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裏，我不能不對中國的“君子之道”略作批評。我已經寫了那麽多文字稱頌它，因此也有必要說一說它的負麵效應。
我曾多次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弊病是疏淡公共空間（public space），中國君子並未被賦予“勇於在一切公共領域運用理性”（康德）的職能。因此，君子受讒夫之謗，本是一個“公共空間”、“公共領域”的重大話題，卻得不到公共理性的保護。其他君子即使“打抱不平”，也不存在正常的倫理身份。這一來，君子一旦受謗，隻能麵對以下幾項選擇：
一、請求朝廷為自己洗誣，即“平反”；
二、不與讒夫辯論，隻是反躬自省。如果自省之後誹謗仍然不止，證明自己的修養還不到家；
三、如果名聲已被誹謗徹底毀壞，那就安心領悟“名高必墜”的道理，不再執著誰是誰非。
這三項中，第一項靠的是事外力量，第三項靠的是事後安慰，因此關鍵是第二項，即把誹謗事件轉變成了一個自省事件。在君子之道中，不難找到以下這些讓人感動的話：
“吾日三省吾身。”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何以息謗？曰無辯。”
“修之至極，何謗不息。”
“讒夫毀士，如寸雲蔽日，不久自明。”
……
總之，按照這種高尚的說教，君子如果遇到了讒夫，遇到了誹謗，隻能靜靜地等待，深深地自省。
這種自省哲學其實也就是退讓哲學。君子們在唾麵自幹的忍辱功夫中，把世間的真偽之別、是非之別、善惡之別全都混淆了。這是一個巨大的精神泥潭，埋沒在這個泥潭中的，不僅是無數君子的尊嚴和生命，而且還有社會的公理、人間的正義。
至於“名高必墜”的逆反哲學，看似冷靜，其實還是支持了讒夫。因為讒夫是讓高名墜落的推手，如果這種逆反哲學成立，他們反倒代表了曆史的力量。
即使大家公認，那些高名的墜落是不應該的，那麽，這種哲學又會轉而從另一個角度進行安慰，說那些高人即便暫時墜下，也會刺激他們取得更高成就，遲早會挽回名聲。為此還不斷舉出例證，說哪個軍事家因受誣而遭斷足，反而寫出了兵書；哪個大詩人因受誣而遭放逐，反而寫出了名作……
這種安慰，仍然讓讒夫代表了曆史的推手。從所舉例證看，完全“以一概萬”，把特殊罕例當作了天下公式。千百個高人被讒夫整倒了，隻有一兩個僥幸存活，怎麽能以這種稀有的僥幸來掩蓋無數的冤屈？何況，即便是這些稀有的僥幸，也煎熬著巨大的痛苦和傷殘，實在是人間正道的反麵。
總之，當君子的名聲受到讒夫攻擊，君子之道老是在教育君子、訓誡君子、安慰君子、說服君子，卻沒有任何力量來對付讒夫。這就使君子之道失去了自衛的依據，任憑自己的信奉者、追隨者一次次被攻擊、被包圍、被潑汙。不管怎麽說，這是一種重大的功能缺失。
我認為，中國曆史上大量的傑出人物不得善終，多數響亮的名譽隻能追加於他們去世之後，社會機製永遠重複著“優汰劣勝”的潛規則，都與君子之道的這種功能缺失有關。
更可怕的是，這種傳統沉澱成了一種扭曲的社會共識。隻要君子蒙讒，多數民眾的目光隻會集中審察君子，而不會審察讒夫。審察君子，主要也不是審察他們究竟有沒有被冤，而主要是看他們的“態度”，也就是他們的自省程度和退讓程度。在這種情況下，多數民眾其實都站到了讒夫的立場上。
民眾不明白“他人的名譽不可侵犯”，隻相信“他人的名譽不可容忍”；
民眾不明白“名譽的多寡決定著社會的等級”，隻相信“名譽的毀損充滿著世俗的愉悅”；
民眾不明白“名譽的廢墟是大家的廢墟”，隻相信“大家的廢墟是大家的平等”……
這一係列觀念的長久普及，使讒夫們逐漸升格為“揭秘勇士”、“言論領袖”、“爆料專家”，從者如雲，一呼百應。
應該說，世界曆史上，讒夫處處都有，唯獨在中國，特別神通廣大；誹謗處處都有，唯獨在中國，足以排山倒海；冤屈處處都有，唯獨在中國，傷及精神主脈。指出這一事實，並非否定曆史，反而更對中國曆史上的萬千君子肅然起敬，他們實在辛苦了。
他們總是因為德行高尚而走投無路。在百般無奈之下，他們隻得選擇下策，那就是想盡辦法請求朝廷為自己洗汙。因為當社會輿論總是站在讒夫一邊，君子們唯一能指望的，隻能是極權中心。
但是，朝廷並非由君子組成，曆來對君子遭受的困境，無法感同身受。朝廷所警惕的永遠是權力失衡，而讒夫們的種種作為，永遠不對朝廷構成直接威脅。在多數情況下，更讓朝廷頭痛的，不是讒夫，而是君子。因此，君子在危難時分求助於朝廷，幾乎無救。
很多君子自殺，正是因為看透了這層秘密。但是，還是有不少君子留下了哀怨的眼神。其中，包括偉大的屈原和司馬遷。
為了名譽而向朝廷求助的君子，在曆史上不勝枚舉。其中最讓我感到痛心的，是宋代女詩人李清照。這麽一個柔婉蘊藉的東方女性美的最高代表，居然也會為名譽奔波了大半輩子。
這種反差，再強烈不過地凸顯了名譽與君子之間的艱難關係。對這件事，我曾不止一次論及，那就不妨在本文中作一點較完整的解析。
我曾多次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弊病是疏淡公共空間（public space），中國君子並未被賦予“勇於在一切公共領域運用理性”（康德）的職能。因此，君子受讒夫之謗，本是一個“公共空間”、“公共領域”的重大話題，卻得不到公共理性的保護。其他君子即使“打抱不平”，也不存在正常的倫理身份。這一來，君子一旦受謗，隻能麵對以下幾項選擇：
一、請求朝廷為自己洗誣，即“平反”；
二、不與讒夫辯論，隻是反躬自省。如果自省之後誹謗仍然不止，證明自己的修養還不到家；
三、如果名聲已被誹謗徹底毀壞，那就安心領悟“名高必墜”的道理，不再執著誰是誰非。
這三項中，第一項靠的是事外力量，第三項靠的是事後安慰，因此關鍵是第二項，即把誹謗事件轉變成了一個自省事件。在君子之道中，不難找到以下這些讓人感動的話：
“吾日三省吾身。”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何以息謗？曰無辯。”
“修之至極，何謗不息。”
“讒夫毀士，如寸雲蔽日，不久自明。”
……
總之，按照這種高尚的說教，君子如果遇到了讒夫，遇到了誹謗，隻能靜靜地等待，深深地自省。
這種自省哲學其實也就是退讓哲學。君子們在唾麵自幹的忍辱功夫中，把世間的真偽之別、是非之別、善惡之別全都混淆了。這是一個巨大的精神泥潭，埋沒在這個泥潭中的，不僅是無數君子的尊嚴和生命，而且還有社會的公理、人間的正義。
至於“名高必墜”的逆反哲學，看似冷靜，其實還是支持了讒夫。因為讒夫是讓高名墜落的推手，如果這種逆反哲學成立，他們反倒代表了曆史的力量。
即使大家公認，那些高名的墜落是不應該的，那麽，這種哲學又會轉而從另一個角度進行安慰，說那些高人即便暫時墜下，也會刺激他們取得更高成就，遲早會挽回名聲。為此還不斷舉出例證，說哪個軍事家因受誣而遭斷足，反而寫出了兵書；哪個大詩人因受誣而遭放逐，反而寫出了名作……
這種安慰，仍然讓讒夫代表了曆史的推手。從所舉例證看，完全“以一概萬”，把特殊罕例當作了天下公式。千百個高人被讒夫整倒了，隻有一兩個僥幸存活，怎麽能以這種稀有的僥幸來掩蓋無數的冤屈？何況，即便是這些稀有的僥幸，也煎熬著巨大的痛苦和傷殘，實在是人間正道的反麵。
總之，當君子的名聲受到讒夫攻擊，君子之道老是在教育君子、訓誡君子、安慰君子、說服君子，卻沒有任何力量來對付讒夫。這就使君子之道失去了自衛的依據，任憑自己的信奉者、追隨者一次次被攻擊、被包圍、被潑汙。不管怎麽說，這是一種重大的功能缺失。
我認為，中國曆史上大量的傑出人物不得善終，多數響亮的名譽隻能追加於他們去世之後，社會機製永遠重複著“優汰劣勝”的潛規則，都與君子之道的這種功能缺失有關。
更可怕的是，這種傳統沉澱成了一種扭曲的社會共識。隻要君子蒙讒，多數民眾的目光隻會集中審察君子，而不會審察讒夫。審察君子，主要也不是審察他們究竟有沒有被冤，而主要是看他們的“態度”，也就是他們的自省程度和退讓程度。在這種情況下，多數民眾其實都站到了讒夫的立場上。
民眾不明白“他人的名譽不可侵犯”，隻相信“他人的名譽不可容忍”；
民眾不明白“名譽的多寡決定著社會的等級”，隻相信“名譽的毀損充滿著世俗的愉悅”；
民眾不明白“名譽的廢墟是大家的廢墟”，隻相信“大家的廢墟是大家的平等”……
這一係列觀念的長久普及，使讒夫們逐漸升格為“揭秘勇士”、“言論領袖”、“爆料專家”，從者如雲，一呼百應。
應該說，世界曆史上，讒夫處處都有，唯獨在中國，特別神通廣大；誹謗處處都有，唯獨在中國，足以排山倒海；冤屈處處都有，唯獨在中國，傷及精神主脈。指出這一事實，並非否定曆史，反而更對中國曆史上的萬千君子肅然起敬，他們實在辛苦了。
他們總是因為德行高尚而走投無路。在百般無奈之下，他們隻得選擇下策，那就是想盡辦法請求朝廷為自己洗汙。因為當社會輿論總是站在讒夫一邊，君子們唯一能指望的，隻能是極權中心。
但是，朝廷並非由君子組成，曆來對君子遭受的困境，無法感同身受。朝廷所警惕的永遠是權力失衡，而讒夫們的種種作為，永遠不對朝廷構成直接威脅。在多數情況下，更讓朝廷頭痛的，不是讒夫，而是君子。因此，君子在危難時分求助於朝廷，幾乎無救。
很多君子自殺，正是因為看透了這層秘密。但是，還是有不少君子留下了哀怨的眼神。其中，包括偉大的屈原和司馬遷。
為了名譽而向朝廷求助的君子，在曆史上不勝枚舉。其中最讓我感到痛心的，是宋代女詩人李清照。這麽一個柔婉蘊藉的東方女性美的最高代表，居然也會為名譽奔波了大半輩子。
這種反差，再強烈不過地凸顯了名譽與君子之間的艱難關係。對這件事，我曾不止一次論及，那就不妨在本文中作一點較完整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