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艱難的一年裏，我曾無數次對自己說：“等我寫完了，等這一切都結束了，我一定要寫一個很長很長的後記。”這話其實類似於泄憤，尤其是在我覺得要寫不下去的時候；也類似於多年前準備高考的時候，在晚自習的間隙，對著窗外夜空用力地咬著筆杆發誓：“等我考完，就把這滿桌子的書都燒掉。”
結果高考完了之後，我沒有舍得燒掉任何一本書。一樣的，十年後的今天，在《南音》的最後一個字敲出來，《龍城三部曲》也隨之結束的今天，我卻突然覺得，好像，沒什麽好說的。
2008年2月，我寫下了《西決》第一章的標題：“待你歸來”。到2012年1月，《南音》出版，差不多四年了。足夠一個人大學畢業。而我，卻因為一直都在跟這個姓鄭的家庭打交道，覺得四年隻是一轉眼的事情。我從不認為我寫了一部家族小說，因為像我這樣一個生在工業城市，度過了人際關係簡單的寂寞童年的人，不可能對所謂“家族”有什麽深刻的情感。我自己是個永遠的異鄉人。我的爸爸媽媽各自經曆了跟複雜的中國現代史相關的漂泊，在一個不是他們故鄉的地方，偶然地安了家，我常常跟朋友們開玩笑說，我是我故鄉那座城市的“第二代移民”。從童年時代起，我就知道，這個我出生，長大的城市，隻是我一個人的。那種感覺，換了一個成長在一家幾代在同一片土地上盤根錯節的“家族”中的人，怕是怎麽也不會懂的吧。
我總是喜歡待在一些讓人忘記歸屬感的地方。比如，剛到法國時那個國際語言班，30幾個學生來自20多個不同的國家；比如，我實習的時候，那間五位同事各自的母語正好湊齊五個大洲的辦公室；還比如，現在，這個隨便一個地鐵站裏能聽到各種方言的北京。五湖四海的混亂交錯，總是讓我在第一時間聯想到“江湖”這個詞。可是在我的小說裏，永遠隻有那麽孤單的一座城。龍城。
他們都問我，龍城是你的家，太原嗎？我不知道該怎麽說。我覺得很像，但又不是。不過，我所有偏愛的人物們的故鄉，都是這裏。“龍城”最終會變成一個龐大的墓地，林立著所有這些角色的墓碑。——我知道，我又在比喻了，有時候我真恨自己為什麽總是要用這樣的方式表達自己，看著好像故弄玄虛。其實是因為，很多時候，想到一些複雜的事情，我眼前出現的就隻是一些畫麵而已，我也很像試圖用清晰，明白，說明性質的語言把它們概括出來，可是，最終，我隻是描述了我看見的那些畫麵——有時候顏色濃烈，有時候帶著氣味和溫度，偶爾，還有聲音。
把它們都寫下來，就是龍城。那個世界是我的，我創造的。
為什麽要寫作呢？因為那是件讓我快樂的事情。——在開始寫《西決》之前，問題和答案都是這麽簡單。可是自從《西決》開始，我從寫作裏獲得的痛苦越來越多，多到有一天我突然發現，“快樂”和“快樂”之間，居然隔著那麽漫長的距離，這一路的地貌，複雜到我無從判斷。因為我再不能像當初那樣，簡單天真的相信著：自己認為對的東西，就一定是美的。內心深處，早已開始質疑自己的審美標準，質疑自己深愛的東西的合理性，質疑我所追求的那種小說的意義……有那麽多時候，我都想找個人跟我談談這個。我不需要任何虛妄的鼓勵和安慰，不需要任何人跟我說“我相信你能做到”，我隻想有人能看得清我掙紮在一個泥潭裏，那或許並不是沼澤一般的絕境，卻足夠摧毀我世界裏的每樣東西。
可是人們都驚訝地跟我說：“你對生活還有什麽不滿意的嗎？你已經從寫作裏得到了那麽多。”交談的欲望往往就在這一刻煙消雲散，我笑笑說：“別理我，我發神經，喝酒吧。”於是大家參差地碰杯，他們沒注意到我其實根本沒有端起我的杯子。我看著有人醉了，有人流淚，有人歎息，我就會突然開始強烈的想念我小屋裏的那張書桌，我的電腦和台燈。像鄉愁那樣地想念。也許每個人的人生都經曆過這種深淵一樣的瞬間，清醒著默默地求救，身後甚至還配著沒心沒肺的音樂。
在《西決》裏，我告訴自己忍耐，並試圖說服自己忍耐的盡頭就看得見一直在那裏等著我的意義；在《東霓》裏，我受夠了，我告訴自己就任性這一次，就盡興這一次，也許真正的天才醉了以後，上天贈給他們的就是妙手偶得，但是我，可能得到的隻是黑夜盡頭陽光照亮的那桌慘不忍睹的殘羹。去年夏天，在某場東霓的簽售會上，我一遍遍在扉頁上寫我的名字，然後就接到了一條短信，是一個朋友發給我的，短信的內容是：“看完了《東霓》，你真的還好嗎？你是不是應該停下來一段時間，暫時不要寫了，如果你需要麵對一下你自己心裏的惡意跟痛苦，我陪你。”我看完了，繼續簽名，一邊眨眼睛，把眼淚壓回去。
我想我還是幸運的。因為還是有人看見了。
現在，我站在《南音》的盡頭處，暫時還無法相信一切都已結束，暫時還無法覺得雲淡風輕。我不想簡單地解釋我把什麽東西放在了《南音》裏，因為——因為我已經拿出來了所有我可以放進去的東西。這句話顯然不能作為“內容提要”吧，也不能拿來應付宣傳期——人們需要簡明扼要的提示，就像高速公路上那一個又一個提示公裏數和目的地的路標。可是“小說”本身，恰恰就是那條長得沒有盡頭的公路啊。
西決這個人就是我的理想。在《南音》裏，我把理想砸碎了。
既然我已經不再相信我曾經深信不疑的“美”，既然我現在又沒有找到新的坐標，那先破壞掉之前確立的，也許就是唯一的辦法。這自然不省時省力，也不聰明——有幾個真正聰明的人會從心裏熱愛“失敗”呢？在寫作《南音》的痛苦的一年裏，我一遍又一遍地跟自己說：忘記所有的事情吧，這個小說是為了求“輸”而寫的。它當然不是一本令人輕鬆愉快的小說，從技術角度來說，我甚至不認為它是三部曲裏最令自己滿意的——可是，我隻能這麽寫。讓所有的疼痛和思考，像血液那樣從笨拙的缺陷裏毋庸置疑地流出來。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意象總活在腦海裏，我才不知不覺間賦予了《南音》中的另一位核心人物，“陳醫生”一個任務，治療那些壞的血。
我知道，《南音》的結局，或許荒蕪。可是在南音夢裏那個永恒的靜謐小鎮上，天空永遠是碧藍的。所謂“蒼天”，指的就是那種讓人覺得敬畏的澄明吧。就像葉賽寧的詩：“我辭別了我出生的屋子，離開了天藍的俄羅斯。”在那樣的碧藍下麵，我們所有的希望和絕望，都是渺小的。
感謝所有期待《南音》的人。
感謝所有為了這個三部曲的係列努力工作過的人。
最後一句話，講給他們三個聽：西決，東霓，南音，我是那個說故事的人。我愛你們，再見了。
結果高考完了之後，我沒有舍得燒掉任何一本書。一樣的，十年後的今天，在《南音》的最後一個字敲出來，《龍城三部曲》也隨之結束的今天，我卻突然覺得，好像，沒什麽好說的。
2008年2月，我寫下了《西決》第一章的標題：“待你歸來”。到2012年1月，《南音》出版，差不多四年了。足夠一個人大學畢業。而我，卻因為一直都在跟這個姓鄭的家庭打交道，覺得四年隻是一轉眼的事情。我從不認為我寫了一部家族小說，因為像我這樣一個生在工業城市，度過了人際關係簡單的寂寞童年的人，不可能對所謂“家族”有什麽深刻的情感。我自己是個永遠的異鄉人。我的爸爸媽媽各自經曆了跟複雜的中國現代史相關的漂泊，在一個不是他們故鄉的地方，偶然地安了家，我常常跟朋友們開玩笑說，我是我故鄉那座城市的“第二代移民”。從童年時代起，我就知道，這個我出生，長大的城市，隻是我一個人的。那種感覺，換了一個成長在一家幾代在同一片土地上盤根錯節的“家族”中的人，怕是怎麽也不會懂的吧。
我總是喜歡待在一些讓人忘記歸屬感的地方。比如，剛到法國時那個國際語言班，30幾個學生來自20多個不同的國家；比如，我實習的時候，那間五位同事各自的母語正好湊齊五個大洲的辦公室；還比如，現在，這個隨便一個地鐵站裏能聽到各種方言的北京。五湖四海的混亂交錯，總是讓我在第一時間聯想到“江湖”這個詞。可是在我的小說裏，永遠隻有那麽孤單的一座城。龍城。
他們都問我，龍城是你的家，太原嗎？我不知道該怎麽說。我覺得很像，但又不是。不過，我所有偏愛的人物們的故鄉，都是這裏。“龍城”最終會變成一個龐大的墓地，林立著所有這些角色的墓碑。——我知道，我又在比喻了，有時候我真恨自己為什麽總是要用這樣的方式表達自己，看著好像故弄玄虛。其實是因為，很多時候，想到一些複雜的事情，我眼前出現的就隻是一些畫麵而已，我也很像試圖用清晰，明白，說明性質的語言把它們概括出來，可是，最終，我隻是描述了我看見的那些畫麵——有時候顏色濃烈，有時候帶著氣味和溫度，偶爾，還有聲音。
把它們都寫下來，就是龍城。那個世界是我的，我創造的。
為什麽要寫作呢？因為那是件讓我快樂的事情。——在開始寫《西決》之前，問題和答案都是這麽簡單。可是自從《西決》開始，我從寫作裏獲得的痛苦越來越多，多到有一天我突然發現，“快樂”和“快樂”之間，居然隔著那麽漫長的距離，這一路的地貌，複雜到我無從判斷。因為我再不能像當初那樣，簡單天真的相信著：自己認為對的東西，就一定是美的。內心深處，早已開始質疑自己的審美標準，質疑自己深愛的東西的合理性，質疑我所追求的那種小說的意義……有那麽多時候，我都想找個人跟我談談這個。我不需要任何虛妄的鼓勵和安慰，不需要任何人跟我說“我相信你能做到”，我隻想有人能看得清我掙紮在一個泥潭裏，那或許並不是沼澤一般的絕境，卻足夠摧毀我世界裏的每樣東西。
可是人們都驚訝地跟我說：“你對生活還有什麽不滿意的嗎？你已經從寫作裏得到了那麽多。”交談的欲望往往就在這一刻煙消雲散，我笑笑說：“別理我，我發神經，喝酒吧。”於是大家參差地碰杯，他們沒注意到我其實根本沒有端起我的杯子。我看著有人醉了，有人流淚，有人歎息，我就會突然開始強烈的想念我小屋裏的那張書桌，我的電腦和台燈。像鄉愁那樣地想念。也許每個人的人生都經曆過這種深淵一樣的瞬間，清醒著默默地求救，身後甚至還配著沒心沒肺的音樂。
在《西決》裏，我告訴自己忍耐，並試圖說服自己忍耐的盡頭就看得見一直在那裏等著我的意義；在《東霓》裏，我受夠了，我告訴自己就任性這一次，就盡興這一次，也許真正的天才醉了以後，上天贈給他們的就是妙手偶得，但是我，可能得到的隻是黑夜盡頭陽光照亮的那桌慘不忍睹的殘羹。去年夏天，在某場東霓的簽售會上，我一遍遍在扉頁上寫我的名字，然後就接到了一條短信，是一個朋友發給我的，短信的內容是：“看完了《東霓》，你真的還好嗎？你是不是應該停下來一段時間，暫時不要寫了，如果你需要麵對一下你自己心裏的惡意跟痛苦，我陪你。”我看完了，繼續簽名，一邊眨眼睛，把眼淚壓回去。
我想我還是幸運的。因為還是有人看見了。
現在，我站在《南音》的盡頭處，暫時還無法相信一切都已結束，暫時還無法覺得雲淡風輕。我不想簡單地解釋我把什麽東西放在了《南音》裏，因為——因為我已經拿出來了所有我可以放進去的東西。這句話顯然不能作為“內容提要”吧，也不能拿來應付宣傳期——人們需要簡明扼要的提示，就像高速公路上那一個又一個提示公裏數和目的地的路標。可是“小說”本身，恰恰就是那條長得沒有盡頭的公路啊。
西決這個人就是我的理想。在《南音》裏，我把理想砸碎了。
既然我已經不再相信我曾經深信不疑的“美”，既然我現在又沒有找到新的坐標，那先破壞掉之前確立的，也許就是唯一的辦法。這自然不省時省力，也不聰明——有幾個真正聰明的人會從心裏熱愛“失敗”呢？在寫作《南音》的痛苦的一年裏，我一遍又一遍地跟自己說：忘記所有的事情吧，這個小說是為了求“輸”而寫的。它當然不是一本令人輕鬆愉快的小說，從技術角度來說，我甚至不認為它是三部曲裏最令自己滿意的——可是，我隻能這麽寫。讓所有的疼痛和思考，像血液那樣從笨拙的缺陷裏毋庸置疑地流出來。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意象總活在腦海裏，我才不知不覺間賦予了《南音》中的另一位核心人物，“陳醫生”一個任務，治療那些壞的血。
我知道，《南音》的結局，或許荒蕪。可是在南音夢裏那個永恒的靜謐小鎮上，天空永遠是碧藍的。所謂“蒼天”，指的就是那種讓人覺得敬畏的澄明吧。就像葉賽寧的詩：“我辭別了我出生的屋子，離開了天藍的俄羅斯。”在那樣的碧藍下麵，我們所有的希望和絕望，都是渺小的。
感謝所有期待《南音》的人。
感謝所有為了這個三部曲的係列努力工作過的人。
最後一句話，講給他們三個聽：西決，東霓，南音，我是那個說故事的人。我愛你們，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