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大學本科時，我哥哥在讀研究生。我是學理科的，我哥哥是學邏輯學的。有回我問他：依你之見，在中國人寫的科學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讀？他毫不猶豫地答道：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現在假如有個年輕人問我這個問題，不管他是學什麽的，我的回答還是《江村經濟》——但我覺得這本書的名字還是叫作“中國農民的生活”為好。它的長處在於十分誠實地描述了江南農村的生活景象，像這樣的誠實在中國人寫的書裏還未曾有過。同是社會學界的前輩，李景漢先生做過《定縣調查》，把一個縣的情況搞得清清楚楚。學社會學的人總該讀讀《定縣調查》——但若不學社會學，我覺得可以不讀《定縣調查》，但不讀《江村經濟》可不成。中國的讀書人有種毛病，總要把某些事實視而不見，這些事實裏就包括了中國農民的生活。讀書人喜歡做的事情是埋首於故紙堆裏，好像故紙之中什麽都有了。中國的典籍倒是浩若煙海，但假若沒人把事實往紙上寫，紙上還是什麽都沒有。《江村經濟》的價值就在於它把事實寫到了紙上，在中國這個地方，很少有人做這樣的事。馬林諾夫斯基給《江村經濟》做序，也稱讚了費先生的誠實。所以費先生這項研究中的誠實程度，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談《江村經濟》，而是談誠實。以我之見，誠實就像金子一樣，有成色的區別。就以費先生的書為例，在海外發表時，叫作“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是十足赤金式的誠實。在國內發表時叫作《江村經濟》，成色就差了一些，雖然它還是誠實的，而且更對中國文人的口味。我們這裏有種傳統，對十足的誠實甚為不利。有人說，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學問，什麽叫作“是”（be），什麽叫作“應該是”（should be），從來就沒搞清楚過。我們知道，前者是指事實，後者是指意願，兩者是有區別的。人不可能一輩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如果朱夫子總把意願和事實混為一談，那他怎麽生活呢。所以，當朱夫子開始學術思維時，他把意願和事實當成了一回事??學術思維確有這樣一種特點；不做學問時，意願和現實又能分開了。不獨朱夫子，中國人做學問時部是如此 ，自打孔子到如今，寫文章時都要拿一股勁，討論國計民生乃至人類的前途這樣的大題目，得到一片光明的結論，在這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誠實倒顯得可羞。在所有重大題目上得出一片光明的結論固然很好，但若不把意願和 事實混為一談，這卻是很難做到的。
人忠於已知事實叫作誠實；不忠於事實就叫作虛偽。還有些人隻忠於經過選擇的事實，這既不叫誠實，也不叫虛偽，我把它叫作浮囂。這是個含蓄的說法，乍看起來不夠貼切，實際上還是合乎道理的：人選擇事實，總是出於浮囂的心境。有回，我讀一位海外新儒家學者的文集（我對海外的新儒學並無偏見，隻是舉個例子），作者一會兒引東，一會兒引西，從馬克斯？韋伯到現代美國黑人的“尋根文學”引了一個遍，所舉例子都不甚貼切，真正該引用的事例他又沒有引到。我越看越不懂，就發了狠，非看明白不可。最終看到一篇他在台北的答記者問，把自己所治之學和台灣當局的“文化建設”掛上了鉤——看到這裏，我算是看明白了。我還知道台灣當局拉攏海外學人是不計工本的，這就是浮囂的起因——當然，更遠的起因還能追溯到科舉、八股文，人若把學問當作進身之本來做，心就要往上浮。誠實不是學術界的長處，因為太誠實了，就顯得不學術；像費先生在《江襯經濟》裏表現出的那種誠實，的確是鳳毛麟角。有位外國記者問費先生：你覺得中國再過幾時才能再出一個費孝通？他答：五十年。這話我真不相信，但恐怕最終還是不得不信。
拷問社會學李銀河新近完成了一項對婦女的感情與性的研究，報告已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專著正在出版過程中。這項研究沒有采用問卷調查、統計分析的方法，而是采用了文化人類學訪談的調查方法——雖然這不是這項研究的唯一特色，但也值得說上一說。
從旁看來，李銀河的調查方法缺少神秘色彩——找到一位樂於接受訪談的人，首先要決定的是大家怎麽見麵：是她去呢，還是人家來。在電話上約定了以後，就可以進行下一步。
若是她去，她就提上一個手提包上路，包裏放著筆記本和幾支圓珠筆，通常是擠公共汽車去——因為要見生人，所以還化了一下妝，這在她是很鄭重的舉動，但別人恐怕根本看不出來。在京城，打扮最不入時、穿著最隨便的女士，大概就是女教授、女博士了。化了妝的女博士還是女博士，不會因此變成公關小姐……就這樣，她訪問了很多人。這使大家覺得什麽博士啦，教授啦，也就是些一般人。
若是人家來，對方就要走進她住的那座宿舍樓，走過滿是塵土的樓道。她的家和一般文化人的家一樣，堆滿了雜亂無章的書籍和紙張。她給客人敬上一杯清茶，就開始訪談。談完之後，假如到了吃飯時間，就請客人吃頓便飯。一切都和工薪階層的人士接待朋友時做的一樣。她從來沒給客人報銷過“的票”，客人也沒有這樣的要求，因為看她的樣子就不像能報銷“的票”的人。隨著研究工作的進行，越來越多的人到過她家裏，她並不覺得這有什麽不對。有一天，一位調查對象（這位朋友是男性，屬另一項調查）很激動地說：李教授，像你這樣可不成！不該把陌生人約到家裏來。然後她想了一想，覺得沒什麽不行的，再說，也沒有別的地點可約。
除了這種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研究方法，還有別的方法可用——比方說，采用分層抽樣的方法，展開問卷調查。這必須和某個政府機關合作，還要由一所大學的社會學係來進行。假如研究的目標是一座中等城市，你先在該城市裏抽出一定數量的辦事處，再在各辦事處下抽出一定數量的居委會。再以後，從居民的花名冊上抽出個人。有一件事一定不要忽略，就是要根據研究的需要，特別保證某種職業或年齡組的人有一定的數量。用術語來說，研究假設規定的各子樣本都要有足夠的樣本量。調查完畢還要拿一些基本的統計和人口普查的結果對照，看看本次調查有無代表性。做到了這些，抽樣就算有了科學性。所有的社會學教科書都寫著這套方法，但國外的教科書上沒寫辦事處、居委會、居民花名冊，隻簡單地提到可以利用電話本和教堂的人口記錄。還有一些事情，中外所有的社會學書都沒有提，那就是怎樣去找一大筆研究經費，怎樣去求得政府機關的合作，但是成熟的社會學家自會想出辦法來，所以調查還是可以進行。一大批調查員（在校大學生）由居委會幹部帶路，前往各家各戶。如果問卷涉及到個人隱私，居委會的幹部是絕對必要的。因為被抽中的人可能會拒絕回答。在這種情況之下，血氣方剛的大學生會和麵有慍色的被調查者吵起架來，後者會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你憑什麽來問我？我為什麽要告訴你？前者答不出，就難免出言不遜。而居委會幹部可以及時出場，把後者帶到一旁，對他（或她）進行一些教育和說服。然後他（或她）就忍氣吞聲地回來，回答這些敏感的問題。必須強調指出，這種調查的場麵不是筆者的想象，我在社會學研究單位工作過，這些事我是知道的。我總覺得，假如有調查對象不情願的情形，填出來的問卷就沒有了科學性。
根據我的經驗，問卷調查有兩大難關，其一是如何找錢和得到政府機構的合作，其二是怎樣讓調查對象回答自己的問題。對一般的社會調查，前一個問題更大；對敏感問題，後一個問題更大。概括地說，前一個問題是：如何得到一個科學的樣本。後一個問題是：如何使樣本裏的人合作。在性這種題目上，後一個問題基本無法克服。舉個國外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美國前不久進行了一次關於性行為的調查，前一個問題解決得極好，國會給社會學家撥了一筆巨款來做這項研究，政府把保密的人口記錄（社會保險號碼）也對社會學家敞開了，因此他們就能得到極好的樣本，可以讓其他社會學家羨慕一百年。但以後發生的事就不讓人羨慕，那些被抽中的人中，很有一些人對自己進入這個樣本並不滿意——他們不肯說。如前所述，美國沒有居委會幹部，警察對這件事也不便插手。所以他們采用了另一個方法：死磨。我抽中了你，你不說，我就不斷地找你。最多的一位找了十四次，讓你煩得要死。這樣做了以後，美國的性社會學家終於可以用蓋世太保的口吻得意洋洋地宣布說：大多數人都說了。還有個把沒說的，但就是在蓋世太保的拷問室裏，也會有些真正的硬骨頭寧死不說，社會學家不必為此羞愧。真正值得羞愧的是他們的研究報告：統計的結果自相矛盾處甚多。試舉一例，美國男性說，自己一月有四五次性行為；女性則說，一月是兩三次。多出來的次數怎麽解釋？——美國男人中肯定沒有那麽多的同性戀和獸奸者。再舉一例，天主教徒中同性戀者少，無神論者中同性戀者多。研究說明，不信教就會當同性戀。我恐怕羅馬教皇本人也不敢說這是真的，因為有個解釋看起來更像是真的，宗教的威壓叫人不敢說實話。最後研究的主持人也羞羞答答地承認，有些受調查人沒說實話。必須客觀地指出，比之其他社會學家，性社會學家做大規模調查的機會較少，遇到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就有點熱情過度，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想告訴你什麽，我自會告訴你；我不想告訴你，你就是把我吊起來打，我也不會告訴你實話——何況你還不敢把我吊起來打。
誠然，除了吊打之外，還有別的方法，比方說，盯住了選定的人，走到沒人的地方，把他一悶棍打昏，在他身上下個竊聽器，這樣就能獲得他一段時間內性行為的可信情報。除了結果可信，還使用了高科技，這會使追時髦的人滿意。但這方法不能用，除了下手過重時打死人不好交代之外，社會學家也必須是守法的公民，不能隨便打人悶棍。由此可以得到一種結論：社會學家的研究對象是人，不是實驗室裏的耗子，對他們必須尊重；一切研究必須在被研究者自願的基礎上進行。從這個意義上說，李銀河所用的調查方法很值得讚美。她主要是請別人談談自己的故事——當然，她自己也有些問題要問，但都是在對方敘述的空隙時附帶式地提上一句。假如某個問題會使對方難堪，她肯定不會問的。這是因為，會使對方不好意思的問題，先會使她自己不好意思。我總覺得她得到的材料會很可信，因為她是在自己的文化裏，用一顆平常心來調查。這種研究方式比學院式的裝腔作勢要有價值——馬林諾夫斯基給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作序時，說過這個意思。
想當年，費孝通在江村做調查。這地方他很熟，差不多就是他的故鄉；和鄉民交談很方便，用不著找個翻譯；他可以在村裏到處轉，用不著村長陪著。就這樣，差不多是在隨意的狀態中，他搜集了一些資料，寫成了自己的論文。這論文得到馬林諾夫斯基非常高的評價。馬氏以為，該論文的可貴之處在於它不擺什麽學術架子——時隔很多年，中國的學者給這種研究方法起了個學術架子很足的名稱，叫做本土社會學。我覺得李銀河最近的研究有本土社會學的遺風。與之相對的，大概也不能叫做外國社會學。問卷調查的方法、統計分析的方法，雖然是外國人的發明，但卻確實是科學的方法。使用這些方法時，必須有政府的批準和合作，所以可以叫做官方社會學。縱然這是不得已的，借助政府的力量強求老百姓合作總是不好，任何認真的社會學家都會心中有愧。中國社會學家得到的研究結果和上麵想要見到的總是那麽吻合——這也許純屬偶合，但官樣文章讀起來實在乏味。在調查個人敏感問題時，官方社會學會遇到困難，在這些困難麵前，社會學又有所發展，必須有新的名稱來表示這種發展。比方說，美國性社會學家采用的那種苦苦逼問的方法，可以叫做拷問社會學。再比方說，我們討論過的那種把人打暈，給他裝竊聽器的方法，又可以叫做刑偵社會學。這樣發展下去，社會學就會帶上納粹的氣味，它的調查方法，帶有希姆萊的味道；它的研究結果，帶有戈培爾的味道。我以為這些味道並不好。相比之下，李銀河所用的方法雖然土些，倒沒有這些壞處。
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談《江村經濟》，而是談誠實。以我之見，誠實就像金子一樣，有成色的區別。就以費先生的書為例，在海外發表時，叫作“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是十足赤金式的誠實。在國內發表時叫作《江村經濟》，成色就差了一些，雖然它還是誠實的，而且更對中國文人的口味。我們這裏有種傳統，對十足的誠實甚為不利。有人說，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學問，什麽叫作“是”（be），什麽叫作“應該是”（should be），從來就沒搞清楚過。我們知道，前者是指事實，後者是指意願，兩者是有區別的。人不可能一輩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如果朱夫子總把意願和事實混為一談，那他怎麽生活呢。所以，當朱夫子開始學術思維時，他把意願和事實當成了一回事??學術思維確有這樣一種特點；不做學問時，意願和現實又能分開了。不獨朱夫子，中國人做學問時部是如此 ，自打孔子到如今，寫文章時都要拿一股勁，討論國計民生乃至人類的前途這樣的大題目，得到一片光明的結論，在這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誠實倒顯得可羞。在所有重大題目上得出一片光明的結論固然很好，但若不把意願和 事實混為一談，這卻是很難做到的。
人忠於已知事實叫作誠實；不忠於事實就叫作虛偽。還有些人隻忠於經過選擇的事實，這既不叫誠實，也不叫虛偽，我把它叫作浮囂。這是個含蓄的說法，乍看起來不夠貼切，實際上還是合乎道理的：人選擇事實，總是出於浮囂的心境。有回，我讀一位海外新儒家學者的文集（我對海外的新儒學並無偏見，隻是舉個例子），作者一會兒引東，一會兒引西，從馬克斯？韋伯到現代美國黑人的“尋根文學”引了一個遍，所舉例子都不甚貼切，真正該引用的事例他又沒有引到。我越看越不懂，就發了狠，非看明白不可。最終看到一篇他在台北的答記者問，把自己所治之學和台灣當局的“文化建設”掛上了鉤——看到這裏，我算是看明白了。我還知道台灣當局拉攏海外學人是不計工本的，這就是浮囂的起因——當然，更遠的起因還能追溯到科舉、八股文，人若把學問當作進身之本來做，心就要往上浮。誠實不是學術界的長處，因為太誠實了，就顯得不學術；像費先生在《江襯經濟》裏表現出的那種誠實，的確是鳳毛麟角。有位外國記者問費先生：你覺得中國再過幾時才能再出一個費孝通？他答：五十年。這話我真不相信，但恐怕最終還是不得不信。
拷問社會學李銀河新近完成了一項對婦女的感情與性的研究，報告已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專著正在出版過程中。這項研究沒有采用問卷調查、統計分析的方法，而是采用了文化人類學訪談的調查方法——雖然這不是這項研究的唯一特色，但也值得說上一說。
從旁看來，李銀河的調查方法缺少神秘色彩——找到一位樂於接受訪談的人，首先要決定的是大家怎麽見麵：是她去呢，還是人家來。在電話上約定了以後，就可以進行下一步。
若是她去，她就提上一個手提包上路，包裏放著筆記本和幾支圓珠筆，通常是擠公共汽車去——因為要見生人，所以還化了一下妝，這在她是很鄭重的舉動，但別人恐怕根本看不出來。在京城，打扮最不入時、穿著最隨便的女士，大概就是女教授、女博士了。化了妝的女博士還是女博士，不會因此變成公關小姐……就這樣，她訪問了很多人。這使大家覺得什麽博士啦，教授啦，也就是些一般人。
若是人家來，對方就要走進她住的那座宿舍樓，走過滿是塵土的樓道。她的家和一般文化人的家一樣，堆滿了雜亂無章的書籍和紙張。她給客人敬上一杯清茶，就開始訪談。談完之後，假如到了吃飯時間，就請客人吃頓便飯。一切都和工薪階層的人士接待朋友時做的一樣。她從來沒給客人報銷過“的票”，客人也沒有這樣的要求，因為看她的樣子就不像能報銷“的票”的人。隨著研究工作的進行，越來越多的人到過她家裏，她並不覺得這有什麽不對。有一天，一位調查對象（這位朋友是男性，屬另一項調查）很激動地說：李教授，像你這樣可不成！不該把陌生人約到家裏來。然後她想了一想，覺得沒什麽不行的，再說，也沒有別的地點可約。
除了這種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研究方法，還有別的方法可用——比方說，采用分層抽樣的方法，展開問卷調查。這必須和某個政府機關合作，還要由一所大學的社會學係來進行。假如研究的目標是一座中等城市，你先在該城市裏抽出一定數量的辦事處，再在各辦事處下抽出一定數量的居委會。再以後，從居民的花名冊上抽出個人。有一件事一定不要忽略，就是要根據研究的需要，特別保證某種職業或年齡組的人有一定的數量。用術語來說，研究假設規定的各子樣本都要有足夠的樣本量。調查完畢還要拿一些基本的統計和人口普查的結果對照，看看本次調查有無代表性。做到了這些，抽樣就算有了科學性。所有的社會學教科書都寫著這套方法，但國外的教科書上沒寫辦事處、居委會、居民花名冊，隻簡單地提到可以利用電話本和教堂的人口記錄。還有一些事情，中外所有的社會學書都沒有提，那就是怎樣去找一大筆研究經費，怎樣去求得政府機關的合作，但是成熟的社會學家自會想出辦法來，所以調查還是可以進行。一大批調查員（在校大學生）由居委會幹部帶路，前往各家各戶。如果問卷涉及到個人隱私，居委會的幹部是絕對必要的。因為被抽中的人可能會拒絕回答。在這種情況之下，血氣方剛的大學生會和麵有慍色的被調查者吵起架來，後者會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你憑什麽來問我？我為什麽要告訴你？前者答不出，就難免出言不遜。而居委會幹部可以及時出場，把後者帶到一旁，對他（或她）進行一些教育和說服。然後他（或她）就忍氣吞聲地回來，回答這些敏感的問題。必須強調指出，這種調查的場麵不是筆者的想象，我在社會學研究單位工作過，這些事我是知道的。我總覺得，假如有調查對象不情願的情形，填出來的問卷就沒有了科學性。
根據我的經驗，問卷調查有兩大難關，其一是如何找錢和得到政府機構的合作，其二是怎樣讓調查對象回答自己的問題。對一般的社會調查，前一個問題更大；對敏感問題，後一個問題更大。概括地說，前一個問題是：如何得到一個科學的樣本。後一個問題是：如何使樣本裏的人合作。在性這種題目上，後一個問題基本無法克服。舉個國外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美國前不久進行了一次關於性行為的調查，前一個問題解決得極好，國會給社會學家撥了一筆巨款來做這項研究，政府把保密的人口記錄（社會保險號碼）也對社會學家敞開了，因此他們就能得到極好的樣本，可以讓其他社會學家羨慕一百年。但以後發生的事就不讓人羨慕，那些被抽中的人中，很有一些人對自己進入這個樣本並不滿意——他們不肯說。如前所述，美國沒有居委會幹部，警察對這件事也不便插手。所以他們采用了另一個方法：死磨。我抽中了你，你不說，我就不斷地找你。最多的一位找了十四次，讓你煩得要死。這樣做了以後，美國的性社會學家終於可以用蓋世太保的口吻得意洋洋地宣布說：大多數人都說了。還有個把沒說的，但就是在蓋世太保的拷問室裏，也會有些真正的硬骨頭寧死不說，社會學家不必為此羞愧。真正值得羞愧的是他們的研究報告：統計的結果自相矛盾處甚多。試舉一例，美國男性說，自己一月有四五次性行為；女性則說，一月是兩三次。多出來的次數怎麽解釋？——美國男人中肯定沒有那麽多的同性戀和獸奸者。再舉一例，天主教徒中同性戀者少，無神論者中同性戀者多。研究說明，不信教就會當同性戀。我恐怕羅馬教皇本人也不敢說這是真的，因為有個解釋看起來更像是真的，宗教的威壓叫人不敢說實話。最後研究的主持人也羞羞答答地承認，有些受調查人沒說實話。必須客觀地指出，比之其他社會學家，性社會學家做大規模調查的機會較少，遇到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就有點熱情過度，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想告訴你什麽，我自會告訴你；我不想告訴你，你就是把我吊起來打，我也不會告訴你實話——何況你還不敢把我吊起來打。
誠然，除了吊打之外，還有別的方法，比方說，盯住了選定的人，走到沒人的地方，把他一悶棍打昏，在他身上下個竊聽器，這樣就能獲得他一段時間內性行為的可信情報。除了結果可信，還使用了高科技，這會使追時髦的人滿意。但這方法不能用，除了下手過重時打死人不好交代之外，社會學家也必須是守法的公民，不能隨便打人悶棍。由此可以得到一種結論：社會學家的研究對象是人，不是實驗室裏的耗子，對他們必須尊重；一切研究必須在被研究者自願的基礎上進行。從這個意義上說，李銀河所用的調查方法很值得讚美。她主要是請別人談談自己的故事——當然，她自己也有些問題要問，但都是在對方敘述的空隙時附帶式地提上一句。假如某個問題會使對方難堪，她肯定不會問的。這是因為，會使對方不好意思的問題，先會使她自己不好意思。我總覺得她得到的材料會很可信，因為她是在自己的文化裏，用一顆平常心來調查。這種研究方式比學院式的裝腔作勢要有價值——馬林諾夫斯基給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作序時，說過這個意思。
想當年，費孝通在江村做調查。這地方他很熟，差不多就是他的故鄉；和鄉民交談很方便，用不著找個翻譯；他可以在村裏到處轉，用不著村長陪著。就這樣，差不多是在隨意的狀態中，他搜集了一些資料，寫成了自己的論文。這論文得到馬林諾夫斯基非常高的評價。馬氏以為，該論文的可貴之處在於它不擺什麽學術架子——時隔很多年，中國的學者給這種研究方法起了個學術架子很足的名稱，叫做本土社會學。我覺得李銀河最近的研究有本土社會學的遺風。與之相對的，大概也不能叫做外國社會學。問卷調查的方法、統計分析的方法，雖然是外國人的發明，但卻確實是科學的方法。使用這些方法時，必須有政府的批準和合作，所以可以叫做官方社會學。縱然這是不得已的，借助政府的力量強求老百姓合作總是不好，任何認真的社會學家都會心中有愧。中國社會學家得到的研究結果和上麵想要見到的總是那麽吻合——這也許純屬偶合，但官樣文章讀起來實在乏味。在調查個人敏感問題時，官方社會學會遇到困難，在這些困難麵前，社會學又有所發展，必須有新的名稱來表示這種發展。比方說，美國性社會學家采用的那種苦苦逼問的方法，可以叫做拷問社會學。再比方說，我們討論過的那種把人打暈，給他裝竊聽器的方法，又可以叫做刑偵社會學。這樣發展下去，社會學就會帶上納粹的氣味，它的調查方法，帶有希姆萊的味道；它的研究結果，帶有戈培爾的味道。我以為這些味道並不好。相比之下，李銀河所用的方法雖然土些，倒沒有這些壞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