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獄的淬煉成果，可以在離開監獄時充分體現。
在我的經驗中，除了本章開頭提到的那位前任官員外，還有很多對比性的例證。
我在“文革”結束不久就擔任了一所高校的領導，又在其他幾所高校兼課。當時，有很多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受難的教師獲得平反，回到教育崗位。他們有的曾被囚禁，更多的是在邊遠地區“勞改”，其實也是另一種囚禁，回來時都已兩鬢染霜，都是我的文化長輩。但奇怪的是，他們中有的人能立即開課，廣受好評；有的人卻萎靡不振，再難工作。其實這兩種人，年齡和健康都差不多。
經過仔細詢問，我發現，萎靡不振的那些人，幾十年來總是在申訴，總是在檢討，總是在生氣，總是在自怨。而能夠立即開課的那些人則完全不同，不管關押何地，身邊總帶一部經得起久啃又不犯忌的書，例如《周易》、《楚辭》和康德、羅素的著作之類。知道申訴和檢討沒用，因此自己絕不主動去做，反而喜歡學一門比較複雜的技巧活，或學一種少數民族語言。他們繞開了那個惱人的原點，把身心放到了“別處”，放到了“大處”，反而獲得安頓。安頓的人生，不會萎靡。
新加坡的首席戲劇家郭寶昆先生是我的好友。他在幾十年前因為參加左派政治運動被逮捕，囚禁了很多年。他後來告訴我，自己在監獄中把《莎士比亞全集》英文版啃得爛熟。當時隻是為了安神，為了靜心，當然，也因為被莎士比亞的巨大魅力所吸引。幾年後他出獄，從事戲劇活動得心應手，很快又獲得了國家頒發的“總統文化獎”。
使我感興趣的是，囚禁他和獎勵他的，是同一個政府，連領導人也沒有換過。頒獎時，政府並沒有覺得當初囚禁錯了。頒獎電視直播，還把他囚禁的照片一一插播出來。對此，郭寶昆先生也很高興，可謂“罪我獎我，全都接受”。結果，不管是他自己書寫的生平，還是官方發布的生平，都無褒無貶、無怨無氣，平靜地記錄著他的囚禁經曆。
我覺得，在郭寶昆之獄上，郭先生和新加坡政府，都很“君子”。
這種雙向平靜，也許是比較正常的法製生活。
近幾年，在中國，一些過去很難想象的事情也逐漸多起來了。例如，我在一座城市遇到一個名字很熟悉的老人，他在監獄裏讀過我的不少書，也看過我的電視演講，便主動與我打招呼。他以前從來沒有見過我，卻不擔心我很可能給予的冷眼。可見，他的心理比較放鬆。
我問他，現在不少市民還認識他，交談起來，主要說什麽。
他說，市民主要是在緬懷，十幾年前他掌權時，不堵車。
“那你怎麽回答？”我問。
“回答兩點。第一，當時還窮，買車的人少；第二，現在堵車，也是當時沒規劃好。”他說。
我點頭。他的回答很好，心態更好。
我們握過手，老人又背著一個照相機，在街道間東張西望、搖搖擺擺地閑逛起來。
我看著他的背影，有點高興。為他，為那些市民，為一種雙向平靜。
不錯，他剛從監獄出來。但監獄並不是正常社會之外的一個孤島，而是正常社會的一部分。老人很正常，或者說，從不太正常變得正常了。那麽我們，也應該從不太正常變得正常。
由此想到，國際上很多傑出的藝術作品，都與監獄有關，並在這一題材上呈現了獨特的精神高度和美學高度。相比之下，我們的作品一涉及監獄，總是著眼於懲罰和譴責，這就淺薄了，也可惜了。
希望有更多的大藝術家把銳利而溫和的目光投向監獄。藝術家的目光與法學家不同，在他們看來，那並不僅僅是罪和非罪的界線所在，而是人性的敏感地帶、邊緣地帶、極端地帶，也是人性的珍稀地帶、集聚地帶、淬煉地帶。
君子未必是藝術家，卻遲早能領略藝術家的目光。
——這是我對“君子之獄”的最後一解。
在我的經驗中，除了本章開頭提到的那位前任官員外，還有很多對比性的例證。
我在“文革”結束不久就擔任了一所高校的領導，又在其他幾所高校兼課。當時，有很多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受難的教師獲得平反，回到教育崗位。他們有的曾被囚禁，更多的是在邊遠地區“勞改”，其實也是另一種囚禁，回來時都已兩鬢染霜，都是我的文化長輩。但奇怪的是，他們中有的人能立即開課，廣受好評；有的人卻萎靡不振，再難工作。其實這兩種人，年齡和健康都差不多。
經過仔細詢問，我發現，萎靡不振的那些人，幾十年來總是在申訴，總是在檢討，總是在生氣，總是在自怨。而能夠立即開課的那些人則完全不同，不管關押何地，身邊總帶一部經得起久啃又不犯忌的書，例如《周易》、《楚辭》和康德、羅素的著作之類。知道申訴和檢討沒用，因此自己絕不主動去做，反而喜歡學一門比較複雜的技巧活，或學一種少數民族語言。他們繞開了那個惱人的原點，把身心放到了“別處”，放到了“大處”，反而獲得安頓。安頓的人生，不會萎靡。
新加坡的首席戲劇家郭寶昆先生是我的好友。他在幾十年前因為參加左派政治運動被逮捕，囚禁了很多年。他後來告訴我，自己在監獄中把《莎士比亞全集》英文版啃得爛熟。當時隻是為了安神，為了靜心，當然，也因為被莎士比亞的巨大魅力所吸引。幾年後他出獄，從事戲劇活動得心應手，很快又獲得了國家頒發的“總統文化獎”。
使我感興趣的是，囚禁他和獎勵他的，是同一個政府，連領導人也沒有換過。頒獎時，政府並沒有覺得當初囚禁錯了。頒獎電視直播，還把他囚禁的照片一一插播出來。對此，郭寶昆先生也很高興，可謂“罪我獎我，全都接受”。結果，不管是他自己書寫的生平，還是官方發布的生平，都無褒無貶、無怨無氣，平靜地記錄著他的囚禁經曆。
我覺得，在郭寶昆之獄上，郭先生和新加坡政府，都很“君子”。
這種雙向平靜，也許是比較正常的法製生活。
近幾年，在中國，一些過去很難想象的事情也逐漸多起來了。例如，我在一座城市遇到一個名字很熟悉的老人，他在監獄裏讀過我的不少書，也看過我的電視演講，便主動與我打招呼。他以前從來沒有見過我，卻不擔心我很可能給予的冷眼。可見，他的心理比較放鬆。
我問他，現在不少市民還認識他，交談起來，主要說什麽。
他說，市民主要是在緬懷，十幾年前他掌權時，不堵車。
“那你怎麽回答？”我問。
“回答兩點。第一，當時還窮，買車的人少；第二，現在堵車，也是當時沒規劃好。”他說。
我點頭。他的回答很好，心態更好。
我們握過手，老人又背著一個照相機，在街道間東張西望、搖搖擺擺地閑逛起來。
我看著他的背影，有點高興。為他，為那些市民，為一種雙向平靜。
不錯，他剛從監獄出來。但監獄並不是正常社會之外的一個孤島，而是正常社會的一部分。老人很正常，或者說，從不太正常變得正常了。那麽我們，也應該從不太正常變得正常。
由此想到，國際上很多傑出的藝術作品，都與監獄有關，並在這一題材上呈現了獨特的精神高度和美學高度。相比之下，我們的作品一涉及監獄，總是著眼於懲罰和譴責，這就淺薄了，也可惜了。
希望有更多的大藝術家把銳利而溫和的目光投向監獄。藝術家的目光與法學家不同，在他們看來，那並不僅僅是罪和非罪的界線所在，而是人性的敏感地帶、邊緣地帶、極端地帶，也是人性的珍稀地帶、集聚地帶、淬煉地帶。
君子未必是藝術家，卻遲早能領略藝術家的目光。
——這是我對“君子之獄”的最後一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