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文化之偽”總比“江湖之偽”好一點，沒那麽多血腥。
有人說，“古今文字像一隻隻隱形的手，把人從傷害生命的底線前拉回”。
對此我完全不同意。
以我親身經曆，當百歲高齡的巴金躺在病床上的時候，中國內地南方和香港的部分文人發起了一個以最肮髒的語言辱罵他的運動。在人類曆史上，還很難找得到哪個土匪黑幫傷害百歲老人的事例。
以我親身經曆，“5·12”汶川大地震全民救援，連很多平日的“不良少年”也都紛紛參與了，而在網絡媒體上歪曲和侮辱救援的，隻有文人。
還可以舉出大量實例，都與“傷害生命的底線”有關。但在傷害時，他們全都扮演著“君子”。好像，敢於做土匪不敢做的事，才是“君子”；敢於不相信天下一切捐助，而自己也絕不捐助的，才是“君子”。他們發表這些意見的文章，確實寫得字斟句酌，跌宕起伏，痛快淋漓。
偶爾，他們中的個別人，也會由於一時失算，遭遇到警察。
例如，我讀到司法部門編印出版的一本法製文摘，其中刊登了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在湖北省破獲的一起綁架殺人案。那樣的“君子”中的一員，在那裏碰到了麻煩。
這起綁票殺人案其實早在八年前就發生了，偵查了很久沒有結果。
這天，一位名叫吳忠義的刑偵專家在翻看舊案卷時發現了綁匪寫的一張紙條。他先匆匆瞟了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決定重新偵查此案，而偵查的範圍，劃定在受過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中間。
究竟是一張什麽樣的紙條，給了刑偵專家一個重新判斷的機會？
那張紙條上其實隻寫了十九個字，六個標點符號。其文曰：
過橋，順牆根，向右，見一亭。亭邊一倒凳，其下有信。
寫這張紙條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屬指點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縮到最短，減少信息量，但他忘了，文字越減縮，越能顯現一個人的文化功底。
請看這十九個字，罪犯為了把藏信的地方說清楚，不用東西南北、幾步幾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動詞來一路指引，這在修辭上顯然是極聰明的選擇。
四個指引詞，“過、順、向、見”，準確而不重複，簡直難於刪改。特別是那個“見”字，用在此處，連一般精通文字的寫作人也不容易辦到。一般會寫成“有”，但那就脫離了動詞指引的統一性。
更有趣的是，這個句子讀起來既有節奏又有音韻，在兩個“二三”結構的重複後接一個“五四”結構，每個結構末尾都押韻。看得出，受到晚明小品的不小影響。
罪犯當然不會在這裏故意賣弄文采，隻能是長期讀古文、寫舊體詩的習慣，產生了自然流露。
如果他自己發覺了這種流露，一定會掩蓋的，但他沒有發覺，可見實在成了一種表述本能。時至今日，能有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經不多，因此偵查的範圍可縮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學。很快破案，罪犯是一個大學教師。
誰揭發了他？文化。
當然，這裏所說的“文化”，是指現在廣泛崇尚的文化知識和文化技能，而不是現在嚴重黯啞的文化道義和文化人格。
由於綁匪的文字功力，我還稍稍關注了一下案情。原來，事情的起點並不邪惡，而是他與被害學生在河堤上做轉圈遊戲。學生轉暈後掉到了汙水溝裏，摔掉了幾顆門牙，滿臉是血，他怕家長怪罪，就用手去捂學生流血的嘴，而且一直捂了下去。他當時心裏想的是“小過難辯，大過難罪”，“至繁不如化簡”，“無毒不丈夫”，“一不做二不休”，都是傳統文化中的語言。
學生死後，他感受到“化繁為簡”的效用，便立即思考如何“化害為利”。他覺得最聰明的辦法是製造一種綁架學生的假象，向學生的家長敲詐。
真綁架已經夠麻煩的了，何況是假綁架，他要考慮很多技術環節和心理效果。在智力不夠的時候，他仍然向中國的曆史文化求援，運用了一係列“聲東擊西”、“欲擒故縱”的謀術，把“宮廷智慧”、“三國智慧”全都用上了。結果又見機而收，安全撤退，讓警方完全束手無策，隻得把案子作為“懸案”擱置下來。
這以後，他又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係列“隱潛術”、“隔斷術”、“放鬆術”、“偷窺術”，躲到了大學的講台邊。整整八年，無風無浪，無驚無嚇。他侃侃而談，講詩詞，講國學，講君子，講道德。
如果沒有那位刑偵專家吳忠義在塵封的案卷上多溜了一眼，那麽，這個人一定還會被奉為“國學泰鬥”、“師德模範”，廣受崇敬。因為一算，這個人的年齡和教齡都已足夠，頭發也該白了。
順便要借這件事，提一提我和上海那幾個“咬文嚼字專家”的分歧。如果看到那張綁匪的紙條，他們會讓學生們品咂那十九個字的遣詞造句；而我，則要學生們注意那張紙條背後的血跡，以及許多文字背後的生命隕滅。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這種文化高超的犯罪隻是特殊的案例。但是，不久之後我受上海提籃橋監獄監獄長麥林華先生的邀請，去為五千名罪犯演講，獲得了更深入的感受。
監獄長說，邀請我，是因為收集了多數犯人的要求。可見，犯人也看書，而且是看很嚴肅的書。監獄裏沒有五千名犯人可以一起聚集的大會場，主要是借助各監舍的視頻，又有幾百名犯人來到演講廳與我直接麵對。我演講的後半部分，是與現場的犯人對話。但一對話，我吃驚了。
那些犯人提出的話題，在我記憶中，隻可能出現在重點大學的博士班，甚至更高，出現在我們評審教授的口試中。話題很廣，包括中外哲學、曆史、藝術、文學、時政，都是第一流的切入方位。我表情興奮而又怪異，一一進行回答。由於問題太多，對話占據了很長時間。我在整個過程中，至少有九成時間，忘記了這是在監獄。
結束後我問監獄長，他們犯的是什麽罪。監獄長說，大多是高智能的詐騙、盜竊、走私，都是重罪犯。
在那次經曆之後，我特別留心，發覺現在社會上高智能、高學曆、高文化的犯罪，已經越來越多。
這種高智能犯罪，倒不僅僅發生在中國。外國這樣的人也層出不窮，在比例上，西方更高於中國。我經過比較發現，西方那些人，大多出於自己的一個極端主義的觀念，並不怎麽裝扮掩飾。
例如，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的數學博士卡欽斯基，由於在文化觀念上仇恨高科技社會，專門用郵包爆炸方式殺害大學教授和科學家，十八年間製造了十六起血腥大案。他強烈地希望公布自己的極端主義觀念，寫了一篇長文《工業社會及其未來》要求報社發表，並且聲稱如果同意發表就不再製造爆炸事件。又如，挪威那個殺害七十餘名無辜者的凶手布雷維克，也是為了宣揚他立足極端種族主義、反對移民政策的立場。這些令人發指的罪犯，可謂十惡不赦，但“惡而不偽”，與中國那些明明害了人又假裝文雅的偽君子，有很大區別。
中國“偽君子”的種種偽裝中，文化之偽最為普遍，所以我說得多了一點，就此打住吧。
有人說，“古今文字像一隻隻隱形的手，把人從傷害生命的底線前拉回”。
對此我完全不同意。
以我親身經曆，當百歲高齡的巴金躺在病床上的時候，中國內地南方和香港的部分文人發起了一個以最肮髒的語言辱罵他的運動。在人類曆史上，還很難找得到哪個土匪黑幫傷害百歲老人的事例。
以我親身經曆，“5·12”汶川大地震全民救援，連很多平日的“不良少年”也都紛紛參與了，而在網絡媒體上歪曲和侮辱救援的，隻有文人。
還可以舉出大量實例，都與“傷害生命的底線”有關。但在傷害時，他們全都扮演著“君子”。好像，敢於做土匪不敢做的事，才是“君子”；敢於不相信天下一切捐助，而自己也絕不捐助的，才是“君子”。他們發表這些意見的文章，確實寫得字斟句酌，跌宕起伏，痛快淋漓。
偶爾，他們中的個別人，也會由於一時失算，遭遇到警察。
例如，我讀到司法部門編印出版的一本法製文摘，其中刊登了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在湖北省破獲的一起綁架殺人案。那樣的“君子”中的一員，在那裏碰到了麻煩。
這起綁票殺人案其實早在八年前就發生了，偵查了很久沒有結果。
這天，一位名叫吳忠義的刑偵專家在翻看舊案卷時發現了綁匪寫的一張紙條。他先匆匆瞟了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決定重新偵查此案，而偵查的範圍，劃定在受過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中間。
究竟是一張什麽樣的紙條，給了刑偵專家一個重新判斷的機會？
那張紙條上其實隻寫了十九個字，六個標點符號。其文曰：
過橋，順牆根，向右，見一亭。亭邊一倒凳，其下有信。
寫這張紙條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屬指點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縮到最短，減少信息量，但他忘了，文字越減縮，越能顯現一個人的文化功底。
請看這十九個字，罪犯為了把藏信的地方說清楚，不用東西南北、幾步幾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動詞來一路指引，這在修辭上顯然是極聰明的選擇。
四個指引詞，“過、順、向、見”，準確而不重複，簡直難於刪改。特別是那個“見”字，用在此處，連一般精通文字的寫作人也不容易辦到。一般會寫成“有”，但那就脫離了動詞指引的統一性。
更有趣的是，這個句子讀起來既有節奏又有音韻，在兩個“二三”結構的重複後接一個“五四”結構，每個結構末尾都押韻。看得出，受到晚明小品的不小影響。
罪犯當然不會在這裏故意賣弄文采，隻能是長期讀古文、寫舊體詩的習慣，產生了自然流露。
如果他自己發覺了這種流露，一定會掩蓋的，但他沒有發覺，可見實在成了一種表述本能。時至今日，能有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經不多，因此偵查的範圍可縮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學。很快破案，罪犯是一個大學教師。
誰揭發了他？文化。
當然，這裏所說的“文化”，是指現在廣泛崇尚的文化知識和文化技能，而不是現在嚴重黯啞的文化道義和文化人格。
由於綁匪的文字功力，我還稍稍關注了一下案情。原來，事情的起點並不邪惡，而是他與被害學生在河堤上做轉圈遊戲。學生轉暈後掉到了汙水溝裏，摔掉了幾顆門牙，滿臉是血，他怕家長怪罪，就用手去捂學生流血的嘴，而且一直捂了下去。他當時心裏想的是“小過難辯，大過難罪”，“至繁不如化簡”，“無毒不丈夫”，“一不做二不休”，都是傳統文化中的語言。
學生死後，他感受到“化繁為簡”的效用，便立即思考如何“化害為利”。他覺得最聰明的辦法是製造一種綁架學生的假象，向學生的家長敲詐。
真綁架已經夠麻煩的了，何況是假綁架，他要考慮很多技術環節和心理效果。在智力不夠的時候，他仍然向中國的曆史文化求援，運用了一係列“聲東擊西”、“欲擒故縱”的謀術，把“宮廷智慧”、“三國智慧”全都用上了。結果又見機而收，安全撤退，讓警方完全束手無策，隻得把案子作為“懸案”擱置下來。
這以後，他又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係列“隱潛術”、“隔斷術”、“放鬆術”、“偷窺術”，躲到了大學的講台邊。整整八年，無風無浪，無驚無嚇。他侃侃而談，講詩詞，講國學，講君子，講道德。
如果沒有那位刑偵專家吳忠義在塵封的案卷上多溜了一眼，那麽，這個人一定還會被奉為“國學泰鬥”、“師德模範”，廣受崇敬。因為一算，這個人的年齡和教齡都已足夠，頭發也該白了。
順便要借這件事，提一提我和上海那幾個“咬文嚼字專家”的分歧。如果看到那張綁匪的紙條，他們會讓學生們品咂那十九個字的遣詞造句；而我，則要學生們注意那張紙條背後的血跡，以及許多文字背後的生命隕滅。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這種文化高超的犯罪隻是特殊的案例。但是，不久之後我受上海提籃橋監獄監獄長麥林華先生的邀請，去為五千名罪犯演講，獲得了更深入的感受。
監獄長說，邀請我，是因為收集了多數犯人的要求。可見，犯人也看書，而且是看很嚴肅的書。監獄裏沒有五千名犯人可以一起聚集的大會場，主要是借助各監舍的視頻，又有幾百名犯人來到演講廳與我直接麵對。我演講的後半部分，是與現場的犯人對話。但一對話，我吃驚了。
那些犯人提出的話題，在我記憶中，隻可能出現在重點大學的博士班，甚至更高，出現在我們評審教授的口試中。話題很廣，包括中外哲學、曆史、藝術、文學、時政，都是第一流的切入方位。我表情興奮而又怪異，一一進行回答。由於問題太多，對話占據了很長時間。我在整個過程中，至少有九成時間，忘記了這是在監獄。
結束後我問監獄長，他們犯的是什麽罪。監獄長說，大多是高智能的詐騙、盜竊、走私，都是重罪犯。
在那次經曆之後，我特別留心，發覺現在社會上高智能、高學曆、高文化的犯罪，已經越來越多。
這種高智能犯罪，倒不僅僅發生在中國。外國這樣的人也層出不窮，在比例上，西方更高於中國。我經過比較發現，西方那些人，大多出於自己的一個極端主義的觀念，並不怎麽裝扮掩飾。
例如，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的數學博士卡欽斯基，由於在文化觀念上仇恨高科技社會，專門用郵包爆炸方式殺害大學教授和科學家，十八年間製造了十六起血腥大案。他強烈地希望公布自己的極端主義觀念，寫了一篇長文《工業社會及其未來》要求報社發表，並且聲稱如果同意發表就不再製造爆炸事件。又如，挪威那個殺害七十餘名無辜者的凶手布雷維克，也是為了宣揚他立足極端種族主義、反對移民政策的立場。這些令人發指的罪犯，可謂十惡不赦，但“惡而不偽”，與中國那些明明害了人又假裝文雅的偽君子，有很大區別。
中國“偽君子”的種種偽裝中，文化之偽最為普遍，所以我說得多了一點，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