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正午故事1我穿牆過去 作者：阿耐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吳維第二次被槍指是在美國。那是2009年3月，華盛頓dc音樂節邀請“生命之餅”，他們想趁此機會在東海岸巡演，計劃的行程是上海飛到底特律，再轉巡演第一站邁阿密。
到底特律後，一行幾人被帶到辦公室，說他們的簽證有誤。北京美國大使館看過演出材料後，給他們發放了旅遊簽證，美國邊境官看了說不行，他們需要回中國重新辦簽證。“那我們的演出就錯過了！”“那沒辦法。”吳維看他們態度堅決，便建議，把所有演出都取消，“讓我們作為普通的旅遊者入境，可不可以？”“那也不行。”
吳維急了，他一急嗓門就大。當時正值奧巴馬當選，吳維忽然想到奧巴馬的口號“it’s time to change”，他說：“知道奧巴馬說什麽嗎？it’s time to change！什麽需要change？就是你們這種辦事態度和方法需要change！”邊境官回答“whatever”，召來了安保人員，掏出槍指著他們，拖著行李，安排最早的一趟航班把他們強製送回了中國。
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到美國，吳維他們在海關待了兩個多小時，又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回來了。
除去這些略為荒唐的經曆，當國際公民在全世界演出確實“很過癮”，雖然收入僅能賺回路費，但吳維覺得“沒花錢已經很不錯了”。歐洲巡演時，樂隊住在當地的squat（青年自治空間），接觸到許多國外的朋克，吳維說：“他們有ngo組織，各種都是diy的。不論是樂隊還是個人，他們都有強烈的政治主張，這種傾向在中國就體現不出來。”這些年，吳維讀書，看電影，上網查閱了很多資料。與外國朋友們聊天，談當下中國，吳維造了個詞chinalism （中國主義），後來他以此為名寫了首歌。
2008年，吳維剃掉了雞冠頭，他說“太麻煩了……睡覺不舒服。”2009年4月，吳維與胡娟結束了四年的婚姻和九年的樂隊合作。胡娟的“wuhan prison”服裝店就在同名酒吧旁邊，吳維是酒吧的經理。離婚時他為胡娟交了半年的房租，從此二人再無往來。
吳維一直住在武漢，他沒有自己的房子，沒有車，沒有存款，是個徹底的無產者。
2006年，吉他手張華轉而擔任樂隊的經紀人。2013年，他為“生命之餅”聯係到了南京的一次演出。得知崔健是這場演出的壓軸，吳維激動極了，1997年cd咖啡一別之後，吳維一直沒機會再見崔健。“生命之餅”排在崔健前麵上台，吳維打算好，演出完下台看崔健，然後去後台找他再聊兩句。
演出前一天，樂隊抵達南京。飛機落地，張華通知吳維，原定的十首曲目被砍到八首，吳維說“好”。第二天中午吃飯時，曲目砍到六首，吳維說“好”。樂隊到後台準備了，砍到五首。上台唱完五首，台下觀眾不答應。吳維在台上告訴觀眾，最後一首我們隻演奏不唱，“原因不說了”。演了半分鍾，張華被台側的文化官員推上台，吳維小聲跟他說：“我們不唱，你放心吧”。一首奏完，吳維和樂隊下台，兩排特警夾送他們一路直通上了麵包車，徑直拉到酒店不許再出去。過了一會兒，張華滿臉委屈地出現了，因為“阻止演出不力”，他被台下的當地文化官員直接扇了兩耳光。
張華挨打的事給吳維的刺激更大。他完全忘了要去找崔健，告訴他，“你的歌我聽了，很喜歡”。
四
與幾乎是在街上長大的吳維不同，“死逗樂”的貝司手麥巔是湖北工業大學英文係的畢業生，後來又讀了武漢大學的傳播學碩士。2002年，他編撰的朋克文化雜誌chaos印出了第一期。這本傳播朋克文化的地下出版物共出了五期，所刊文章由麥巔及合作者們自費翻譯寫作，雜誌也是自費印刷，每期印數不過兩百，大部分免費發放。麥癲當年認為，收錢有悖於朋克精神。
當年與麥巔合作後兩期chaos的劉學蔚則是武大傳播係的博士，她曾介紹多支國外朋克來武漢巡演，現在武大任教，生活日趨安定。麥巔開玩笑，她現在是“城市中產階級”。麥巔出生於1978年，劉學蔚1984年，兩人都一直關注著“生命之餅”和吳維。
“武漢沒有朋克。”劉學蔚這樣說。過一分鍾，她補充了一句：“如果說武漢還有朋克，那隻有吳維一個。” 她與麥巔合譯的《朋克的哲學》還未出版，麥巔仍在修改自己的文章，他關於朋克的理念一直在變。
2015年的春天，吉祥裏的大排檔夜間開始客滿，抱著吉他的賣唱者穿行在餐桌間，筷子上夾的是武昌魚，食客們唱的是童安格和beyond。晚上吃魚白天看花，武漢大學的櫻花開得浩浩蕩蕩，看花的人也浩浩蕩蕩——門票二十一張。穿過看花的人群，再走出武大的校門，迎麵便是東湖。
五年前，吳維上網得知，房地產開發商華僑城在東湖圈了一塊帶水域的地，要填土蓋作樓盤。他甚感不爽，建了一個名為“每個人的東湖”qq群組，又給所有認識的武漢朋友群發了郵件，希望大家提供方案。在麥巔的青年自治實驗室，大家開了幾次會，決定找個日子，準備些旗子標語，一起去東湖散個溫柔的步。
散步前一天晚上，一個電話打過來約吳維見麵，他去了。兩個便衣坐在車裏，問他一個問題，他回答一個問題。“問的所有問題都是我們qq、短信、email所交流的東西。所以我都如實回答。”問完，便衣問吳維，你們明天還去嗎？吳維說，你覺得我們明天去還有意義嗎？“我又問他，你覺得這個事情是個好事還是壞事呢？他說，不管怎麽樣你們要按程序。我說，我們去派出所報批能給我們批下來嗎？他又七零八落說些別的。”
吳維知道第二天再去散步不會有任何效果，活動就取消了。之後，兩名武漢藝術家發起了東湖藝術計劃。“之前按照我們的章法做行不通，隻能用藝術的方法來讓大家去關注這個事情。所以東湖藝術計劃的源起就是這樣。”吳維說，“從第一天得到消息，決定要做什麽事，我就知道我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但是我隻是想說點話，表達一下態度。”
青年自治實驗室位於植物園西側，是一座幽靜的二層小樓。午後，麥巔在院子裏燒落葉。二樓他的房間裏還有幾本文物一般陳舊的chaos，客房裏目前住著兩個美國人，一樓有個放著樂器的排練室，牆壁上貼著東湖藝術計劃的講座通知：“空間的實踐——以羅馬為例”、“公共性訴求”、“閑談空間的詞與物”——這大概是武漢最squat的民租房了。
麥巔瘦弱沉靜，戴一副眼鏡，講話語聲很低。他目前所在的樂隊名為“犯罪想法”，由幾個中國人和幾個老外組成，依然是朋克風格，一年巡演一次。吳維坐在他對麵，一副敦實的中年人模樣——今年五月，他將年滿四十。吳維戴鴨舌帽，穿著淘來的舊衣服，衣褲上都印著他自己設計的“wuhan prison”標誌。卷起的袖子下露出一段花臂，吳維小心地端起茶杯。他們喝著茶，聊一些閑話。吳維提到，這幾年他客串過一些電影中的小角色，今年在北京一個劇組裏，有個副導演對他很滿意，約他去廣州拍一個抗戰勝利紀念電視劇。
“你恨日本人吧？你去演，往死裏打就行！”那人這樣說。“我當時就覺得惡心。”吳維與那副導演住一個房間，他連夜收拾行李離開了劇組，客串的幾千塊片酬也沒找他拿。“不要了。”
“生命之餅”的新專輯《中國來信》中有一首《獻給陳懷民的歌》：“真正的抗戰英雄早已被人民忘記。在你的墓碑麵前我們在把你紀念……我們拿起了吉他，就像你駕著戰機，我們會一直戰鬥，永遠不言放棄。” 國民黨飛行員陳懷民當年戰死於武漢空戰，他是“生命之餅”吉他手煦別的舅爺。吳維又說，武漢現在還沒有陳懷民的雕像和紀念館。
到了飯點，吳維站起來告辭。他吃過飯，馬上要去酒吧上班。
vox位於魯磨路上，旁邊全是飯館。香辣蝦館子的生意很不錯，麵目樸實的老板看到吳維進來，特地過來敬一支煙。吳維說，這個老板是蹲過大獄出來的。如今，當年跟吳維一起混大街的朋友們在黑白道上各有所成，兩方都有人拉他入夥，他哪方都不想參與。晚飯時吳維沒喝酒——酒要留到晚上去喝。吃過飯，經過vox的大門，拐入胡同，就是吳維上班的“wuhan prison”酒吧。這個酒吧六年來換了三個老板，吳維一直是經理，淡季每月工資兩千多，旺季四五千。這是吳維唯一的固定收入。
吳維在酒吧裏除了和客人們聊天，喝啤酒，還有就是放音樂。今天他放的是johnny cash。他說他在家裏聽巴赫。去年他又一次離了婚，“不結了”，他說。當年吳維帶去廣州的表弟醜醜當了上門女婿，孩子六歲，早就不碰貝司了。沒事兒的時候，吳維在家寫劇本，希望能賺點錢給母親，“她年紀大了，身體不好”。
去年，一個英國女人在“wuhan prison”找到了吳維。她遞上名片，自稱來自bbc，說：“兩個月後，我們將來拍攝紀錄片，需要采訪你們一下，還要拍你們的表演。”吳維說“可以，沒問題”。答應完了有點迷糊，吳維問她：“你們是怎麽找到我的？”“英國女人說了句很經典的話，讓我不知道說什麽：e on， we are bbc。’我心想：這好像是個回答，也不是個回答，隻好說：‘好吧好吧，那到時見。’”
幾個月後，bbc的經濟事務編輯羅伯特·派斯頓發布了紀錄片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 again，片長五十多分鍾，采訪了武漢的市委書記、市長和企業高管，請他們談武漢的經濟發展。“……你可能沒有聽說過武漢（這是毛主席橫渡長江的傳奇發生的地方），” 在bbc的網站上，羅伯特·派斯頓這樣寫道，“但它也許比中國任何其他城市更能講述中國非凡的30年現代化和財富積累、其經濟奇跡如何接近尾聲的故事，以及它為什麽麵臨一個災難性崩潰的嚴重危險”。吳維說：“整個片子隻有我一個人在講反麵的東西。”他記得他的觀點大概包括“武漢發展得很快，但普通大眾沒什麽收益”，“賺錢的還是權威階層，包括這些跟政府有聯係、生意的大公司，對普通大眾沒什麽意義”，“gdp根本不代表什麽”……不少人看了這部片子跑到酒吧來找吳維聊，但吳維自己還沒看過，“我看不到，要翻牆才行”。
“wuhan prison”酒吧對麵，魯磨路的另一邊，即將完工的大型社區立著廣告牌，上書五個大字：“青年烏托邦”。
五
“朋克之春”演出現場藏在北京三裏屯一個隱秘的工地裏。想找到它，你得穿過一片工地和一群帶著安全帽的工人，還得找到那架正確的貨梯。一旦到了現場，事情就明白了——“嘿，今天全北京的朋克都在這兒了！”一個梳著髒辮的青年興奮地對另一個梳著髒辮的青年說。
朋克與朋克其實大不相同。看發型、穿著、甚至鞋帶的穿法，一個明眼人可以馬上判斷出old school、new school、oi、skinhead、ska……關於這些，“頂樓馬戲團”樂隊的梅二是專家。
“啥人還比我朋克，啥人敢比我朋克，儂老（很）朋克額（的）呶，儂老（很）幽默額（的）呶……”“頂樓馬戲團”曾用上海話這樣擠眉弄眼地調侃過朋克。看外表，上海人梅二不屬於任何一種朋克——牛仔褲，運動鞋，雙肩背包，配上光頭和敦厚身材，他更像個it男。“實際上梅二是個狂熱的朋克愛好者。”張曉舟說。
梅二經營的 “敵台”可以說是網絡時代的chaos。這個隻有幾百個關注者的微信公眾號孜孜不倦地傳播著與朋克文化有關的知識，所有文章都是梅二和朋友在網絡上搜索翻譯並編輯的。“敵台”的更新頻率原本是每天，後來降低到每周，現在則是不定期。梅二有點氣餒。真心願意關心研究這些的人太少了，“對於某些人來說，來看一場朋克演出跟去迪廳或健身房沒什麽區別”。
演出已經開始了，pogo的圈子照例在舞台前。吳維還沒有到，昨天他剛和北京的朋友們喝了場大酒。幾個月前，“生命之餅”發布了新專輯《中國來信》，這是他們簽約兵馬司後的第三張專輯——這是一家允許吳維不刪改歌詞的唱片公司。作為今天的壓軸樂隊，他們將演唱十首歌。
“活到二十歲，組了這個樂隊，不唱感到痛苦，唱了才有些舒服，唱社會的痛處，揭曆史的傷疤，隻想要去表達，從沒想過害怕。”新專輯中的《裸體朋克》這樣唱。吳維曾說過，從開始做音樂起，他便不憤怒了。 他的憤怒和不妥協全部在音樂中，“反抗精神當然是朋克必備的。在西方，最早的朋克發起就是在挑戰他們的主流社會和主流價值，對不對？按照這個前提，在中國，我反對什麽？我挑戰什麽？……我挑戰我討厭的東西。”
紀錄片《武漢朋克》以新專輯中why why的一句歌詞作為副標題：“我不會灑了我手中的酒，更不會鬆開我的拳頭。”——梅二叮囑，“看朋克演出要舉拳頭，不可以用‘魔鬼角’，那是金屬的手勢”。現在，舞台下一片拳頭此起彼伏，狂躁的鼓點打著，憤怒的青年怒吼著，啤酒噴著，人群熱起來了。歌詞唱的什麽，沒人聽得清。吳維從門口踱了進來，手持一瓶啤酒，一路與人打著招呼碰著杯。如今，和當年他不認識的崔健一樣，吳維也被稱為“大哥”甚至“教父”，音樂圈中流傳著他調停分歧、主持公道的段子。
他從鴨舌帽下抬起眼睛，看看台上的樂隊。那是一支日本主唱的樂隊，主唱正脫下牛仔褲，露出鮮紅的丁字褲，人群沸騰了。“i am happy！”主唱用不熟練的英文忘情地大喊。有人揮臂，將音箱上一排啤酒全掃到地上，酒瓶清脆地碎了滿地，碎片濺到瘦腿牛仔褲和運動鞋上——那是崇尚健康的新派朋克；也濺到馬丁靴上——那是老派的憤怒朋克。然後各種鞋跳起來，蹦起來，把地板踏得更加肮髒。
在梅二看來，“生命之餅”一直是中國朋克界的領袖級樂隊，原因是“吳維始終堅持著底層反對者的立場……或許遠離北京的朋克圈子使他保留了獨立堅持的特性，而不是在各種稱兄道弟的搖滾豪情中折損怒火，成為嬌生慣養的皮衣青年”。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梅二這樣寫過，“除了‘生命之餅’等少數樂隊之外，朋克，本質上是城市中產階級青少年發泄青春期躁動的一種方式，這種憤怒往往針對父母和學校教育，因沒有根基和來源，而給人對空揮拳的無力感。成長環境輕鬆的青少年會選擇健康積極的new school punk，學曆較高的樂隊則以英語創作進入國際視野，但脫離了中國的現狀。”
“那些樂隊的存在，證明了朋克在中國更多以音樂形式和生活方式而存在，思想性和鬥爭性是缺失的……”梅二期待著有一天，中國最底層的農民工青年能拿起樂器，表達他們“有根基的憤怒”。
午夜兩點，吳維拎著啤酒上場。十首歌的間隙，吳維說了不少話——他是現場唯一與觀眾有對話交流的主唱。他提到了畢福劍，抗日勝利和自己的四十歲生日。“scream for the life， scream for the right， scream for the truth and faith， we never stop what we are fighting for， we never stop singing！”他一瓶接一瓶地灌著啤酒，花臂在紅色的燈光下猙獰地流著汗，蘇格蘭風笛尖叫著，瘋狂的觀眾相互推著搡著，在漫天噴射的啤酒和人群之外，咆哮的大音箱前的空地上，張曉舟和梅二——兩個穿著運動鞋的中年男人——舉起拳頭，情不自禁地pogo了起來。
最後的文學青年
到底特律後，一行幾人被帶到辦公室，說他們的簽證有誤。北京美國大使館看過演出材料後，給他們發放了旅遊簽證，美國邊境官看了說不行，他們需要回中國重新辦簽證。“那我們的演出就錯過了！”“那沒辦法。”吳維看他們態度堅決，便建議，把所有演出都取消，“讓我們作為普通的旅遊者入境，可不可以？”“那也不行。”
吳維急了，他一急嗓門就大。當時正值奧巴馬當選，吳維忽然想到奧巴馬的口號“it’s time to change”，他說：“知道奧巴馬說什麽嗎？it’s time to change！什麽需要change？就是你們這種辦事態度和方法需要change！”邊境官回答“whatever”，召來了安保人員，掏出槍指著他們，拖著行李，安排最早的一趟航班把他們強製送回了中國。
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到美國，吳維他們在海關待了兩個多小時，又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回來了。
除去這些略為荒唐的經曆，當國際公民在全世界演出確實“很過癮”，雖然收入僅能賺回路費，但吳維覺得“沒花錢已經很不錯了”。歐洲巡演時，樂隊住在當地的squat（青年自治空間），接觸到許多國外的朋克，吳維說：“他們有ngo組織，各種都是diy的。不論是樂隊還是個人，他們都有強烈的政治主張，這種傾向在中國就體現不出來。”這些年，吳維讀書，看電影，上網查閱了很多資料。與外國朋友們聊天，談當下中國，吳維造了個詞chinalism （中國主義），後來他以此為名寫了首歌。
2008年，吳維剃掉了雞冠頭，他說“太麻煩了……睡覺不舒服。”2009年4月，吳維與胡娟結束了四年的婚姻和九年的樂隊合作。胡娟的“wuhan prison”服裝店就在同名酒吧旁邊，吳維是酒吧的經理。離婚時他為胡娟交了半年的房租，從此二人再無往來。
吳維一直住在武漢，他沒有自己的房子，沒有車，沒有存款，是個徹底的無產者。
2006年，吉他手張華轉而擔任樂隊的經紀人。2013年，他為“生命之餅”聯係到了南京的一次演出。得知崔健是這場演出的壓軸，吳維激動極了，1997年cd咖啡一別之後，吳維一直沒機會再見崔健。“生命之餅”排在崔健前麵上台，吳維打算好，演出完下台看崔健，然後去後台找他再聊兩句。
演出前一天，樂隊抵達南京。飛機落地，張華通知吳維，原定的十首曲目被砍到八首，吳維說“好”。第二天中午吃飯時，曲目砍到六首，吳維說“好”。樂隊到後台準備了，砍到五首。上台唱完五首，台下觀眾不答應。吳維在台上告訴觀眾，最後一首我們隻演奏不唱，“原因不說了”。演了半分鍾，張華被台側的文化官員推上台，吳維小聲跟他說：“我們不唱，你放心吧”。一首奏完，吳維和樂隊下台，兩排特警夾送他們一路直通上了麵包車，徑直拉到酒店不許再出去。過了一會兒，張華滿臉委屈地出現了，因為“阻止演出不力”，他被台下的當地文化官員直接扇了兩耳光。
張華挨打的事給吳維的刺激更大。他完全忘了要去找崔健，告訴他，“你的歌我聽了，很喜歡”。
四
與幾乎是在街上長大的吳維不同，“死逗樂”的貝司手麥巔是湖北工業大學英文係的畢業生，後來又讀了武漢大學的傳播學碩士。2002年，他編撰的朋克文化雜誌chaos印出了第一期。這本傳播朋克文化的地下出版物共出了五期，所刊文章由麥巔及合作者們自費翻譯寫作，雜誌也是自費印刷，每期印數不過兩百，大部分免費發放。麥癲當年認為，收錢有悖於朋克精神。
當年與麥巔合作後兩期chaos的劉學蔚則是武大傳播係的博士，她曾介紹多支國外朋克來武漢巡演，現在武大任教，生活日趨安定。麥巔開玩笑，她現在是“城市中產階級”。麥巔出生於1978年，劉學蔚1984年，兩人都一直關注著“生命之餅”和吳維。
“武漢沒有朋克。”劉學蔚這樣說。過一分鍾，她補充了一句：“如果說武漢還有朋克，那隻有吳維一個。” 她與麥巔合譯的《朋克的哲學》還未出版，麥巔仍在修改自己的文章，他關於朋克的理念一直在變。
2015年的春天，吉祥裏的大排檔夜間開始客滿，抱著吉他的賣唱者穿行在餐桌間，筷子上夾的是武昌魚，食客們唱的是童安格和beyond。晚上吃魚白天看花，武漢大學的櫻花開得浩浩蕩蕩，看花的人也浩浩蕩蕩——門票二十一張。穿過看花的人群，再走出武大的校門，迎麵便是東湖。
五年前，吳維上網得知，房地產開發商華僑城在東湖圈了一塊帶水域的地，要填土蓋作樓盤。他甚感不爽，建了一個名為“每個人的東湖”qq群組，又給所有認識的武漢朋友群發了郵件，希望大家提供方案。在麥巔的青年自治實驗室，大家開了幾次會，決定找個日子，準備些旗子標語，一起去東湖散個溫柔的步。
散步前一天晚上，一個電話打過來約吳維見麵，他去了。兩個便衣坐在車裏，問他一個問題，他回答一個問題。“問的所有問題都是我們qq、短信、email所交流的東西。所以我都如實回答。”問完，便衣問吳維，你們明天還去嗎？吳維說，你覺得我們明天去還有意義嗎？“我又問他，你覺得這個事情是個好事還是壞事呢？他說，不管怎麽樣你們要按程序。我說，我們去派出所報批能給我們批下來嗎？他又七零八落說些別的。”
吳維知道第二天再去散步不會有任何效果，活動就取消了。之後，兩名武漢藝術家發起了東湖藝術計劃。“之前按照我們的章法做行不通，隻能用藝術的方法來讓大家去關注這個事情。所以東湖藝術計劃的源起就是這樣。”吳維說，“從第一天得到消息，決定要做什麽事，我就知道我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但是我隻是想說點話，表達一下態度。”
青年自治實驗室位於植物園西側，是一座幽靜的二層小樓。午後，麥巔在院子裏燒落葉。二樓他的房間裏還有幾本文物一般陳舊的chaos，客房裏目前住著兩個美國人，一樓有個放著樂器的排練室，牆壁上貼著東湖藝術計劃的講座通知：“空間的實踐——以羅馬為例”、“公共性訴求”、“閑談空間的詞與物”——這大概是武漢最squat的民租房了。
麥巔瘦弱沉靜，戴一副眼鏡，講話語聲很低。他目前所在的樂隊名為“犯罪想法”，由幾個中國人和幾個老外組成，依然是朋克風格，一年巡演一次。吳維坐在他對麵，一副敦實的中年人模樣——今年五月，他將年滿四十。吳維戴鴨舌帽，穿著淘來的舊衣服，衣褲上都印著他自己設計的“wuhan prison”標誌。卷起的袖子下露出一段花臂，吳維小心地端起茶杯。他們喝著茶，聊一些閑話。吳維提到，這幾年他客串過一些電影中的小角色，今年在北京一個劇組裏，有個副導演對他很滿意，約他去廣州拍一個抗戰勝利紀念電視劇。
“你恨日本人吧？你去演，往死裏打就行！”那人這樣說。“我當時就覺得惡心。”吳維與那副導演住一個房間，他連夜收拾行李離開了劇組，客串的幾千塊片酬也沒找他拿。“不要了。”
“生命之餅”的新專輯《中國來信》中有一首《獻給陳懷民的歌》：“真正的抗戰英雄早已被人民忘記。在你的墓碑麵前我們在把你紀念……我們拿起了吉他，就像你駕著戰機，我們會一直戰鬥，永遠不言放棄。” 國民黨飛行員陳懷民當年戰死於武漢空戰，他是“生命之餅”吉他手煦別的舅爺。吳維又說，武漢現在還沒有陳懷民的雕像和紀念館。
到了飯點，吳維站起來告辭。他吃過飯，馬上要去酒吧上班。
vox位於魯磨路上，旁邊全是飯館。香辣蝦館子的生意很不錯，麵目樸實的老板看到吳維進來，特地過來敬一支煙。吳維說，這個老板是蹲過大獄出來的。如今，當年跟吳維一起混大街的朋友們在黑白道上各有所成，兩方都有人拉他入夥，他哪方都不想參與。晚飯時吳維沒喝酒——酒要留到晚上去喝。吃過飯，經過vox的大門，拐入胡同，就是吳維上班的“wuhan prison”酒吧。這個酒吧六年來換了三個老板，吳維一直是經理，淡季每月工資兩千多，旺季四五千。這是吳維唯一的固定收入。
吳維在酒吧裏除了和客人們聊天，喝啤酒，還有就是放音樂。今天他放的是johnny cash。他說他在家裏聽巴赫。去年他又一次離了婚，“不結了”，他說。當年吳維帶去廣州的表弟醜醜當了上門女婿，孩子六歲，早就不碰貝司了。沒事兒的時候，吳維在家寫劇本，希望能賺點錢給母親，“她年紀大了，身體不好”。
去年，一個英國女人在“wuhan prison”找到了吳維。她遞上名片，自稱來自bbc，說：“兩個月後，我們將來拍攝紀錄片，需要采訪你們一下，還要拍你們的表演。”吳維說“可以，沒問題”。答應完了有點迷糊，吳維問她：“你們是怎麽找到我的？”“英國女人說了句很經典的話，讓我不知道說什麽：e on， we are bbc。’我心想：這好像是個回答，也不是個回答，隻好說：‘好吧好吧，那到時見。’”
幾個月後，bbc的經濟事務編輯羅伯特·派斯頓發布了紀錄片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 again，片長五十多分鍾，采訪了武漢的市委書記、市長和企業高管，請他們談武漢的經濟發展。“……你可能沒有聽說過武漢（這是毛主席橫渡長江的傳奇發生的地方），” 在bbc的網站上，羅伯特·派斯頓這樣寫道，“但它也許比中國任何其他城市更能講述中國非凡的30年現代化和財富積累、其經濟奇跡如何接近尾聲的故事，以及它為什麽麵臨一個災難性崩潰的嚴重危險”。吳維說：“整個片子隻有我一個人在講反麵的東西。”他記得他的觀點大概包括“武漢發展得很快，但普通大眾沒什麽收益”，“賺錢的還是權威階層，包括這些跟政府有聯係、生意的大公司，對普通大眾沒什麽意義”，“gdp根本不代表什麽”……不少人看了這部片子跑到酒吧來找吳維聊，但吳維自己還沒看過，“我看不到，要翻牆才行”。
“wuhan prison”酒吧對麵，魯磨路的另一邊，即將完工的大型社區立著廣告牌，上書五個大字：“青年烏托邦”。
五
“朋克之春”演出現場藏在北京三裏屯一個隱秘的工地裏。想找到它，你得穿過一片工地和一群帶著安全帽的工人，還得找到那架正確的貨梯。一旦到了現場，事情就明白了——“嘿，今天全北京的朋克都在這兒了！”一個梳著髒辮的青年興奮地對另一個梳著髒辮的青年說。
朋克與朋克其實大不相同。看發型、穿著、甚至鞋帶的穿法，一個明眼人可以馬上判斷出old school、new school、oi、skinhead、ska……關於這些，“頂樓馬戲團”樂隊的梅二是專家。
“啥人還比我朋克，啥人敢比我朋克，儂老（很）朋克額（的）呶，儂老（很）幽默額（的）呶……”“頂樓馬戲團”曾用上海話這樣擠眉弄眼地調侃過朋克。看外表，上海人梅二不屬於任何一種朋克——牛仔褲，運動鞋，雙肩背包，配上光頭和敦厚身材，他更像個it男。“實際上梅二是個狂熱的朋克愛好者。”張曉舟說。
梅二經營的 “敵台”可以說是網絡時代的chaos。這個隻有幾百個關注者的微信公眾號孜孜不倦地傳播著與朋克文化有關的知識，所有文章都是梅二和朋友在網絡上搜索翻譯並編輯的。“敵台”的更新頻率原本是每天，後來降低到每周，現在則是不定期。梅二有點氣餒。真心願意關心研究這些的人太少了，“對於某些人來說，來看一場朋克演出跟去迪廳或健身房沒什麽區別”。
演出已經開始了，pogo的圈子照例在舞台前。吳維還沒有到，昨天他剛和北京的朋友們喝了場大酒。幾個月前，“生命之餅”發布了新專輯《中國來信》，這是他們簽約兵馬司後的第三張專輯——這是一家允許吳維不刪改歌詞的唱片公司。作為今天的壓軸樂隊，他們將演唱十首歌。
“活到二十歲，組了這個樂隊，不唱感到痛苦，唱了才有些舒服，唱社會的痛處，揭曆史的傷疤，隻想要去表達，從沒想過害怕。”新專輯中的《裸體朋克》這樣唱。吳維曾說過，從開始做音樂起，他便不憤怒了。 他的憤怒和不妥協全部在音樂中，“反抗精神當然是朋克必備的。在西方，最早的朋克發起就是在挑戰他們的主流社會和主流價值，對不對？按照這個前提，在中國，我反對什麽？我挑戰什麽？……我挑戰我討厭的東西。”
紀錄片《武漢朋克》以新專輯中why why的一句歌詞作為副標題：“我不會灑了我手中的酒，更不會鬆開我的拳頭。”——梅二叮囑，“看朋克演出要舉拳頭，不可以用‘魔鬼角’，那是金屬的手勢”。現在，舞台下一片拳頭此起彼伏，狂躁的鼓點打著，憤怒的青年怒吼著，啤酒噴著，人群熱起來了。歌詞唱的什麽，沒人聽得清。吳維從門口踱了進來，手持一瓶啤酒，一路與人打著招呼碰著杯。如今，和當年他不認識的崔健一樣，吳維也被稱為“大哥”甚至“教父”，音樂圈中流傳著他調停分歧、主持公道的段子。
他從鴨舌帽下抬起眼睛，看看台上的樂隊。那是一支日本主唱的樂隊，主唱正脫下牛仔褲，露出鮮紅的丁字褲，人群沸騰了。“i am happy！”主唱用不熟練的英文忘情地大喊。有人揮臂，將音箱上一排啤酒全掃到地上，酒瓶清脆地碎了滿地，碎片濺到瘦腿牛仔褲和運動鞋上——那是崇尚健康的新派朋克；也濺到馬丁靴上——那是老派的憤怒朋克。然後各種鞋跳起來，蹦起來，把地板踏得更加肮髒。
在梅二看來，“生命之餅”一直是中國朋克界的領袖級樂隊，原因是“吳維始終堅持著底層反對者的立場……或許遠離北京的朋克圈子使他保留了獨立堅持的特性，而不是在各種稱兄道弟的搖滾豪情中折損怒火，成為嬌生慣養的皮衣青年”。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梅二這樣寫過，“除了‘生命之餅’等少數樂隊之外，朋克，本質上是城市中產階級青少年發泄青春期躁動的一種方式，這種憤怒往往針對父母和學校教育，因沒有根基和來源，而給人對空揮拳的無力感。成長環境輕鬆的青少年會選擇健康積極的new school punk，學曆較高的樂隊則以英語創作進入國際視野，但脫離了中國的現狀。”
“那些樂隊的存在，證明了朋克在中國更多以音樂形式和生活方式而存在，思想性和鬥爭性是缺失的……”梅二期待著有一天，中國最底層的農民工青年能拿起樂器，表達他們“有根基的憤怒”。
午夜兩點，吳維拎著啤酒上場。十首歌的間隙，吳維說了不少話——他是現場唯一與觀眾有對話交流的主唱。他提到了畢福劍，抗日勝利和自己的四十歲生日。“scream for the life， scream for the right， scream for the truth and faith， we never stop what we are fighting for， we never stop singing！”他一瓶接一瓶地灌著啤酒，花臂在紅色的燈光下猙獰地流著汗，蘇格蘭風笛尖叫著，瘋狂的觀眾相互推著搡著，在漫天噴射的啤酒和人群之外，咆哮的大音箱前的空地上，張曉舟和梅二——兩個穿著運動鞋的中年男人——舉起拳頭，情不自禁地pogo了起來。
最後的文學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