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複述三十多年前一篇小說的情節。
這篇小說當時是在一本“地下雜誌”上刊登的，沒有公開發表，我也是聽來的，不知道作者是誰。但影響似乎不小，題目好像是“在公園的長椅上”。
寫的是一個國民黨人和一個共產黨人的大半輩子爭鬥。兩人都是情報人員，一九四九年之前，那個國民黨人追緝那個共產黨人，一次次差點得手，一次次巧妙逃遁；一九四九年之後，事情倒過來了，變成那個共產黨人追緝那個國民黨人，仍然是一次次差點得手，一次次巧妙逃遁，但畢竟棋高一招，國民黨人進入了共產黨人的監獄。誰知“文革”一來，全盤皆亂，那個共產黨人被造反派打倒，與老對手關進了同一間牢房。大半輩子的對手，相互盡知底細，連彼此家境也如數家珍，年年月月的監獄生活使他們成了好友。
“文革”結束，兩人均獲釋放。政治結論和司法判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兩人已經誰也離不開誰，天天在一個公園的長椅上閑坐。
更重要的是，這一對互相追緝了大半輩子的男人，都已經非常衰老。終於有一天，一位老人隻能由孫兒扶著來公園了。另一位本來也已感到了獨行不便，看到對方帶來了孫兒，第二天也就由孫女扶著來了。
雙方的孫兒、孫女正當年華，趁著祖父談話，便在附近一個亭子中閑聊開了。他們說得很投機，坐得越來越近。兩位祖父抬頭看去，不禁都在心中暗笑：“我們用漫長的半輩子才坐到了一起，他們用短短的半小時就走完了全部路程。”
——這篇小說過於刻意纖巧，但在處處還是“政治掛帥”的時代，提供了一種以人生為歸結的思維。怪不得，當時的公開雜誌都不敢發表。
這篇小說當時是在一本“地下雜誌”上刊登的，沒有公開發表，我也是聽來的，不知道作者是誰。但影響似乎不小，題目好像是“在公園的長椅上”。
寫的是一個國民黨人和一個共產黨人的大半輩子爭鬥。兩人都是情報人員，一九四九年之前，那個國民黨人追緝那個共產黨人，一次次差點得手，一次次巧妙逃遁；一九四九年之後，事情倒過來了，變成那個共產黨人追緝那個國民黨人，仍然是一次次差點得手，一次次巧妙逃遁，但畢竟棋高一招，國民黨人進入了共產黨人的監獄。誰知“文革”一來，全盤皆亂，那個共產黨人被造反派打倒，與老對手關進了同一間牢房。大半輩子的對手，相互盡知底細，連彼此家境也如數家珍，年年月月的監獄生活使他們成了好友。
“文革”結束，兩人均獲釋放。政治結論和司法判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兩人已經誰也離不開誰，天天在一個公園的長椅上閑坐。
更重要的是，這一對互相追緝了大半輩子的男人，都已經非常衰老。終於有一天，一位老人隻能由孫兒扶著來公園了。另一位本來也已感到了獨行不便，看到對方帶來了孫兒，第二天也就由孫女扶著來了。
雙方的孫兒、孫女正當年華，趁著祖父談話，便在附近一個亭子中閑聊開了。他們說得很投機，坐得越來越近。兩位祖父抬頭看去，不禁都在心中暗笑：“我們用漫長的半輩子才坐到了一起，他們用短短的半小時就走完了全部路程。”
——這篇小說過於刻意纖巧，但在處處還是“政治掛帥”的時代，提供了一種以人生為歸結的思維。怪不得，當時的公開雜誌都不敢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