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中年，不能不提起法國的一個戲劇故事，我在《藝術創造論》裏分析過。當然，這個故事是一個藝術虛構。
這個故事的作者是法國現代作家讓·阿努伊，寫作時間是一九四四年，故事取材於古希臘的悲劇《安提戈涅》。
在我印象中，《安提戈涅》是黑格爾最滿意的一出悲劇，因為它成功地表現了衝突雙方的充分理由和各持片麵，無簡單的善惡利鈍可言。善惡利鈍可以趨之避之，而各執理由的正當立場之間的不可調和，卻是一種無法逃遁的必然。
古希臘的《安提戈涅》寫了國家倫理和血緣倫理之間各執理由的衝突，國家倫理的代表是國王克瑞翁，血緣倫理的代表是姑娘安提戈涅。國王宣判一位已死的青年犯有叛國罪，不準下葬；姑娘是這位青年的妹妹，又恰恰是國王未過門的兒媳婦，她當然要為哥哥下葬，於是發生了一係列的悲劇。悲劇到最後，這位姑娘在監禁中自盡，國王的兒子因痛失未婚妻而自盡，國王的妻子因痛失愛子而自盡。滿台屍體，怪誰呢？
怪國王？但他隻是在奉行國家倫理的起碼原則而已，否則怎麽稱得上國王？怪那位可憐的姑娘？更不能，她隻是在盡一個妹妹的責任罷了，否則怎麽對得起天倫親緣？
這種悲劇也可稱之為“無責任者悲劇”，與我們一般看到的善惡悲劇相比，高了好幾個美學等級。大善大惡未必經常遇到，而“無責任者悲劇”則與人人有關。
但是，雖然《安提戈涅》抵達了這個等級，而它所依附的故事和觀念卻明顯地帶有罕見性。國王、王後、王子、叛國罪之類，與國家倫理、血緣倫理拌和在一起，組成了一個遙遠而陌生的世界，缺少與廣大民眾的親和性。這正是兩千多年後阿努伊要對它作一次大修改的原因。
以現代觀念改編經典的做法並不少見，但像阿努伊那樣取得國際間廣泛好評的改編卻不多。那麽，阿努伊究竟是怎樣動手的呢？我看主要是兩點——
第一，把國王和姑娘這兩個人，從身份定位轉化成性格定位。不再是國家倫理和血緣倫理的衝突，而是隨波逐流和敢作敢為這兩種性格特征的衝突。隨波逐流的是國王，敢作敢為的是姑娘。國王本不想做國王，萬不得已做了，又無可奈何地每天做著自己也不想做的事；姑娘正相反，敢於執掌自己的命運和意誌，選擇明確，敢作敢為。他們兩人有很長的爭論，都是關於如何做人。
第二，把這兩種性格特征，又歸之於年齡原因。敢作敢為的姑娘幾乎還是少年，有少年的一切特征，連去埋葬哥哥屍體的鏟子都是兒童的玩具鏟子；相反，隨波逐流的國王則是中年人，說得出中年人不得不隨波逐流的千百條理由。說出了那麽多理由也深知自己的無聊和悲哀，因此爭論歸爭論，他還是要悄悄對自己的年輕侍從說：“小家夥，永遠別長大！”
於是，阿努伊就在這個故事中探討起了人生的常規走向。天下每個人都曾經敢作敢為，但又都會告別少年，漸漸地隨波逐流。那麽，你身上還剩下幾分“姑娘”？已滋長多少“國王”？每個人天天都在進行著這樣的比例衡定。
對於這個問題，不應該作簡單的是非衡定。並不是“姑娘”皆好，“國王”皆壞；也不是少年皆好，中年皆壞。如果這樣簡單，一切又都回到了淺薄。這裏出現了新的兩難：兩邊仍然都有理由，兩邊仍然都是片麵。能把敢作敢為和隨波逐流兩者合在一起取個中間數嗎？不能，因為這不是靜態片斷而是動態過程，動態是由兩種相反的力拉動的，就像拔河比賽，無法調和。
結果，全部情景就像阿努伊筆下那樣，姑娘在玩具世界中打著嗬欠起身，敢作敢為，稚氣可掬，又處處碰壁。慢慢，隨著歲月的推移克服了稚氣，圓熟通達，隨波逐流，事事妥協……一個古典悲劇就這樣變成了一個現代悲劇，一個最具有普遍性的悲劇。
整整兩千多年，好不容易繞到了現代，卻繞出了如此樸拙的年齡問題，一個在前人看來簡直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那麽多宏大的題材為之黯然失色，那麽多慷慨的陳詞為之風流雲散，剩下的隻是最簡單的本真。
唯有這個本真，人類找到了在蒼茫暮色中回家的心情。從萬人垂淚的大悲劇中回家，從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身邊回家。
有關年齡的話題，是自然對人類的注定，人類能作的反抗幅度很小，整體上無可奈何。但是，有時人類也會以自己的精神邏輯嘲謔一下自然邏輯。
這樣的嘲謔在文藝作品中不少，此處還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這個故事的作者是法國現代作家讓·阿努伊，寫作時間是一九四四年，故事取材於古希臘的悲劇《安提戈涅》。
在我印象中，《安提戈涅》是黑格爾最滿意的一出悲劇，因為它成功地表現了衝突雙方的充分理由和各持片麵，無簡單的善惡利鈍可言。善惡利鈍可以趨之避之，而各執理由的正當立場之間的不可調和，卻是一種無法逃遁的必然。
古希臘的《安提戈涅》寫了國家倫理和血緣倫理之間各執理由的衝突，國家倫理的代表是國王克瑞翁，血緣倫理的代表是姑娘安提戈涅。國王宣判一位已死的青年犯有叛國罪，不準下葬；姑娘是這位青年的妹妹，又恰恰是國王未過門的兒媳婦，她當然要為哥哥下葬，於是發生了一係列的悲劇。悲劇到最後，這位姑娘在監禁中自盡，國王的兒子因痛失未婚妻而自盡，國王的妻子因痛失愛子而自盡。滿台屍體，怪誰呢？
怪國王？但他隻是在奉行國家倫理的起碼原則而已，否則怎麽稱得上國王？怪那位可憐的姑娘？更不能，她隻是在盡一個妹妹的責任罷了，否則怎麽對得起天倫親緣？
這種悲劇也可稱之為“無責任者悲劇”，與我們一般看到的善惡悲劇相比，高了好幾個美學等級。大善大惡未必經常遇到，而“無責任者悲劇”則與人人有關。
但是，雖然《安提戈涅》抵達了這個等級，而它所依附的故事和觀念卻明顯地帶有罕見性。國王、王後、王子、叛國罪之類，與國家倫理、血緣倫理拌和在一起，組成了一個遙遠而陌生的世界，缺少與廣大民眾的親和性。這正是兩千多年後阿努伊要對它作一次大修改的原因。
以現代觀念改編經典的做法並不少見，但像阿努伊那樣取得國際間廣泛好評的改編卻不多。那麽，阿努伊究竟是怎樣動手的呢？我看主要是兩點——
第一，把國王和姑娘這兩個人，從身份定位轉化成性格定位。不再是國家倫理和血緣倫理的衝突，而是隨波逐流和敢作敢為這兩種性格特征的衝突。隨波逐流的是國王，敢作敢為的是姑娘。國王本不想做國王，萬不得已做了，又無可奈何地每天做著自己也不想做的事；姑娘正相反，敢於執掌自己的命運和意誌，選擇明確，敢作敢為。他們兩人有很長的爭論，都是關於如何做人。
第二，把這兩種性格特征，又歸之於年齡原因。敢作敢為的姑娘幾乎還是少年，有少年的一切特征，連去埋葬哥哥屍體的鏟子都是兒童的玩具鏟子；相反，隨波逐流的國王則是中年人，說得出中年人不得不隨波逐流的千百條理由。說出了那麽多理由也深知自己的無聊和悲哀，因此爭論歸爭論，他還是要悄悄對自己的年輕侍從說：“小家夥，永遠別長大！”
於是，阿努伊就在這個故事中探討起了人生的常規走向。天下每個人都曾經敢作敢為，但又都會告別少年，漸漸地隨波逐流。那麽，你身上還剩下幾分“姑娘”？已滋長多少“國王”？每個人天天都在進行著這樣的比例衡定。
對於這個問題，不應該作簡單的是非衡定。並不是“姑娘”皆好，“國王”皆壞；也不是少年皆好，中年皆壞。如果這樣簡單，一切又都回到了淺薄。這裏出現了新的兩難：兩邊仍然都有理由，兩邊仍然都是片麵。能把敢作敢為和隨波逐流兩者合在一起取個中間數嗎？不能，因為這不是靜態片斷而是動態過程，動態是由兩種相反的力拉動的，就像拔河比賽，無法調和。
結果，全部情景就像阿努伊筆下那樣，姑娘在玩具世界中打著嗬欠起身，敢作敢為，稚氣可掬，又處處碰壁。慢慢，隨著歲月的推移克服了稚氣，圓熟通達，隨波逐流，事事妥協……一個古典悲劇就這樣變成了一個現代悲劇，一個最具有普遍性的悲劇。
整整兩千多年，好不容易繞到了現代，卻繞出了如此樸拙的年齡問題，一個在前人看來簡直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那麽多宏大的題材為之黯然失色，那麽多慷慨的陳詞為之風流雲散，剩下的隻是最簡單的本真。
唯有這個本真，人類找到了在蒼茫暮色中回家的心情。從萬人垂淚的大悲劇中回家，從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身邊回家。
有關年齡的話題，是自然對人類的注定，人類能作的反抗幅度很小，整體上無可奈何。但是，有時人類也會以自己的精神邏輯嘲謔一下自然邏輯。
這樣的嘲謔在文藝作品中不少，此處還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