最終使得同治帝放棄了這一任命，但仍然要求他與曾國藩等人商討湘軍水師的後續安排。這表明盡管戰爭已經結束，彭玉麟在軍事領域的影響力依然顯著。
到了同治七年（1868年），彭玉麟與曾國藩共同製定了長江水師的營製，確立了一係列規章製度來確保水師的有效運作。次年春天，彭玉麟請求回家守孝，並得到了朝廷的批準，由黃翼升接替其職務，掌管長江水師。然而，在彭玉麟離開後，長江水師逐漸失去了紀律性，出現了許多問題，包括士兵生活奢侈、技能退化等，甚至有人建議廢除這支水師隊伍。
同治十一年（1872年），隨著曾國藩的去世，清廷再次召回彭玉麟，希望他能夠巡閱並整頓長江水師。麵對水師內部的問題，彭玉麟提出了詳細的改革方案，強調必須謹慎選拔將領、革除不良習慣、加強軍隊管理和恢複原有的製度。他還特別指出，長江水師不應該同時訓練弓箭技術，以免分散精力。此外，彭玉麟對一百多名表現不佳的軍官進行了彈劾，並建議讓身體狀況不佳的黃翼升退休，推薦李成謀接任長江水師提督一職。經過他的努力，長江水師的士氣和戰鬥力得到了顯著提升。
年底，彭玉麟入京覲見皇帝及兩宮太後，討論了長江水師以及江海防禦的相關事宜。慈禧太後對他提出的見解表示讚賞，並授予他“紫禁城騎馬”的榮譽。隨後，彭玉麟被任命為兵部右侍郎，參與了同治帝大婚的籌備工作，擔任宮門彈壓大臣。不過，他很快又辭去了在京中的官職，回到長江繼續巡視工作。
光緒元年（1875年），彭玉麟向朝廷上書，提出國家自強需要從四個方麵著手：清理吏治、嚴格軍紀、端正士風、減輕百姓負擔。這些提議反映了他對國家未來發展的深刻思考。接下來的幾年裏，彭玉麟多次往返於湖南與長江之間，繼續監督水師的工作。
光緒七年（1881年），彭玉麟被提名擔任兩江總督，但他連續兩次上疏請辭，顯示了他對權力並不熱衷的態度。最終，朝廷決定讓左宗棠接任此職，但仍保留彭玉麟對江防和海防的監督權。在此期間，彭玉麟還就長江提督駐地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建議江南提督應專注於海防，增加現代化軍艦數量；而長江提督則應集中力量於江防，並與海軍合作進行聯合訓練。
光緒八年（1882年），彭玉麟在京察考核中被評為一等官員，顯示出他在朝中的地位和貢獻得到了廣泛認可。次年，他被擢升為兵部尚書，但依舊選擇了拒絕接受。即便如此，在之後的考核中，彭玉麟仍然保持了一等的好成績，成為了曆史上少見的未實際任職卻仍能獲得高度評價的官員之一。
七、複起抗法
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中國南部沿海地區麵臨著來自法國的威脅。在這場危機中，彭玉麟再次被朝廷召喚，赴廣東參與籌辦防務工作。他迅速行動，招募了四千人隨行，並將部隊駐紮在大黃駪。為了更好地防禦可能的入侵，彭玉麟部署了多條防線：派遣部將王之春和黃得勝負責瓊州、欽州以及靈山等地的防守；婁雲慶和王永章等人則駐守沙角和大角，與當地的粵軍聯合行動。此外，他還加強了士兵的人數，設置了堡壘，並組織當地漁民協助把守內海港口。盡管最終法國軍隊並未進攻這些區域，但彭玉麟所采取的一係列措施極大地提高了該地區的防禦能力。
次年，即光緒十一年（1885年），清軍在鎮南關和諒山取得了重要勝利，迫使法國方麵同意停戰談判。雖然戰爭暫時告一段落，但彭玉麟並沒有放鬆警惕。他向朝廷上書，建議繼續保持嚴密的攻守態勢，以防不測，並提出了六條關於如何改善海防狀況的具體建議。這些建議反映了他對國家安全問題的深刻理解和長遠考慮。
到了光緒十二年（1886年），彭玉麟又做出了一個重要的貢獻——他捐出了自己的俸銀一萬二千兩，用於在家鄉建立船山書院，以培養更多的人才服務於國家和社會。這一舉動不僅體現了他的愛國情懷，也展示了他對教育事業的支持和重視。
然而，在這段時期裏，彭玉麟的身體狀況卻每況愈下。早在西湖期間，他就已經患有偏癱之症。在廣東三年的時間裏，由於長期暴露於惡劣的氣候條件之下，使得他的舊疾更加嚴重。當他離開廣東北上時，病情已經惡化到無法正常進食、說話的地步，甚至走路都需要多人攙扶。盡管如此，彭玉麟仍然多次請求辭官回家休養，但都被清廷婉拒，希望他能繼續為國效力。
直到光緒十四年（1888年），彭玉麟帶病完成了最後一次對長江水師的巡閱任務。當到達安慶時，安徽巡撫陳彝見其病情危急，立即向朝廷報告了這一情況。麵對這樣的現實，清廷終於同意讓彭玉麟退休回鄉，但仍保留了他的巡閱差使。此後，彭玉麟的身體狀況日益惡化，但他依然關心著國家大事。
光緒十六年三月初六日（1890年4月24日），彭玉麟在衡州湘江東岸的退省庵逝世，享年七十五歲。據記載，臨終前他身邊隻有幾位老兵陪伴。彭玉麟一生忠誠於職守，無論是在前線指揮作戰還是在後方籌劃防務，都表現出了非凡的能力和堅定的決心。他的去世對於當時正處於變革時期的清朝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得知彭玉麟去世的消息後，光緒帝深感悲痛，並頒布詔書表彰其功績，追贈太子太保銜，並按照尚書的標準給予撫恤金，同時賜予“剛直”的諡號。此外，還下令在彭玉麟的原籍及其立功省份為其建立專祠，並將其生平事跡載入國史館。彭玉麟的孫子彭見紳也被擢升為郎中，其他家族成員如彭見綬、彭見粹等也得到了吏部的特別引見。同年十一月，彭玉麟被安葬於衡陽章木寺附近，結束了這位傑出將領光輝而充滿奉獻精神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