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完了“監獄外的監獄”，我要回過頭去，再與監獄裏的朋友們好好聊聊。
我不想訓誡，也不想安慰，更不想具體辨析案情。這些事，早就有很多人為你們做了，而你們各自的情況也很不相同。我隻想從“大曆史”、“大文化”的背景上，談談監獄這件事。也許，能幫助你們獲得較高層次的文化慰藉。
人類走出原始叢林，擺脫動物生態，有一係列關鍵步伐。例如，發明工具、開始種植、下樹居住、學會用火，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秩序。建立秩序的主要辦法，是自我懲罰。
人類，因懂得了自我懲罰而走向了文明。法製，就是這種文明的必然果實。
讀過我的《行者無疆》嗎？我在那本書裏寫道，橫行不羈的北歐海盜為了互相之間的利益衝突而設定了最粗糙的裁決方式。這種裁決的效果，就看懲罰的力度。於是我們看到了，幾百年後的今天，北歐終於成了世界上最講究文明秩序的地區。
因此，隻要有人類，就需要有法製。但是，由於人類生態的複雜性、多變性、衝突性、實用性，即使在法製中，也很難公平。法製上的完全公平，永遠是一個理想。再好的法製，也隻是一種向往公平的努力。
在這個問題上，有一件大事曾經深深刺激了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二十餘名日本戰犯。法官十一名，由中國、英國、美國、蘇聯、法國、澳大利亞、荷蘭、加拿大、新加坡、印度、菲律賓這十一個國家各派一名著名法官組成。照理，那些戰犯罪行累累，血債如海，證據如山，舉世公憤，而且已經徹底失敗，應該不難判決。沒想到，在那十一名國際法官間還是困難重重。投票一再陷於危局，使中國籍的法官幾乎要以投海自盡來表達民族的仇冤。後來的判決，票數也很不理想。你看，如此明確的戰爭結論，如此齊全的法官隊伍，居然對滔天大罪還有錯判的可能，那麽反過來，世上有多少無罪的案子，被錯判成有罪？
以我對曆史的了解，不能不指出，即便是真正的盛世，也會有大量冤案；即便是最好的法官，也會有很多錯判；即便是一時無冤無錯，等到事過境遷，又會發生想象不到的變化。
正是由此，構成了亦恒亦變、亦正亦誤、亦明亦暗的“監獄文化”。我這裏所說的“監獄文化”比較大，並不是指犯人們的文藝活動。
毫無疑問，犯人未必是壞人、惡人、小人。儒家哲學認為：“君子小人本無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貞觀政要》）按照這種哲學，即便是監獄裏的犯人，也隨時隨地可以成為君子。這就像，處於官場高位的政要，隨時隨地可以成為小人。
曆史上，很多君子都有監獄履曆。
且不說那些大臣、將軍，隻說文化人吧。我在《中國文脈》、《北大授課》等書中寫到的那些偉大生命，大半與監獄脫不了幹係。
例如司馬遷之獄。他在監獄裏承受了毀滅人格尊嚴的酷刑，悲痛欲絕。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咬著牙齒活了下來，成了製定千年曆史格局的開山之祖，使後代中國永遠受惠於曆史理性而生生不息。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冤獄，並非出自於惡世昏君，而是由偉大漢代的偉大君主漢武帝一手造成。他出獄後，漢武帝又提拔了他。因此我曾論述，這是兩種“偉大”的愛恨相遇。他們兩個，缺了誰，都少了那個時代的一大截光輝。
我又寫到過嵇康之獄。這是一宗冤案，但嵇康入獄和赴死的過程，都表現得非常漂亮，已被曆史永遠銘記。那個時代，極其混亂，又極其美麗。嵇康之獄，既充分地展示了它的混亂，又精彩地展示了它的美麗。
我還寫到過李白之獄和杜甫之獄。這兩顆中國詩歌的至高雙星，都曾經在監獄裏痛苦煎熬。李白是在參加平定“安史之亂”的壯舉中不小心卷入了朝廷內部的矛盾，而他卻渾然不知。因為是名人，自然被廣大草民嫉恨，入獄後曾經發生過“世人皆欲殺”的可怕“輿情”。他僥幸出獄後，隻活了四年。杜甫好一點，曾被叛軍羈押在長安很久，後來冒險逃離，但不久又在朝廷紛爭中蒙冤，與死獄擦肩。
需要欽佩的是，詩人的自由可以被剝奪，但無人能剝奪他們的創作權利。李白的“朝辭白帝彩雲間”人人會背，就是在獲赦脫獄後的第一時間所寫。杜甫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等頂級詩句，都寫於羈押之中。
我還心懷激動地寫到過顏真卿之獄。這位大書法家是在七十四歲的高齡上主動請命赴叛將之獄的，目的是想最後一次勸誡叛將。結果正如他自己早就預料的，他被關押在一個廟裏，兩年後被縊死。
我說過，這是唐代曆史上，也是整個中國曆史上最值得敬仰的“文化老英雄”。
我對蘇東坡之獄的記述，讀過的人很多。這位特別可愛的詩人從逮捕、押解、半途自殺、獄中被打、獄卒同情、獄友詩記，直至他違心認罪，我都作過詳細描寫。但是，我最重視的是，正是他麵對這種種屈辱，明白了自己前半輩子投身官場功名的謬誤。他重新脫胎換骨，孤獨地與天地、曆史、內心對話，終於成了百代偉人。這真可謂：一場災禍，造就東坡。
當然，我也寫到過文天祥之獄。他是改朝換代期間的重要政治人物，入得獄內，既有忽必烈勸獄，又有民間試圖劫獄，一切都驚心動魄。但是，我看上的，是他作為一個末世高官的高尚文化人格。在他內心中，監獄，是成就仁義的最好平台。
總之，當我梳理完中國文脈，就看到浩蕩脈絡的頂峰英傑，很多都與鐵窗風景有過往還。這真說得上巨筆同運，天命相連。
監獄的擴大形式，就是流放。一提到流放那就更多了，從屈原開始，聯想到海南五公，聯想到東北寧古塔……遼闊無垠的大監獄，困厄著不可計算的大人才。曆史的魂魄似乎要在那裏流逸不存了，卻又在那裏陶冶、遊蕩、擴散。
我不想訓誡，也不想安慰，更不想具體辨析案情。這些事，早就有很多人為你們做了，而你們各自的情況也很不相同。我隻想從“大曆史”、“大文化”的背景上，談談監獄這件事。也許，能幫助你們獲得較高層次的文化慰藉。
人類走出原始叢林，擺脫動物生態，有一係列關鍵步伐。例如，發明工具、開始種植、下樹居住、學會用火，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秩序。建立秩序的主要辦法，是自我懲罰。
人類，因懂得了自我懲罰而走向了文明。法製，就是這種文明的必然果實。
讀過我的《行者無疆》嗎？我在那本書裏寫道，橫行不羈的北歐海盜為了互相之間的利益衝突而設定了最粗糙的裁決方式。這種裁決的效果，就看懲罰的力度。於是我們看到了，幾百年後的今天，北歐終於成了世界上最講究文明秩序的地區。
因此，隻要有人類，就需要有法製。但是，由於人類生態的複雜性、多變性、衝突性、實用性，即使在法製中，也很難公平。法製上的完全公平，永遠是一個理想。再好的法製，也隻是一種向往公平的努力。
在這個問題上，有一件大事曾經深深刺激了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二十餘名日本戰犯。法官十一名，由中國、英國、美國、蘇聯、法國、澳大利亞、荷蘭、加拿大、新加坡、印度、菲律賓這十一個國家各派一名著名法官組成。照理，那些戰犯罪行累累，血債如海，證據如山，舉世公憤，而且已經徹底失敗，應該不難判決。沒想到，在那十一名國際法官間還是困難重重。投票一再陷於危局，使中國籍的法官幾乎要以投海自盡來表達民族的仇冤。後來的判決，票數也很不理想。你看，如此明確的戰爭結論，如此齊全的法官隊伍，居然對滔天大罪還有錯判的可能，那麽反過來，世上有多少無罪的案子，被錯判成有罪？
以我對曆史的了解，不能不指出，即便是真正的盛世，也會有大量冤案；即便是最好的法官，也會有很多錯判；即便是一時無冤無錯，等到事過境遷，又會發生想象不到的變化。
正是由此，構成了亦恒亦變、亦正亦誤、亦明亦暗的“監獄文化”。我這裏所說的“監獄文化”比較大，並不是指犯人們的文藝活動。
毫無疑問，犯人未必是壞人、惡人、小人。儒家哲學認為：“君子小人本無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貞觀政要》）按照這種哲學，即便是監獄裏的犯人，也隨時隨地可以成為君子。這就像，處於官場高位的政要，隨時隨地可以成為小人。
曆史上，很多君子都有監獄履曆。
且不說那些大臣、將軍，隻說文化人吧。我在《中國文脈》、《北大授課》等書中寫到的那些偉大生命，大半與監獄脫不了幹係。
例如司馬遷之獄。他在監獄裏承受了毀滅人格尊嚴的酷刑，悲痛欲絕。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咬著牙齒活了下來，成了製定千年曆史格局的開山之祖，使後代中國永遠受惠於曆史理性而生生不息。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冤獄，並非出自於惡世昏君，而是由偉大漢代的偉大君主漢武帝一手造成。他出獄後，漢武帝又提拔了他。因此我曾論述，這是兩種“偉大”的愛恨相遇。他們兩個，缺了誰，都少了那個時代的一大截光輝。
我又寫到過嵇康之獄。這是一宗冤案，但嵇康入獄和赴死的過程，都表現得非常漂亮，已被曆史永遠銘記。那個時代，極其混亂，又極其美麗。嵇康之獄，既充分地展示了它的混亂，又精彩地展示了它的美麗。
我還寫到過李白之獄和杜甫之獄。這兩顆中國詩歌的至高雙星，都曾經在監獄裏痛苦煎熬。李白是在參加平定“安史之亂”的壯舉中不小心卷入了朝廷內部的矛盾，而他卻渾然不知。因為是名人，自然被廣大草民嫉恨，入獄後曾經發生過“世人皆欲殺”的可怕“輿情”。他僥幸出獄後，隻活了四年。杜甫好一點，曾被叛軍羈押在長安很久，後來冒險逃離，但不久又在朝廷紛爭中蒙冤，與死獄擦肩。
需要欽佩的是，詩人的自由可以被剝奪，但無人能剝奪他們的創作權利。李白的“朝辭白帝彩雲間”人人會背，就是在獲赦脫獄後的第一時間所寫。杜甫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等頂級詩句，都寫於羈押之中。
我還心懷激動地寫到過顏真卿之獄。這位大書法家是在七十四歲的高齡上主動請命赴叛將之獄的，目的是想最後一次勸誡叛將。結果正如他自己早就預料的，他被關押在一個廟裏，兩年後被縊死。
我說過，這是唐代曆史上，也是整個中國曆史上最值得敬仰的“文化老英雄”。
我對蘇東坡之獄的記述，讀過的人很多。這位特別可愛的詩人從逮捕、押解、半途自殺、獄中被打、獄卒同情、獄友詩記，直至他違心認罪，我都作過詳細描寫。但是，我最重視的是，正是他麵對這種種屈辱，明白了自己前半輩子投身官場功名的謬誤。他重新脫胎換骨，孤獨地與天地、曆史、內心對話，終於成了百代偉人。這真可謂：一場災禍，造就東坡。
當然，我也寫到過文天祥之獄。他是改朝換代期間的重要政治人物，入得獄內，既有忽必烈勸獄，又有民間試圖劫獄，一切都驚心動魄。但是，我看上的，是他作為一個末世高官的高尚文化人格。在他內心中，監獄，是成就仁義的最好平台。
總之，當我梳理完中國文脈，就看到浩蕩脈絡的頂峰英傑，很多都與鐵窗風景有過往還。這真說得上巨筆同運，天命相連。
監獄的擴大形式，就是流放。一提到流放那就更多了，從屈原開始，聯想到海南五公，聯想到東北寧古塔……遼闊無垠的大監獄，困厄著不可計算的大人才。曆史的魂魄似乎要在那裏流逸不存了，卻又在那裏陶冶、遊蕩、擴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