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說了“君子懷德”之後，立即跟上“君子之德風”，有一種緊密的邏輯理由。盡管，這幾個字對當代讀者來說已經比較陌生。
來源，是孔子在《論語·顏淵》中的一段話：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可以這樣翻譯：
君子的道德像風，民眾的道德像草。風吹向草，草就隨風傾伏。
這一論述，指出了君子的德行必須像風一樣影響大眾。孔子在這裏所說的“小人”，仍然是指社會地位上的小民。因為有了他的這個說法，小民也經常被稱作“草民”。
把民眾比之為草，並非貶損。草，這種依附大地的廣泛存在，一旦生根就難於挪移，一切動靜、榮枯，隻能依憑外在力量。風，就是讓草進入動態的外在力量。但是，風來自何方，卻是一個問題。
孔子主張，左右民眾動態的風，應該是道德之風、君子之風。
這個觀點又引申出了另一番意義：凡是道德，便應成風；凡是君子，便應成風。
社會上，不管是風尚、風氣、風範，還是風潮、風俗、風情，這些“風”的起點，都應該包含“君子之德”。
這一來，既涉及了社會走向，又涉及了君子職責。
在社會走向上，儒家反對放任。孔子所說“小人懷土”，正是指出了普通民眾的草根性、狹隘性、黯昧性、占據性。對他們，君子必須把自己高貴的生命能量變成風氣，進行傳播和梳理。
一個君子，如果自認為具有仁義大德，卻默而不語，不作傳播，那麽，他對社會的仁義何在？對民眾的大德何在？仁義大德是一種有對象的“他向行為”，關及的對象越多，就越有價值。所以荀子說：“仁者好告示人。”（《荀子·榮辱第四》）在儒家看來，不“告示人”的仁德，就不是真正的仁德。
儒家的這一思想，如果用現代話語來表達，那就是：崇尚精英主義，否定民粹主義；主張道德傳揚，反對君子自閉。
遺憾的是，曆代總有不少官僚玩弄“民瘼”、“民情”、“鄉願”等概念，利用民眾的草根性、狹隘性、黯昧性、占據性來討好、取悅、委順、放縱民眾，以賺取“官聲”。儒家要求用道德之風來吹拂草，這些人卻借草揚風，結果隻能沙塵滿天，使得一個個君子埋在草叢之中灰頭土臉。
這一來，連很多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君子，也已經很難相信道德之風的生命力了。
是啊，在那麽多上上下下的幹擾中，君子的道德之風還能吹得遠嗎？
對於這個問題，《尚書》的回答氣象非凡：
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尚書·虞夏書》
《尚書》認為，道德本是天意，不必尋找它能夠傳播開去的具體原因。隻須立德，便能動天，一旦動天，天下盡歸。
這一古老的話語，乍一聽帶有開天辟地時代不容爭議的霸氣，卻能讓我們聯想到德國十八世紀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關於道德是“第一命令”、是“天律”的論述。
從天上回到地下，道德能夠廣泛傳播，還由於人心。人心之中埋有固有之善，往往缺少召集。就像我們經常在自然災害的現場看到的那樣，一旦麵對傷殘對象，許多素昧平生的人會立即同時伸出援手。這才發現，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居所並不遙遠，而是非常鄰近。那又要讓人想起孔子的名言了：
德不孤，必有鄰。
《論語·裏仁》
在這一點上，孔子是“道德樂觀主義者”。他相信普遍人性，隨之相信天下君子不會孤獨。他把《尚書》所說的“動天”，與“動心”連在一起了，又把“動心”看作是一種密集的集體現象。
孔子的這個說法非常溫暖，使很多弘德行善的君子即使一時感到孤獨，也會保持信心。他們漸漸明白，即使是荒僻的村舍，即使是陌生的街市，都可能是道德載體。
一時孤獨了，一定別有原因，而不能歸因於自己對道德的承擔。道德不會孤獨，那麽，承擔者也不會孤獨。
老子與孔子不同，並不是“道德樂觀主義者”，而且也不希望真正有德之人過於自得（“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但是，即便是他，也認為不斷地積累道德就能無往不勝。他說：
重積德則無不克。
《老子》五十九章
墨家不喜歡儒家宣講道德的方式，但在實踐行為上，卻是樹立了令人感動的大德形象。他們的“德風”，往往以群體性的俠義壯舉來傳揚，令人振奮。
總之，積極傳揚仁義大德，是中國文化對於君子品行的一個重要共識。
來源，是孔子在《論語·顏淵》中的一段話：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可以這樣翻譯：
君子的道德像風，民眾的道德像草。風吹向草，草就隨風傾伏。
這一論述，指出了君子的德行必須像風一樣影響大眾。孔子在這裏所說的“小人”，仍然是指社會地位上的小民。因為有了他的這個說法，小民也經常被稱作“草民”。
把民眾比之為草，並非貶損。草，這種依附大地的廣泛存在，一旦生根就難於挪移，一切動靜、榮枯，隻能依憑外在力量。風，就是讓草進入動態的外在力量。但是，風來自何方，卻是一個問題。
孔子主張，左右民眾動態的風，應該是道德之風、君子之風。
這個觀點又引申出了另一番意義：凡是道德，便應成風；凡是君子，便應成風。
社會上，不管是風尚、風氣、風範，還是風潮、風俗、風情，這些“風”的起點，都應該包含“君子之德”。
這一來，既涉及了社會走向，又涉及了君子職責。
在社會走向上，儒家反對放任。孔子所說“小人懷土”，正是指出了普通民眾的草根性、狹隘性、黯昧性、占據性。對他們，君子必須把自己高貴的生命能量變成風氣，進行傳播和梳理。
一個君子，如果自認為具有仁義大德，卻默而不語，不作傳播，那麽，他對社會的仁義何在？對民眾的大德何在？仁義大德是一種有對象的“他向行為”，關及的對象越多，就越有價值。所以荀子說：“仁者好告示人。”（《荀子·榮辱第四》）在儒家看來，不“告示人”的仁德，就不是真正的仁德。
儒家的這一思想，如果用現代話語來表達，那就是：崇尚精英主義，否定民粹主義；主張道德傳揚，反對君子自閉。
遺憾的是，曆代總有不少官僚玩弄“民瘼”、“民情”、“鄉願”等概念，利用民眾的草根性、狹隘性、黯昧性、占據性來討好、取悅、委順、放縱民眾，以賺取“官聲”。儒家要求用道德之風來吹拂草，這些人卻借草揚風，結果隻能沙塵滿天，使得一個個君子埋在草叢之中灰頭土臉。
這一來，連很多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君子，也已經很難相信道德之風的生命力了。
是啊，在那麽多上上下下的幹擾中，君子的道德之風還能吹得遠嗎？
對於這個問題，《尚書》的回答氣象非凡：
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尚書·虞夏書》
《尚書》認為，道德本是天意，不必尋找它能夠傳播開去的具體原因。隻須立德，便能動天，一旦動天，天下盡歸。
這一古老的話語，乍一聽帶有開天辟地時代不容爭議的霸氣，卻能讓我們聯想到德國十八世紀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關於道德是“第一命令”、是“天律”的論述。
從天上回到地下，道德能夠廣泛傳播，還由於人心。人心之中埋有固有之善，往往缺少召集。就像我們經常在自然災害的現場看到的那樣，一旦麵對傷殘對象，許多素昧平生的人會立即同時伸出援手。這才發現，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居所並不遙遠，而是非常鄰近。那又要讓人想起孔子的名言了：
德不孤，必有鄰。
《論語·裏仁》
在這一點上，孔子是“道德樂觀主義者”。他相信普遍人性，隨之相信天下君子不會孤獨。他把《尚書》所說的“動天”，與“動心”連在一起了，又把“動心”看作是一種密集的集體現象。
孔子的這個說法非常溫暖，使很多弘德行善的君子即使一時感到孤獨，也會保持信心。他們漸漸明白，即使是荒僻的村舍，即使是陌生的街市，都可能是道德載體。
一時孤獨了，一定別有原因，而不能歸因於自己對道德的承擔。道德不會孤獨，那麽，承擔者也不會孤獨。
老子與孔子不同，並不是“道德樂觀主義者”，而且也不希望真正有德之人過於自得（“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但是，即便是他，也認為不斷地積累道德就能無往不勝。他說：
重積德則無不克。
《老子》五十九章
墨家不喜歡儒家宣講道德的方式，但在實踐行為上，卻是樹立了令人感動的大德形象。他們的“德風”，往往以群體性的俠義壯舉來傳揚，令人振奮。
總之，積極傳揚仁義大德，是中國文化對於君子品行的一個重要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