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成式在《酉陽雜俎》寫道:唐朝有位秀才先生,才高八鬥,學富五車,因慕李太白為人,自起名為李赤。我雖沒見過他,但能想象出他的樣子:一位翩翩佳公子。有一天,春日融融,李赤先生和幾個朋友出城郊遊。走到一處野外的飯館,朋友們決定在此吃午飯。大家入席以後,李赤起身去方便。去了就不回來,大家也沒理會。忽聽外麵一聲暴喊,大家循聲趕去,找到了廁所裏。隻見李赤先生頭在下,腳在上,倒插在糞桶裏!這景象夠嚇人的。幸虧有位上廁所的先生撞見了,驚叫了一聲,遲了不堪設想……大夥趕緊把他拔出來,打來清水猛衝了幾桶。還好,李赤先生還有氣,冷水一激又緩了過來。別人覺得有個惡棍躲在廁所裏搞鬼,把李赤攔腰抱起,栽進了糞桶裏,急著要把他逮住。但李赤先生說,是自己掉進去的。於是眾人大笑,說李先生太不小心了,讓他更衣重新入席——但卻忽略了一件事:李先生不是跳水隊員,向前跳水的動作也不是非常熟練,怎麽能一失足就倒插在糞桶裏?所以,他是自己跳下去的。段成式沒解釋李秀才為什麽會往糞桶裏跳,但我覺得,這件事我能解釋。


    有些人秉性特殊,尋常生活不能讓他們滿足。他們需要某種極端體驗:喜歡被人捆綁起來,加以羞辱和拷打——人各有所好,這不礙我們的事。其中還有些人想要golden shower,也就是把屎尿往頭上澆。這才是真正驚世駭俗的嗜好。據說在紐約和加州某些俱樂部裏,有人在口袋裏放塊黃手絹,露出半截來,就表明自己有這種嗜好。我覺得李赤先生就有這種嗜好,隻是他不是讓別人往頭上澆,而是自己要往裏跳。這種事解釋得太詳細了難免惡心,我們隻要明白極端體驗是個什麽意思就夠了。


    現在是太平年月,大約在三十年前吧,整個中國亂哄哄的,有些人生活在極端體驗裏。這些人裏有幾位我認識,有些是學校裏的老師,還有一些是大院裏的叔叔、阿姨。他們都不喜歡這種橫加在頭上的極端體驗,就自殺了:跳樓的跳樓,上吊的上吊,用這種方法來解脫苦難。也許有些當年鬧事的人覺得這些事還蠻有意思的,但我勸他們替死者家屬想想。死者已矣,留給親友的卻是無邊的黑夜……


    然後我就去插隊,走南闖北,這種事情見得很多。比方說,在村裏開會,支書總要吆喝“地富到前排”,講幾句話,就叫他們起來“撅”著。那些地富有不少比我歲數還小。原來農村的規矩是地富的子女還叫地富,就那麽小一個村子,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撅在大夥麵前,頭在下腚在上,把臉都丟光,這也是種極端體驗吧。當然,現在不叫地富,大家都是社員了。作出這項決定的人雖已不在人世了,但大家都會懷念他的——總而言之,那是一個極端體驗的年代;雖然很驚險、很刺激,但我一點都不喜歡。現在有些青年學人,人已經到了海外,拿到了博士學位和綠卡,又提起那個年代的種種好處來,借某個村莊的經驗說事兒,老調重彈:想要大家再去早請示、晚匯報、學老三篇,還煞有介事地總結了毛澤東思想育新人的經驗。聽了這些話,我滿脊梁亂起雞皮疙瘩。


    我有些庸人的想法:吃飽了比餓著好,健康比有病好,站在糞桶外比跳進去好。但有人不同意這種想法,比方說,李赤先生。大家宴飲已畢,回城裏去,走到半路,發現他不見了。趕緊回去找,發現他又倒栽進了糞桶裏。這回和上回不同,拖出來一看,他已經沒氣了。李赤先生的極端體驗就到此結束——一玩就把自己玩死,這可是太極端了,沒什麽普遍意義。我覺得人不該淹死在屎裏,但如你所知,這是庸人之見,和李赤先生的見解不同——李赤先生死後麵帶幸福的微笑,隻是身上臭烘烘的。


    我這個庸人又有種見解:太平年月比亂世要好。這兩種時代的區別,比新鮮空氣和臭屎的區別還要大。近二十年來,我們過著太平日子,好比呼吸到了一點新鮮空氣,沒理由再把我們栽進臭屎裏。我是中國的國民,我對這個國家的希望就是:希望這裏永遠是太平年月。不管海外的學人怎麽說我們庸俗,喪失了左派的銳氣,我這個見解終不肯改。現在能太太平平,看幾本書,寫點小文章,我就很滿意了。我可不想早請示、晚匯報,像“文化革命”裏那樣窮折騰。至於海外那幾位學人,我猜他們也不是真喜歡“文化革命”——他們喜歡的隻是那時極端體驗的氣氛。他們可不想在美國弄出這種氣氛,那邊是他們的安身立命之所。他們隻想把中國搞得七顛八倒,以便放暑假時可以過來體驗一番,然後再回美國去,教美國書,掙美國錢。這主意不壞,但我們不答應:我們沒有極端體驗的癮,別來折騰我們。真正有這種癮的人,何妨像李赤先生那樣,自己一頭紮向屎坑。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10月11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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