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認識張宏斌,張宏斌是坐在我家西牆南邊的椅子上,我坐在北邊椅子上,我們中間是一尊巨大的木雕的佛祖。左右小個子,就那麽坐著,醜陋如兩個羅漢。對麵的牆上有一副對聯:相坐亦無言,不來忽憶君。感覺裏我們已經熟了上百年。


    我們最先說起的是矮個人的好處,從拿破侖、康德,到鄧小平、魯迅,說到了陽穀縣的那一位,兩人哈哈大笑。我們不忌諱我們的短,他就一口氣背誦了《水滸》上的那一段描寫。我說你記憶力這般好,他說你要不要我背誦你的書?竟一仰頭背誦了我一本書的三頁。我極驚奇,卻連忙製止:此書不宜背誦!問他看過幾遍就記住了,他說三遍。我說你還能背誦什麽,他說看過三遍的東西都能記住。就又背誦起《紅樓夢》的所有詩詞,讓賈寶玉和金陵十二釵全都到我家辦詩會了。


    但我請張宏斌來,並不是因為他是記憶的天才,他的本行是醫生,要為我的一個親戚的兒子治癲癇病的。我差點迷醉於他的記憶力的天賦而忘卻了他是醫生。他看了看親戚的那個患病的兒子,笑了笑,說:“藥苦,你吃不吃?”兒子說:“我愛吃糖!”大家都樂起來。我將那小子拉過來,在他汗津津的背上掛,搓下汙垢卷兒讓他看,幾個大人立即向我翻白眼,以為當著醫生丟了麵子。


    張宏斌留下了幾袋丸藥,開始詳細吩咐,什麽時候吃什麽大九,什麽時候吃什麽小丸,極講究節氣前後的時間。我要付他的錢,他不收,提出能送一二本我的書。我的書都在床下塞著,他似乎不解:我把配製的藥丸是藏在架子上的瓷罐裏的,你怎麽把書扔在床底?我說:“你那藥是治病的。”他說:“書卻救人啊!”我笑了笑,救誰呢?一本送了他,一本簽上“自存自救”,放到了我的床頭櫃裏。


    他的這些藥丸極其管用,親戚的兒子服後病遂消解,數年間不再複犯。


    醫生我是尊敬的,而這樣的奇人更令我佩服,以後我們就作了朋友。他住在歧山縣,常常夜半來電話,濃重的歧山口音傳染了我,我動不動也將“人”念成“日”,一次作協研究要求人會的業餘作者,討論半天意見不統一,我一急說道:有什麽不高興的麽,人家要“日”,就讓人家“日”嘛!


    他常常被西安的病人請了來,每次來都來我家,我沒有好酒,卻拿明前茶,請,請上坐,就坐在佛祖旁的椅子上。我們就開始說《紅樓夢》,說中醫,說癲癇,說憂鬱症,說精神分裂,這些現代生活垢生出的文明病。


    張宏斌說,醫生最大的壞處是:不能見了別人就邀請人家常去他那兒。這是對的,監獄管理員邀請不得人,火葬場也邀請不得人。中國人有這麽個忌諱。但我給張宏斌介紹了許多有病的人和沒病的人,還有許多名人和官人。誰的頭都不是鐵箍了的,名人和官人也是要患病的。作家可以拒絕,醫生卻要請的,沒病也要請,這如在家裏掛鍾馗像。


    同張宏斌打交道的幾年裏,我也粗略識得什麽是癲癇和精神分裂病,什麽人易患這類病和什麽人已潛伏了這類病。並且,看他治病,悟出了一個道理:病要生自己的病,治病要自己拿主意。這話對一般人當然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對一些名人和官人卻至關重要,名人和官人沒病的時候是為大家而活著的,最複雜的事到他們那裏即得到最簡單的處理,一旦有病了,又往往也不是自己患病,變成大家的事,你提這樣的治療方案,他提那樣的治療方案,會診呀,研究呀,最簡單的事又變成了最複雜的事,結果小病耽誤成大病,大病耽誤成了不治之病。


    張宏斌治病出了名,全國各地的病人都往歧山去,他收入當然滋潤,而且住房寬展,他說你出書困難了,我可以資助你,西安沒清靜地方寫作了到歧山來。我很感激他。年初,我對他說:你教我當醫生。他說:我正想請你教我寫文章哩。兩人在電話裏嗬嗬大笑:那就誰也不教誰了!


    現在,我仍在西安,他還在歧山,十天半月一回見麵,一個坐木雕佛祖的南邊,一個坐木雕佛祖的北邊,醜陋如兩個羅漢。


    1997年1月20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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