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衝齡即位
鹹豐十一年（1861年）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一年發生了影響深遠的辛酉政變。鹹豐帝在熱河避暑山莊病逝後，留下了年僅六歲的兒子載淳即位，這標誌著一個幼主時代的開始。為了確保國家政局穩定，鹹豐帝臨終前任命了以肅順為首的八位顧命大臣，以輔佐年幼的皇帝處理朝政。然而，這種權力分配並沒有得到所有宮廷成員的認可，尤其是慈禧太後。
慈禧太後與東宮慈安太後（鹹豐帝的皇後）共同成為皇太後的身份使她們擁有了與顧命大臣相抗衡的潛力。慈禧太後並不滿足於僅僅作為象征性的皇太後，她渴望擁有更大的權力。於是，她秘密聯係了在北京的恭親王奕欣，後者是鹹豐帝的弟弟，擁有較高的威望和政治影響力。
奕欣在接到慈禧的召喚後，迅速采取行動，先是通過禦史董元醇向朝廷提議讓兩宮太後垂簾聽政，並請求恭親王輔政。這一建議遭到了顧命大臣們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這違背了清朝的傳統和規矩。然而，慈禧和慈安並未就此放棄，而是繼續堅持自己的立場，拒絕簽署反對垂簾聽政的詔書，導致政令無法下達。
與此同時，奕欣積極聯絡朝中其他重要人物，如大學士賈禎、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等人，獲得了他們的支持。此外，他還爭取到了握有兵權的僧格林沁和勝保的支持，這為即將發生的政變奠定了基礎。
當兩宮太後與幼帝載淳返回北京時，奕欣已經做好了準備。在兩宮太後的指示下，奕欣召集了王公大臣，迅速展開行動，將顧命大臣們逮捕並剝奪了他們的權力。隨後，肅順、載垣、端華等主要顧命大臣或被處決，或被迫自殺，或被流放，徹底失去了對朝廷的影響。
二、幼年天子
同治元年至四年間，是清穆宗載淳在慈禧太後的指導下，逐漸適應帝王職責的關鍵時期。此時，清廷內外交困，麵對太平天國和撚軍等內部叛亂，以及列強的壓力，清政府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同治元年（1862年），載淳雖然年幼，但在慈禧太後的垂簾聽政之下，依然積極參與了對太平軍的鎮壓。清廷命令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加強防禦，並派遣軍隊保護上海免受太平軍侵擾。隨著太平軍逼近上海，清政府得到了英法聯軍的支持，進一步穩固了上海的安全。
與此同時，撚軍的威脅也在持續。載淳下令僧格林沁加強南北駐防，以抵禦撚軍的進攻。隨著各地軍隊的勝利，清廷開始逐步恢複對 失 去 領土的控製。在此期間，清廷還提拔了一批將領，如鮑超和馮子材，以表彰他們在戰爭中的貢獻。
教育對於年幼的皇帝至關重要。因此，按照慈禧太後的指令，載淳開始在弘德殿接受教育，由多位學者如祁寯藻、翁心存等人教授。為了便於皇帝學習曆史上的治國經驗和方法，編纂了一本名為《治平寶鑒》的書籍。此外，還設立了京師同文館，旨在培養精通外語的人才，以應對日益複雜的國際關係。
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隨著戰事的發展，清軍在左宗棠的率領下收複了浙江的多個地區。同時，四川的太平軍也被擊潰。為了確保載淳的教育質量，慈禧太後特別指派了惠親王綿愉及其子奕詳、奕詢作為伴讀。帝師在教授過程中享有極高的禮遇，體現了清廷對於教育的重視。
同治三年（1864年）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因為這一年太平天國被徹底鎮壓。清廷對在平叛中有功的官員進行了封賞，彰顯了朝廷對於忠誠與功績的認可。
同治四年的教育依舊緊密有序地進行，載淳的課程涵蓋了多種技能，包括語言學習、文武雙全的訓練等。這反映出慈禧太後希望培養出一位既能治理國家又能應對各種挑戰的君主。
隨著同治四年（1865年）翁心存的去世，其子翁同龢被任命為新任的帝師之一，延續了對載淳的教育指導。
三、內憂外患
同治年間，清朝麵臨著內外交困的局麵。一方麵，國內的動亂頻發，如太平天國起義、撚軍叛亂以及各地的民族起義；另一方麵，外部壓力不斷增大，西方列強的勢力深入中國，加之周邊國家的不穩定因素，使得清政府的處境異常艱難。
同治四年（1865年），這一年對於清廷來說是充滿挑戰的一年。二月份，四川酉陽爆發了針對教會的民憤，顯示出民間對外國勢力的不滿情緒。同時，英國匯豐銀行在上海開設分行，進一步加深了外國資本對中國金融市場的滲透。更嚴峻的是，中亞地區的浩罕國阿古柏利用新疆地區回民起義的機會，入侵新疆，威脅到了清廷在西北的統治。
在軍事方麵，撚軍的活動對清政府構成了直接威脅。四月份，撚軍在山東擊敗了由僧格林沁領導的清軍，並導致僧格林沁在戰鬥中喪生。這場失利對清軍的士氣造成了沉重打擊。然而，五月，李鴻章在上海設立的江南製造總局，標誌著清廷開始嚐試通過引入西方技術來增強軍事實力，這是洋務運動的一個重要開端。
同治七年（1868年），清廷派出使團訪問歐美國家，這是中國曆史上首次官方代表團出訪國外，顯示了清政府試圖與世界接軌的努力。然而，國內形勢仍然不容樂觀，如八月份禦史德泰因奏請修理園林而被撤職，反映出朝廷內部存在不同的聲音。
到了同治九年（1870年），清軍在國內的戰事有所進展，但同時也遭遇了一些挫折。例如，二月份劉鬆山在金積堡作戰時陣亡，清廷隨即任命其子劉錦棠接替其職務。這一年，清廷還與俄國就邊界問題進行談判，顯示出清廷在處理國際事務上的謹慎態度。
同治十年（1871年），清軍在左宗棠等人的領導下取得了顯著成果，如攻克金積堡，平息了甘陝回亂。與此同時，清廷也開始關注與日本的關係，派遣官員籌備與日本的通商事宜。然而，五月爆發的天津教案再次暴露了中外矛盾的尖銳性，清廷不得不采取措施平息事態。
四、親政時期
同治十二年（1873年）是同治帝正式親政的一年，這一年對於年輕的皇帝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慈禧太後終於在載淳十七歲時為其舉行了大婚典禮，結束了對載淳親政的拖延。在皇後人選的問題上，慈安太後和慈禧太後之間產生了分歧，最終載淳選擇了慈安太後推薦的阿魯特氏為皇後，而慈禧太後推薦的富察氏則成為了慧妃。
親政初期，載淳麵臨著一係列亟待解決的問題。首先是在軍事方麵的勝利，滇軍攻克大理，消滅了叛軍首領杜文秀等人。對此，載淳給予了適當的獎懲，以此來表彰將士們的功績。
親政之時，兩宮太後給予了載淳諸多教誨，要求他遵循家法，注重用人和行政，不可荒廢學業。同時，他們也要求內外臣工盡忠職守，共同克服困難。載淳在正式親政後，發布詔書表達了自己遵循慈訓的決心，強調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的理念。
隨著親政的到來，同治帝也開始接觸更多的國際事務。六月份，日本、俄國、美國等國的大使在紫光閣覲見了載淳，並呈遞了國書。這一舉動不僅體現了清朝對外交往的開放態度，也表明載淳試圖在國際舞台上樹立自己的形象。
然而，載淳親政後不久，就提出了一個備受爭議的計劃——修建頤和園。這一決定引發了朝臣們的廣泛反對。盡管修園的目的被宣稱為是為了方便太後頤養，但實際上載淳可能是希望通過此舉來擺脫慈禧太後的直接幹預。然而，修園所需的資金和材料在當時都是巨大的問題，尤其是在剛剛結束大規模鎮壓內亂之後，國家財政狀況十分緊張。
麵對禦史沈淮、師傅李鴻藻以及翰林院侍講學士李文田等人的勸諫，載淳並沒有采納他們的建議，依然堅持修園計劃。這也反映了載淳試圖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慈禧太後的影響之外行事的決心。
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盡管有許多反對聲，重修圓明園的工程還是正式開工了。
五、早年崩逝
同治十三年（1874年）是同治帝生命中的最後一年，這一年不僅標誌著他的短暫統治即將結束，也預示著清朝即將迎來新的變革。
年初，日本借台灣高山族誤殺琉球船民之事，出兵台灣，這對清朝的外交和軍事構成了新的挑戰。盡管當時清朝正處於內憂外患之中，但仍需應對來自外部的壓力。三月，日軍正式侵入台灣，這一事件凸顯了清朝在維護領土主權方麵的無力感。
隨著慈禧太後的生日臨近，五月，朝廷為慶祝她的萬壽節，對在京的旗官進行了恩賞，這顯示了慈禧太後在朝中的影響力依然強大。而在六月，翁同龢被任命為直弘德殿的職務，意味著他在教育和輔導年輕皇帝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到了十一月，清廷規定所有的內外奏牘都要呈報給兩宮太後審閱，這進一步鞏固了慈禧太後和慈安太後在朝中的權威。同月，慧妃被晉升為皇貴妃，珣嬪被晉升為珣妃，這些人事變動反映了宮內的權力格局變化。
然而，就在同治帝即將迎來自己的二十歲生日之際，命運卻對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十二月甲戌日（1875年1月12日），年僅19歲的同治帝因染上天花不幸去世，這標誌著他的統治戛然而止。
同治帝的早逝，對於清朝而言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兩宮太後迅速行動，召來了醇親王奕譞的兒子載湉繼承大統，成為新的皇帝。同時，賜予奕譞親王世襲罔替的榮譽，並免除其在朝會上的行禮義務。隨後，載湉被迎入皇宮，與慈安太後居住在鍾粹宮，慈禧太後則居住在長春宮，兩宮太後再度開始了垂簾聽政。
為了表示對同治帝的哀悼，朝廷下令停止了三海工程，並宣布次年為光緒元年。同治帝被追封為“繼天開運受中居正保大定功聖智誠孝信敏恭寬毅皇帝”，廟號穆宗。其皇後阿魯特氏被追封為嘉順皇後，而皇貴妃則被封為敦宜皇貴妃。
鹹豐十一年（1861年）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一年發生了影響深遠的辛酉政變。鹹豐帝在熱河避暑山莊病逝後，留下了年僅六歲的兒子載淳即位，這標誌著一個幼主時代的開始。為了確保國家政局穩定，鹹豐帝臨終前任命了以肅順為首的八位顧命大臣，以輔佐年幼的皇帝處理朝政。然而，這種權力分配並沒有得到所有宮廷成員的認可，尤其是慈禧太後。
慈禧太後與東宮慈安太後（鹹豐帝的皇後）共同成為皇太後的身份使她們擁有了與顧命大臣相抗衡的潛力。慈禧太後並不滿足於僅僅作為象征性的皇太後，她渴望擁有更大的權力。於是，她秘密聯係了在北京的恭親王奕欣，後者是鹹豐帝的弟弟，擁有較高的威望和政治影響力。
奕欣在接到慈禧的召喚後，迅速采取行動，先是通過禦史董元醇向朝廷提議讓兩宮太後垂簾聽政，並請求恭親王輔政。這一建議遭到了顧命大臣們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這違背了清朝的傳統和規矩。然而，慈禧和慈安並未就此放棄，而是繼續堅持自己的立場，拒絕簽署反對垂簾聽政的詔書，導致政令無法下達。
與此同時，奕欣積極聯絡朝中其他重要人物，如大學士賈禎、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等人，獲得了他們的支持。此外，他還爭取到了握有兵權的僧格林沁和勝保的支持，這為即將發生的政變奠定了基礎。
當兩宮太後與幼帝載淳返回北京時，奕欣已經做好了準備。在兩宮太後的指示下，奕欣召集了王公大臣，迅速展開行動，將顧命大臣們逮捕並剝奪了他們的權力。隨後，肅順、載垣、端華等主要顧命大臣或被處決，或被迫自殺，或被流放，徹底失去了對朝廷的影響。
二、幼年天子
同治元年至四年間，是清穆宗載淳在慈禧太後的指導下，逐漸適應帝王職責的關鍵時期。此時，清廷內外交困，麵對太平天國和撚軍等內部叛亂，以及列強的壓力，清政府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同治元年（1862年），載淳雖然年幼，但在慈禧太後的垂簾聽政之下，依然積極參與了對太平軍的鎮壓。清廷命令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加強防禦，並派遣軍隊保護上海免受太平軍侵擾。隨著太平軍逼近上海，清政府得到了英法聯軍的支持，進一步穩固了上海的安全。
與此同時，撚軍的威脅也在持續。載淳下令僧格林沁加強南北駐防，以抵禦撚軍的進攻。隨著各地軍隊的勝利，清廷開始逐步恢複對 失 去 領土的控製。在此期間，清廷還提拔了一批將領，如鮑超和馮子材，以表彰他們在戰爭中的貢獻。
教育對於年幼的皇帝至關重要。因此，按照慈禧太後的指令，載淳開始在弘德殿接受教育，由多位學者如祁寯藻、翁心存等人教授。為了便於皇帝學習曆史上的治國經驗和方法，編纂了一本名為《治平寶鑒》的書籍。此外，還設立了京師同文館，旨在培養精通外語的人才，以應對日益複雜的國際關係。
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隨著戰事的發展，清軍在左宗棠的率領下收複了浙江的多個地區。同時，四川的太平軍也被擊潰。為了確保載淳的教育質量，慈禧太後特別指派了惠親王綿愉及其子奕詳、奕詢作為伴讀。帝師在教授過程中享有極高的禮遇，體現了清廷對於教育的重視。
同治三年（1864年）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因為這一年太平天國被徹底鎮壓。清廷對在平叛中有功的官員進行了封賞，彰顯了朝廷對於忠誠與功績的認可。
同治四年的教育依舊緊密有序地進行，載淳的課程涵蓋了多種技能，包括語言學習、文武雙全的訓練等。這反映出慈禧太後希望培養出一位既能治理國家又能應對各種挑戰的君主。
隨著同治四年（1865年）翁心存的去世，其子翁同龢被任命為新任的帝師之一，延續了對載淳的教育指導。
三、內憂外患
同治年間，清朝麵臨著內外交困的局麵。一方麵，國內的動亂頻發，如太平天國起義、撚軍叛亂以及各地的民族起義；另一方麵，外部壓力不斷增大，西方列強的勢力深入中國，加之周邊國家的不穩定因素，使得清政府的處境異常艱難。
同治四年（1865年），這一年對於清廷來說是充滿挑戰的一年。二月份，四川酉陽爆發了針對教會的民憤，顯示出民間對外國勢力的不滿情緒。同時，英國匯豐銀行在上海開設分行，進一步加深了外國資本對中國金融市場的滲透。更嚴峻的是，中亞地區的浩罕國阿古柏利用新疆地區回民起義的機會，入侵新疆，威脅到了清廷在西北的統治。
在軍事方麵，撚軍的活動對清政府構成了直接威脅。四月份，撚軍在山東擊敗了由僧格林沁領導的清軍，並導致僧格林沁在戰鬥中喪生。這場失利對清軍的士氣造成了沉重打擊。然而，五月，李鴻章在上海設立的江南製造總局，標誌著清廷開始嚐試通過引入西方技術來增強軍事實力，這是洋務運動的一個重要開端。
同治七年（1868年），清廷派出使團訪問歐美國家，這是中國曆史上首次官方代表團出訪國外，顯示了清政府試圖與世界接軌的努力。然而，國內形勢仍然不容樂觀，如八月份禦史德泰因奏請修理園林而被撤職，反映出朝廷內部存在不同的聲音。
到了同治九年（1870年），清軍在國內的戰事有所進展，但同時也遭遇了一些挫折。例如，二月份劉鬆山在金積堡作戰時陣亡，清廷隨即任命其子劉錦棠接替其職務。這一年，清廷還與俄國就邊界問題進行談判，顯示出清廷在處理國際事務上的謹慎態度。
同治十年（1871年），清軍在左宗棠等人的領導下取得了顯著成果，如攻克金積堡，平息了甘陝回亂。與此同時，清廷也開始關注與日本的關係，派遣官員籌備與日本的通商事宜。然而，五月爆發的天津教案再次暴露了中外矛盾的尖銳性，清廷不得不采取措施平息事態。
四、親政時期
同治十二年（1873年）是同治帝正式親政的一年，這一年對於年輕的皇帝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慈禧太後終於在載淳十七歲時為其舉行了大婚典禮，結束了對載淳親政的拖延。在皇後人選的問題上，慈安太後和慈禧太後之間產生了分歧，最終載淳選擇了慈安太後推薦的阿魯特氏為皇後，而慈禧太後推薦的富察氏則成為了慧妃。
親政初期，載淳麵臨著一係列亟待解決的問題。首先是在軍事方麵的勝利，滇軍攻克大理，消滅了叛軍首領杜文秀等人。對此，載淳給予了適當的獎懲，以此來表彰將士們的功績。
親政之時，兩宮太後給予了載淳諸多教誨，要求他遵循家法，注重用人和行政，不可荒廢學業。同時，他們也要求內外臣工盡忠職守，共同克服困難。載淳在正式親政後，發布詔書表達了自己遵循慈訓的決心，強調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的理念。
隨著親政的到來，同治帝也開始接觸更多的國際事務。六月份，日本、俄國、美國等國的大使在紫光閣覲見了載淳，並呈遞了國書。這一舉動不僅體現了清朝對外交往的開放態度，也表明載淳試圖在國際舞台上樹立自己的形象。
然而，載淳親政後不久，就提出了一個備受爭議的計劃——修建頤和園。這一決定引發了朝臣們的廣泛反對。盡管修園的目的被宣稱為是為了方便太後頤養，但實際上載淳可能是希望通過此舉來擺脫慈禧太後的直接幹預。然而，修園所需的資金和材料在當時都是巨大的問題，尤其是在剛剛結束大規模鎮壓內亂之後，國家財政狀況十分緊張。
麵對禦史沈淮、師傅李鴻藻以及翰林院侍講學士李文田等人的勸諫，載淳並沒有采納他們的建議，依然堅持修園計劃。這也反映了載淳試圖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慈禧太後的影響之外行事的決心。
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盡管有許多反對聲，重修圓明園的工程還是正式開工了。
五、早年崩逝
同治十三年（1874年）是同治帝生命中的最後一年，這一年不僅標誌著他的短暫統治即將結束，也預示著清朝即將迎來新的變革。
年初，日本借台灣高山族誤殺琉球船民之事，出兵台灣，這對清朝的外交和軍事構成了新的挑戰。盡管當時清朝正處於內憂外患之中，但仍需應對來自外部的壓力。三月，日軍正式侵入台灣，這一事件凸顯了清朝在維護領土主權方麵的無力感。
隨著慈禧太後的生日臨近，五月，朝廷為慶祝她的萬壽節，對在京的旗官進行了恩賞，這顯示了慈禧太後在朝中的影響力依然強大。而在六月，翁同龢被任命為直弘德殿的職務，意味著他在教育和輔導年輕皇帝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到了十一月，清廷規定所有的內外奏牘都要呈報給兩宮太後審閱，這進一步鞏固了慈禧太後和慈安太後在朝中的權威。同月，慧妃被晉升為皇貴妃，珣嬪被晉升為珣妃，這些人事變動反映了宮內的權力格局變化。
然而，就在同治帝即將迎來自己的二十歲生日之際，命運卻對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十二月甲戌日（1875年1月12日），年僅19歲的同治帝因染上天花不幸去世，這標誌著他的統治戛然而止。
同治帝的早逝，對於清朝而言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兩宮太後迅速行動，召來了醇親王奕譞的兒子載湉繼承大統，成為新的皇帝。同時，賜予奕譞親王世襲罔替的榮譽，並免除其在朝會上的行禮義務。隨後，載湉被迎入皇宮，與慈安太後居住在鍾粹宮，慈禧太後則居住在長春宮，兩宮太後再度開始了垂簾聽政。
為了表示對同治帝的哀悼，朝廷下令停止了三海工程，並宣布次年為光緒元年。同治帝被追封為“繼天開運受中居正保大定功聖智誠孝信敏恭寬毅皇帝”，廟號穆宗。其皇後阿魯特氏被追封為嘉順皇後，而皇貴妃則被封為敦宜皇貴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