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鄂爾多斯的一個公園門口,我們打算賣唱,碰到了來趕我們的管理員。我火氣上來,莫名其妙跟他吵了起來:“憑什麽不能唱歌?”“有規定嗎?拿我看看!”“公園是大家的!”圍觀群眾就起哄,大喊:“好好好!”


    後來有人帶我們去了一個更好的地方,在市政府對麵中心廣場的斜角,人多車也多。好多人圍了過來,有人停下摩托看,還有人停下車看。一開始把人行道堵了,後來把機動車道也堵了,場麵一度混亂。唱到9點多城管來了,我們準備撤。邊上擺攤的小販看到城管趕緊收拾東西,順手放到我們車裏,我們幫他蓋上布打掩護。那天我們賺了不少錢,心情不錯。晚上在小館子吃完飯,我們把錢都攤到桌上,一張張點。


    麥子哥突然說,“飯來張口”不應該這樣,趕路、唱別人的歌,再趕路。


    他說我們應該找個地方住下來,安靜下來寫歌,搞創作。他剛來我們就連著趕了幾天難走的路,這幾天他都特別沒精神,估計覺得現實跟想象中的不一樣。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麽,就拿話岔他。他說該停下,我就說上路;他說該原創,我就說翻唱。話趕話吵了起來,麥子哥氣跑了。


    我們的車停在飯館門口,麥子哥直接到車那兒收拾東西。我追出去,問他是不是要走,還攥著他的包勸他別走。他半天都沒理我,最後說了句:“我跟你們不一樣,我得回去找工作。”


    我覺得留不住他了,就說,走之前擁抱一下吧。麥子哥就跟沒聽到似的,背上包走了。那時他家裏剛出事,無依無靠的,可能也覺得不能靠搞樂隊活下去了。


    那天晚上麥子哥沒跟我們住在一塊兒。第二天一早,他就上火車回家了。


    旅程從此少了一個人。我們挺鬱悶的,但也隻能繼續走下去。鄂爾多斯真是個無聊的城市,滿大街都是高樓大廈和名牌跑車,掃大街的大媽說她一個月能掙4000塊,不知道是不是吹牛。


    傍晚,我們去市裏另一個區轉了轉。發現了一個很大的下沉式公園。這是個賣唱的好地方。我們選定了這裏就吃飯去了。再回來一看,那兒已經被殘疾人歌手占了。汪浩不甘願,拿著手鼓湊上去問正在接線的人需不需要敲鼓的。對方沒理他,他就把板凳一擱坐了下來,自己敲起來。敲了一會兒還是沒有任何人理他,隻有殘疾歌手看著他,一言不發。汪浩又敲了一陣,覺得不對勁,就拿著手鼓灰溜溜地撤回來了,他對我們說,以後他再這樣犯傻逼一定要攔著點。


    五


    魏大哥在杭錦旗賣煎餅。


    杭錦旗是個很土的縣,在庫布齊沙漠裏,往東100公裏往西100公裏都荒無人煙。縣城裏連路邊攤都很少,煎餅算是新奇事物了。魏大哥幾乎是這裏唯一賣煎餅的,他每天起大早備原料,和麵糊,一天下來能掙300多塊。


    魏大哥十幾歲就去了新疆,是個搞電焊的管道工,掙得挺多。但他總覺得不自由,就自己去學了攤煎餅,辭職來到杭錦旗擺攤。我們賣唱時認識了他。


    魏大哥的家是個隻有10平米左右的小屋子。他向我們介紹他女朋友,那姑娘才19歲,笑得特別開心。他倆是網戀在一塊兒的,女朋友家嫌魏大哥窮,不同意,姑娘於是借口打工從家裏逃出來,和魏大哥私奔了,倆人過著自給自足的小日子。


    魏大哥說他有個牧民朋友叫巴特爾,在沙漠裏放羊,推薦我們去找他玩。


    巴特爾家在戈壁上,有3000畝草場。他老婆跑了,他和老母親相依為命。巴特爾每天沒什麽事做,他有把吉他,隻會幾個和弦,卻可以用這幾個和弦唱所有歌。他經常玩手機遊戲“吹裙子”打發時間,他媽看到了就罵。


    我和汪浩去邊上的一片沙漠玩,天暗下來,我們迷路了。我倆絕望地想,估計得在沙漠裏熬一夜了。這時我突然看到了車燈——巴特爾開車找我們來了。


    但那天晚飯前,巴特爾突然很戒備,要看我們的身份證。


    晚上,他把被子搬到院子裏讓我們睡下。夜裏很冷,我醒過來睜眼一看,深色的夜空綴滿了星星,美得不得了。


    後來我們聽說,這裏的牧民們吃過很多虧。搶羊的匪徒曾經假扮遊客住到牧民家裏,半夜把主人控製了,裏應外合用大卡車把羊全部拉走。


    第二天我們特地回去找魏大哥道別。三輪開出去一段了,魏大哥又追上來給我們送西瓜。


    隔天路上,我和汪浩喝了好多別人送的酒,三輪在空蕩蕩的國道上扭來扭去。小日啊有點緊張,我們就扭得更歡了,放聲浪笑。遠處居然出現一個人的背影,拄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著。當時我們酒就醒了,這麽荒無人煙的地方,熱氣蒸騰的,居然有人。我們把車停下,問他從哪兒來到哪兒去。這個人口齒不清,說他從山東來,要去山西。我們告訴他走錯了,這都到內蒙古了。他很堅持自己沒走錯,跟我們據理力爭,“太陽從西邊升起來,我往太陽升起的方向走一定會走到。”還拿出了一張陝西太白山旅遊地圖,說我們的地圖是假的,他的才是真的。我們崩潰了。


    這是個精神病患者吧,簡直難以想象他已經走了多久。我們生怕他死在路上,就捎上他接著往前開。路上撿了個人我還挺高興的,一路跟他聊天,隨口瞎編一些歌唱給他聽。他跟我們說話,我們就點頭表示認同。其實他話都說不清楚,我基本沒聽懂他在說什麽。


    到了鄂托克旗,我們把他帶到了派出所。民警了解了一下他的情況,他叫屈慶平。他背著一床棉被,兜裏有半袋方便麵,還帶著一個扳手。他跟民警說,自己是從去年秋天開始走的。我們拍了拍他的肩跟他道別,又繼續上路了。


    後來我時常想起他,無數次跟各種朋友提起,搞得大家都很掛念他。有時候我會懷疑當初把他送到派出所到底對不對,是不是一手斷送了他的流浪生涯。我們都覺得流浪漢是這個世界上最自由的人。


    好多人都夢想擁有想去哪兒就去哪兒的自由,但向往“在路上”的人比真正上路的人多得多。我們遇到許多人,得知我們在幹嗎後都表示欣賞,並且請我們吃飯。有個說川普的光頭大叔聽說了我們的事,一定要請酒。他是做水果收購批發生意的。酒過三巡,大叔提出讓他剛高考完的兒子跟著我們走一遭,還立刻給兒子去了電話。可惜在電話裏就被拒絕了。另外一個大叔煞有介事地說要把他身上帶著的一個重要的東西送給我們——他的公交車駕駛工作證複印件。他非常羨慕我們,說他年輕時也想像我們這樣,一路唱歌、流浪。


    這樣的話我們聽太多次了,我一直不知道該用什麽表情和話來回答這些感慨。


    六


    出沙漠那天天特別漂亮,潔白的雲朵像葡萄一樣一串一串的。車又壞在了路上,我們大吵一架,就地解散。


    當時我們停下修車,讓小日啊先往前騎。他騎出去好久,我們才發現修車工具在自行車車兜裏,又把他喊回來。小日啊回來了,帶著一股子怨氣。汪浩也突然爆發,開始猛砸車子。三個人都沒由來地火冒三丈。我們吵成一團,把啤酒罐用力摔在地上。


    後來我沒力氣了,撿起一罐啤酒打開,說:“為了奧運,幹杯吧,朋友!”喝了一大口。混亂停止了。汪浩背起鼓原路往回走去。小日啊也騎上車先走了。


    我一個人被撂在原地,坐了好久。


    隻剩我一個人,車變得很輕。我把油門擰到底,開進了沙漠,一路狂飆。我數著路邊的裏程碑計時,估計時速達到了100多公裏,這輛車從沒開這麽快過。跑一段我就得停下車,用水給發動機降溫。還對著滾燙的發動機撒尿,散出一股騷味。


    這條路似乎是已經廢棄了的主幹道,修得平整,但空蕩蕩的。車胎壞了,我下車補胎。天氣太熱了,我站的地方被汗水打濕了一圈。後來水也快沒了。車胎磨爛沒法再補,我不知道離下一個城鎮還有多遠,也管不了了。我往破車胎裏墊了兩塊舊胎,就開著沒氣的三輪一路顛著往前猛跑。


    開著開著,一隻蜻蜓突然撞在我的風鏡上。往前一看,前麵出現一片綠色,回過頭,後麵是一片黃色,好像有條明顯的分界——我走出沙漠,進了銀川。


    那天吵完架,小日啊騎車走了一段,搭上中巴到了銀川。汪浩往回走,也搭上去銀川的車,打算到那兒坐火車回家,但真到了氣也消了。我們在銀川重新會合,好像什麽都沒發生過。


    七


    銀川真是個好地方。八車道的北京路簡直是銀川的長安街。這裏吃得好,看起來人民也很幸福,連要飯的都有尊嚴。我們在福州街看到要飯的老頭,一個個正襟危坐,幹幹淨淨的。


    我們在中山公園後門賣唱,圍觀的人特別多,有好多漂亮姑娘。很多人聽過我們常唱的蘇陽之類的歌,還有人主動一展歌喉,特別熱鬧。後來城管找上來,居然客氣地敬禮,還跟我們和邊上的小販說,一會兒領導來,等領導走了你們再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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