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課 長江推舉他出場
問學·餘秋雨·與北大學生談中國文化 作者：餘秋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餘秋雨：研究屈原，可以動用很多文化方位。今天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從地域上來討論他。地域文化，是文化課題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大家應該還記得，我們在講墨子的時候曾經提到，墨子為了救宋，從泰山腳下步行到楚國的都城，走了十天十夜，黑衣服、黑臉，腳上受了傷，就從黑衣服上撕下一塊黑布條，包著黝黑的腳，繼續走。
在這條路上，曾經有一個人逆著墨子的方向走，起點和終點也正好對調：從楚國出發，走到泰山腳下。有趣的是，這個人的衣著、麵貌、姿態也一定與墨子完全不同，他就是屈原。屈原是作為楚國的一個官員去拜訪稷下學官的，如果用一句現代散文化的語言來說，這是長江文明的最高代表去拜訪黃河文明。
中華文明是大河文明，在很長時間內主要是兩條大河，那就是黃河和長江。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邁出一係列關鍵性步伐的地方，無論是黃帝、炎帝的主要活動區域，老子、孔子的行旅中心，包括更多政治行為的發生地，都離不開黃河。
但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考古事實證明，長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也很古老、很發達。隻不過，在一次次考古發現之前，人們還很難提出長江文明不輸於黃河文明的證據。於是，屈原的出現，如孤柱獨立，如一帆高矗，使長江文明獲得慰藉。
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有明顯的區別，但是，四周有著山海屏障的中華文明，自黃帝開始直到夏、商、周，都產生了追求整合和統一的意向。按照德國社會學家麥克斯·韋伯的說法，由於黃河、長江都橫貫萬裏，又連年發生災難，僅僅出於治河的目的，幅員廣闊的中國也必須統一而不能割據。如果說出於治河需要的統一是東西統一，那麽，東西統一又必須帶動南北統一。盡管這種統一，常常是通過一次次內戰的方式來實現的。
於是，屈原就被嵌在一個兩難境地中了：一方麵，他可以代表長江文明來拜訪黃河文明；另一方麵，他又必須抵拒立足黃河文明的秦國來保衛立足長江文明的楚國。
在他的時代，一種由秦國為代表的謀求全國大統一的努力已經開始。從曆史的大視野來判斷，秦統一中國是必然趨勢，因此屈原試圖保衛楚國的訴求雖然感人卻可能是一種曆史障礙。請記住，很多曆史障礙都是感人至深的，很多曆史開拓都是讓人驚恐的。
在屈原身後，秦滅了楚並統一了中國。但是，秦的統治時間不長，當漢朝很快建立起來的時候，人們發現，那又是楚的一次勝利。
這裏就出現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現在有不少文化學術界人士還把屈原稱為“愛國詩人”，這個稱號放在他身上合適嗎？這裏的“國”，是楚國、秦國，還是中國？對於這個問題，我很想聽聽諸位的想法。
王牧笛：我覺得“愛國詩人”這稱謂還是挺好的。一是因為，既然大家都這麽叫了，將錯就錯，這個錯是有合理成分的。可以理解為愛土地、愛故鄉，如果屈原少了這一層的含義，他的精神內涵也少了很多魅力。我記得蕭伯納說過這樣一句話：“愛國主義是一種信仰，你相信你的國家優於其他一切國家的唯一理由就是因為你生在那裏。”前幾天看的話劇《哥本哈根》裏有一句台詞蠻震撼的，德國人海森伯說：“人們有時候會錯誤地以為一個正好處於戰爭不正義一方的人民，會比較不愛自己的祖國。”
屈原在感情上肯定是趨向於自己的國家勝利，而不希望別的國家把自己的國家打敗。這種感情是無可爭議的。
王安安：我不同意。“愛國”和“詩人”是沒有關係的兩個詞。倒不是說詩人就不應該愛國，而是說，詩人就是詩人，沒有什麽愛國不愛國的，這是兩個不同的判斷標準，同時拿來評判一個人，會產生沒有必要的障礙。作為一個有這麽高的文化素養的藝術創作者，對自己祖國的愛，就像他愛母親、愛父親一樣，是一種本能。如果因為他寫過很多的愛國詩篇，就把他叫做“愛國詩人”，那冰心寫過很多愛母親的散文，她是不是就應該叫“愛母作家”？
叢治辰：冰心也被稱為有母性的作家、有愛心的作家啊，為什麽不能把“愛國”跟“有母性”“有愛心”同樣單純地看作一個修飾定語，而一定要作為價值評判的定語來對待呢？你們可能正是政治敏感度太高，才把一種有可能創作出純文學來的說法套上了政治概念。
王安安：政治概念和純文學概念可以並存，但我心中的政治概念要比“愛國”大得多。我覺得屈原在汨羅江畔自沉的感覺，也許就跟孔子當時在魯國西狩獲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的感覺有共通性，都是感慨自己的理想不能在有生之年實現。可以說它是跟政治聯係在一起的，但這不能用“愛國”這麽一個非常現代而概括力不足的概念去說它。他最終感歎的不是他的國家被吞並，而是一種高貴文化被虎豹豺狼的文化所吞並。
萬小龍：我覺得這個“愛”字需要考察：“愛”在古代也有“吝嗇”的意思。我們說的這個愛，究竟是偏私還是博愛？是隻愛自己的祖國，把它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認為是正義，別人所做的任何事都認為是不正義？還是在對祖國抱有溫暖感情之外，還能夠允許別的文化生態存在？
餘秋雨：這樣的討論還會進行下去，說不定下一代還會延續。
我的態度很明確：站在少數派一邊，不讚成把屈原說成“愛國詩人”。理由有下麵三條——
第一，屈原如果生活在中國已經統一的時代，一定非常愛國，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他當時所愛的，明明白白隻是楚國。他的故事太有名，這一點早已人所共知，很難“泛化”得了。楚國是諸侯邦國，與秦漢之後的統一大國在概念上根本不同。如果認為這兩種“國”可以互相置換，那麽，諸子百家中會冒出來多少“愛國學者”？推衍到後代，《三國演義》裏邊的諸葛亮、曹操都成了“愛國將領”，連寫了“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李煜都成了“愛國皇帝”，這能讓人受得了嗎？
第二，即使能把“愛國”兩字泛化，讓人忘記具體的楚國，那也還是一個政治概念。屈原是一位大詩人，文化大於政治，沒有必要在文化命題之上再套一個政治帽子。這就像，沒有必要把老子、陶淵明說成是“不合作主義作家”，把杜甫說成是“民本主義詩人”，把陸遊、辛棄疾說成是“反侵略文化精英”，把《紅樓夢》說成是“宮廷影射小說”。文化，不應該成為政治概念的附庸。政治概念容易讓某些低層文化產生一時的號召力，卻會把真心宏大的文化扭曲和閹割。
第三，更重要的是，中華民族對於屈原的千年祭祀早已不分地域，不管是當初被楚國侵略的地域還是侵略過楚國的地域，一到端午節都在劃龍舟、包粽子，這就證明了文化無私、文化無界，證明了文化有可能消除以往的政治鴻溝、地域隔閡。我們如果用曖昧不清的“愛國”概念重新激活千年前的政治界定，那麽，客觀上是把一個大家庭裏的兄弟推向敵對營壘。於是，龍舟遇到了江上鐵索，粽子也隻成了小地方的土產。這是大家願意看到的嗎？
記住，不管有多少漂亮的名號，我們都不能夠把文化做小。把文化做小，是一些滿腦子隻有政治概念的文化評論者們的專業，他們隻有通過層層切割才能構建自己的所謂“學問”。對此，我們在座的北大學子千萬不要上當。
大家應該還記得，我們在講墨子的時候曾經提到，墨子為了救宋，從泰山腳下步行到楚國的都城，走了十天十夜，黑衣服、黑臉，腳上受了傷，就從黑衣服上撕下一塊黑布條，包著黝黑的腳，繼續走。
在這條路上，曾經有一個人逆著墨子的方向走，起點和終點也正好對調：從楚國出發，走到泰山腳下。有趣的是，這個人的衣著、麵貌、姿態也一定與墨子完全不同，他就是屈原。屈原是作為楚國的一個官員去拜訪稷下學官的，如果用一句現代散文化的語言來說，這是長江文明的最高代表去拜訪黃河文明。
中華文明是大河文明，在很長時間內主要是兩條大河，那就是黃河和長江。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邁出一係列關鍵性步伐的地方，無論是黃帝、炎帝的主要活動區域，老子、孔子的行旅中心，包括更多政治行為的發生地，都離不開黃河。
但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考古事實證明，長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也很古老、很發達。隻不過，在一次次考古發現之前，人們還很難提出長江文明不輸於黃河文明的證據。於是，屈原的出現，如孤柱獨立，如一帆高矗，使長江文明獲得慰藉。
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有明顯的區別，但是，四周有著山海屏障的中華文明，自黃帝開始直到夏、商、周，都產生了追求整合和統一的意向。按照德國社會學家麥克斯·韋伯的說法，由於黃河、長江都橫貫萬裏，又連年發生災難，僅僅出於治河的目的，幅員廣闊的中國也必須統一而不能割據。如果說出於治河需要的統一是東西統一，那麽，東西統一又必須帶動南北統一。盡管這種統一，常常是通過一次次內戰的方式來實現的。
於是，屈原就被嵌在一個兩難境地中了：一方麵，他可以代表長江文明來拜訪黃河文明；另一方麵，他又必須抵拒立足黃河文明的秦國來保衛立足長江文明的楚國。
在他的時代，一種由秦國為代表的謀求全國大統一的努力已經開始。從曆史的大視野來判斷，秦統一中國是必然趨勢，因此屈原試圖保衛楚國的訴求雖然感人卻可能是一種曆史障礙。請記住，很多曆史障礙都是感人至深的，很多曆史開拓都是讓人驚恐的。
在屈原身後，秦滅了楚並統一了中國。但是，秦的統治時間不長，當漢朝很快建立起來的時候，人們發現，那又是楚的一次勝利。
這裏就出現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現在有不少文化學術界人士還把屈原稱為“愛國詩人”，這個稱號放在他身上合適嗎？這裏的“國”，是楚國、秦國，還是中國？對於這個問題，我很想聽聽諸位的想法。
王牧笛：我覺得“愛國詩人”這稱謂還是挺好的。一是因為，既然大家都這麽叫了，將錯就錯，這個錯是有合理成分的。可以理解為愛土地、愛故鄉，如果屈原少了這一層的含義，他的精神內涵也少了很多魅力。我記得蕭伯納說過這樣一句話：“愛國主義是一種信仰，你相信你的國家優於其他一切國家的唯一理由就是因為你生在那裏。”前幾天看的話劇《哥本哈根》裏有一句台詞蠻震撼的，德國人海森伯說：“人們有時候會錯誤地以為一個正好處於戰爭不正義一方的人民，會比較不愛自己的祖國。”
屈原在感情上肯定是趨向於自己的國家勝利，而不希望別的國家把自己的國家打敗。這種感情是無可爭議的。
王安安：我不同意。“愛國”和“詩人”是沒有關係的兩個詞。倒不是說詩人就不應該愛國，而是說，詩人就是詩人，沒有什麽愛國不愛國的，這是兩個不同的判斷標準，同時拿來評判一個人，會產生沒有必要的障礙。作為一個有這麽高的文化素養的藝術創作者，對自己祖國的愛，就像他愛母親、愛父親一樣，是一種本能。如果因為他寫過很多的愛國詩篇，就把他叫做“愛國詩人”，那冰心寫過很多愛母親的散文，她是不是就應該叫“愛母作家”？
叢治辰：冰心也被稱為有母性的作家、有愛心的作家啊，為什麽不能把“愛國”跟“有母性”“有愛心”同樣單純地看作一個修飾定語，而一定要作為價值評判的定語來對待呢？你們可能正是政治敏感度太高，才把一種有可能創作出純文學來的說法套上了政治概念。
王安安：政治概念和純文學概念可以並存，但我心中的政治概念要比“愛國”大得多。我覺得屈原在汨羅江畔自沉的感覺，也許就跟孔子當時在魯國西狩獲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的感覺有共通性，都是感慨自己的理想不能在有生之年實現。可以說它是跟政治聯係在一起的，但這不能用“愛國”這麽一個非常現代而概括力不足的概念去說它。他最終感歎的不是他的國家被吞並，而是一種高貴文化被虎豹豺狼的文化所吞並。
萬小龍：我覺得這個“愛”字需要考察：“愛”在古代也有“吝嗇”的意思。我們說的這個愛，究竟是偏私還是博愛？是隻愛自己的祖國，把它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認為是正義，別人所做的任何事都認為是不正義？還是在對祖國抱有溫暖感情之外，還能夠允許別的文化生態存在？
餘秋雨：這樣的討論還會進行下去，說不定下一代還會延續。
我的態度很明確：站在少數派一邊，不讚成把屈原說成“愛國詩人”。理由有下麵三條——
第一，屈原如果生活在中國已經統一的時代，一定非常愛國，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他當時所愛的，明明白白隻是楚國。他的故事太有名，這一點早已人所共知，很難“泛化”得了。楚國是諸侯邦國，與秦漢之後的統一大國在概念上根本不同。如果認為這兩種“國”可以互相置換，那麽，諸子百家中會冒出來多少“愛國學者”？推衍到後代，《三國演義》裏邊的諸葛亮、曹操都成了“愛國將領”，連寫了“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李煜都成了“愛國皇帝”，這能讓人受得了嗎？
第二，即使能把“愛國”兩字泛化，讓人忘記具體的楚國，那也還是一個政治概念。屈原是一位大詩人，文化大於政治，沒有必要在文化命題之上再套一個政治帽子。這就像，沒有必要把老子、陶淵明說成是“不合作主義作家”，把杜甫說成是“民本主義詩人”，把陸遊、辛棄疾說成是“反侵略文化精英”，把《紅樓夢》說成是“宮廷影射小說”。文化，不應該成為政治概念的附庸。政治概念容易讓某些低層文化產生一時的號召力，卻會把真心宏大的文化扭曲和閹割。
第三，更重要的是，中華民族對於屈原的千年祭祀早已不分地域，不管是當初被楚國侵略的地域還是侵略過楚國的地域，一到端午節都在劃龍舟、包粽子，這就證明了文化無私、文化無界，證明了文化有可能消除以往的政治鴻溝、地域隔閡。我們如果用曖昧不清的“愛國”概念重新激活千年前的政治界定，那麽，客觀上是把一個大家庭裏的兄弟推向敵對營壘。於是，龍舟遇到了江上鐵索，粽子也隻成了小地方的土產。這是大家願意看到的嗎？
記住，不管有多少漂亮的名號，我們都不能夠把文化做小。把文化做小，是一些滿腦子隻有政治概念的文化評論者們的專業，他們隻有通過層層切割才能構建自己的所謂“學問”。對此，我們在座的北大學子千萬不要上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