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嫌大了。以往老師教導我們時說，寫文章切入口要小。題目開這麽大，必定談不透徹，除非我寫《中國文學史》，可是已經有遊國恩和駱玉明兩位教授編過兩部中國文學史，所以在此不談文學隻感歎文學。
前些日子，許多對我的評論都說我是一個對文學癡迷的孩子，那說明人們不了解我。我對足球癡迷，對籃球癡迷，對美術癡迷，對攝影癡迷，對旅遊癡迷，對吃拉麵癡迷，但不對文學癡迷。我覺得對文學癡迷未必是好事，就像對一個女孩子癡迷就不可能發現她的缺點。對文學要清醒，隻要會寫字誰都可能是作家。是不是作家，二分靠才華，八分靠機遇。君不見如今中國文壇上這麽多寫文章狗屁不通或頂多剛通的所謂作家在矯情地虛偽地故作深沉地故作幽默地故作幼稚地賺稿費嗎?學餘秋雨的、學泰戈爾的，就沒一個自己的。
我在初中時，餘秋雨剛開始走紅。一個小子有一天宣布說他在家苦練有果，把餘秋雨的文章學到了手。看他的文章隻見鋪天蓋地的排比句和悶死人的深沉。那又如何，學得再像也就是餘秋雨風格，況且又學不像，頂多是個餘春雨或餘秋雪之類。不過那已經很令人欣慰了，至少還有人熱愛文學。
進了高中後，發現市重點裏喜愛文學的又少了一些，當然看瓊瑤的書例外。盡管瓊瑤和我遭遇相同，都留過級，但是這不能作為不討厭的理由。在留級者的隊伍裏，替留級族撐麵子的恐怕隻有黃永玉、蔡誌忠和我了。隻是我不懂，為什麽瓊瑤、黃永玉、蔡誌忠和我都是搞文學或畫畫的，沒一個是數學家。
第一次高一，我們同班的同學沒有人在文學上有較高的覺悟，隻有一個同學莫名其妙發表了一篇文章，是在一本雜誌的刊中報裏。文章是在初中寫的，幾經輾轉，有著和方誌敏《可愛的中國》一樣曲折的經曆，最終發表，雖然這篇文章毫無影響，發表和沒發表一個樣，但畢竟是處女作，令她難忘。
第二次高一時，遇上幾個誌同道不合的人，一個叫金丹華，大名是在我剛進新高一寢室時聽到的。當時有人向我介紹一個語文甚是了得的小子，介紹時金丹華正背對著我，一副末世殺手的樣子，可謂神龍見尾不見首。令我汗顏的是，我把他的名字聽成“雞蛋黃”，頗為不尊。此人便是我的那篇《那些事那些人》中的“蚊子”。“蚊子”熱愛文學而且積極上進，嚴格要求自己，正朝著“四有”新人的目標大踏步。聽我一次寢室夜談後，他恨自己書讀得太少，便苦心鑽研各類書籍，成果喜人。從他口中冒出來的人名，我一個都沒聽說過，自卑不已。
另一個是八班的譚旭東，其貌不揚，像難民營裏跑出來的。原本是盧灣區的，自封盧灣老大，開口閉口髒話。一次聽說我會玩玩文字後，竟跑過來說要和我聯手寫小說。我說你連謄我的文章都不行，譚旭東竟說他發表過詩歌。我怎麽看他都不像個寫詩的。他拿來一樣珍藏的寶貝，是1998年上海版的《少年文藝》，詩寫一株水仙花，寫得挺像首詩。譚旭東對文學可以說是如癡如醉，整日構思文章，見我就說：“韓寒，你知道嗎?我寫了一篇關於你的文章。”見一次麵說一次。他上次來我們寢室終於說了一點新鮮的東西，說“我發現所說的新概念大賽就是要以新取勝”，被我們異口同聲罵廢話。
譚旭東最近又有新詩問世，詩經“蚊子”之口傳入我的耳中，大意是這樣的：
每天晚上
我仰望著天空
飄渺的星空給了我無邊的思索
還有靈感
於是乎
我會寫幾首詩歌
於是乎
我的詩歌經常發表
……
兩個“於是乎”使全詩韻味大變，而且至今他隻發表過一首詩，詩在《少年文藝》詩歌版麵的角落裏，怕是責任編輯也不記得了。其實，我們有著許許多多的角落詩人、豆腐幹文人。他們對文學執著，裏麵有許多人已經有些小名氣，更多的人在默默無聞地寫，用筆，用心，用筆芯。如果失敗了，他們也應該感到幸運，因為畢竟他們還留下一些美麗的幻想。
我說不清文學在學生裏算是景氣還是不景氣。說景氣，似乎沒多少人在意；說不景氣，海天出版社每年都要收到幾百部校園長篇，《萌芽》的胡瑋蒔和《少女》的鬱雨君每次說起稿件情況總是喜氣洋洋。無數少男少女在做著要成為中國第二個鬱秀的夢，希望自己手裏落俗套的、無病呻吟的東西能有個好銷量。鬱秀很聰明，《花季·雨季》寫得不是很好，但先入為主了；知道自己江郎才盡寫不出像樣的東西，就不寫了。據說鬱秀現在從美國回來在海天做編輯，真假難辨，但無論怎樣，鬱秀是不可能再轟動中國了。《花季·雨季》如果在今天出版，銷量不會過10萬冊。
文學絕不是我的第一夢想，我的第一夢想是去西藏，第二是去草原，第三是去興安嶺。文學在第幾十，我也算不清。此文應該獻給文友們，給“蚊子”，給譚旭東，給剛遭受退稿的人們。最後給在文學路上的朋友說個故事，具體細節記不大清了，隻有一個概要：
以前在哈佛大學念書的一個成績優秀的學生，一次在遊泳時不慎溺水淹死。他的父母悲傷不已，提出要見哈佛校長，哈佛的校長對此表示同情。這時，在門外等候許久的夫婦說想出資給他們的兒子建一幢大樓或造一尊雕塑。校長見兩人穿著十分土氣，便委婉地表示學校不能接受這樣的恩惠，況且學校也不能為一個學生造一個雕塑。這對夫婦互視後說：“那不如用捐給哈佛大學的錢另造一所大學吧。”
這並不是個笑話。斯坦福夫婦就用這筆錢造了一所大學。這所大學就是現在舉世聞名、全美排名第四的斯坦福大學。
前些日子，許多對我的評論都說我是一個對文學癡迷的孩子，那說明人們不了解我。我對足球癡迷，對籃球癡迷，對美術癡迷，對攝影癡迷，對旅遊癡迷，對吃拉麵癡迷，但不對文學癡迷。我覺得對文學癡迷未必是好事，就像對一個女孩子癡迷就不可能發現她的缺點。對文學要清醒，隻要會寫字誰都可能是作家。是不是作家，二分靠才華，八分靠機遇。君不見如今中國文壇上這麽多寫文章狗屁不通或頂多剛通的所謂作家在矯情地虛偽地故作深沉地故作幽默地故作幼稚地賺稿費嗎?學餘秋雨的、學泰戈爾的，就沒一個自己的。
我在初中時，餘秋雨剛開始走紅。一個小子有一天宣布說他在家苦練有果，把餘秋雨的文章學到了手。看他的文章隻見鋪天蓋地的排比句和悶死人的深沉。那又如何，學得再像也就是餘秋雨風格，況且又學不像，頂多是個餘春雨或餘秋雪之類。不過那已經很令人欣慰了，至少還有人熱愛文學。
進了高中後，發現市重點裏喜愛文學的又少了一些，當然看瓊瑤的書例外。盡管瓊瑤和我遭遇相同，都留過級，但是這不能作為不討厭的理由。在留級者的隊伍裏，替留級族撐麵子的恐怕隻有黃永玉、蔡誌忠和我了。隻是我不懂，為什麽瓊瑤、黃永玉、蔡誌忠和我都是搞文學或畫畫的，沒一個是數學家。
第一次高一，我們同班的同學沒有人在文學上有較高的覺悟，隻有一個同學莫名其妙發表了一篇文章，是在一本雜誌的刊中報裏。文章是在初中寫的，幾經輾轉，有著和方誌敏《可愛的中國》一樣曲折的經曆，最終發表，雖然這篇文章毫無影響，發表和沒發表一個樣，但畢竟是處女作，令她難忘。
第二次高一時，遇上幾個誌同道不合的人，一個叫金丹華，大名是在我剛進新高一寢室時聽到的。當時有人向我介紹一個語文甚是了得的小子，介紹時金丹華正背對著我，一副末世殺手的樣子，可謂神龍見尾不見首。令我汗顏的是，我把他的名字聽成“雞蛋黃”，頗為不尊。此人便是我的那篇《那些事那些人》中的“蚊子”。“蚊子”熱愛文學而且積極上進，嚴格要求自己，正朝著“四有”新人的目標大踏步。聽我一次寢室夜談後，他恨自己書讀得太少，便苦心鑽研各類書籍，成果喜人。從他口中冒出來的人名，我一個都沒聽說過，自卑不已。
另一個是八班的譚旭東，其貌不揚，像難民營裏跑出來的。原本是盧灣區的，自封盧灣老大，開口閉口髒話。一次聽說我會玩玩文字後，竟跑過來說要和我聯手寫小說。我說你連謄我的文章都不行，譚旭東竟說他發表過詩歌。我怎麽看他都不像個寫詩的。他拿來一樣珍藏的寶貝，是1998年上海版的《少年文藝》，詩寫一株水仙花，寫得挺像首詩。譚旭東對文學可以說是如癡如醉，整日構思文章，見我就說：“韓寒，你知道嗎?我寫了一篇關於你的文章。”見一次麵說一次。他上次來我們寢室終於說了一點新鮮的東西，說“我發現所說的新概念大賽就是要以新取勝”，被我們異口同聲罵廢話。
譚旭東最近又有新詩問世，詩經“蚊子”之口傳入我的耳中，大意是這樣的：
每天晚上
我仰望著天空
飄渺的星空給了我無邊的思索
還有靈感
於是乎
我會寫幾首詩歌
於是乎
我的詩歌經常發表
……
兩個“於是乎”使全詩韻味大變，而且至今他隻發表過一首詩，詩在《少年文藝》詩歌版麵的角落裏，怕是責任編輯也不記得了。其實，我們有著許許多多的角落詩人、豆腐幹文人。他們對文學執著，裏麵有許多人已經有些小名氣，更多的人在默默無聞地寫，用筆，用心，用筆芯。如果失敗了，他們也應該感到幸運，因為畢竟他們還留下一些美麗的幻想。
我說不清文學在學生裏算是景氣還是不景氣。說景氣，似乎沒多少人在意；說不景氣，海天出版社每年都要收到幾百部校園長篇，《萌芽》的胡瑋蒔和《少女》的鬱雨君每次說起稿件情況總是喜氣洋洋。無數少男少女在做著要成為中國第二個鬱秀的夢，希望自己手裏落俗套的、無病呻吟的東西能有個好銷量。鬱秀很聰明，《花季·雨季》寫得不是很好，但先入為主了；知道自己江郎才盡寫不出像樣的東西，就不寫了。據說鬱秀現在從美國回來在海天做編輯，真假難辨，但無論怎樣，鬱秀是不可能再轟動中國了。《花季·雨季》如果在今天出版，銷量不會過10萬冊。
文學絕不是我的第一夢想，我的第一夢想是去西藏，第二是去草原，第三是去興安嶺。文學在第幾十，我也算不清。此文應該獻給文友們，給“蚊子”，給譚旭東，給剛遭受退稿的人們。最後給在文學路上的朋友說個故事，具體細節記不大清了，隻有一個概要：
以前在哈佛大學念書的一個成績優秀的學生，一次在遊泳時不慎溺水淹死。他的父母悲傷不已，提出要見哈佛校長，哈佛的校長對此表示同情。這時，在門外等候許久的夫婦說想出資給他們的兒子建一幢大樓或造一尊雕塑。校長見兩人穿著十分土氣，便委婉地表示學校不能接受這樣的恩惠，況且學校也不能為一個學生造一個雕塑。這對夫婦互視後說：“那不如用捐給哈佛大學的錢另造一所大學吧。”
這並不是個笑話。斯坦福夫婦就用這筆錢造了一所大學。這所大學就是現在舉世聞名、全美排名第四的斯坦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