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留學時,認識不少猶太人——教授裏有猶太人,同學裏也有猶太人。我和他們處得不壞,但在他們麵前總有點不自在。這是因為猶太教說,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換言之,隻有他們可以上天堂,或者是有進天堂的優先權,別人則大抵都是要下地獄的。我和一位猶太同學看起來都是一樣的人,可以平等相交,但也隻是今生今世的事。死了以後就會完全


    兩樣:他因為是上帝的選民,必然直升天堂;而我則未被選中,所以是地獄的後備力量。地獄這個地方我雖沒去過,但從書上看到了一些,其中有些地方就和全聚德烤鴨店的廚房相仿。我到了那裏,十之八九會像鴨子一樣,被人吊起來烤——我並不確切知道,隻是這樣猜測。本來可以問問猶太同學,但我又不肯問,怕他以為我是求他利用自己選民的身份,替我在上帝麵前美言幾句,給我找個在地獄裏燒鍋爐的事幹,自己不挨烤,點起火來烤別人——這雖是較好的安排,但我當時年輕氣盛,傲得很,不肯走這種後門。我對猶太同學和老師抱有最赤誠的好感,認為他們既聰明,又勤奮;就是他們節儉的品行也對我的胃口:我本人就是個省儉的人。但一想到他們是選民,我不是選民,心裏總有點不對勁。


    我們民族的文化裏也有這一類的東西:以天朝大國自居,把外國人叫做“洋鬼子”。這雖是些沒了味的老話,但它的影響還在。我有幾位外國朋友,他們有時用自嘲的口氣說:我是個洋鬼子。這就相當於我對猶太同學說:選民先生,我是隻地獄裏的烤鴨。諷刺意味甚濃。我很不喜歡聽到這樣的話——既不願聽到人說別人是鬼子,也不願聽人說自己是洋鬼子。相比之下,尤其不喜歡聽人說別人是洋鬼子。這世界上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有特異性,就如每個人都與別人有些差異。人活在世上,看到了這些差異,就想要從中得出於己有利的結果。這雖是難以避免的偏執,但不大體麵。我總覺得,這種想法不管披著多麽深奧的學術外衣,終歸是種淺薄的東西。


    對於現世的人來說,與別人相較,大家都有些先天的特異性,有體質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有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日耳曼人生來和別的人有些不同:黃頭發、藍眼睛、大高個兒,等等。這種體質人類學上的差異被極個別的混賬日耳曼人抓住,就成了他們民族優越的證據,結果他們就做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猶太民族則是個相反的例子:他們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但在塵世上一點壞事都不做。我喜歡猶太人,但我總覺得,倘他們不把選民這件事掛在心上,是不是會好些?假如三四十年代的歐洲猶太人忘了這件事,對自己在塵世上的遭遇可能會更關心些,對納粹分子的欺淩可能會做出更有力的反抗: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憑什麽伸著脖子讓你來殺?我覺得有些被屠殺的猶太人可能對上帝指望得太多了一點——當然,我也希望這些被屠殺的人現在都在天堂裏,因為有那麽多猶太人被納粹殺掉,我倒真心希望他們真是上帝的選民;即使此事一真,我這非選民就要當地獄裏的烤鴨,我也願做這種犧牲——這種指望恐怕沒起好作用。這兩個例子都與特異性有關。當然,假如有人篤信自己的特異性一定是好的,是優越、正義的象征,舉一千個例子也說服不了他。我也不想說服誰,隻是想要問問,成天說這個,有什麽用?


    還有些人對特異性做負麵的理解。我知道這麽個例子,是從人類學的教科書上看來的:在美國,有些黑人孩子對自己的種族有自卑感,覺得白孩子又聰明又好看,自己又笨又難看。中國人裏也有崇洋媚外的,覺得自己的人種不行,文化也不行。這些想法是不對的。有人以為,說自己的特異性無比優越是唯一的出路,這又使我不懂了。人為什麽一定用一件錯事來反對另一件錯事呢?除非人真是這麽笨,隻能懂得錯的,不能懂得對的,但這又不是事實。某個民族的學者對本民族的人民做這種判斷,無異是說本族人民是些傻瓜,隻能明白次等的道理,不能懂得真正的道理,這才是民族虛無主義的想法。說來也怪,這種學者現在甚多,做出來的學問一半像科學,一半像宣傳;整個兒像戈培爾。戈培爾就是這樣的:他一麵說日耳曼人優越,一麵又把日耳曼人當傻瓜來愚弄。我認識一個德國人,一提起這段曆史,他就覺得灰溜溜的見不得人。灰溜溜的原因不是懷疑本民族的善良,而是懷疑本民族的智慧:“怎麽會被納粹瘋子引入歧途了呢?那些人層次很低嘛。”這也是我們要引以為戒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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