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買了本新出的《哈克貝利·芬曆險記》。這本書我小時候很愛看，現在這本是新譯的——眾所周知，新譯的書總是沒有老版本好。不過新版本也不是全無長處，篇首多了一篇吐溫瞎編的兵工署長通告，而老版本把它刪了。通告裏說：如有人膽敢在本書裏尋找什麽結構、道德寓意等等，一律逮捕、流放，乃至槍斃。馬克·吐溫膽子不小，要是現在國內哪位作家膽敢仿此通告一番：如有人敢在我的書裏尋找文化源流或可供解構的東西，一律把他逮捕、流放、槍斃，我看他會第一個被槍斃。現在各種哲學，甚至是文化人類學的觀點，都浩浩蕩蕩殺入了文學的領域。作家都成了文化批評的對象，或者說，成了老太太的尿盆——挨吡兒的貨。連他們自己都從哲學或人類學上給自己找寫作的依據，看起來著實可憐，這就叫人想起了電影《霸王別姬》裏張豐毅演的角色，屁股上挨了板子，還要說：打得好，師傅保重。哲學家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種情形既然出現了，就必然有它的原因。再說，批評也是為了作家好。但我現在靠寫作為生，見了這種情形，總覺得憋氣。
我家鄉有句歇後語：長蟲戴草帽，混充細高挑——老家人以為細高挑是種極美麗的身材，連長蟲也來冒充。文化批評就是揭去作家頭上的草帽，使他們暴露出爬行動物的本色。所謂文學是不存在的，存在的隻有文化——這是一種特殊的混沌，大家帶著各種醜惡的心態生活在其中。這些心態總要流露出來，這種流露就是寫作——假如這種指責是成立的，作家們就一點正經的都沒有，是幫混混。我不敢說自己是作家，也不認識幾個作家，沒理由為作家叫屈。說實在的，按學曆我該站在批評的一方，而不是站在受批評的一方。但若說文學事業的根基——寫作——是這樣一種東西，我還是不能同意。
過去我是學理科的。按照c.p.格林的觀點，正如文學是文學家的文化，科學也是科學家的文化。對科學的文化批評尚未興起，而且我不認為它有可能興起。但這不是說沒人想要批評科學。人文學者，尤其是哲學家，總想拿數學、物理說事，給它們若幹指導。說歸說，數學家、物理學家總是不理，說得實在外行時，就拿它當個笑話講。我當研究生時，有位著名的女人類學家對統計學提出了批評，說沒必要搞得這麽複雜、高深。很顯然，這位女士想要“解構”數學的這一分支。上課之前老師把這批評給大家念了念，師生一起捧腹大笑，其樂也融融——但文學家很少有這種歡笑的機會。數學家笑，是因為假如一個人不演算，也不做公式推導，哪怕你後現代哲學懂得再多，也沒有理由對數學說三道四。但這句話文學家就不敢說。同樣是文化，怎麽會有這種不同的境遇呢？這原因大家恐怕都想到了：文學好像人人都懂，而數學，則遠不是人人都懂的。
羅素先生說得好：人人理應平等，實際上卻遠不是這樣——特別是人與人有知識的差別。這一點在大學裏看得最明白：搞科學哲學的教授，盡管名聲很大，實際上見了學物理的研究生都要巴結，而物理學家見了數學家，氣焰也要減幾分，因為就連愛因斯坦都有求職業數學家幫忙的時候。說起一門學問，我會你不會，咱倆就沒法平等。看起來，作家們必須從反麵理解這種差別：他要巴結的不僅是文藝批評家、文藝理論家，還有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甚至要包括每一個文科畢業的學生——隻要該學生不是個作家，因為不管誰說出句話來，你聽不懂，就隻好撅屁股挨打，打你的人火氣還特大。我總覺得這事有點不對頭。假如挨兩下能換來學問，也算挨得值，但就怕碰上蒙事、打幾下便宜手的人。我知道一句話，估計除了德宏州的景頗人誰也聽不懂：嗚！阿靠！卡路來！似乎批評家要想知道意思也得讓我打兩下，但我沒這麽壞，不打人也肯把意思說出來：這話是我插隊時學來的，意思是：喂，大哥，上哪兒去呀？就憑一句別人聽不懂的景頗話打人，我也未免太心黑了一點——那也沒有憑幾句哲學咒符打人黑。
文化批評還不全是“嗚阿靠卡路來”。它有很大的正麵意義，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鼓舞作家自愛、自強、自重。一種跨學科的統治一切的欲望，像幽靈一樣四處遊蕩——可怎麽偏偏是你遇上了這個鬼？俗話說，老太太買柿子，揀軟的捏。但一枚柿子不能怪人家來捏你，要反省自己為什麽被捏。對羅素先生的話也可以做適度的推廣：人與人不獨有知識的差異，還有能力的
差異——我的意思是說，寫作一道，雖沒有很深的學問，也遠不是人人都會。作家可以在兩個方麵表現這種差異：其一是文體，傅雷、汝龍、王道乾，這些優秀翻譯家都是文體大師。誰要想解構就去解好了，反正那樣的文章你寫不出來。其二是想象力，像卡爾維諾的《我們的祖先》，尤瑟納爾的《東方奇觀》，裏麵充滿了天外飛龍般的想象力，這可是個硬指標，而且和哲學、人類學、社會學都不搭界。捏不動的硬柿子還有一些，比方說，馬克·吐溫的幽默。在所有的柿子裏，最硬的是莎翁，從文字到故事都無與倫比。當然，搞文化批評的人早就向莎翁開戰了，說他的《馴悍記》是男性中心主義的作品。說這個沒用，他老人家是人，又沒學會喝風屙煙，編幾個小劇本到小劇場裏搞搞笑，賺幾個小錢，這又有什麽。再說，人家還有四大悲劇哩——你敢挑四大悲劇的毛病嗎？我現在靠寫作為生，寫上一輩子，總得寫出些讓別人解構不了的東西。我也不敢期望過高，寫到有幾分像莎翁就行了。到那時誰想摘我的草帽，就讓他摘好了：不摘草帽是個細高挑，摘了還是個細高挑……
我家鄉有句歇後語：長蟲戴草帽，混充細高挑——老家人以為細高挑是種極美麗的身材，連長蟲也來冒充。文化批評就是揭去作家頭上的草帽，使他們暴露出爬行動物的本色。所謂文學是不存在的，存在的隻有文化——這是一種特殊的混沌，大家帶著各種醜惡的心態生活在其中。這些心態總要流露出來，這種流露就是寫作——假如這種指責是成立的，作家們就一點正經的都沒有，是幫混混。我不敢說自己是作家，也不認識幾個作家，沒理由為作家叫屈。說實在的，按學曆我該站在批評的一方，而不是站在受批評的一方。但若說文學事業的根基——寫作——是這樣一種東西，我還是不能同意。
過去我是學理科的。按照c.p.格林的觀點，正如文學是文學家的文化，科學也是科學家的文化。對科學的文化批評尚未興起，而且我不認為它有可能興起。但這不是說沒人想要批評科學。人文學者，尤其是哲學家，總想拿數學、物理說事，給它們若幹指導。說歸說，數學家、物理學家總是不理，說得實在外行時，就拿它當個笑話講。我當研究生時，有位著名的女人類學家對統計學提出了批評，說沒必要搞得這麽複雜、高深。很顯然，這位女士想要“解構”數學的這一分支。上課之前老師把這批評給大家念了念，師生一起捧腹大笑，其樂也融融——但文學家很少有這種歡笑的機會。數學家笑，是因為假如一個人不演算，也不做公式推導，哪怕你後現代哲學懂得再多，也沒有理由對數學說三道四。但這句話文學家就不敢說。同樣是文化，怎麽會有這種不同的境遇呢？這原因大家恐怕都想到了：文學好像人人都懂，而數學，則遠不是人人都懂的。
羅素先生說得好：人人理應平等，實際上卻遠不是這樣——特別是人與人有知識的差別。這一點在大學裏看得最明白：搞科學哲學的教授，盡管名聲很大，實際上見了學物理的研究生都要巴結，而物理學家見了數學家，氣焰也要減幾分，因為就連愛因斯坦都有求職業數學家幫忙的時候。說起一門學問，我會你不會，咱倆就沒法平等。看起來，作家們必須從反麵理解這種差別：他要巴結的不僅是文藝批評家、文藝理論家，還有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甚至要包括每一個文科畢業的學生——隻要該學生不是個作家，因為不管誰說出句話來，你聽不懂，就隻好撅屁股挨打，打你的人火氣還特大。我總覺得這事有點不對頭。假如挨兩下能換來學問，也算挨得值，但就怕碰上蒙事、打幾下便宜手的人。我知道一句話，估計除了德宏州的景頗人誰也聽不懂：嗚！阿靠！卡路來！似乎批評家要想知道意思也得讓我打兩下，但我沒這麽壞，不打人也肯把意思說出來：這話是我插隊時學來的，意思是：喂，大哥，上哪兒去呀？就憑一句別人聽不懂的景頗話打人，我也未免太心黑了一點——那也沒有憑幾句哲學咒符打人黑。
文化批評還不全是“嗚阿靠卡路來”。它有很大的正麵意義，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鼓舞作家自愛、自強、自重。一種跨學科的統治一切的欲望，像幽靈一樣四處遊蕩——可怎麽偏偏是你遇上了這個鬼？俗話說，老太太買柿子，揀軟的捏。但一枚柿子不能怪人家來捏你，要反省自己為什麽被捏。對羅素先生的話也可以做適度的推廣：人與人不獨有知識的差異，還有能力的
差異——我的意思是說，寫作一道，雖沒有很深的學問，也遠不是人人都會。作家可以在兩個方麵表現這種差異：其一是文體，傅雷、汝龍、王道乾，這些優秀翻譯家都是文體大師。誰要想解構就去解好了，反正那樣的文章你寫不出來。其二是想象力，像卡爾維諾的《我們的祖先》，尤瑟納爾的《東方奇觀》，裏麵充滿了天外飛龍般的想象力，這可是個硬指標，而且和哲學、人類學、社會學都不搭界。捏不動的硬柿子還有一些，比方說，馬克·吐溫的幽默。在所有的柿子裏，最硬的是莎翁，從文字到故事都無與倫比。當然，搞文化批評的人早就向莎翁開戰了，說他的《馴悍記》是男性中心主義的作品。說這個沒用，他老人家是人，又沒學會喝風屙煙，編幾個小劇本到小劇場裏搞搞笑，賺幾個小錢，這又有什麽。再說，人家還有四大悲劇哩——你敢挑四大悲劇的毛病嗎？我現在靠寫作為生，寫上一輩子，總得寫出些讓別人解構不了的東西。我也不敢期望過高，寫到有幾分像莎翁就行了。到那時誰想摘我的草帽，就讓他摘好了：不摘草帽是個細高挑，摘了還是個細高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