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課 中華文化為什麽會接納佛教
問學·餘秋雨·與北大學生談中國文化 作者：餘秋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餘秋雨：我們在說到雲岡石窟時，已經繞不過石窟的內容——佛教。其他一係列重要石窟，也都與佛教有關。佛教在中國的山河間以這麽宏大的規模處處呈現，是一個非常重大又非常讓人吃驚的文化事件。這是因為，佛教對中國來說完全是一種外來文明，而中國自己的文化濃度已經很高。
請大家想一想，如果佛教所在的印度文明是一種片斷存在，那麽，它的局部外移也就不奇怪了；反過來，如果佛教要傳人的中華文明是一種鬆軟存在，那麽，它被外力成片成團地滲入也就不奇怪了。但是，無論是印度文明還是中華文明都早已高度成熟，各自有嚴整的體係，兩者之間的大規模迎送就變成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跡。
所以，今天我要問大家的問題很艱深：中華文化接納佛教，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
王牧笛：我覺得是必然的。首先，在中國文化中，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沒有真正的宗教性和信仰力，這就是大缺口。儒家講聖人，道家講真人，但都隻是在生命範圍內兜圈，唯有佛教講到成佛，跳脫輪回，才具有對生死的超越性。
叢治辰：牧笛講得這麽高深，我倒覺得佛教的門檻很低，即使不識字的老太太也可以說我信佛。但儒家、道家不同，它要求人們有一定的知識素養、文學修養，這是它們難以飛入尋常百姓家、為大眾所接受的原因，也是它們給佛教留下的缺口。
裘小玉：我覺得魏晉時社會比較動亂，而法家、儒家關注的主要是官方等級思想，比如當時流行的玄學，就隻關注上層社會的士大夫階層，而佛教比較關心百姓疾苦，他們讓人追求來生，追求涅？讓普通人產生美好的願望。
餘秋雨：說得不錯。佛教比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都更關注尋常百姓。我們前麵說過，墨家按理也是關注尋常百姓的，但那隻是從上麵、外麵對百姓的保護性關心，而不能讓百姓自己獲得身心安頓。然而，怎麽才能讓百姓獲得身心安頓呢？這還是要從內容上找原因。而且，我必須提醒大家的是，佛教並不僅僅是一種平民宗教，很多王公貴胄、博學之士也都篤信。可見，它實在是具有中國文化原先缺乏的思想成分。
王湘寧：秋雨老師，我來自新加坡，我們那裏除了佛教徒之外，還有許多人信奉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和他們相比，佛教隊伍顯得比較寬容，沒有什麽“異教徒”的概念，對“蒼生”一團和氣，而且佛教藝術很有魅力，佛經裏麵的許多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也很能打動百姓的心。
王安安：中國原始文化裏也不乏打動人心的故事啊。但我記得秋雨老師曾經在哪裏說過，佛教的特點在於它是真正意義上的對人生本身的關注。也正是因為這個，所謂的“至高”和“至低”的目標它都能達到。“什麽是人生，什麽是快樂？”這些終極問題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有意義，能回答這些問題的隻有宗教。我不得不說，這正是中國本土文化從未真正麵對過的問題。
餘秋雨：你們各位觀察的角度不同，但都說到了點子上。我綜合一下，那就得出了大家都能接受的結論：佛教既填補了中國本土文化在傳播上的重大缺漏，又填補了中國本土文化在內容上的重大缺漏，它的進入，是必然的。
但是，這畢竟是人類兩大獨立文明之間的磨合，有一段時間，“磨”得相當費勁，“合”得頗為艱難。這個過程，我們如果放開討論起來，話題又多又複雜，會耗費太長的時間，那就讓我匆匆概括幾句吧。
我想大家都聽說過中國自北魏太武帝開始曾出現過幾次“滅佛”事件。由於事情由朝廷發起，對佛教造成的傷害很大。有些曆史學家過於強調了道教在這些事件中的作用，那對道教是不公平的。道教是一個純粹的中國宗教，它的創立和佛教在中國的立足幾乎同時。道教既有深厚的文化淵源，又有廣闊的民間背景，一開始就有不小的社會號召力。在統治者眼中，道教很容易與黃巾起義這樣的農民運動連在一起，因此也曾受到統治者的禁錮。到兩晉時期道教重新有機會興盛時，佛教已經非常壯大。這就產生了兩種宗教之間的對立情緒，那個太武帝就由信奉佛教轉而信奉道教，又懷疑佛教與農民起義有聯係，就下了禁佛令。其實，後來統治者的滅佛、禁佛，有時又是與打擊道教同時進行的，常用的理由是僧、道人員太多，作為一個龐大的非生產人口而成了社會負擔。
佛教在文化上遇到的真正對手，是儒家。佛教的“出家”觀念與儒家所維護的家族親情倫理嚴重對立，更沒有治國平天下的抱負了。按照佛教的本義，這種抱負是應該看空、放下的。由此可見，儒家不是在具體問題上，而是在“綱常”上，無法與佛教妥協。而且，從孔子開始，儒家對於堯、舜、禹、夏、商、周時代的王道多有寄托，而那時候佛教都還沒有傳人。哪個皇帝的滅佛命令，到太子接位就能廢除，但儒家的綱常卻很難動搖。你們都讀過的韓愈的《諫佛骨表》，就是代表著儒家文化的基本立場在對抗已經很強大的佛教。
這場對抗的結果如何呢？大家都知道，既沒有發生宗教戰爭，也沒有出現你死我活之後的重大湮滅。佛教進一步走上了中國化的道路，而儒學也由朱熹等人從佛教中吸取了體係化的理論構架之後完成了新的提升。佛教和中國文化的共同優點，顯現得非常大氣。
現在，事情又回到了我們談話的起點，佛教究竟憑什麽在中國形成這麽大的氣候，最後還融入了中國文化？
對於這個問題，我已經寫過一篇文章《西天梵音》，你們也許已經看到。我找了四個答案——
第一，別的學說雖然也會涉及人生，卻不會集中地關注人生。隻有佛教全部聚焦於人的生、老、病、死，研討如何擺脫人生苦難。表麵上看起來，關注人生是小事，大事是朝廷社稷、征戰勝敗、門庭榮辱。但佛教堅定地認為，那些都不重要。結果，反把最高貴的人和最低微的人拉到了一起。
第二，佛教經典很多，教義很深，但基本立論卻幹淨利落、鞭辟入裏，不像其他學理那樣繞來繞去說不透徹。例如，佛教斷言人生是苦，苦因是欲，滅苦之途是建立“無我”“無常”的覺悟……這種痛快勁頭，讓大家覺得醍醐灌頂。
第三，佛教因戒律明確，為人們顯示了參與規則。乍一看，戒律是一種阻擋，其實就像欄杆、籬笆、圍牆，反而成了它切實存在、可以進入的證明。相比之下，要成為儒家的“君子”隻能意會，好像沒有障礙，但要步履清晰地拾級而上，卻很少有人能夠做到。
第四，佛教有一個嚴整而可以辨識的弘法團隊，他們有序、集中、大體統一、代不絕人，成了佛教教義的人格示範。
以上這四點未必準確，卻來自於我的切身體驗。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出生在浙東農村，那時一片兵荒馬亂，盜匪橫行，走再遠的路也找不到一個識字的人。因此，也絲毫不存在現在不少文化人幻想的那種人人都懂得《論語》和《三字經》的景象。唯一的文化纜索，就是小廟、袈裟和天天念經的婦女。她們讀不懂佛經，但從僧侶們的行為中知道了一些基本佛理和戒律，由此覺得有了依靠和指望。而她們作為當家人，又強有力地影響著一個個村莊。我的這個記憶，大體可以說明佛教在遼闊土地上的超常生命力。
供你們參考。
請大家想一想，如果佛教所在的印度文明是一種片斷存在，那麽，它的局部外移也就不奇怪了；反過來，如果佛教要傳人的中華文明是一種鬆軟存在，那麽，它被外力成片成團地滲入也就不奇怪了。但是，無論是印度文明還是中華文明都早已高度成熟，各自有嚴整的體係，兩者之間的大規模迎送就變成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跡。
所以，今天我要問大家的問題很艱深：中華文化接納佛教，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
王牧笛：我覺得是必然的。首先，在中國文化中，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沒有真正的宗教性和信仰力，這就是大缺口。儒家講聖人，道家講真人，但都隻是在生命範圍內兜圈，唯有佛教講到成佛，跳脫輪回，才具有對生死的超越性。
叢治辰：牧笛講得這麽高深，我倒覺得佛教的門檻很低，即使不識字的老太太也可以說我信佛。但儒家、道家不同，它要求人們有一定的知識素養、文學修養，這是它們難以飛入尋常百姓家、為大眾所接受的原因，也是它們給佛教留下的缺口。
裘小玉：我覺得魏晉時社會比較動亂，而法家、儒家關注的主要是官方等級思想，比如當時流行的玄學，就隻關注上層社會的士大夫階層，而佛教比較關心百姓疾苦，他們讓人追求來生，追求涅？讓普通人產生美好的願望。
餘秋雨：說得不錯。佛教比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都更關注尋常百姓。我們前麵說過，墨家按理也是關注尋常百姓的，但那隻是從上麵、外麵對百姓的保護性關心，而不能讓百姓自己獲得身心安頓。然而，怎麽才能讓百姓獲得身心安頓呢？這還是要從內容上找原因。而且，我必須提醒大家的是，佛教並不僅僅是一種平民宗教，很多王公貴胄、博學之士也都篤信。可見，它實在是具有中國文化原先缺乏的思想成分。
王湘寧：秋雨老師，我來自新加坡，我們那裏除了佛教徒之外，還有許多人信奉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和他們相比，佛教隊伍顯得比較寬容，沒有什麽“異教徒”的概念，對“蒼生”一團和氣，而且佛教藝術很有魅力，佛經裏麵的許多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也很能打動百姓的心。
王安安：中國原始文化裏也不乏打動人心的故事啊。但我記得秋雨老師曾經在哪裏說過，佛教的特點在於它是真正意義上的對人生本身的關注。也正是因為這個，所謂的“至高”和“至低”的目標它都能達到。“什麽是人生，什麽是快樂？”這些終極問題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有意義，能回答這些問題的隻有宗教。我不得不說，這正是中國本土文化從未真正麵對過的問題。
餘秋雨：你們各位觀察的角度不同，但都說到了點子上。我綜合一下，那就得出了大家都能接受的結論：佛教既填補了中國本土文化在傳播上的重大缺漏，又填補了中國本土文化在內容上的重大缺漏，它的進入，是必然的。
但是，這畢竟是人類兩大獨立文明之間的磨合，有一段時間，“磨”得相當費勁，“合”得頗為艱難。這個過程，我們如果放開討論起來，話題又多又複雜，會耗費太長的時間，那就讓我匆匆概括幾句吧。
我想大家都聽說過中國自北魏太武帝開始曾出現過幾次“滅佛”事件。由於事情由朝廷發起，對佛教造成的傷害很大。有些曆史學家過於強調了道教在這些事件中的作用，那對道教是不公平的。道教是一個純粹的中國宗教，它的創立和佛教在中國的立足幾乎同時。道教既有深厚的文化淵源，又有廣闊的民間背景，一開始就有不小的社會號召力。在統治者眼中，道教很容易與黃巾起義這樣的農民運動連在一起，因此也曾受到統治者的禁錮。到兩晉時期道教重新有機會興盛時，佛教已經非常壯大。這就產生了兩種宗教之間的對立情緒，那個太武帝就由信奉佛教轉而信奉道教，又懷疑佛教與農民起義有聯係，就下了禁佛令。其實，後來統治者的滅佛、禁佛，有時又是與打擊道教同時進行的，常用的理由是僧、道人員太多，作為一個龐大的非生產人口而成了社會負擔。
佛教在文化上遇到的真正對手，是儒家。佛教的“出家”觀念與儒家所維護的家族親情倫理嚴重對立，更沒有治國平天下的抱負了。按照佛教的本義，這種抱負是應該看空、放下的。由此可見，儒家不是在具體問題上，而是在“綱常”上，無法與佛教妥協。而且，從孔子開始，儒家對於堯、舜、禹、夏、商、周時代的王道多有寄托，而那時候佛教都還沒有傳人。哪個皇帝的滅佛命令，到太子接位就能廢除，但儒家的綱常卻很難動搖。你們都讀過的韓愈的《諫佛骨表》，就是代表著儒家文化的基本立場在對抗已經很強大的佛教。
這場對抗的結果如何呢？大家都知道，既沒有發生宗教戰爭，也沒有出現你死我活之後的重大湮滅。佛教進一步走上了中國化的道路，而儒學也由朱熹等人從佛教中吸取了體係化的理論構架之後完成了新的提升。佛教和中國文化的共同優點，顯現得非常大氣。
現在，事情又回到了我們談話的起點，佛教究竟憑什麽在中國形成這麽大的氣候，最後還融入了中國文化？
對於這個問題，我已經寫過一篇文章《西天梵音》，你們也許已經看到。我找了四個答案——
第一，別的學說雖然也會涉及人生，卻不會集中地關注人生。隻有佛教全部聚焦於人的生、老、病、死，研討如何擺脫人生苦難。表麵上看起來，關注人生是小事，大事是朝廷社稷、征戰勝敗、門庭榮辱。但佛教堅定地認為，那些都不重要。結果，反把最高貴的人和最低微的人拉到了一起。
第二，佛教經典很多，教義很深，但基本立論卻幹淨利落、鞭辟入裏，不像其他學理那樣繞來繞去說不透徹。例如，佛教斷言人生是苦，苦因是欲，滅苦之途是建立“無我”“無常”的覺悟……這種痛快勁頭，讓大家覺得醍醐灌頂。
第三，佛教因戒律明確，為人們顯示了參與規則。乍一看，戒律是一種阻擋，其實就像欄杆、籬笆、圍牆，反而成了它切實存在、可以進入的證明。相比之下，要成為儒家的“君子”隻能意會，好像沒有障礙，但要步履清晰地拾級而上，卻很少有人能夠做到。
第四，佛教有一個嚴整而可以辨識的弘法團隊，他們有序、集中、大體統一、代不絕人，成了佛教教義的人格示範。
以上這四點未必準確，卻來自於我的切身體驗。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出生在浙東農村，那時一片兵荒馬亂，盜匪橫行，走再遠的路也找不到一個識字的人。因此，也絲毫不存在現在不少文化人幻想的那種人人都懂得《論語》和《三字經》的景象。唯一的文化纜索，就是小廟、袈裟和天天念經的婦女。她們讀不懂佛經，但從僧侶們的行為中知道了一些基本佛理和戒律，由此覺得有了依靠和指望。而她們作為當家人，又強有力地影響著一個個村莊。我的這個記憶，大體可以說明佛教在遼闊土地上的超常生命力。
供你們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