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小的時候，有一段很特別的時期。有一天，我父親對我姥姥說，一畝地裏能打三十萬斤糧食，而我的姥姥，一位農村來的老實老太太，跳著小腳叫了起來：“殺了俺俺也不信！”她還算了一本細賬，說一畝地上堆三十萬斤糧，大概平地有兩尺厚的一層。當時我們家裏的人都攻擊我姥姥覺悟太低，不明事理。我當時隻有六歲，但也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我姥姥是錯誤的。事隔三十年，回頭一想，發現我姥姥還是明白事理的。畝產三十萬斤糧食會造成特殊的困難：那麽多的糧食誰也吃不了，隻好堆在那裏，以致地麵以每十年七至八米的速度上升，這樣的速度在地理上實在是駭人聽聞；十幾年後，平地上就會出現一些山巒，這樣水田就會變成旱田，旱田則會變成坡地，更不要說長此以往，華北平原要變成喜馬拉雅山了。
我十幾歲時又有過一段很特別的時期。我住的地方（我家在一所大學裏）有些大學生為了要保衛黨中央、捍衛毛主席而奮起，先是互相揮舞拳頭，後用長矛交戰，然後就越打越厲害。我對此事的看法不一定是正確的，但我認為，北京城原來是個很安全的地方，經這些學生的努力之後，在它的西北郊出現了一大片槍炮轟鳴的交戰地帶，北京地區變得帶有危險性，故而這種做法能不能叫做保衛，實在值得懷疑。有一件事我始終想知道：身為二十世紀後半期的人，身披鎧甲上陣與人交戰，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自我感覺如何？當然，我不認為在這輩子裏還能有機會輪到我來親身體驗了，但是這些事總在我心中徘徊不去。等到我長大成人，到海外留學，還給外國同學講起過這些事，他們或則直愣愣地看著我，或則用目光尋找台曆——我知道，他們想看看那一天是不是愚人節。當然，見到這種反應，我就沒興趣給他們講這些事了。
說到愚人節，使我想起報紙上登過的一條新聞：國外科學家用牛的基因和西紅柿做了一個雜種，該雜種並不到處跑著吞吃馬糞和腐殖質，而是老老實實長在地上，結出碩大的果實。用這種牛西紅柿做的番茄醬帶有牛奶的味道，果皮還可以做鞋子。這當然是從國外刊物的愚人節專號上摘譯的。像這樣離奇的故事我也知道不少，比方說，用某種超聲波哨子可以使冷水變熱，用磚頭砌的爐灶填上煤末子就可以煉出鋼鐵，但是這些故事不是愚人節的狂想，而是我親眼所見。有一些時期，每一天都是愚人節。我在這樣的氣氛裏長大。有一天，上級號召大家去插隊，到廣闊天地裏，“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我就去了，直到現在也沒有認真考較一下，自己的心髒是否因此更紅了一些。這當然也是個很特別的時期。消極地回顧自己的經曆是不對的，悲觀、頹廢、懷疑都是不對的。但我做的事不是這樣，我正在從這些事件中尋找積極的結論，這就完全不一樣了。 二
我插隊不久就遇到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天，軍代表把我們召集起來，聲色俱厲地嗬斥道：你們這些人，口口聲聲要保衛毛主席，現在卻是毛主席保衛了你們，還保衛了紅色江山，等等。然後就向我們傳達說，出了林彪事件，要我們注意盤查行人（我們在邊境上）。散了會後，我有好一段時間心中不快——像每個同齡人一樣，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口號我是喊過的。當然，軍代表比我們年長，又是軍人，理當在這件事上有更多的責任，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知青娃子實在難管，出了事先要詐唬我們一頓，這也是軍代表政治經驗老到之處。但是這些事已經不能安慰我了，因為我一向以為自己是個老實人，原來是這樣的不堪信任——我是一個說了不算的反複小人！說了要保衛毛主席，結果卻沒有保衛。我對自己要求很嚴，起碼在年輕時是這樣的。經過痛苦的反思，我認為自己在這件事上是無能為力的，假如不是當初說了不負責任的話，現在就可以說是清白無辜了。我說過自己正在尋找積極的結論，現在就找到了一個。假設我們說話要守信義，辦事情要有始有終，健全的理性實在是必不可少。
有關理性，哲學家有很多討論，但根據我的切身體會，它的關鍵是：凡不可信的東西就不信，像我姥姥當年對待畝產三十萬斤糧的態度，就叫做有理性。但這一點有時候不容易做到，因為會導致悲觀和消極，從理性和樂觀兩樣東西裏選擇理性頗不容易。理性就像貞操，失去了就不會再有；隻要碰上了開心的事，樂觀還會回來的。不過這一點很少有人注意到。從邏輯上說，從一個錯誤的前提什麽都能推出來；從實際上看，一個扯謊的人什麽都能編出來。所以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會遇到大量令人詫異的新鮮事物，從此迷失在萬花筒裏，直到碰上了釘子。假如不是遇到了林彪事件，我至今還以為自己真能保衛毛主席哩。
我保持著樂觀、積極的態度，起碼在插隊時是這樣的。直到有一天患上了重病，加上食不果腹，病得要死。因此我就向領導要求回城養病。領導上不批準，還說我的情緒有問題。這使我猛省到，當時的情緒很是悲傷。不過我以為人生了病就該這樣。舊版《水滸傳》上，李逵從梁山上下去接母親，路遇不測，老母被老虎吃了。他回到山寨，對宋江講述了這個悲慘的故事之後，書上寫著“宋江大笑”。你可以認為宋江保持了積極和樂觀的態度，不過金聖歎有不同的意見，他把那句改成了“李逵大哭”。我同意金聖歎的意見，因為人遇到了不幸的事件就應該悲傷，哪有一天到晚嗬嗬傻笑的。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雖然形勢一片大好（這一點現在頗有疑問），但我病得要死，所以我覺得自己有理由悲傷。這個故事這樣講，顯得有點突兀，應當補充些緣由：伴隨著悲傷的情緒，我提出要回城去養病；領導上不批準，還讓我高興一點，“多想想大好形勢”。現在想起來情況是這樣：“四人幫”倒行逆施，國民經濟行將崩潰，我個人又病到奄奄一息，簡直該悲傷死才好。不過我認為，當年那種程度的悲傷就夠了。
我認為，一個人快樂或悲傷，隻要不是裝出來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樂，同情他的悲傷，卻不可以命令他怎樣怎樣，因為這是違背人類的天性的。眾所周知，人可以令驢和馬交配，這是違背這兩種動物的天性的，結果生出騾子來，但騾子沒有生殖力，這說明違背天性的事不能長久。我個人的一個秘密是在需要極大快樂和悲傷的公眾場合卻達不到這種快樂和悲傷應有的水平，因而內心驚恐萬狀，汗下如雨。1968年國慶時，我和一批同學擁到了金水橋畔，別人歡呼雀躍，流下了幸福的眼淚，我卻恨不能找個地縫鑽下去。還有一點需要補充的，那就是作為一個男性，我很不容易暈厥，這更加重了我的不幸。我不知道這些話有沒有積極意義，但我知道，按當年的標準，我在內心裏也是好的、積極向上的，或者說，是“忠”的，否則也不會有勇氣把這些事坦白出來。我至今堅信，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了我，一個十七歲的中學生的種種心事，必定會拍拍我的腦袋說：好啦，你能做到什麽樣就做到什麽樣吧，不要勉強了。但是這樣的事沒有發生（恐怕主要的原因是我怕別人知道這些卑鄙的心事，把它們隱藏得很深，故而沒人知道），所以我一直活得很緊張。西洋人說，人人衣櫃裏有一具骷髏，我的骷髏就是我自己；我從不敢想象自己當了演員，走上舞台，除非在做噩夢時。這當然不是影射什麽，我隻是在說自己。
有關感情問題，我的結論如下，在這方麵我們有一點適應能力。但是不可誇大這種能力，自以為想笑就能笑、想哭就能哭。假如你扣我些工資，我可以不抱怨；無緣無故打我個右派，我肯定要懷恨在心。別人在這方麵比我強，我很佩服，但我不能自吹說達到了他的程度。我們不能欺騙上級，誤導他們。這是老百姓應盡的義務。 三
麥克阿瑟將軍寫過一篇祈禱文，代他的兒子向上帝討一些品行。各種品行要了一個遍，又要求給他兒子以幽默感。假設別的東西不能保持人的樂觀情緒，幽默感總能。據我所見，我們這裏年輕人沒有幽默感，中老年人倒有。在各種討論會上，時常有些頭頂禿光光的人，麵露蒙娜·麗莎式的微笑，輕飄飄地拋出幾句，讓大家忍俊不禁。假如我理解正確的話，這種幽默感是老奸巨猾的一種，本身帶有消極的成分。不要問我這些人是誰，我不是告密者；反正不是我，我頭頂不禿。我現在年登不惑，總算有了近於正常的理性；因為無病無災，又有了幽默感，所以遇到了可信和不可信的事，都能應付自如。不過，在我年輕的時候，既沒有健全的理性，又沒有幽默感，那麽是怎麽混過來的，實在是個大疑問。和同齡人交流，他們說，自己或則從眾，或則聽憑樸素的感情的驅動。這種狀態，或者可以叫做虔誠。
但是這樣理解也有疑問。我見到過不少虔信宗教的人，人家也不幹荒唐事。最主要的是：信教的人並不缺少理性，有好多大科學家都信教，而且堅信自己的靈魂能得救；人家的虔誠在理性的軌道之內，我們的虔誠則帶有不少黑色幽默的成分。如此看來，問題不在於虔誠。必須指出的是，宗教是在近代才開始合理的，過去也幹過燒女巫、迫害異端等勾當。我們知道，當年教會把布魯諾燒死了，就算我虔信宗教，也不會同意這種行為——我本善良，我對這一點極有把握，所以肯定會去勸那些燒人的人：諸位，人家隻不過是主張日心說，燒死他太過分了。別人聽了這樣的話，必定要拉我同燒，這樣我馬上會改變勸說的方向，把它對準布魯諾：得了吧，哥們兒，你這是何苦？去服個軟兒吧。這就是我年輕時做人的態度，這當然算不上理性健全，隻能叫做頭腦糊塗；用這樣的頭腦永遠也搞不清楚日心說對不對。如果我說中國人裏大多數都像我，這肯定不是個有積極意義的結論。我隻是說我自己，好像很富柔韌性。因為我是柔順的，所以領導上覺得讓我怎樣都成，甚至在病得要死時也能樂嗬嗬。這是我的錯誤。其實我沒那麽柔順。
我的積極結論是這樣的：真理直率無比，堅硬無比，但凡有一點柔順，也算不了真理。安徒生有一篇童話《光榮的荊棘路》，就是獻給這些直率、堅硬的人，不過他提到的全是外國人。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理應有自己的榜樣。此刻我腦子裏浮現出一係列名字：陳寅恪教授，馮友蘭教授，等等。說到陳教授，我們知道，他窮畢生精力，考據了一篇很不重要的話本《再生緣》。想到這件事，我並不感到有多振奮，隻是有點傷感。 四
如今到了不惑之年，我終於明白了，自己最適合做的事就是躲在家裏寫文章。這一方麵是因為性情不大合群，另一方麵也是我始終向往樂觀、積極的東西。如前所述，我們麵前有這樣兩個論域，一個需要認真對待，另一個需要幽默感；最大限度的積極和樂觀在後一個論域裏才有。我就喜歡編些牛西紅柿一類的故事，但是絕不強求別人相信。這不說明我是個糊塗人，我還能夠明辨是非。在“真實”這個論域裏，假如你讓我說話，假如是，我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絕不亂說，《聖經》上就是這麽說的：再多說一句，就是出於那偽善者。當然，你要是不讓我說，我就閉著嘴。假設世界上隻有這兩個論域，我就能應付得來：現在我既能認真地做事，又有幽默感。但是世界上還有第三個論域，我對其中發生的事頗感困惑。
朋友送我一本自著的書，是關於昆德拉的。其中有一段引述昆德拉的話說：前蘇聯，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這使我感受到了來自真實和幽默兩方麵的挑戰。假如你說，昆德拉在教人識字，那是不對的。他不是幹那件事的。至於說這話有何特別的寓意我沒看出來，這正是我所擔心的，我不願被人當做笨蛋。事實上沒有寓意，無怪我找不出來。至於這句話逗不逗，我請讀者自行判斷。另外，書裏常常提到“某種主義”，既沒有特別的寓意，也不逗。向我這位朋友當麵請教時，她就氣得打噎。原稿裏“前蘇聯”那一段很長而且妙趣橫生，被壓成了這麽短（既然被刪了，我也不便引），至於某種主義，原是“極權主義”，這都是編輯做的工作。我的另一位朋友不用編輯來改，就把極權主義寫成了全體主義，於是極權國家就是“全體國家”，而且隻要你獨斷專行，就什麽都有了。從英文來看，這是很對的，隻是從中文來看，全體都需掃盲。當然，此種修改和刪節，既不是出於真實，也不是出於幽默感。我寫的稿子有時也遭批判，認為它少了點什麽，既不是真實，又不是幽默感。還有第三種東西，就是“善”。善是非常好的（從理論上說，沒有比它更好的東西），我自己年輕時就是這樣，我遇到了一個奇妙的新世界。
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所謂奇妙的新世界並不新。但我是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問題的，不打招呼就偷換概念，這是我這一代人的品行。其實，從曆史上看，這個世界也不新。這使我很是沮喪，因為我十分想得出積極的結論。對我們來說，新比舊積極，正如東比西積極。小時候我住在西城區，很羨慕住在東城的人。我現在四十歲，比之剛出娘胎的人，自然缺少積極的特性。我年輕時相信，隻要能把事物一分為二，並且能找到主要方麵就足夠聰明了；現在覺得還要會點別的才好，否則還是不夠聰明。這一點也證明我不夠積極了。
對於奇妙的新世界，也該有個結論。我同意，這是前進中的曲折，並且有一些壞人作祟。信佛的人相信有阿修羅，信基督的相信有撒旦，什麽都不信的相信有壞人。這是從戰略的高度和曆史的角度來看。從一個老百姓的角度來看，我又有很古怪的結論。我能出生，純屬偶然，生在何時何地，也非自身能夠左右，故而這個奇妙的新世界，對我來說就是“命運”。我從不抱怨命不好，而是認為它好得很。這肯定是個積極的結論。有過這樣的命運之後，我老憋不住嗬嗬傻笑，並且以為自己很逗，這其實非常不好。把幽默感去掉以後，從過去的歲月裏，我得到了一個結論，那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而且多少要費點勁兒，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軌道上。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4年第4期《中國青年研究》雜誌（雙月刊）。
我小的時候，有一段很特別的時期。有一天，我父親對我姥姥說，一畝地裏能打三十萬斤糧食，而我的姥姥，一位農村來的老實老太太，跳著小腳叫了起來：“殺了俺俺也不信！”她還算了一本細賬，說一畝地上堆三十萬斤糧，大概平地有兩尺厚的一層。當時我們家裏的人都攻擊我姥姥覺悟太低，不明事理。我當時隻有六歲，但也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我姥姥是錯誤的。事隔三十年，回頭一想，發現我姥姥還是明白事理的。畝產三十萬斤糧食會造成特殊的困難：那麽多的糧食誰也吃不了，隻好堆在那裏，以致地麵以每十年七至八米的速度上升，這樣的速度在地理上實在是駭人聽聞；十幾年後，平地上就會出現一些山巒，這樣水田就會變成旱田，旱田則會變成坡地，更不要說長此以往，華北平原要變成喜馬拉雅山了。
我十幾歲時又有過一段很特別的時期。我住的地方（我家在一所大學裏）有些大學生為了要保衛黨中央、捍衛毛主席而奮起，先是互相揮舞拳頭，後用長矛交戰，然後就越打越厲害。我對此事的看法不一定是正確的，但我認為，北京城原來是個很安全的地方，經這些學生的努力之後，在它的西北郊出現了一大片槍炮轟鳴的交戰地帶，北京地區變得帶有危險性，故而這種做法能不能叫做保衛，實在值得懷疑。有一件事我始終想知道：身為二十世紀後半期的人，身披鎧甲上陣與人交戰，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自我感覺如何？當然，我不認為在這輩子裏還能有機會輪到我來親身體驗了，但是這些事總在我心中徘徊不去。等到我長大成人，到海外留學，還給外國同學講起過這些事，他們或則直愣愣地看著我，或則用目光尋找台曆——我知道，他們想看看那一天是不是愚人節。當然，見到這種反應，我就沒興趣給他們講這些事了。
說到愚人節，使我想起報紙上登過的一條新聞：國外科學家用牛的基因和西紅柿做了一個雜種，該雜種並不到處跑著吞吃馬糞和腐殖質，而是老老實實長在地上，結出碩大的果實。用這種牛西紅柿做的番茄醬帶有牛奶的味道，果皮還可以做鞋子。這當然是從國外刊物的愚人節專號上摘譯的。像這樣離奇的故事我也知道不少，比方說，用某種超聲波哨子可以使冷水變熱，用磚頭砌的爐灶填上煤末子就可以煉出鋼鐵，但是這些故事不是愚人節的狂想，而是我親眼所見。有一些時期，每一天都是愚人節。我在這樣的氣氛裏長大。有一天，上級號召大家去插隊，到廣闊天地裏，“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我就去了，直到現在也沒有認真考較一下，自己的心髒是否因此更紅了一些。這當然也是個很特別的時期。消極地回顧自己的經曆是不對的，悲觀、頹廢、懷疑都是不對的。但我做的事不是這樣，我正在從這些事件中尋找積極的結論，這就完全不一樣了。 二
我插隊不久就遇到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天，軍代表把我們召集起來，聲色俱厲地嗬斥道：你們這些人，口口聲聲要保衛毛主席，現在卻是毛主席保衛了你們，還保衛了紅色江山，等等。然後就向我們傳達說，出了林彪事件，要我們注意盤查行人（我們在邊境上）。散了會後，我有好一段時間心中不快——像每個同齡人一樣，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口號我是喊過的。當然，軍代表比我們年長，又是軍人，理當在這件事上有更多的責任，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知青娃子實在難管，出了事先要詐唬我們一頓，這也是軍代表政治經驗老到之處。但是這些事已經不能安慰我了，因為我一向以為自己是個老實人，原來是這樣的不堪信任——我是一個說了不算的反複小人！說了要保衛毛主席，結果卻沒有保衛。我對自己要求很嚴，起碼在年輕時是這樣的。經過痛苦的反思，我認為自己在這件事上是無能為力的，假如不是當初說了不負責任的話，現在就可以說是清白無辜了。我說過自己正在尋找積極的結論，現在就找到了一個。假設我們說話要守信義，辦事情要有始有終，健全的理性實在是必不可少。
有關理性，哲學家有很多討論，但根據我的切身體會，它的關鍵是：凡不可信的東西就不信，像我姥姥當年對待畝產三十萬斤糧的態度，就叫做有理性。但這一點有時候不容易做到，因為會導致悲觀和消極，從理性和樂觀兩樣東西裏選擇理性頗不容易。理性就像貞操，失去了就不會再有；隻要碰上了開心的事，樂觀還會回來的。不過這一點很少有人注意到。從邏輯上說，從一個錯誤的前提什麽都能推出來；從實際上看，一個扯謊的人什麽都能編出來。所以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會遇到大量令人詫異的新鮮事物，從此迷失在萬花筒裏，直到碰上了釘子。假如不是遇到了林彪事件，我至今還以為自己真能保衛毛主席哩。
我保持著樂觀、積極的態度，起碼在插隊時是這樣的。直到有一天患上了重病，加上食不果腹，病得要死。因此我就向領導要求回城養病。領導上不批準，還說我的情緒有問題。這使我猛省到，當時的情緒很是悲傷。不過我以為人生了病就該這樣。舊版《水滸傳》上，李逵從梁山上下去接母親，路遇不測，老母被老虎吃了。他回到山寨，對宋江講述了這個悲慘的故事之後，書上寫著“宋江大笑”。你可以認為宋江保持了積極和樂觀的態度，不過金聖歎有不同的意見，他把那句改成了“李逵大哭”。我同意金聖歎的意見，因為人遇到了不幸的事件就應該悲傷，哪有一天到晚嗬嗬傻笑的。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雖然形勢一片大好（這一點現在頗有疑問），但我病得要死，所以我覺得自己有理由悲傷。這個故事這樣講，顯得有點突兀，應當補充些緣由：伴隨著悲傷的情緒，我提出要回城去養病；領導上不批準，還讓我高興一點，“多想想大好形勢”。現在想起來情況是這樣：“四人幫”倒行逆施，國民經濟行將崩潰，我個人又病到奄奄一息，簡直該悲傷死才好。不過我認為，當年那種程度的悲傷就夠了。
我認為，一個人快樂或悲傷，隻要不是裝出來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樂，同情他的悲傷，卻不可以命令他怎樣怎樣，因為這是違背人類的天性的。眾所周知，人可以令驢和馬交配，這是違背這兩種動物的天性的，結果生出騾子來，但騾子沒有生殖力，這說明違背天性的事不能長久。我個人的一個秘密是在需要極大快樂和悲傷的公眾場合卻達不到這種快樂和悲傷應有的水平，因而內心驚恐萬狀，汗下如雨。1968年國慶時，我和一批同學擁到了金水橋畔，別人歡呼雀躍，流下了幸福的眼淚，我卻恨不能找個地縫鑽下去。還有一點需要補充的，那就是作為一個男性，我很不容易暈厥，這更加重了我的不幸。我不知道這些話有沒有積極意義，但我知道，按當年的標準，我在內心裏也是好的、積極向上的，或者說，是“忠”的，否則也不會有勇氣把這些事坦白出來。我至今堅信，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了我，一個十七歲的中學生的種種心事，必定會拍拍我的腦袋說：好啦，你能做到什麽樣就做到什麽樣吧，不要勉強了。但是這樣的事沒有發生（恐怕主要的原因是我怕別人知道這些卑鄙的心事，把它們隱藏得很深，故而沒人知道），所以我一直活得很緊張。西洋人說，人人衣櫃裏有一具骷髏，我的骷髏就是我自己；我從不敢想象自己當了演員，走上舞台，除非在做噩夢時。這當然不是影射什麽，我隻是在說自己。
有關感情問題，我的結論如下，在這方麵我們有一點適應能力。但是不可誇大這種能力，自以為想笑就能笑、想哭就能哭。假如你扣我些工資，我可以不抱怨；無緣無故打我個右派，我肯定要懷恨在心。別人在這方麵比我強，我很佩服，但我不能自吹說達到了他的程度。我們不能欺騙上級，誤導他們。這是老百姓應盡的義務。 三
麥克阿瑟將軍寫過一篇祈禱文，代他的兒子向上帝討一些品行。各種品行要了一個遍，又要求給他兒子以幽默感。假設別的東西不能保持人的樂觀情緒，幽默感總能。據我所見，我們這裏年輕人沒有幽默感，中老年人倒有。在各種討論會上，時常有些頭頂禿光光的人，麵露蒙娜·麗莎式的微笑，輕飄飄地拋出幾句，讓大家忍俊不禁。假如我理解正確的話，這種幽默感是老奸巨猾的一種，本身帶有消極的成分。不要問我這些人是誰，我不是告密者；反正不是我，我頭頂不禿。我現在年登不惑，總算有了近於正常的理性；因為無病無災，又有了幽默感，所以遇到了可信和不可信的事，都能應付自如。不過，在我年輕的時候，既沒有健全的理性，又沒有幽默感，那麽是怎麽混過來的，實在是個大疑問。和同齡人交流，他們說，自己或則從眾，或則聽憑樸素的感情的驅動。這種狀態，或者可以叫做虔誠。
但是這樣理解也有疑問。我見到過不少虔信宗教的人，人家也不幹荒唐事。最主要的是：信教的人並不缺少理性，有好多大科學家都信教，而且堅信自己的靈魂能得救；人家的虔誠在理性的軌道之內，我們的虔誠則帶有不少黑色幽默的成分。如此看來，問題不在於虔誠。必須指出的是，宗教是在近代才開始合理的，過去也幹過燒女巫、迫害異端等勾當。我們知道，當年教會把布魯諾燒死了，就算我虔信宗教，也不會同意這種行為——我本善良，我對這一點極有把握，所以肯定會去勸那些燒人的人：諸位，人家隻不過是主張日心說，燒死他太過分了。別人聽了這樣的話，必定要拉我同燒，這樣我馬上會改變勸說的方向，把它對準布魯諾：得了吧，哥們兒，你這是何苦？去服個軟兒吧。這就是我年輕時做人的態度，這當然算不上理性健全，隻能叫做頭腦糊塗；用這樣的頭腦永遠也搞不清楚日心說對不對。如果我說中國人裏大多數都像我，這肯定不是個有積極意義的結論。我隻是說我自己，好像很富柔韌性。因為我是柔順的，所以領導上覺得讓我怎樣都成，甚至在病得要死時也能樂嗬嗬。這是我的錯誤。其實我沒那麽柔順。
我的積極結論是這樣的：真理直率無比，堅硬無比，但凡有一點柔順，也算不了真理。安徒生有一篇童話《光榮的荊棘路》，就是獻給這些直率、堅硬的人，不過他提到的全是外國人。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理應有自己的榜樣。此刻我腦子裏浮現出一係列名字：陳寅恪教授，馮友蘭教授，等等。說到陳教授，我們知道，他窮畢生精力，考據了一篇很不重要的話本《再生緣》。想到這件事，我並不感到有多振奮，隻是有點傷感。 四
如今到了不惑之年，我終於明白了，自己最適合做的事就是躲在家裏寫文章。這一方麵是因為性情不大合群，另一方麵也是我始終向往樂觀、積極的東西。如前所述，我們麵前有這樣兩個論域，一個需要認真對待，另一個需要幽默感；最大限度的積極和樂觀在後一個論域裏才有。我就喜歡編些牛西紅柿一類的故事，但是絕不強求別人相信。這不說明我是個糊塗人，我還能夠明辨是非。在“真實”這個論域裏，假如你讓我說話，假如是，我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絕不亂說，《聖經》上就是這麽說的：再多說一句，就是出於那偽善者。當然，你要是不讓我說，我就閉著嘴。假設世界上隻有這兩個論域，我就能應付得來：現在我既能認真地做事，又有幽默感。但是世界上還有第三個論域，我對其中發生的事頗感困惑。
朋友送我一本自著的書，是關於昆德拉的。其中有一段引述昆德拉的話說：前蘇聯，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這使我感受到了來自真實和幽默兩方麵的挑戰。假如你說，昆德拉在教人識字，那是不對的。他不是幹那件事的。至於說這話有何特別的寓意我沒看出來，這正是我所擔心的，我不願被人當做笨蛋。事實上沒有寓意，無怪我找不出來。至於這句話逗不逗，我請讀者自行判斷。另外，書裏常常提到“某種主義”，既沒有特別的寓意，也不逗。向我這位朋友當麵請教時，她就氣得打噎。原稿裏“前蘇聯”那一段很長而且妙趣橫生，被壓成了這麽短（既然被刪了，我也不便引），至於某種主義，原是“極權主義”，這都是編輯做的工作。我的另一位朋友不用編輯來改，就把極權主義寫成了全體主義，於是極權國家就是“全體國家”，而且隻要你獨斷專行，就什麽都有了。從英文來看，這是很對的，隻是從中文來看，全體都需掃盲。當然，此種修改和刪節，既不是出於真實，也不是出於幽默感。我寫的稿子有時也遭批判，認為它少了點什麽，既不是真實，又不是幽默感。還有第三種東西，就是“善”。善是非常好的（從理論上說，沒有比它更好的東西），我自己年輕時就是這樣，我遇到了一個奇妙的新世界。
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所謂奇妙的新世界並不新。但我是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問題的，不打招呼就偷換概念，這是我這一代人的品行。其實，從曆史上看，這個世界也不新。這使我很是沮喪，因為我十分想得出積極的結論。對我們來說，新比舊積極，正如東比西積極。小時候我住在西城區，很羨慕住在東城的人。我現在四十歲，比之剛出娘胎的人，自然缺少積極的特性。我年輕時相信，隻要能把事物一分為二，並且能找到主要方麵就足夠聰明了；現在覺得還要會點別的才好，否則還是不夠聰明。這一點也證明我不夠積極了。
對於奇妙的新世界，也該有個結論。我同意，這是前進中的曲折，並且有一些壞人作祟。信佛的人相信有阿修羅，信基督的相信有撒旦，什麽都不信的相信有壞人。這是從戰略的高度和曆史的角度來看。從一個老百姓的角度來看，我又有很古怪的結論。我能出生，純屬偶然，生在何時何地，也非自身能夠左右，故而這個奇妙的新世界，對我來說就是“命運”。我從不抱怨命不好，而是認為它好得很。這肯定是個積極的結論。有過這樣的命運之後，我老憋不住嗬嗬傻笑，並且以為自己很逗，這其實非常不好。把幽默感去掉以後，從過去的歲月裏，我得到了一個結論，那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而且多少要費點勁兒，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軌道上。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4年第4期《中國青年研究》雜誌（雙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