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裏包括了我近年來寫的三部長篇小說。我寫長篇小說是很不適合的，主要的原因在於記憶力方麵的缺陷。我相信如果不能把已寫出的每一根線索都記在心裏，就不能寫出好的結構，如果不能把寫出的每一句話記在心裏，就不能寫出好的風格。對我來說，五萬字以下的篇幅是最合適的。但是這樣的篇幅不能表達複雜的題目。
我從很年輕時就開始寫小說，但一直不知自己為什麽要寫，寫的是些什麽。直到大約十
年前，我在美國讀《孟子》，深刻地體驗到孟子的全部學說來自於一種推己及人的態度，這時才猛省到，人在寫作時，總免不了要推己及人。有關人的內心生活，所有的人都知道一個例子，就是自己。以自己的品行推論他人，就是以一個個案推論無限總體。在統計上可以證明這是很不可靠的做法，但是先賢就這樣做了。自己這樣想了，就希望人同此心，這種願望雖不合理，但卻是不可避免。一個個案雖不能得到可靠的推論，但是可以成立為假設。這是因為要做出假設，可以一個個案都沒有，雖然多數假設都受到了一個個案的啟迪。
我的三大基本假設都是這樣得到的。第一個假設是：凡人都熱愛智慧——因為我自己就熱愛智慧，雖然這可能是因為我很低能。所謂智慧，我指的是一種進行理性思維時的快樂。當然，人有賢愚之分，但一個人認為思維是快樂的，那他就可說是熱愛智慧的。我現在對這一點甚為懷疑，不是懷疑自己，而是懷疑每個人都熱愛智慧。我寫《尋找無雙》時，心裏總是在想這個問題。
第二個假設是凡人都熱愛異性，因為我自己就是這樣的。我很喜歡女孩子，不管她漂亮不漂亮。我也很喜歡和女孩子交往——這僅僅是因為她是異性。我不認為這是罪惡的念頭。但是這一點現在看來甚為可疑。我寫《革命時期的愛情》時，這個念頭總在我心間徘徊不去。
第三個假設是凡人都喜歡有趣。這是我一生不可動搖的信條，假如這世界上沒有有趣的事我情願不活。有趣是一個開放的空間，一直伸往未知的領域，無趣是個封閉的空間，其中的一切我們全部耳熟能詳。《紅拂夜奔》談的是這一點。現在我承認有很多人是根本不喜歡有趣的。我所能希望的最好情況就是能夠證明還有少數人也喜歡有趣。
有位希臘名醫說：這個人的美酒佳肴，就是那個人的穿腸毒藥。我認為沒有智慧、性愛而且沒意思的生活不足取，但有些人卻以為這樣的生活就是一切。他們還說，假如有什麽需要熱愛，那就是這種生活裏麵的規矩——在我看來，這種生活態度簡直是種怪癖。很不幸的是，有這種怪癖的人是很多的，有人甚至把這種怪癖叫做文化，甚至當作了生活本身。在他們的作品裏彌漫著這種情緒，可以看出，他們寫作時也免不了推己及人，希望人人都有這種情緒。這種想法我實在沒法同意，所以，寫作又多了一重任務——和別人做倫理上的討論。我最討厭在小說裏做這樣的事，但在序言裏寫上幾句又當不同，而且有關智慧、性愛和有趣，我還可以談得更多一些。
羅素先生幼年時，曾沉迷於一種悲觀的心境之中。五歲的時候他想：人的一生有七十歲（這是《聖經》上說的），我這不幸的一生到此才過了十四分之一！但隨後他開始學習幾何學，體驗到智慧為何物，這種悲哀就消散到了九霄雲外。人可以獲得智慧，而且人類的智慧總在不斷地增長之中。假如把這兩點排除在外，人活著就真沒什麽意思了。至於性，弗洛伊德曾說，它是一切美的來源。當然，要想欣賞美，就不要專注於性器官，而是去欣賞人對別人的吸引力。我可以說服別人相信智慧是好的，性愛是好的，但我沒法說服一個無趣的人，讓他相信有趣是好的。有人有趣，有人無趣，這種區別是天生的。
1980年，我在大學裏讀到了喬治·奧威爾（g.orwell）的《1984》，這是一個終身難忘的經曆。這本書和赫胥黎(a.l.huxley）的《奇妙的新世界》、紮米亞京（y.i.zamyatin）的《我們》並稱反麵烏托邦三部曲，但是對我來說，它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是曆史了。不管怎麽說，烏托邦和曆史還有一點區別。前者未曾發生，後者我們已經身曆。前者和實際相比隻是形似，後者則不斷重演，萬變不離其宗。喬治·奧威爾的噩夢在我們這裏成真，是因為有些人以為生活就該是無智無性無趣。他們推己及人，覺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該把理想付諸實現，構造一個更加徹底的無趣世界。因此應該有《尋找無雙》，應該有《革命時期的愛情》，還應該有《紅拂夜奔》。我寫的是內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
細讀過《孟子》之後，我發現裏麵全是這樣一些想法。這世界上有很多書都是這樣的：內容無可挑剔，隻是很沒有意思。除了顯而易見的壞處，這種書還有一種害人之處就在於：有人從這些書中受到了鼓舞，把整個生活朝更沒意思的方向推動。孟子認為所有的人都應該把奉承權威當作一生最主要的事業，並從中得到樂趣。有關這一點，可以從“樂之實”一節得到證明。這個權威在家裏是父親和兄長，在家外是君王和上級。現在當然沒有了君王，但是還有上級，還有意識形態。我絲毫不同意他的觀點。我很愛我故世的父親，但是不喜歡奉承他。我也很愛我哥哥，他的智能高我十倍，和他談話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大樂趣。但我要是去拍他的馬屁，我們倆都會很痛苦。總而言之，我不能從奉承和順從中得到樂趣。
我總覺得不止我一個人有這樣的想法。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麽不說呢？有句話我們常說：不說話也沒人把你當啞巴賣了。很不幸的是，假如你不肯站出來說，有趣是存在的，別人就會以為你和他一樣是個無趣的人。到現在為止，這世界上讚成無趣的書比讚成有趣的書多得多，這就是證明。人的生活應該無智無性無趣，在我們這裏仿佛已經成了人間的至理。好在哲學領域裏，已經有人在反對無聊的烏托邦，反對那些以無趣推及有趣，以愚蠢推及智慧的人，比方說，波普先生。誰要是有興趣，不妨找本波普的書來看看。作為寫小說的人，我
要做的不是這樣的事情。小說家最該做的事是用作品來證明有趣是存在的，但很不幸的是，不少小說家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情。
有一本書叫做wordisout，雖然我對書裏的內容不能讚同，但是我讚成這個題目。有些話仿佛永遠講不出口，僅僅是因為別人已經把反對它的話講了出來。因此這些話就成了心底的暗流，形不成文字，也形不成話語，甚至不能形成有條理的思路——它就變成了鬱結的混沌。而已經講出的話則被人們一再重複，結構分明地架在混沌之上。我看到一個無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個無性的世界，但是性愛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個無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這些講出來。
在我的小說裏已經談到了我的人生態度，我認為這應該是對人類，或者中國人人生態度研究的寶貴材料。假設大家都像我一樣坦白，我們就用不著推己及人，而可以用統計的方法求證。這就是說，寫作的意義不僅是在現在，而且在於未來。坦白不光是淺薄，而且是勇氣。這些話對於一本小說來說，隻是題外之語。大家在小說裏看到的，應該是有趣本身。
***
作者曾計劃將《尋找無雙》、《革命時期的愛情》和《紅拂夜奔》三部長篇小說編成集子出版，取名為《懷疑三部曲》。本篇與下一篇《（懷疑三部曲）後記》是作者為該書所作。它們最初發表於1997年第5期《出版廣角》雜誌。
我從很年輕時就開始寫小說，但一直不知自己為什麽要寫，寫的是些什麽。直到大約十
年前，我在美國讀《孟子》，深刻地體驗到孟子的全部學說來自於一種推己及人的態度，這時才猛省到，人在寫作時，總免不了要推己及人。有關人的內心生活，所有的人都知道一個例子，就是自己。以自己的品行推論他人，就是以一個個案推論無限總體。在統計上可以證明這是很不可靠的做法，但是先賢就這樣做了。自己這樣想了，就希望人同此心，這種願望雖不合理，但卻是不可避免。一個個案雖不能得到可靠的推論，但是可以成立為假設。這是因為要做出假設，可以一個個案都沒有，雖然多數假設都受到了一個個案的啟迪。
我的三大基本假設都是這樣得到的。第一個假設是：凡人都熱愛智慧——因為我自己就熱愛智慧，雖然這可能是因為我很低能。所謂智慧，我指的是一種進行理性思維時的快樂。當然，人有賢愚之分，但一個人認為思維是快樂的，那他就可說是熱愛智慧的。我現在對這一點甚為懷疑，不是懷疑自己，而是懷疑每個人都熱愛智慧。我寫《尋找無雙》時，心裏總是在想這個問題。
第二個假設是凡人都熱愛異性，因為我自己就是這樣的。我很喜歡女孩子，不管她漂亮不漂亮。我也很喜歡和女孩子交往——這僅僅是因為她是異性。我不認為這是罪惡的念頭。但是這一點現在看來甚為可疑。我寫《革命時期的愛情》時，這個念頭總在我心間徘徊不去。
第三個假設是凡人都喜歡有趣。這是我一生不可動搖的信條，假如這世界上沒有有趣的事我情願不活。有趣是一個開放的空間，一直伸往未知的領域，無趣是個封閉的空間，其中的一切我們全部耳熟能詳。《紅拂夜奔》談的是這一點。現在我承認有很多人是根本不喜歡有趣的。我所能希望的最好情況就是能夠證明還有少數人也喜歡有趣。
有位希臘名醫說：這個人的美酒佳肴，就是那個人的穿腸毒藥。我認為沒有智慧、性愛而且沒意思的生活不足取，但有些人卻以為這樣的生活就是一切。他們還說，假如有什麽需要熱愛，那就是這種生活裏麵的規矩——在我看來，這種生活態度簡直是種怪癖。很不幸的是，有這種怪癖的人是很多的，有人甚至把這種怪癖叫做文化，甚至當作了生活本身。在他們的作品裏彌漫著這種情緒，可以看出，他們寫作時也免不了推己及人，希望人人都有這種情緒。這種想法我實在沒法同意，所以，寫作又多了一重任務——和別人做倫理上的討論。我最討厭在小說裏做這樣的事，但在序言裏寫上幾句又當不同，而且有關智慧、性愛和有趣，我還可以談得更多一些。
羅素先生幼年時，曾沉迷於一種悲觀的心境之中。五歲的時候他想：人的一生有七十歲（這是《聖經》上說的），我這不幸的一生到此才過了十四分之一！但隨後他開始學習幾何學，體驗到智慧為何物，這種悲哀就消散到了九霄雲外。人可以獲得智慧，而且人類的智慧總在不斷地增長之中。假如把這兩點排除在外，人活著就真沒什麽意思了。至於性，弗洛伊德曾說，它是一切美的來源。當然，要想欣賞美，就不要專注於性器官，而是去欣賞人對別人的吸引力。我可以說服別人相信智慧是好的，性愛是好的，但我沒法說服一個無趣的人，讓他相信有趣是好的。有人有趣，有人無趣，這種區別是天生的。
1980年，我在大學裏讀到了喬治·奧威爾（g.orwell）的《1984》，這是一個終身難忘的經曆。這本書和赫胥黎(a.l.huxley）的《奇妙的新世界》、紮米亞京（y.i.zamyatin）的《我們》並稱反麵烏托邦三部曲，但是對我來說，它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是曆史了。不管怎麽說，烏托邦和曆史還有一點區別。前者未曾發生，後者我們已經身曆。前者和實際相比隻是形似，後者則不斷重演，萬變不離其宗。喬治·奧威爾的噩夢在我們這裏成真，是因為有些人以為生活就該是無智無性無趣。他們推己及人，覺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該把理想付諸實現，構造一個更加徹底的無趣世界。因此應該有《尋找無雙》，應該有《革命時期的愛情》，還應該有《紅拂夜奔》。我寫的是內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
細讀過《孟子》之後，我發現裏麵全是這樣一些想法。這世界上有很多書都是這樣的：內容無可挑剔，隻是很沒有意思。除了顯而易見的壞處，這種書還有一種害人之處就在於：有人從這些書中受到了鼓舞，把整個生活朝更沒意思的方向推動。孟子認為所有的人都應該把奉承權威當作一生最主要的事業，並從中得到樂趣。有關這一點，可以從“樂之實”一節得到證明。這個權威在家裏是父親和兄長，在家外是君王和上級。現在當然沒有了君王，但是還有上級，還有意識形態。我絲毫不同意他的觀點。我很愛我故世的父親，但是不喜歡奉承他。我也很愛我哥哥，他的智能高我十倍，和他談話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大樂趣。但我要是去拍他的馬屁，我們倆都會很痛苦。總而言之，我不能從奉承和順從中得到樂趣。
我總覺得不止我一個人有這樣的想法。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麽不說呢？有句話我們常說：不說話也沒人把你當啞巴賣了。很不幸的是，假如你不肯站出來說，有趣是存在的，別人就會以為你和他一樣是個無趣的人。到現在為止，這世界上讚成無趣的書比讚成有趣的書多得多，這就是證明。人的生活應該無智無性無趣，在我們這裏仿佛已經成了人間的至理。好在哲學領域裏，已經有人在反對無聊的烏托邦，反對那些以無趣推及有趣，以愚蠢推及智慧的人，比方說，波普先生。誰要是有興趣，不妨找本波普的書來看看。作為寫小說的人，我
要做的不是這樣的事情。小說家最該做的事是用作品來證明有趣是存在的，但很不幸的是，不少小說家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情。
有一本書叫做wordisout，雖然我對書裏的內容不能讚同，但是我讚成這個題目。有些話仿佛永遠講不出口，僅僅是因為別人已經把反對它的話講了出來。因此這些話就成了心底的暗流，形不成文字，也形不成話語，甚至不能形成有條理的思路——它就變成了鬱結的混沌。而已經講出的話則被人們一再重複，結構分明地架在混沌之上。我看到一個無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個無性的世界，但是性愛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個無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這些講出來。
在我的小說裏已經談到了我的人生態度，我認為這應該是對人類，或者中國人人生態度研究的寶貴材料。假設大家都像我一樣坦白，我們就用不著推己及人，而可以用統計的方法求證。這就是說，寫作的意義不僅是在現在，而且在於未來。坦白不光是淺薄，而且是勇氣。這些話對於一本小說來說，隻是題外之語。大家在小說裏看到的，應該是有趣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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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計劃將《尋找無雙》、《革命時期的愛情》和《紅拂夜奔》三部長篇小說編成集子出版，取名為《懷疑三部曲》。本篇與下一篇《（懷疑三部曲）後記》是作者為該書所作。它們最初發表於1997年第5期《出版廣角》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