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伯納是個愛爾蘭人，有一次，人家約他寫個劇本來弘揚愛爾蘭民族精神，他寫了《英國佬的另一個島》，有個劇中人對愛爾蘭人的生活態度做了如下描述：“一輩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隻豬，結果自己也變成了一塊土，一隻豬……”不知為什麽，我看了這段話，臉上也有點熱辣辣。這方麵我也有些話要說，蕭伯納的態度很能壯我的膽。
1973年，我到山東老家去插隊。有關這個小山村，從小我姥姥已經給我講過很多，她說這是一個四十多戶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一百多條驢。我姥姥還說，驢在當地很有用，因為那裏地勢崎嶇不平，耕地多在山上，所以假如要往地裏送點什麽，或者從地裏收獲點什麽，驢子都是最重要的幫手。但是我到村裏時，發現情況有很大的變化，村裏不是四十戶人，而是一百多戶人，驢子一條都不見了。村裏人告訴我說，我姥姥講的是二十年前的老皇曆。這麽多年以來，人一直在不停地生出來，至於驢子，在學大寨之前還有幾條，後來就沒有了。沒有驢子以後，人就擔負起往地裏運輸的任務，當然不是用背來馱，而是用小車來推。當地那種獨輪車載重比小毛驢馱得還要多些，這樣人就比驢有了優越性。在所有的任務裏，最繁重的是要往地裏送糞——其實那種糞裏土的成分很大——一車糞大概有三百多斤到四百斤的樣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這就是說，要把二百公斤左右的東西送到80層樓上，而且早上天剛亮到吃早飯之間就要往返十趟。說實在話，我對這任務的艱巨性估計不足。我以為自己長得人高馬大，在此之前又插過三年隊，別人能幹的事，我也該能幹，結果才推了幾趟，我就滿嘴是膽汁的味道。推了兩天，我從城裏帶來的兩雙布鞋的後跟都被豁開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總在一刻不停的震顫之中。後來我隻好很丟臉地接受了一點照顧，和一些身體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幹活。好在當地人沒有因此看不起我，他們還說，像我這樣初來乍到的人，能把這種工作堅持到三天之上，實在是不容易。就連他們這些幹慣了的人都覺得這種工作太過辛苦，能夠歇上一兩天，都覺得是莫大的幸福。
時隔二十年，我把這件事仔細考慮了一遍，得到的一個結論是這樣的：用人來取代驢子往地裏送糞，其實很不上算。因為不管人也好，驢也罷，送糞所做的功都是一樣多，我們（人和驢）都需要能量補充，人必須要吃糧食，而驢子可以吃草；草和糧食的價值大不相同。事實上，一個人在幹推糞這種活和幹別的活時相比，食量將有一個很可觀的增長，這就導致了糧食不夠吃，所以不得不吃下一大批白薯幹。白薯幹比之正經糧食便宜了很多，但在集市上也要賣到兩毛錢一斤；而在集市上，最好的草（可以苫房頂）是三分錢一斤，一般做飼料的草頂多值兩分錢。我不認為自己在吃下一斤白薯幹之後，可以和吃了十斤幹草的驢比賽負重，而且白薯幹還異常難吃，噎人，難消化，容易導致胃潰瘍；而驢在吃草時肯定不會遇到同樣的困難。在此必須強調指出，此種白薯幹是生著切片晾的，假設是煮熟了晾出的那種甜甜的東西，就絕不止兩毛錢一斤。有關白薯幹的情況，還可以補充幾句，它一進到了食道裏就會往上蹦，不管你把它做成發糕還是麵條，隻要不用大量的糧食來衝淡，都有同等的效果。因此我曾設想改進一下進食的方式，拿著大頂來吃飯，這樣它往上一蹦就正好進到胃裏，省得我痛苦地向下咽，但是我沒有試驗過，我怕被別人看到後難以解釋。白薯幹原來是豬的口糧，這種可憐的動物後來就改吃人屙的屎。據我在廁所兼豬圈裏的觀察，它們一遇到吃薯幹屙出的屎，就表現出憤怒之狀，這曾使我在出恭時良心大感痛苦——這個話題就說到這裏為止。由此可見，我姥姥在村裏時，四十戶人家、一百多條驢是符合經濟規律的。當然，我在村裏時，一百多戶人家沒有驢，也符合經濟規律。前者符合省錢的規律，後者符合就業的規律。隻有“一百戶人家加一百條驢”不符合經濟規律，因為沒有那麽多的事可做。於是，驢子就消失了。有關這件事，可以舉出一件恰當的反例：在英國產業革命前夕，有過一次圈地運動，英國農民認為這是“羊吃人”；而在我的老家則是人吃驢，而且是貨真價實的吃。村裏人說，有一陣子老是吃驢肉，但我去晚了沒趕上，隻趕上了吃白薯幹。當然，在這場人和驢的生存競爭中，我當時堅定地站在人這一方，認為人有吃掉驢子的權利。
最近我讀到布羅代爾先生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才發現這種生存競爭不光是在我老家存在，也不限於在人和驢之間，更不限於本世紀七十年代，它是一種廣泛存在的曆史事實。十六世紀到中國來的傳教士就發現，與西歐相比，中國的役畜非常少，對水力和風力的利用也不充分。這就是說，此種生存競爭不光在人畜之間存在，還存在於人與浩浩蕩蕩的自然力之間。這次我就不能再站在人的立場上反對水和風了，因為這種對手過於低級，勝之不武。而且我以為，中國的文化傳統裏，大概是有點問題。眾所周知，我們國家的傳統文化是一種人本的文化，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義完全不同。在我們的文化裏，隻認為生命是好的，卻沒把快樂啦、幸福啦、生存狀態之類的事定義在內；故而就認為，隻要大家都能活著就好，不管他們活得多麽糟糕。由此導致了一種古怪的生存競爭，和風力、水力比賽推動磨盤，和牲口比賽運輸——而且是比賽一種負麵的能力，比賽誰更不知勞苦，更不貪圖安逸！
中國史學界沒有個年鑒學派，沒有人考證一下曆史上的物質生活，這實在是一種遺憾——布羅代爾對中國物質生活的描述還是不夠詳盡——這件事其實很有研究的必要。在中國人口稠密的地帶，根本就見不到風車、水車，這種東西隻在邊遠地方有。我們村裏有盤碾子，原來是用驢子拉的，驢沒了以後改用人來推。驢拉碾時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頭暈。人推時不蒙眼，因為大家覺得這像一頭驢，不好意思。其實人也會暈。我的切身體會是：人隻有兩條腿，因為這種令人遺憾的事實，所以暈起來站都站不住。我還聽到過一個真實的故事，陳永貴大叔在大寨曾和一頭驢子比賽負重，驢子摔倒，永貴大叔贏了。我認為，那頭驢多半是個小毛驢，而非關中大叫驢。後一種驢子體態壯碩，恐非人類所能匹敵——不管是哪一種驢，這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證明了就是不借助手推車，人也比驢強。我認識的一位中學老師曾經用客觀的態度給學生講過這個故事（未加褒貶），結果在“文化革命”裏被鬥得要死。這最後一件事多少暗示出中國為什麽沒有年鑒學派。假如布羅代爾是中國人，寫了一本有關中國農村物質生活的書，人和驢比賽負重的故事他是一定要引用的，白紙黑字寫了出來，“文化革命”這一關他絕過不去。雖然沒有年鑒學派那樣縝密的考證，但我也得出了結論：在現代物質文明的影響到來之前，在物質生活方麵有這麽一種傾向，不是人來駕馭自然力、獸力，而是以人力取代自然力、獸力；這就要求人能夠吃苦、耐勞、本分。當然，這種要求和傳統文化對人的教誨甚是合拍，不過孰因孰果很難說明白。我認為自己在插隊時遭遇的一切，是傳統社會物質文明發展規律走到極端所致。
在人與獸、人與自然力的競爭中，人這一方的先天條件並不好。如前所述，我們不像驢子那樣有四條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風和水那樣渾然無覺，不知疲倦。好在人還有一種強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對準自然界，也許人就能過得好一點。但是我們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發明了種種消極的倫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勞，“存天理、滅人欲”；而苦和累這兩種東西，正如莎翁筆下的愛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兩者都是無窮無盡的了！”（引自《羅密歐與朱麗葉》）
這篇文章寫到了這裏，到了得出結論的時候了。我認為中國文化對於物質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種消極忍耐的態度，不提倡用腦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結果不但是人，連驢和豬都深受其害。假設一切現實生活中的不滿意、不方便，都能成為嚴重的問題，使大家十分關注，恐怕也不至於搞成這個樣子，因為我們畢竟是些聰明人。雖然中國人是如此的聰明，但是布羅代爾對十七世紀中國的物質生活（包括北京城裏有多少人靠撿破爛為生）做了一番描述之後下結論道：在這一切的背後，“潛在的貧困無處不在”。我們的祖先怎麽感覺不出來？我的結論是：大概是覺得那麽活著就不壞吧。
1973年，我到山東老家去插隊。有關這個小山村，從小我姥姥已經給我講過很多，她說這是一個四十多戶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一百多條驢。我姥姥還說，驢在當地很有用，因為那裏地勢崎嶇不平，耕地多在山上，所以假如要往地裏送點什麽，或者從地裏收獲點什麽，驢子都是最重要的幫手。但是我到村裏時，發現情況有很大的變化，村裏不是四十戶人，而是一百多戶人，驢子一條都不見了。村裏人告訴我說，我姥姥講的是二十年前的老皇曆。這麽多年以來，人一直在不停地生出來，至於驢子，在學大寨之前還有幾條，後來就沒有了。沒有驢子以後，人就擔負起往地裏運輸的任務，當然不是用背來馱，而是用小車來推。當地那種獨輪車載重比小毛驢馱得還要多些，這樣人就比驢有了優越性。在所有的任務裏，最繁重的是要往地裏送糞——其實那種糞裏土的成分很大——一車糞大概有三百多斤到四百斤的樣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這就是說，要把二百公斤左右的東西送到80層樓上，而且早上天剛亮到吃早飯之間就要往返十趟。說實在話，我對這任務的艱巨性估計不足。我以為自己長得人高馬大，在此之前又插過三年隊，別人能幹的事，我也該能幹，結果才推了幾趟，我就滿嘴是膽汁的味道。推了兩天，我從城裏帶來的兩雙布鞋的後跟都被豁開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總在一刻不停的震顫之中。後來我隻好很丟臉地接受了一點照顧，和一些身體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幹活。好在當地人沒有因此看不起我，他們還說，像我這樣初來乍到的人，能把這種工作堅持到三天之上，實在是不容易。就連他們這些幹慣了的人都覺得這種工作太過辛苦，能夠歇上一兩天，都覺得是莫大的幸福。
時隔二十年，我把這件事仔細考慮了一遍，得到的一個結論是這樣的：用人來取代驢子往地裏送糞，其實很不上算。因為不管人也好，驢也罷，送糞所做的功都是一樣多，我們（人和驢）都需要能量補充，人必須要吃糧食，而驢子可以吃草；草和糧食的價值大不相同。事實上，一個人在幹推糞這種活和幹別的活時相比，食量將有一個很可觀的增長，這就導致了糧食不夠吃，所以不得不吃下一大批白薯幹。白薯幹比之正經糧食便宜了很多，但在集市上也要賣到兩毛錢一斤；而在集市上，最好的草（可以苫房頂）是三分錢一斤，一般做飼料的草頂多值兩分錢。我不認為自己在吃下一斤白薯幹之後，可以和吃了十斤幹草的驢比賽負重，而且白薯幹還異常難吃，噎人，難消化，容易導致胃潰瘍；而驢在吃草時肯定不會遇到同樣的困難。在此必須強調指出，此種白薯幹是生著切片晾的，假設是煮熟了晾出的那種甜甜的東西，就絕不止兩毛錢一斤。有關白薯幹的情況，還可以補充幾句，它一進到了食道裏就會往上蹦，不管你把它做成發糕還是麵條，隻要不用大量的糧食來衝淡，都有同等的效果。因此我曾設想改進一下進食的方式，拿著大頂來吃飯，這樣它往上一蹦就正好進到胃裏，省得我痛苦地向下咽，但是我沒有試驗過，我怕被別人看到後難以解釋。白薯幹原來是豬的口糧，這種可憐的動物後來就改吃人屙的屎。據我在廁所兼豬圈裏的觀察，它們一遇到吃薯幹屙出的屎，就表現出憤怒之狀，這曾使我在出恭時良心大感痛苦——這個話題就說到這裏為止。由此可見，我姥姥在村裏時，四十戶人家、一百多條驢是符合經濟規律的。當然，我在村裏時，一百多戶人家沒有驢，也符合經濟規律。前者符合省錢的規律，後者符合就業的規律。隻有“一百戶人家加一百條驢”不符合經濟規律，因為沒有那麽多的事可做。於是，驢子就消失了。有關這件事，可以舉出一件恰當的反例：在英國產業革命前夕，有過一次圈地運動，英國農民認為這是“羊吃人”；而在我的老家則是人吃驢，而且是貨真價實的吃。村裏人說，有一陣子老是吃驢肉，但我去晚了沒趕上，隻趕上了吃白薯幹。當然，在這場人和驢的生存競爭中，我當時堅定地站在人這一方，認為人有吃掉驢子的權利。
最近我讀到布羅代爾先生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才發現這種生存競爭不光是在我老家存在，也不限於在人和驢之間，更不限於本世紀七十年代，它是一種廣泛存在的曆史事實。十六世紀到中國來的傳教士就發現，與西歐相比，中國的役畜非常少，對水力和風力的利用也不充分。這就是說，此種生存競爭不光在人畜之間存在，還存在於人與浩浩蕩蕩的自然力之間。這次我就不能再站在人的立場上反對水和風了，因為這種對手過於低級，勝之不武。而且我以為，中國的文化傳統裏，大概是有點問題。眾所周知，我們國家的傳統文化是一種人本的文化，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義完全不同。在我們的文化裏，隻認為生命是好的，卻沒把快樂啦、幸福啦、生存狀態之類的事定義在內；故而就認為，隻要大家都能活著就好，不管他們活得多麽糟糕。由此導致了一種古怪的生存競爭，和風力、水力比賽推動磨盤，和牲口比賽運輸——而且是比賽一種負麵的能力，比賽誰更不知勞苦，更不貪圖安逸！
中國史學界沒有個年鑒學派，沒有人考證一下曆史上的物質生活，這實在是一種遺憾——布羅代爾對中國物質生活的描述還是不夠詳盡——這件事其實很有研究的必要。在中國人口稠密的地帶，根本就見不到風車、水車，這種東西隻在邊遠地方有。我們村裏有盤碾子，原來是用驢子拉的，驢沒了以後改用人來推。驢拉碾時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頭暈。人推時不蒙眼，因為大家覺得這像一頭驢，不好意思。其實人也會暈。我的切身體會是：人隻有兩條腿，因為這種令人遺憾的事實，所以暈起來站都站不住。我還聽到過一個真實的故事，陳永貴大叔在大寨曾和一頭驢子比賽負重，驢子摔倒，永貴大叔贏了。我認為，那頭驢多半是個小毛驢，而非關中大叫驢。後一種驢子體態壯碩，恐非人類所能匹敵——不管是哪一種驢，這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證明了就是不借助手推車，人也比驢強。我認識的一位中學老師曾經用客觀的態度給學生講過這個故事（未加褒貶），結果在“文化革命”裏被鬥得要死。這最後一件事多少暗示出中國為什麽沒有年鑒學派。假如布羅代爾是中國人，寫了一本有關中國農村物質生活的書，人和驢比賽負重的故事他是一定要引用的，白紙黑字寫了出來，“文化革命”這一關他絕過不去。雖然沒有年鑒學派那樣縝密的考證，但我也得出了結論：在現代物質文明的影響到來之前，在物質生活方麵有這麽一種傾向，不是人來駕馭自然力、獸力，而是以人力取代自然力、獸力；這就要求人能夠吃苦、耐勞、本分。當然，這種要求和傳統文化對人的教誨甚是合拍，不過孰因孰果很難說明白。我認為自己在插隊時遭遇的一切，是傳統社會物質文明發展規律走到極端所致。
在人與獸、人與自然力的競爭中，人這一方的先天條件並不好。如前所述，我們不像驢子那樣有四條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風和水那樣渾然無覺，不知疲倦。好在人還有一種強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對準自然界，也許人就能過得好一點。但是我們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發明了種種消極的倫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勞，“存天理、滅人欲”；而苦和累這兩種東西，正如莎翁筆下的愛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兩者都是無窮無盡的了！”（引自《羅密歐與朱麗葉》）
這篇文章寫到了這裏，到了得出結論的時候了。我認為中國文化對於物質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種消極忍耐的態度，不提倡用腦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結果不但是人，連驢和豬都深受其害。假設一切現實生活中的不滿意、不方便，都能成為嚴重的問題，使大家十分關注，恐怕也不至於搞成這個樣子，因為我們畢竟是些聰明人。雖然中國人是如此的聰明，但是布羅代爾對十七世紀中國的物質生活（包括北京城裏有多少人靠撿破爛為生）做了一番描述之後下結論道：在這一切的背後，“潛在的貧困無處不在”。我們的祖先怎麽感覺不出來？我的結論是：大概是覺得那麽活著就不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