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成式在《酉陽雜俎》寫道：唐朝有位秀才先生，才高八鬥，學富五車，因慕李太白為人，自起名為李赤。我雖沒見過他，但能想象出他的樣子：一位翩翩佳公子。有一天，春日融融，李赤先生和幾個朋友出城郊遊。走到一處野外的飯館，朋友們決定在此吃午飯。大家入席以後，李赤起身去方便。去了就不回來，大家也沒理會。忽聽外麵一聲暴喊，大家循聲趕去，找到了廁所裏。隻見李赤先生頭在下，腳在上，倒插在糞桶裏！這景象夠嚇人的。幸虧有位上廁所的先生撞見了，驚叫了一聲，遲了不堪設想……大夥趕緊把他拔出來，打來清水猛衝了幾桶。還好，李赤先生還有氣，冷水一激又緩了過來。別人覺得有個惡棍躲在廁所裏搞鬼，把李赤攔腰抱起，栽進了糞桶裏，急著要把他逮住。但李赤先生說，是自己掉進去的。於是眾人大笑，說李先生太不小心了，讓他更衣重新入席——但卻忽略了一件事：李先生不是跳水隊員，向前跳水的動作也不是非常熟練，怎麽能一失足就倒插在糞桶裏？所以，他是自己跳下去的。段成式沒解釋李秀才為什麽會往糞桶裏跳，但我覺得，這件事我能解釋。
有些人秉性特殊，尋常生活不能讓他們滿足。他們需要某種極端體驗：喜歡被人捆綁起來，加以羞辱和拷打——人各有所好，這不礙我們的事。其中還有些人想要golden shower，也就是把屎尿往頭上澆。這才是真正驚世駭俗的嗜好。據說在紐約和加州某些俱樂部裏，有人在口袋裏放塊黃手絹，露出半截來，就表明自己有這種嗜好。我覺得李赤先生就有這種嗜好，隻是他不是讓別人往頭上澆，而是自己要往裏跳。這種事解釋得太詳細了難免惡心，我們隻要明白極端體驗是個什麽意思就夠了。
現在是太平年月，大約在三十年前吧，整個中國亂哄哄的，有些人生活在極端體驗裏。這些人裏有幾位我認識，有些是學校裏的老師，還有一些是大院裏的叔叔、阿姨。他們都不喜歡這種橫加在頭上的極端體驗，就自殺了：跳樓的跳樓，上吊的上吊，用這種方法來解脫苦難。也許有些當年鬧事的人覺得這些事還蠻有意思的，但我勸他們替死者家屬想想。死者已矣，留給親友的卻是無邊的黑夜……
然後我就去插隊，走南闖北，這種事情見得很多。比方說，在村裏開會，支書總要吆喝“地富到前排”，講幾句話，就叫他們起來“撅”著。那些地富有不少比我歲數還小。原來農村的規矩是地富的子女還叫地富，就那麽小一個村子，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撅在大夥麵前，頭在下腚在上，把臉都丟光，這也是種極端體驗吧。當然，現在不叫地富，大家都是社員了。作出這項決定的人雖已不在人世了，但大家都會懷念他的——總而言之，那是一個極端體驗的年代；雖然很驚險、很刺激，但我一點都不喜歡。現在有些青年學人，人已經到了海外，拿到了博士學位和綠卡，又提起那個年代的種種好處來，借某個村莊的經驗說事兒，老調重彈：想要大家再去早請示、晚匯報、學老三篇，還煞有介事地總結了毛澤東思想育新人的經驗。聽了這些話，我滿脊梁亂起雞皮疙瘩。
我有些庸人的想法：吃飽了比餓著好，健康比有病好，站在糞桶外比跳進去好。但有人不同意這種想法，比方說，李赤先生。大家宴飲已畢，回城裏去，走到半路，發現他不見了。趕緊回去找，發現他又倒栽進了糞桶裏。這回和上回不同，拖出來一看，他已經沒氣了。李赤先生的極端體驗就到此結束——一玩就把自己玩死，這可是太極端了，沒什麽普遍意義。我覺得人不該淹死在屎裏，但如你所知，這是庸人之見，和李赤先生的見解不同——李赤先生死後麵帶幸福的微笑，隻是身上臭烘烘的。
我這個庸人又有種見解：太平年月比亂世要好。這兩種時代的區別，比新鮮空氣和臭屎的區別還要大。近二十年來，我們過著太平日子，好比呼吸到了一點新鮮空氣，沒理由再把我們栽進臭屎裏。我是中國的國民，我對這個國家的希望就是：希望這裏永遠是太平年月。不管海外的學人怎麽說我們庸俗，喪失了左派的銳氣，我這個見解終不肯改。現在能太太平平，看幾本書，寫點小文章，我就很滿意了。我可不想早請示、晚匯報，像“文化革命”裏那樣窮折騰。至於海外那幾位學人，我猜他們也不是真喜歡“文化革命”——他們喜歡的隻是那時極端體驗的氣氛。他們可不想在美國弄出這種氣氛，那邊是他們的安身立命之所。他們隻想把中國搞得七顛八倒，以便放暑假時可以過來體驗一番，然後再回美國去，教美國書，掙美國錢。這主意不壞，但我們不答應：我們沒有極端體驗的癮，別來折騰我們。真正有這種癮的人，何妨像李赤先生那樣，自己一頭紮向屎坑。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10月11日《南方周末》。
有些人秉性特殊，尋常生活不能讓他們滿足。他們需要某種極端體驗：喜歡被人捆綁起來，加以羞辱和拷打——人各有所好，這不礙我們的事。其中還有些人想要golden shower，也就是把屎尿往頭上澆。這才是真正驚世駭俗的嗜好。據說在紐約和加州某些俱樂部裏，有人在口袋裏放塊黃手絹，露出半截來，就表明自己有這種嗜好。我覺得李赤先生就有這種嗜好，隻是他不是讓別人往頭上澆，而是自己要往裏跳。這種事解釋得太詳細了難免惡心，我們隻要明白極端體驗是個什麽意思就夠了。
現在是太平年月，大約在三十年前吧，整個中國亂哄哄的，有些人生活在極端體驗裏。這些人裏有幾位我認識，有些是學校裏的老師，還有一些是大院裏的叔叔、阿姨。他們都不喜歡這種橫加在頭上的極端體驗，就自殺了：跳樓的跳樓，上吊的上吊，用這種方法來解脫苦難。也許有些當年鬧事的人覺得這些事還蠻有意思的，但我勸他們替死者家屬想想。死者已矣，留給親友的卻是無邊的黑夜……
然後我就去插隊，走南闖北，這種事情見得很多。比方說，在村裏開會，支書總要吆喝“地富到前排”，講幾句話，就叫他們起來“撅”著。那些地富有不少比我歲數還小。原來農村的規矩是地富的子女還叫地富，就那麽小一個村子，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撅在大夥麵前，頭在下腚在上，把臉都丟光，這也是種極端體驗吧。當然，現在不叫地富，大家都是社員了。作出這項決定的人雖已不在人世了，但大家都會懷念他的——總而言之，那是一個極端體驗的年代；雖然很驚險、很刺激，但我一點都不喜歡。現在有些青年學人，人已經到了海外，拿到了博士學位和綠卡，又提起那個年代的種種好處來，借某個村莊的經驗說事兒，老調重彈：想要大家再去早請示、晚匯報、學老三篇，還煞有介事地總結了毛澤東思想育新人的經驗。聽了這些話，我滿脊梁亂起雞皮疙瘩。
我有些庸人的想法：吃飽了比餓著好，健康比有病好，站在糞桶外比跳進去好。但有人不同意這種想法，比方說，李赤先生。大家宴飲已畢，回城裏去，走到半路，發現他不見了。趕緊回去找，發現他又倒栽進了糞桶裏。這回和上回不同，拖出來一看，他已經沒氣了。李赤先生的極端體驗就到此結束——一玩就把自己玩死，這可是太極端了，沒什麽普遍意義。我覺得人不該淹死在屎裏，但如你所知，這是庸人之見，和李赤先生的見解不同——李赤先生死後麵帶幸福的微笑，隻是身上臭烘烘的。
我這個庸人又有種見解：太平年月比亂世要好。這兩種時代的區別，比新鮮空氣和臭屎的區別還要大。近二十年來，我們過著太平日子，好比呼吸到了一點新鮮空氣，沒理由再把我們栽進臭屎裏。我是中國的國民，我對這個國家的希望就是：希望這裏永遠是太平年月。不管海外的學人怎麽說我們庸俗，喪失了左派的銳氣，我這個見解終不肯改。現在能太太平平，看幾本書，寫點小文章，我就很滿意了。我可不想早請示、晚匯報，像“文化革命”裏那樣窮折騰。至於海外那幾位學人，我猜他們也不是真喜歡“文化革命”——他們喜歡的隻是那時極端體驗的氣氛。他們可不想在美國弄出這種氣氛，那邊是他們的安身立命之所。他們隻想把中國搞得七顛八倒，以便放暑假時可以過來體驗一番，然後再回美國去，教美國書，掙美國錢。這主意不壞，但我們不答應：我們沒有極端體驗的癮，別來折騰我們。真正有這種癮的人，何妨像李赤先生那樣，自己一頭紮向屎坑。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10月11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