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暑假，女兒回國度假，我從太原趕到北京首都機場接她，對我而言，這是一個最幸福的時刻。“非典”終於過去了，在這之前，我幾乎天天在心裏禱告，祈禱“非典”在暑假時能夠仁慈地放過我們，讓我的孩子能夠平安回家。現在，神聽到了我的祈禱：我的孩子回來了，在人群中，我終於看到了她，穿一件酒紅色的“一生褶”襯衫，安靜而漂亮，卻前所未有地消瘦。就是在回到太原家裏的當晚，她遞給我一個磁盤，說：“媽，我寫了點東西，你看看。”
裏麵，就是《姐姐的叢林》。
我不會忘記初讀這篇小說時的震動。說實話，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發現她有寫作的稟賦，雖然，在學校裏，她的作文始終很好，她還是他們那所名校“校刊”的編輯。她也常常把她的文章拿給我看，讀給我聽，可我卻沒有從中看出多少超越性：我總覺得它們彌漫著某種中學生的流行腔調，我把它們稱作“賀卡體”和“文摘體”。也許，潛意識裏，我拒絕承認一個事實，因為我打心裏不願意讓我的女兒，我最心愛的寶貝做一個以寫作為生的人，一個寫小說的人。我希望她能夠在大學裏教書、做學問，至少，可以去解讀別人的小說，我覺得她很有這方麵的才能——這一點，我從來深信不疑。
她從小喜歡讀書，還在初中時，她就讀了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起初，我不相信這本如此難讀的書能夠吸引她，可是我錯了，我不知道她是以什麽方式走進這個又繁複又茂盛的小說世界的，我隻知道，她癡迷地愛它。更準確地說，她癡迷地愛著那個動人的、不幸的女主人公凱蒂。一連好幾個夜晚，我們並排躺在她的小床上，聽她給我朗讀她喜歡的那些章節，凱蒂和班吉明，那個白癡弟弟之間宿命的的深情，讓她那麽感動。可能，隻有我知道，這一點，這種無法掙脫無可奈何的宿命關係，對她意味著什麽。因為，我從她後來的小說中，從東霓和鄭成功、從雪碧和可樂、從莉莉和獵人的身上，都看到了凱蒂和班吉明的影子，或者說，我從她所有的人物身上，都能看到這種影子：無法掙脫無可奈何的命運關係，像神和黑夜一樣籠罩著那些她愛和不愛的人們。
我一直以為笛安是個幸福的孩子，她是我們全家人的掌上明珠，雖然我也知道她常常不快樂，盡管她笑點很低。她嚴重偏科，而她就讀的那所學校，有百年的曆史，曾經是華北地區的重點中學，卻嚴重地重理輕文。一個數學物理不好的孩子，在這樣的氛圍中，基本被視為廢物。我以為，這就是她全部煩惱和不快的根源。一個中學生，除了這個還能有什麽呢？於是，我們常常寬慰她，給她描繪一個未來的光明前景，那就是，一個再不需要以數學成績論成敗的大學生涯在前麵等待著她。也許，我比她還更憧憬和盼望這一天的到來。這一天來了，2002年，1月27日，我十八歲的孩子，隻身一人離開了我們，飄洋過海，飛往遙遠的異國他鄉，從此，這一天，就如同刀痕一樣刻在了我心上：我覺得，那是我又一次的分娩。
她從來沒有跟我們說過“想家”這兩個字，在電話裏，她永遠是快樂的，她快活地告訴我們，同學們給她起了一個外號：櫻桃小丸子，這個外號讓我心裏一陣溫暖和安心。她在信中，這樣描繪著異鄉的生活：
“圖爾是個很棒的城市，美麗而安靜。還有一條看上去很溫暖的盧瓦爾河。我bo課的教室就在這條河邊上，每個星期我都得到河邊來，坐一會兒，看看那些在岸上亂跑的狗，還有正在接吻的情人。”
……
“秋天到了。早晨推開窗子，聞見了空氣中涼涼的秋天味。院子裏已經有不少落葉了，可是樹上的葉子依然那麽多。習慣性地看看大門口的信箱，郵遞員還沒來，卻看見了房東貼在大門上的紙條：‘請房客們進出時把大門關好，因為小狗埃克托很喜歡逃跑，可是他沒有鑰匙。’很溫暖的細節吧？”
……
爸爸、媽媽：
你們好嗎？
“我很好。今天收到你們的信了。還是老樣子——媽媽依然那麽語無倫次。（笑）菜譜真好，做是沒多大指望了，看看也是好的，小時候的故事是怎麽說來著：‘從前呀，有個叫馬良的小孩很會畫畫，他畫什麽什麽就變成真的了……’”
……
她就這樣安慰著我們，安慰著我，她深知我是一個資深的“小資”，我會在心中詩化她的生活：還有什麽能比法蘭西更適合詩化、羅曼蒂克化的嗎？但是，2003年那個夏天，讀完《姐姐的叢林》，我和她的爸爸，我們極其震動，我們倆用眼睛相互詢問，是什麽，是怎樣嚴峻的、嚴酷的東西，讓我們的女兒，一下子就長大了？
是的，她長大了，她的文字長大了，脫胎換骨長成了一個讓我陌生和新鮮的生命。她用這種有生命的語言，開始講述她的故事，她在一個最浪漫的國都，開始講述她和這個世界毫不詩意的關係，講述滾滾紅塵中那些悲涼和卑微的生命，講述大地的肮髒和萬物的蔥籠，講述華美的死亡與青春的殘酷……一個一個和毀滅有關的故事，接踵而至。於是，我知道了，我的女兒，她從來就不僅僅是一個櫻桃小丸子，她還是一個與生俱來的悲觀主義者。可能正是這樣兩種極端的品質在她身上共生共存，所以，她才能毫無障礙和果敢地穿過別人認為是終點的地方，或者，俗世常識的藩籬，到達一個新鮮的、凜冽的、又美又絕望的對岸。那是一種天賦，我沒有。
想想，她所熱愛的作家們，其實都具有矛盾的本質，比如三島由紀夫，比如托斯妥耶夫斯基，比如曹雪芹。她喜歡豐富的、繁茂的、難以盡述和詮釋的文本：又天真、又蒼老，又單純、又犀利，又溫暖、又黑暗，又柔軟、又冷酷，集萬丈紅塵與白茫茫的大地為一體，就像大地本身。所以，她像熱愛戀人一樣熱愛著《豐饒之海》；像敬畏高山一樣，敬畏著《卡拉馬佐夫兄弟》；而《紅樓夢》，我想，那應該是她的理想了——在這一點上，笛安是一個有情懷的浪漫主義者。
就這樣，不管我願不願意，女兒作為一個寫作者，已經走過了近十年的路程。不管別人給她貼上什麽樣的標簽，不知為何，在我眼裏，她都更像是一個獨行的遊吟者。這樣的想象總是讓我心疼和心酸。我想這大概也是她很不願意被人稱為“文二代”和父母扯在一起的原因。這篇小文章，是我得知她要出一本十年小說集後，情不自禁寫下來的：十年，這個數字讓我悚然心驚。我不想說女兒這十年有多麽不容易，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形容一個真正嚴肅的、有追求的作家和寫作者，隻有一個詞——嘔心瀝血。我想起了女兒高二的時候，她曾經送給過我一個筆記本，封麵是那種深海般的、有重量、端莊的藍，我一直舍不得用它，隻是當時在它雪白的扉頁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四日，泡泡送我這個筆記本作為母親節的禮物，她在‘迪迪’挑選了很久，選中了這本沒有修飾的白色內頁的本子，告訴我：‘給你就要用，別又收藏起來。’”
“我們聊天，說起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她非常感慨，說：‘真奇異呀，美，最初誘惑人，征服人，最後又奴役人，摧毀人，就像愛情。’”
或者，孩子，也可以說，就像寫作。
那年，她十七歲。
蔣韻
2012-11-8日於母親病中
裏麵，就是《姐姐的叢林》。
我不會忘記初讀這篇小說時的震動。說實話，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發現她有寫作的稟賦，雖然，在學校裏，她的作文始終很好，她還是他們那所名校“校刊”的編輯。她也常常把她的文章拿給我看，讀給我聽，可我卻沒有從中看出多少超越性：我總覺得它們彌漫著某種中學生的流行腔調，我把它們稱作“賀卡體”和“文摘體”。也許，潛意識裏，我拒絕承認一個事實，因為我打心裏不願意讓我的女兒，我最心愛的寶貝做一個以寫作為生的人，一個寫小說的人。我希望她能夠在大學裏教書、做學問，至少，可以去解讀別人的小說，我覺得她很有這方麵的才能——這一點，我從來深信不疑。
她從小喜歡讀書，還在初中時，她就讀了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起初，我不相信這本如此難讀的書能夠吸引她，可是我錯了，我不知道她是以什麽方式走進這個又繁複又茂盛的小說世界的，我隻知道，她癡迷地愛它。更準確地說，她癡迷地愛著那個動人的、不幸的女主人公凱蒂。一連好幾個夜晚，我們並排躺在她的小床上，聽她給我朗讀她喜歡的那些章節，凱蒂和班吉明，那個白癡弟弟之間宿命的的深情，讓她那麽感動。可能，隻有我知道，這一點，這種無法掙脫無可奈何的宿命關係，對她意味著什麽。因為，我從她後來的小說中，從東霓和鄭成功、從雪碧和可樂、從莉莉和獵人的身上，都看到了凱蒂和班吉明的影子，或者說，我從她所有的人物身上，都能看到這種影子：無法掙脫無可奈何的命運關係，像神和黑夜一樣籠罩著那些她愛和不愛的人們。
我一直以為笛安是個幸福的孩子，她是我們全家人的掌上明珠，雖然我也知道她常常不快樂，盡管她笑點很低。她嚴重偏科，而她就讀的那所學校，有百年的曆史，曾經是華北地區的重點中學，卻嚴重地重理輕文。一個數學物理不好的孩子，在這樣的氛圍中，基本被視為廢物。我以為，這就是她全部煩惱和不快的根源。一個中學生，除了這個還能有什麽呢？於是，我們常常寬慰她，給她描繪一個未來的光明前景，那就是，一個再不需要以數學成績論成敗的大學生涯在前麵等待著她。也許，我比她還更憧憬和盼望這一天的到來。這一天來了，2002年，1月27日，我十八歲的孩子，隻身一人離開了我們，飄洋過海，飛往遙遠的異國他鄉，從此，這一天，就如同刀痕一樣刻在了我心上：我覺得，那是我又一次的分娩。
她從來沒有跟我們說過“想家”這兩個字，在電話裏，她永遠是快樂的，她快活地告訴我們，同學們給她起了一個外號：櫻桃小丸子，這個外號讓我心裏一陣溫暖和安心。她在信中，這樣描繪著異鄉的生活：
“圖爾是個很棒的城市，美麗而安靜。還有一條看上去很溫暖的盧瓦爾河。我bo課的教室就在這條河邊上，每個星期我都得到河邊來，坐一會兒，看看那些在岸上亂跑的狗，還有正在接吻的情人。”
……
“秋天到了。早晨推開窗子，聞見了空氣中涼涼的秋天味。院子裏已經有不少落葉了，可是樹上的葉子依然那麽多。習慣性地看看大門口的信箱，郵遞員還沒來，卻看見了房東貼在大門上的紙條：‘請房客們進出時把大門關好，因為小狗埃克托很喜歡逃跑，可是他沒有鑰匙。’很溫暖的細節吧？”
……
爸爸、媽媽：
你們好嗎？
“我很好。今天收到你們的信了。還是老樣子——媽媽依然那麽語無倫次。（笑）菜譜真好，做是沒多大指望了，看看也是好的，小時候的故事是怎麽說來著：‘從前呀，有個叫馬良的小孩很會畫畫，他畫什麽什麽就變成真的了……’”
……
她就這樣安慰著我們，安慰著我，她深知我是一個資深的“小資”，我會在心中詩化她的生活：還有什麽能比法蘭西更適合詩化、羅曼蒂克化的嗎？但是，2003年那個夏天，讀完《姐姐的叢林》，我和她的爸爸，我們極其震動，我們倆用眼睛相互詢問，是什麽，是怎樣嚴峻的、嚴酷的東西，讓我們的女兒，一下子就長大了？
是的，她長大了，她的文字長大了，脫胎換骨長成了一個讓我陌生和新鮮的生命。她用這種有生命的語言，開始講述她的故事，她在一個最浪漫的國都，開始講述她和這個世界毫不詩意的關係，講述滾滾紅塵中那些悲涼和卑微的生命，講述大地的肮髒和萬物的蔥籠，講述華美的死亡與青春的殘酷……一個一個和毀滅有關的故事，接踵而至。於是，我知道了，我的女兒，她從來就不僅僅是一個櫻桃小丸子，她還是一個與生俱來的悲觀主義者。可能正是這樣兩種極端的品質在她身上共生共存，所以，她才能毫無障礙和果敢地穿過別人認為是終點的地方，或者，俗世常識的藩籬，到達一個新鮮的、凜冽的、又美又絕望的對岸。那是一種天賦，我沒有。
想想，她所熱愛的作家們，其實都具有矛盾的本質，比如三島由紀夫，比如托斯妥耶夫斯基，比如曹雪芹。她喜歡豐富的、繁茂的、難以盡述和詮釋的文本：又天真、又蒼老，又單純、又犀利，又溫暖、又黑暗，又柔軟、又冷酷，集萬丈紅塵與白茫茫的大地為一體，就像大地本身。所以，她像熱愛戀人一樣熱愛著《豐饒之海》；像敬畏高山一樣，敬畏著《卡拉馬佐夫兄弟》；而《紅樓夢》，我想，那應該是她的理想了——在這一點上，笛安是一個有情懷的浪漫主義者。
就這樣，不管我願不願意，女兒作為一個寫作者，已經走過了近十年的路程。不管別人給她貼上什麽樣的標簽，不知為何，在我眼裏，她都更像是一個獨行的遊吟者。這樣的想象總是讓我心疼和心酸。我想這大概也是她很不願意被人稱為“文二代”和父母扯在一起的原因。這篇小文章，是我得知她要出一本十年小說集後，情不自禁寫下來的：十年，這個數字讓我悚然心驚。我不想說女兒這十年有多麽不容易，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形容一個真正嚴肅的、有追求的作家和寫作者，隻有一個詞——嘔心瀝血。我想起了女兒高二的時候，她曾經送給過我一個筆記本，封麵是那種深海般的、有重量、端莊的藍，我一直舍不得用它，隻是當時在它雪白的扉頁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四日，泡泡送我這個筆記本作為母親節的禮物，她在‘迪迪’挑選了很久，選中了這本沒有修飾的白色內頁的本子，告訴我：‘給你就要用，別又收藏起來。’”
“我們聊天，說起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她非常感慨，說：‘真奇異呀，美，最初誘惑人，征服人，最後又奴役人，摧毀人，就像愛情。’”
或者，孩子，也可以說，就像寫作。
那年，她十七歲。
蔣韻
2012-11-8日於母親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