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自門蔭
榮祿的仕途始於他家族的深厚背景以及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作為滿洲正白旗的一員，榮祿出生在一個享有特權的家庭，這一身份本身就決定了他在清朝官僚體係中的起點要高於普通百姓。正白旗是“上三旗”之一，這不僅意味著榮祿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還意味著他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權力中心。
榮祿的父親長壽是一名軍事將領，在道光年間就因為參與抵抗英國入侵者而在戰場上嶄露頭角。然而，在榮祿的成長過程中，長壽卻因參與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而犧牲，同時，榮祿的伯父也在同一場戰爭中陣亡。兩位長輩的英勇事跡使得榮氏家族得到了清廷的高度評價，榮祿也因此獲得了繼承家族榮譽的機會。
根據當時的製度，榮祿作為戰死官員的後代，得以通過門蔭製度直接進入官場。門蔭製度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殊的繼承製度，允許官宦之家的子弟因先輩功勳而獲得相應的官職或待遇。因此，在1852年，榮祿被任命為騎都尉兼一雲騎尉，這是對他家族貢獻的認可，也是他步入仕途的開始。
隨後幾年裏，榮祿的官職不斷晉升，從最初的觀政到後來的主事、員外郎，最終成為戶部銀庫員外郎。這一係列的升遷反映了清政府對榮祿及其家族的認可，同時也體現了當時官場的一種普遍現象：即對於那些出身名門、有著顯赫家族背景的人士來說，他們更容易獲得高位。
然而，榮祿的成功並非完全依賴於家族的影響。學者戴海斌指出，榮祿雖然出身於有一定影響力的家族，但他並沒有通過傳統的科舉途徑來獲得官職，而是更多地依靠自己在處理實際政務中的表現以及參與軍事行動中的表現來贏得提升的機會。尤其是在處理與財政相關的事務方麵，榮祿展現出了卓越的能力，這使他在戶部的工作得到了認可。
二、武事與旗務
榮祿在鹹豐末年至同治年間的仕途，是一個從低級官員逐步成長為重要軍事及行政官員的過程。這一時期，榮祿經曆了清朝內憂外患交織的局麵，他的職業生涯也由此發生了重要的轉折。
鹹豐十年（1860年），榮祿卷入了戶部官錢局案，這是一場涉及大量官員貪汙腐敗的案件，導致了許多高級官員被罷免甚至遭到嚴懲。榮祿雖被牽連，但幸運的是，他並未因此而中斷仕途。鹹豐十一年（1861年），隨著鹹豐帝駕崩，榮祿因捐輸軍餉而被授予候補道的職位，並很快被委以神機營文案處翼長的重要職務。這一變化得益於軍機大臣文祥的支持，後者在辛酉政變後成為了榮祿職業生涯中的重要助力。
同治三年（1864年），榮祿擔任神機營全營翼長，這標誌著他在軍事領域內的進一步提升。隨後的一年，他受命帶領部隊鎮壓所謂的“馬賊”，並在不久後獲得了副都統銜，同時管理健銳營事務。這一時期，榮祿不僅在軍事指揮上有所建樹，還在管理軍隊日常訓練和操練方麵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到了同治七年（1868年），麵對撚軍威脅京師安全的情況，榮祿被指派協助恭親王奕欣進行防禦部署，並因此被提拔為左翼總兵。這次經曆不僅加深了榮祿與恭親王的關係，也為他在軍事上的聲譽增添了新的一頁。此後，榮祿在軍隊中的地位愈發穩固，先後擔任鑲黃旗滿洲副都統等多個要職。
除了在軍事上的成就，榮祿也開始涉足更廣泛的行政事務。同治十年（1871年）以後，他開始參與旗務管理，並擔任過多個部門的侍郎職務，包括工部、戶部和吏部。這些職務不僅讓他熟悉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核心運作機製，也為他積累了寶貴的行政經驗。同治十三年（1874年），榮祿甚至被任命為總管內務府大臣，負責皇家的日常事務。
三、切磋與外放
光緒初年，榮祿在經曆了短暫的輝煌後遭遇了職業上的低穀。從光緒元年（1875年）至光緒六年（1880年），榮祿的職業生涯經曆了起伏，這不僅是個人命運的變化，也是當時複雜政治局勢下的一個縮影。
光緒元年（1875年），榮祿被兼署步軍統領，這是一個重要的軍事職務，負責京城的安全保衛工作。兩年後，即光緒三年（1877年），他正式擔任此職，顯示了他在軍事領域的重要性。然而，到了光緒四年（1878年），榮祿的官職再次躍升，被任命為左都禦史、工部尚書。但是，由於健康原因，他不得不解除了工部尚書的職務，並辭去了總管內務府大臣的職位。
光緒五年（1879年），榮祿因為在普祥峪定東陵工程中的貢獻而獲得嘉獎，但就在這一年，他主動申請離職。緊接著，光緒六年（1880年），榮祿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被指控受賄，遭受降職處分。此次事件不僅僅是個人名譽受損的問題，更是牽扯到了當時的政治鬥爭。
榮祿的失勢，背後有著複雜的政治背景。當時，清朝內部存在著“南北之爭”，即以沈桂芬為代表的南方官員與以李鴻藻為代表的北方官員之間的權力鬥爭。榮祿的處境惡化可能與此有關聯。此外，還有觀點認為，內務府內部的權力爭鬥也是導致榮祿被排擠的原因之一。
直到光緒十一年（1885年），榮祿才得以擺脫之前的處分，重新獲得朝廷的信任。然而，此次複出並非立即回到中央要職，而是被外放到地方任職。光緒十七年（1891年），榮祿被任命為西安將軍，這雖然是一個重要的軍事職位，但在當時卻意味著遠離權力核心。
在西安將軍任上，榮祿結識了董福祥，這位後來成為義和團運動中重要人物的將領。
四、甲午複起
在光緒二十年的動蕩歲月裏，甲午戰爭的烽火點燃了清朝的邊疆，國家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在這場國難之際，恭親王奕?慧眼識人，推薦榮祿複出，擔任步軍統領並會辦軍務。榮祿臨危受命，迅速設立了巡防局，親自督理五城團防，以強化京城的防禦力量。同年，他還被召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始在國家的外交與內政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
隨著戰事的持續，榮祿的才能與忠誠得到了朝廷的進一步認可。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他榮升兵部尚書，這一職位無疑是對他軍事才能和領導能力的肯定。次年四月，榮祿又被授予協辦大學士的殊榮，其政治地位進一步穩固。
然而，榮祿的仕途並非一帆風順。剛上任不久，他就遭遇了禦史胡景桂彈劾袁世凱的事件。袁世凱當時在天津小站練兵，其改革軍製的舉措觸動了某些保守勢力的利益。榮祿被派往天津核實情況，他通過實地考察，深刻認識到編練新軍對於國家未來的重要性。在調查結束後，榮祿不僅為袁世凱辯護，還高度評價了他的才能與努力，使得袁世凱得以免遭不白之冤。
在光緒二十三年，榮祿又積極參與了上駟院贓案的查核工作，展現了他公正無私的一麵。同年十二月，他向朝廷提出了設立武備特科和在各省設立武備學堂的建議，旨在培養更多具有現代軍事知識的將領，以加強國家的軍事力量。此外，榮祿還主張廣練兵團，以增強國家的防守能力。
五、戊戌政變
戊戌政變是清朝末年一個重要的曆史轉折點，發生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年。這一年，光緒帝試圖推行一係列旨在改革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新政措施，以期挽救日益衰落的清朝統治。然而，這些改革觸及了保守勢力的利益，最終引發了戊戌政變，導致了改革失敗。
榮祿在這場政變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榮祿被任命為大學士，隨後在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接替王文韶，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五月四日（6月22日），榮祿的大學士殿閣定為文淵閣，次日（6月23日）正式擔任直隸總督，同時兼任北洋通商大臣。這一係列任命使得榮祿在中央和地方都擁有極大的權力，為他在政變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礎。
關於榮祿在戊戌政變中的具體角色，傳統觀點認為他是通過袁世凱的告密而得知了維新派的計劃，並迅速采取行動，促使慈禧太後發動政變。然而，現代史學研究指出，這一說法並不準確。實際上，向榮祿告密的關鍵人物很可能是楊崇伊，而不是袁世凱。楊崇伊當時意圖投靠榮祿，以此獲取更高的地位。
在政變前夕，榮祿的確回到了京城，並與京城中的滿洲權貴如慶王奕匡等人策劃了此次行動。政變發生後，慈禧太後重新掌握了大權，維新派的主要成員如譚嗣同等六君子被處決，而支持改革的光緒帝則被軟禁。
榮祿本人對戊戌政變的看法可以從他給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信中窺見一斑。他認為中國應該致力於增強軍事實力和財政狀況，從而實現國家的自強。然而，他也意識到改變舊有的製度和習俗並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在他看來，新政如同給虛弱的身體注射猛藥，雖然意圖良好，但卻可能加劇病情。
六、節製北洋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變之後，榮祿在清廷的地位得到了鞏固，特別是在軍事方麵。政變後不久，榮祿便被授予軍機大臣之職，並繼續節製北洋各軍。同年八月二十六日（10月11日），慈禧太後任命榮祿為練兵欽差大臣，賦予他節製宋慶、董福祥、聶士成、袁世凱等所部及北洋各軍的權力。這表明榮祿在軍隊中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
到了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二十日（6月27日），榮祿成功組建了武衛軍，這支軍隊成為了清朝後期重要的軍事力量。隨後，他還組織了武衛先鋒軍和其他部隊，進一步加強了其在軍事上的地位。在這一時期，榮祿對於光緒帝的廢立問題，從最初的猶豫轉變為堅定的反對態度。這反映了榮祿在政局變動中的複雜立場。
同年十月十五日（11月17日），協辦大學士剛毅從廣東返回京城，並開始聯合其他勢力向榮祿施壓。剛毅指責榮祿信任的蘇元春，並試圖通過批評榮祿涉嫌貪腐來削弱其影響力。此外，剛毅還推動了對康有為和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的追責，導致慈禧罷免了廖壽恒的軍機大臣職位，取而代之的是趙舒翹。這一係列舉動動搖了榮祿所維持的政局平衡。
與此同時，剛毅等人還試圖廢除京師大學堂，但遭到了榮祿的堅決反對。榮祿不僅維護了京師大學堂的存在，還提議增設武備學堂，並得到了批準，顯示出他在教育改革方麵的積極態度。
到了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1900年1月7日），榮祿支持李鴻章離京前往兩廣總督任上，以避免卷入更為複雜的宮廷鬥爭。然而，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清廷還是宣布封載漪之子溥儁為皇子，即所謂的“大阿哥”，以應對廢黜光緒帝的壓力。
七、庚子之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北京及其周邊地區迅速蔓延，這一事件最終演變成了庚子之難，即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在這一曆史背景下，榮祿扮演了一個複雜而關鍵的角色。
隨著義和團運動的加劇，榮祿多次請求朝廷采取措施鎮壓義和團，並提出保護各國使館的建議。然而，隨著形勢的發展，榮祿采取了一種被稱為“明攻暗保”的策略。在圍攻使館的過程中，榮祿表麵上參與了對使館的攻擊，但實際上卻向使館輸送食品，並幫助使館與外界保持通訊聯係。這一策略反映了榮祿在危機時刻的審慎態度，以及他試圖在不同勢力之間尋求平衡的努力。
然而，隨著戰局的惡化，慈禧太後攜光緒帝逃離北京，榮祿被命令留在北京處理事務。北京陷落後，榮祿暫時駐留在保定，並在慈禧的命令下，被任命為“會辦全權大臣”，參與與八國聯軍的談判。與此同時，李鴻章奏請讓榮祿返回“行在”，即慈禧太後避難的地方。這一舉動既是為了通過榮祿影響慈禧的決策，也是為了保護榮祿，使其免於進一步的政治風險。
閏八月十三日（10月6日），榮祿奉詔前往西安行在。在此期間，榮祿麵臨著來自載漪、端王等人的排擠，這些人試圖阻止榮祿前往行在，以便繼續掌控朝政。然而，在東南督撫的幫助下，榮祿最終得以抵達行在。東南督撫們還試圖為武衛中軍圍攻使館的行為向列強進行辯護，希望減輕對榮祿的追究。
抵達西安後，榮祿重新掌握了樞密院的權力，但他的行動仍然受到慈禧太後的控製。榮祿在處理政務時傾向於保護載漪等人，這引起了李鴻章等督撫的不滿。在這種複雜的權力格局中，《辛醜條約》的談判逐漸展開，並最終達成協議。隨著剛毅、李鴻章等人的去世，以及主戰派貴族被圈禁，榮祿在晚清國勢衰頹之際達到了個人政治地位的頂峰。
八、壽終京第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庚子之亂後的中國處於動蕩與變革之中。榮祿在這一時期繼續擔任重要職務，並積極參與國家大事。六月十日（7月25日），榮祿被任命為管理戶部事務的大臣，這意味著他在經濟和財政方麵承擔起了更加重要的責任。
同年，榮祿支持了劉坤一和張之洞提出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的變法主張。這一變法倡議旨在通過改革來振興國家，反映了當時一部分官員試圖通過現代化來挽救清朝統治的努力。榮祿的支持表明他在某種程度上認同變法的必要性。
十一月（1902年1月），隨著兩宮回鑾，榮祿也隨扈自西安返回北京。在此期間，他被加封為太子少保銜，並轉任文華殿大學士。十二月二十四日（1902年2月2日），榮祿正式定為文華殿大學士，這標誌著他在朝廷中的地位進一步穩固。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十八日（8月31日），榮祿的女兒瓜爾佳·幼蘭與醇親王載灃結為夫妻，這一婚姻是慈禧太後的安排。幼蘭後來生下了宣統帝溥儀，這也使得榮祿與未來的皇帝有了親屬關係，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
然而，晚年的榮祿麵臨著健康問題和個人生活的不幸。由於疾病纏身，他時常需要請假休養，無法像以前那樣積極參與朝政。庚子之亂後，武衛軍的慘敗，加上妻子和兒子的相繼去世，給榮祿帶來了巨大的精神打擊。這些個人悲劇使得他在處理政務時顯得更加疲憊不堪。
榮祿在晚年受到了不少批評。他的辦事效率低下，處理政務時往往拖延，且有任人唯親、貪汙受賄的嫌疑。這些行為不僅損害了他的個人聲譽，也讓人們對他的執政能力產生了質疑。這可能是導致他曆史形象不佳的原因之一。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十四日（4月11日），榮祿在北京家中逝世。他的遺折在去世當日被呈送給了朝廷。清廷在同一天追贈他為太傅，並賜予他“文忠”的諡號，晉封為一等男爵。
榮祿的仕途始於他家族的深厚背景以及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作為滿洲正白旗的一員，榮祿出生在一個享有特權的家庭，這一身份本身就決定了他在清朝官僚體係中的起點要高於普通百姓。正白旗是“上三旗”之一，這不僅意味著榮祿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還意味著他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權力中心。
榮祿的父親長壽是一名軍事將領，在道光年間就因為參與抵抗英國入侵者而在戰場上嶄露頭角。然而，在榮祿的成長過程中，長壽卻因參與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而犧牲，同時，榮祿的伯父也在同一場戰爭中陣亡。兩位長輩的英勇事跡使得榮氏家族得到了清廷的高度評價，榮祿也因此獲得了繼承家族榮譽的機會。
根據當時的製度，榮祿作為戰死官員的後代，得以通過門蔭製度直接進入官場。門蔭製度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殊的繼承製度，允許官宦之家的子弟因先輩功勳而獲得相應的官職或待遇。因此，在1852年，榮祿被任命為騎都尉兼一雲騎尉，這是對他家族貢獻的認可，也是他步入仕途的開始。
隨後幾年裏，榮祿的官職不斷晉升，從最初的觀政到後來的主事、員外郎，最終成為戶部銀庫員外郎。這一係列的升遷反映了清政府對榮祿及其家族的認可，同時也體現了當時官場的一種普遍現象：即對於那些出身名門、有著顯赫家族背景的人士來說，他們更容易獲得高位。
然而，榮祿的成功並非完全依賴於家族的影響。學者戴海斌指出，榮祿雖然出身於有一定影響力的家族，但他並沒有通過傳統的科舉途徑來獲得官職，而是更多地依靠自己在處理實際政務中的表現以及參與軍事行動中的表現來贏得提升的機會。尤其是在處理與財政相關的事務方麵，榮祿展現出了卓越的能力，這使他在戶部的工作得到了認可。
二、武事與旗務
榮祿在鹹豐末年至同治年間的仕途，是一個從低級官員逐步成長為重要軍事及行政官員的過程。這一時期，榮祿經曆了清朝內憂外患交織的局麵，他的職業生涯也由此發生了重要的轉折。
鹹豐十年（1860年），榮祿卷入了戶部官錢局案，這是一場涉及大量官員貪汙腐敗的案件，導致了許多高級官員被罷免甚至遭到嚴懲。榮祿雖被牽連，但幸運的是，他並未因此而中斷仕途。鹹豐十一年（1861年），隨著鹹豐帝駕崩，榮祿因捐輸軍餉而被授予候補道的職位，並很快被委以神機營文案處翼長的重要職務。這一變化得益於軍機大臣文祥的支持，後者在辛酉政變後成為了榮祿職業生涯中的重要助力。
同治三年（1864年），榮祿擔任神機營全營翼長，這標誌著他在軍事領域內的進一步提升。隨後的一年，他受命帶領部隊鎮壓所謂的“馬賊”，並在不久後獲得了副都統銜，同時管理健銳營事務。這一時期，榮祿不僅在軍事指揮上有所建樹，還在管理軍隊日常訓練和操練方麵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到了同治七年（1868年），麵對撚軍威脅京師安全的情況，榮祿被指派協助恭親王奕欣進行防禦部署，並因此被提拔為左翼總兵。這次經曆不僅加深了榮祿與恭親王的關係，也為他在軍事上的聲譽增添了新的一頁。此後，榮祿在軍隊中的地位愈發穩固，先後擔任鑲黃旗滿洲副都統等多個要職。
除了在軍事上的成就，榮祿也開始涉足更廣泛的行政事務。同治十年（1871年）以後，他開始參與旗務管理，並擔任過多個部門的侍郎職務，包括工部、戶部和吏部。這些職務不僅讓他熟悉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核心運作機製，也為他積累了寶貴的行政經驗。同治十三年（1874年），榮祿甚至被任命為總管內務府大臣，負責皇家的日常事務。
三、切磋與外放
光緒初年，榮祿在經曆了短暫的輝煌後遭遇了職業上的低穀。從光緒元年（1875年）至光緒六年（1880年），榮祿的職業生涯經曆了起伏，這不僅是個人命運的變化，也是當時複雜政治局勢下的一個縮影。
光緒元年（1875年），榮祿被兼署步軍統領，這是一個重要的軍事職務，負責京城的安全保衛工作。兩年後，即光緒三年（1877年），他正式擔任此職，顯示了他在軍事領域的重要性。然而，到了光緒四年（1878年），榮祿的官職再次躍升，被任命為左都禦史、工部尚書。但是，由於健康原因，他不得不解除了工部尚書的職務，並辭去了總管內務府大臣的職位。
光緒五年（1879年），榮祿因為在普祥峪定東陵工程中的貢獻而獲得嘉獎，但就在這一年，他主動申請離職。緊接著，光緒六年（1880年），榮祿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被指控受賄，遭受降職處分。此次事件不僅僅是個人名譽受損的問題，更是牽扯到了當時的政治鬥爭。
榮祿的失勢，背後有著複雜的政治背景。當時，清朝內部存在著“南北之爭”，即以沈桂芬為代表的南方官員與以李鴻藻為代表的北方官員之間的權力鬥爭。榮祿的處境惡化可能與此有關聯。此外，還有觀點認為，內務府內部的權力爭鬥也是導致榮祿被排擠的原因之一。
直到光緒十一年（1885年），榮祿才得以擺脫之前的處分，重新獲得朝廷的信任。然而，此次複出並非立即回到中央要職，而是被外放到地方任職。光緒十七年（1891年），榮祿被任命為西安將軍，這雖然是一個重要的軍事職位，但在當時卻意味著遠離權力核心。
在西安將軍任上，榮祿結識了董福祥，這位後來成為義和團運動中重要人物的將領。
四、甲午複起
在光緒二十年的動蕩歲月裏，甲午戰爭的烽火點燃了清朝的邊疆，國家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在這場國難之際，恭親王奕?慧眼識人，推薦榮祿複出，擔任步軍統領並會辦軍務。榮祿臨危受命，迅速設立了巡防局，親自督理五城團防，以強化京城的防禦力量。同年，他還被召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始在國家的外交與內政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
隨著戰事的持續，榮祿的才能與忠誠得到了朝廷的進一步認可。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他榮升兵部尚書，這一職位無疑是對他軍事才能和領導能力的肯定。次年四月，榮祿又被授予協辦大學士的殊榮，其政治地位進一步穩固。
然而，榮祿的仕途並非一帆風順。剛上任不久，他就遭遇了禦史胡景桂彈劾袁世凱的事件。袁世凱當時在天津小站練兵，其改革軍製的舉措觸動了某些保守勢力的利益。榮祿被派往天津核實情況，他通過實地考察，深刻認識到編練新軍對於國家未來的重要性。在調查結束後，榮祿不僅為袁世凱辯護，還高度評價了他的才能與努力，使得袁世凱得以免遭不白之冤。
在光緒二十三年，榮祿又積極參與了上駟院贓案的查核工作，展現了他公正無私的一麵。同年十二月，他向朝廷提出了設立武備特科和在各省設立武備學堂的建議，旨在培養更多具有現代軍事知識的將領，以加強國家的軍事力量。此外，榮祿還主張廣練兵團，以增強國家的防守能力。
五、戊戌政變
戊戌政變是清朝末年一個重要的曆史轉折點，發生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年。這一年，光緒帝試圖推行一係列旨在改革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新政措施，以期挽救日益衰落的清朝統治。然而，這些改革觸及了保守勢力的利益，最終引發了戊戌政變，導致了改革失敗。
榮祿在這場政變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榮祿被任命為大學士，隨後在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接替王文韶，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五月四日（6月22日），榮祿的大學士殿閣定為文淵閣，次日（6月23日）正式擔任直隸總督，同時兼任北洋通商大臣。這一係列任命使得榮祿在中央和地方都擁有極大的權力，為他在政變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礎。
關於榮祿在戊戌政變中的具體角色，傳統觀點認為他是通過袁世凱的告密而得知了維新派的計劃，並迅速采取行動，促使慈禧太後發動政變。然而，現代史學研究指出，這一說法並不準確。實際上，向榮祿告密的關鍵人物很可能是楊崇伊，而不是袁世凱。楊崇伊當時意圖投靠榮祿，以此獲取更高的地位。
在政變前夕，榮祿的確回到了京城，並與京城中的滿洲權貴如慶王奕匡等人策劃了此次行動。政變發生後，慈禧太後重新掌握了大權，維新派的主要成員如譚嗣同等六君子被處決，而支持改革的光緒帝則被軟禁。
榮祿本人對戊戌政變的看法可以從他給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信中窺見一斑。他認為中國應該致力於增強軍事實力和財政狀況，從而實現國家的自強。然而，他也意識到改變舊有的製度和習俗並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在他看來，新政如同給虛弱的身體注射猛藥，雖然意圖良好，但卻可能加劇病情。
六、節製北洋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變之後，榮祿在清廷的地位得到了鞏固，特別是在軍事方麵。政變後不久，榮祿便被授予軍機大臣之職，並繼續節製北洋各軍。同年八月二十六日（10月11日），慈禧太後任命榮祿為練兵欽差大臣，賦予他節製宋慶、董福祥、聶士成、袁世凱等所部及北洋各軍的權力。這表明榮祿在軍隊中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
到了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二十日（6月27日），榮祿成功組建了武衛軍，這支軍隊成為了清朝後期重要的軍事力量。隨後，他還組織了武衛先鋒軍和其他部隊，進一步加強了其在軍事上的地位。在這一時期，榮祿對於光緒帝的廢立問題，從最初的猶豫轉變為堅定的反對態度。這反映了榮祿在政局變動中的複雜立場。
同年十月十五日（11月17日），協辦大學士剛毅從廣東返回京城，並開始聯合其他勢力向榮祿施壓。剛毅指責榮祿信任的蘇元春，並試圖通過批評榮祿涉嫌貪腐來削弱其影響力。此外，剛毅還推動了對康有為和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的追責，導致慈禧罷免了廖壽恒的軍機大臣職位，取而代之的是趙舒翹。這一係列舉動動搖了榮祿所維持的政局平衡。
與此同時，剛毅等人還試圖廢除京師大學堂，但遭到了榮祿的堅決反對。榮祿不僅維護了京師大學堂的存在，還提議增設武備學堂，並得到了批準，顯示出他在教育改革方麵的積極態度。
到了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1900年1月7日），榮祿支持李鴻章離京前往兩廣總督任上，以避免卷入更為複雜的宮廷鬥爭。然而，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清廷還是宣布封載漪之子溥儁為皇子，即所謂的“大阿哥”，以應對廢黜光緒帝的壓力。
七、庚子之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北京及其周邊地區迅速蔓延，這一事件最終演變成了庚子之難，即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在這一曆史背景下，榮祿扮演了一個複雜而關鍵的角色。
隨著義和團運動的加劇，榮祿多次請求朝廷采取措施鎮壓義和團，並提出保護各國使館的建議。然而，隨著形勢的發展，榮祿采取了一種被稱為“明攻暗保”的策略。在圍攻使館的過程中，榮祿表麵上參與了對使館的攻擊，但實際上卻向使館輸送食品，並幫助使館與外界保持通訊聯係。這一策略反映了榮祿在危機時刻的審慎態度，以及他試圖在不同勢力之間尋求平衡的努力。
然而，隨著戰局的惡化，慈禧太後攜光緒帝逃離北京，榮祿被命令留在北京處理事務。北京陷落後，榮祿暫時駐留在保定，並在慈禧的命令下，被任命為“會辦全權大臣”，參與與八國聯軍的談判。與此同時，李鴻章奏請讓榮祿返回“行在”，即慈禧太後避難的地方。這一舉動既是為了通過榮祿影響慈禧的決策，也是為了保護榮祿，使其免於進一步的政治風險。
閏八月十三日（10月6日），榮祿奉詔前往西安行在。在此期間，榮祿麵臨著來自載漪、端王等人的排擠，這些人試圖阻止榮祿前往行在，以便繼續掌控朝政。然而，在東南督撫的幫助下，榮祿最終得以抵達行在。東南督撫們還試圖為武衛中軍圍攻使館的行為向列強進行辯護，希望減輕對榮祿的追究。
抵達西安後，榮祿重新掌握了樞密院的權力，但他的行動仍然受到慈禧太後的控製。榮祿在處理政務時傾向於保護載漪等人，這引起了李鴻章等督撫的不滿。在這種複雜的權力格局中，《辛醜條約》的談判逐漸展開，並最終達成協議。隨著剛毅、李鴻章等人的去世，以及主戰派貴族被圈禁，榮祿在晚清國勢衰頹之際達到了個人政治地位的頂峰。
八、壽終京第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庚子之亂後的中國處於動蕩與變革之中。榮祿在這一時期繼續擔任重要職務，並積極參與國家大事。六月十日（7月25日），榮祿被任命為管理戶部事務的大臣，這意味著他在經濟和財政方麵承擔起了更加重要的責任。
同年，榮祿支持了劉坤一和張之洞提出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的變法主張。這一變法倡議旨在通過改革來振興國家，反映了當時一部分官員試圖通過現代化來挽救清朝統治的努力。榮祿的支持表明他在某種程度上認同變法的必要性。
十一月（1902年1月），隨著兩宮回鑾，榮祿也隨扈自西安返回北京。在此期間，他被加封為太子少保銜，並轉任文華殿大學士。十二月二十四日（1902年2月2日），榮祿正式定為文華殿大學士，這標誌著他在朝廷中的地位進一步穩固。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十八日（8月31日），榮祿的女兒瓜爾佳·幼蘭與醇親王載灃結為夫妻，這一婚姻是慈禧太後的安排。幼蘭後來生下了宣統帝溥儀，這也使得榮祿與未來的皇帝有了親屬關係，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
然而，晚年的榮祿麵臨著健康問題和個人生活的不幸。由於疾病纏身，他時常需要請假休養，無法像以前那樣積極參與朝政。庚子之亂後，武衛軍的慘敗，加上妻子和兒子的相繼去世，給榮祿帶來了巨大的精神打擊。這些個人悲劇使得他在處理政務時顯得更加疲憊不堪。
榮祿在晚年受到了不少批評。他的辦事效率低下，處理政務時往往拖延，且有任人唯親、貪汙受賄的嫌疑。這些行為不僅損害了他的個人聲譽，也讓人們對他的執政能力產生了質疑。這可能是導致他曆史形象不佳的原因之一。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十四日（4月11日），榮祿在北京家中逝世。他的遺折在去世當日被呈送給了朝廷。清廷在同一天追贈他為太傅，並賜予他“文忠”的諡號，晉封為一等男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