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北京西郊大學區裏。長大以後,到美國留學,想要恭維港台來的同學,就說:你國語講得不壞!他們也很識趣,馬上恭維回來:不能和你比呀。北京乃是文化古都,曆朝曆代人文薈萃,語音也是所有中國話裏最高尚的一種,海外華人佩服之至。我曾在美國華文報紙上讀到一篇華裔教授的大陸遊記,說到他遭服務小姐數落的情形:隻聽得一串京片子,又急又快,字字清楚,就想起了《老殘遊記》裏大明湖上黑妞說書,不禁目瞪口呆,連人家說什麽都沒有去想——我們北京人的語音就有如此的魅力。當然,教授愣完了,開始想那些話


    ,就臊得老臉通紅。過去,我們北京的某些小姐(尤其是售票員)在粗話的詞匯量方麵,確實不亞於門頭溝的老礦工——這不要緊,語音還是我們高貴。


    但是,這已是昨日黃花。今天你打開收音機或者電視機,就會聽到一串“嗯嗯啊啊”的港台腔調。港台人把國語講成這樣也會害臊,大陸的廣播員卻不知道害臊。有一句鬼話,叫做“那麽呢”,那麽來那麽去,顯得很低智,但人人都說。我不知這是從哪兒學來的,但覺得該算到港台的賬上。再發展下去,就要學台灣小朋友,說出“好可愛好高興噢”這樣的鬼話。台灣人造的新詞新話,和他們的口音有關。國語口音純正的人學起來很難聽。


    除了廣播員,說話港台化最為厲害的,當數一些女歌星。李敖先生罵老k(國民黨),說他們“手淫台灣,意淫大陸”,這個比方太過粗俗,但很有表現力。我們的一些時髦小姐糟蹋自己的語音,肯定是在意淫港幣和新台幣——這兩個地方除了貨幣,再沒什麽格外讓人動心的東西。港台人說國語,經常一頓一頓,你知道是為什麽嗎?他們在想這話漢語該怎麽說啊。他們英語講得太多,常把中國話忘了,所以是可以原諒的。我的親侄子在美國上小學,回來講漢語就犯這毛病。犯了我就打他屁股,打一下就好。中國的歌星又不講英文,再犯這種毛病,顯得活像是大頭傻子。電台請歌星做節目,播音室裏該預備幾個乒乓球拍子。乒乒球拍子不管用,就用擀麵杖。這樣一級一級往上升,我估計用不到狼牙棒,就能把這種病治好。治好了廣播員,治好了歌星,就可以治其他小姐的病。如今在飯店裏,聽見鼻腔裏哼出一句港味的“先生”,我就起雞皮疙瘩。北京的女孩子,幹嗎要用鼻甲來說話!


    這篇文章一直在談語音語調,但語音又不是我真正關心的問題。我關心的是,港台文化正在侵入內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電視連續劇,正在電視台上一集集地演著,演得中國人連中國話都說不好了。香港和台灣的確是富裕,但沒有文化。咱們這裏看上去沒啥,但人家還是仰慕的。所謂文化,乃是曆朝曆代的積累。你把城牆拆了,把四合院扒了,它還在人身上保留著。除了語音,還有別的——就拿筆者來說,不過普普通通一個北方人,稍稍有點急公好義,仗義疏財,有那麽一丁點燕趙古風,台灣來的教授見了就說:你們大陸同學,氣概了不得……


    我在海外的報刊上看到這樣一則故事:有個前國軍上校,和我們打了多年的內戰,槍林彈雨都沒把他打死。這一方麵說明我們的火力還不夠厲害,另一方麵也說明這個老東西確實有兩下子。改革開放之初,他巴巴地從美國跑了回來,在北京的飯店裏被小姐罵了一頓,一口氣上不來,腦子裏崩了血筋,當場斃命。就是這樣可怕的故事也擋不住他們回來,他們還覺得被正莊京片子給罵死,也算是死得其所。我認識幾位華裔教授,常回大陸,再回到美利堅,說起大陸服務態度之壞,就扼腕歎息道:再也不回去了。隔了半年,又見他打點行裝。問起來時,他卻說:罵人的京片子也是很好聽的呀!他們還說:罵人的小姐雖然粗魯,人卻不壞,既誠實又正直,不會看人下菜碟,專拍有錢人馬屁——這倒不是謬獎。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小姐,就是洛克菲勒冒犯到她,也是照罵不誤:“別以為有幾個臭錢就能在我這兒起膩,惹急了我他媽的拿大嘴巴子貼你!”斷斷不會見了港客就骨髓發酥非要嫁他不可——除非是領導上交待了任務,要把他爭取過來。粗魯雖然不好,民族自尊心卻是好的,小姐遇上起膩者,用大嘴巴子去“貼”他,也算合理;總比用臉去貼好吧。這些事說起來也有十幾年了。如今北京多了很多合資飯店,裏麵的小姐不罵人,這幾位教授卻不來了。我估計是聽說這裏滿街的鳥語,覺著回來沒意思。他們不來也不要緊,但我們總該留點東西,好讓別人仰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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