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留學時，認識不少猶太人——教授裏有猶太人，同學裏也有猶太人。我和他們處得不壞，但在他們麵前總有點不自在。這是因為猶太教說，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換言之，隻有他們可以上天堂，或者是有進天堂的優先權，別人則大抵都是要下地獄的。我和一位猶太同學看起來都是一樣的人，可以平等相交，但也隻是今生今世的事。死了以後就會完全
兩樣：他因為是上帝的選民，必然直升天堂；而我則未被選中，所以是地獄的後備力量。地獄這個地方我雖沒去過，但從書上看到了一些，其中有些地方就和全聚德烤鴨店的廚房相仿。我到了那裏，十之八九會像鴨子一樣，被人吊起來烤——我並不確切知道，隻是這樣猜測。本來可以問問猶太同學，但我又不肯問，怕他以為我是求他利用自己選民的身份，替我在上帝麵前美言幾句，給我找個在地獄裏燒鍋爐的事幹，自己不挨烤，點起火來烤別人——這雖是較好的安排，但我當時年輕氣盛，傲得很，不肯走這種後門。我對猶太同學和老師抱有最赤誠的好感，認為他們既聰明，又勤奮；就是他們節儉的品行也對我的胃口：我本人就是個省儉的人。但一想到他們是選民，我不是選民，心裏總有點不對勁。
我們民族的文化裏也有這一類的東西：以天朝大國自居，把外國人叫做“洋鬼子”。這雖是些沒了味的老話，但它的影響還在。我有幾位外國朋友，他們有時用自嘲的口氣說：我是個洋鬼子。這就相當於我對猶太同學說：選民先生，我是隻地獄裏的烤鴨。諷刺意味甚濃。我很不喜歡聽到這樣的話——既不願聽到人說別人是鬼子，也不願聽人說自己是洋鬼子。相比之下，尤其不喜歡聽人說別人是洋鬼子。這世界上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有特異性，就如每個人都與別人有些差異。人活在世上，看到了這些差異，就想要從中得出於己有利的結果。這雖是難以避免的偏執，但不大體麵。我總覺得，這種想法不管披著多麽深奧的學術外衣，終歸是種淺薄的東西。
對於現世的人來說，與別人相較，大家都有些先天的特異性，有體質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有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日耳曼人生來和別的人有些不同：黃頭發、藍眼睛、大高個兒，等等。這種體質人類學上的差異被極個別的混賬日耳曼人抓住，就成了他們民族優越的證據，結果他們就做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猶太民族則是個相反的例子：他們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但在塵世上一點壞事都不做。我喜歡猶太人，但我總覺得，倘他們不把選民這件事掛在心上，是不是會好些？假如三四十年代的歐洲猶太人忘了這件事，對自己在塵世上的遭遇可能會更關心些，對納粹分子的欺淩可能會做出更有力的反抗：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憑什麽伸著脖子讓你來殺？我覺得有些被屠殺的猶太人可能對上帝指望得太多了一點——當然，我也希望這些被屠殺的人現在都在天堂裏，因為有那麽多猶太人被納粹殺掉，我倒真心希望他們真是上帝的選民；即使此事一真，我這非選民就要當地獄裏的烤鴨，我也願做這種犧牲——這種指望恐怕沒起好作用。這兩個例子都與特異性有關。當然，假如有人篤信自己的特異性一定是好的，是優越、正義的象征，舉一千個例子也說服不了他。我也不想說服誰，隻是想要問問，成天說這個，有什麽用？
還有些人對特異性做負麵的理解。我知道這麽個例子，是從人類學的教科書上看來的：在美國，有些黑人孩子對自己的種族有自卑感，覺得白孩子又聰明又好看，自己又笨又難看。中國人裏也有崇洋媚外的，覺得自己的人種不行，文化也不行。這些想法是不對的。有人以為，說自己的特異性無比優越是唯一的出路，這又使我不懂了。人為什麽一定用一件錯事來反對另一件錯事呢？除非人真是這麽笨，隻能懂得錯的，不能懂得對的，但這又不是事實。某個民族的學者對本民族的人民做這種判斷，無異是說本族人民是些傻瓜，隻能明白次等的道理，不能懂得真正的道理，這才是民族虛無主義的想法。說來也怪，這種學者現在甚多，做出來的學問一半像科學，一半像宣傳；整個兒像戈培爾。戈培爾就是這樣的：他一麵說日耳曼人優越，一麵又把日耳曼人當傻瓜來愚弄。我認識一個德國人，一提起這段曆史，他就覺得灰溜溜的見不得人。灰溜溜的原因不是懷疑本民族的善良，而是懷疑本民族的智慧：“怎麽會被納粹瘋子引入歧途了呢？那些人層次很低嘛。”這也是我們要引以為戒的啊。
兩樣：他因為是上帝的選民，必然直升天堂；而我則未被選中，所以是地獄的後備力量。地獄這個地方我雖沒去過，但從書上看到了一些，其中有些地方就和全聚德烤鴨店的廚房相仿。我到了那裏，十之八九會像鴨子一樣，被人吊起來烤——我並不確切知道，隻是這樣猜測。本來可以問問猶太同學，但我又不肯問，怕他以為我是求他利用自己選民的身份，替我在上帝麵前美言幾句，給我找個在地獄裏燒鍋爐的事幹，自己不挨烤，點起火來烤別人——這雖是較好的安排，但我當時年輕氣盛，傲得很，不肯走這種後門。我對猶太同學和老師抱有最赤誠的好感，認為他們既聰明，又勤奮；就是他們節儉的品行也對我的胃口：我本人就是個省儉的人。但一想到他們是選民，我不是選民，心裏總有點不對勁。
我們民族的文化裏也有這一類的東西：以天朝大國自居，把外國人叫做“洋鬼子”。這雖是些沒了味的老話，但它的影響還在。我有幾位外國朋友，他們有時用自嘲的口氣說：我是個洋鬼子。這就相當於我對猶太同學說：選民先生，我是隻地獄裏的烤鴨。諷刺意味甚濃。我很不喜歡聽到這樣的話——既不願聽到人說別人是鬼子，也不願聽人說自己是洋鬼子。相比之下，尤其不喜歡聽人說別人是洋鬼子。這世界上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有特異性，就如每個人都與別人有些差異。人活在世上，看到了這些差異，就想要從中得出於己有利的結果。這雖是難以避免的偏執，但不大體麵。我總覺得，這種想法不管披著多麽深奧的學術外衣，終歸是種淺薄的東西。
對於現世的人來說，與別人相較，大家都有些先天的特異性，有體質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有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日耳曼人生來和別的人有些不同：黃頭發、藍眼睛、大高個兒，等等。這種體質人類學上的差異被極個別的混賬日耳曼人抓住，就成了他們民族優越的證據，結果他們就做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猶太民族則是個相反的例子：他們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但在塵世上一點壞事都不做。我喜歡猶太人，但我總覺得，倘他們不把選民這件事掛在心上，是不是會好些？假如三四十年代的歐洲猶太人忘了這件事，對自己在塵世上的遭遇可能會更關心些，對納粹分子的欺淩可能會做出更有力的反抗：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憑什麽伸著脖子讓你來殺？我覺得有些被屠殺的猶太人可能對上帝指望得太多了一點——當然，我也希望這些被屠殺的人現在都在天堂裏，因為有那麽多猶太人被納粹殺掉，我倒真心希望他們真是上帝的選民；即使此事一真，我這非選民就要當地獄裏的烤鴨，我也願做這種犧牲——這種指望恐怕沒起好作用。這兩個例子都與特異性有關。當然，假如有人篤信自己的特異性一定是好的，是優越、正義的象征，舉一千個例子也說服不了他。我也不想說服誰，隻是想要問問，成天說這個，有什麽用？
還有些人對特異性做負麵的理解。我知道這麽個例子，是從人類學的教科書上看來的：在美國，有些黑人孩子對自己的種族有自卑感，覺得白孩子又聰明又好看，自己又笨又難看。中國人裏也有崇洋媚外的，覺得自己的人種不行，文化也不行。這些想法是不對的。有人以為，說自己的特異性無比優越是唯一的出路，這又使我不懂了。人為什麽一定用一件錯事來反對另一件錯事呢？除非人真是這麽笨，隻能懂得錯的，不能懂得對的，但這又不是事實。某個民族的學者對本民族的人民做這種判斷，無異是說本族人民是些傻瓜，隻能明白次等的道理，不能懂得真正的道理，這才是民族虛無主義的想法。說來也怪，這種學者現在甚多，做出來的學問一半像科學，一半像宣傳；整個兒像戈培爾。戈培爾就是這樣的：他一麵說日耳曼人優越，一麵又把日耳曼人當傻瓜來愚弄。我認識一個德國人，一提起這段曆史，他就覺得灰溜溜的見不得人。灰溜溜的原因不是懷疑本民族的善良，而是懷疑本民族的智慧：“怎麽會被納粹瘋子引入歧途了呢？那些人層次很低嘛。”這也是我們要引以為戒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