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上海兩年後，一九五九年，一場大饑荒突然降臨。上海連摘野菜、網小魚的地方都沒有，大家幹餓著。
祖母常常會歎口氣，說：“早知道有饑荒，還不如在鄉下。”但是，後來聽鄉下親戚說，鄉下也不好。前兩年敲鑼打鼓的“大躍進”耗去了農村太多的資源，又張揚了弄虛作假的風氣，把饑荒成倍地擴大了了。
家裏的稀飯越來越薄，最後，每人每頓隻能分到五粒手指頭一般大的“麵疙瘩”了，吃完還沒走到學校就已經饑腸轆轆。開始我一直以為是我家的特殊情況，不敢告訴同學自己餓極了。後來才發現，大家都一樣，包括那些最典雅的老師。
典雅中的典雅是教生物課的曹老師。戴著金絲邊眼鏡，梳著很整齊的發型，每天全身筆挺。他除了校長來聽課時勉強講幾句普通話以外，平常隻講老式上海話，又夾了很多英語名詞。開課後不久就講到了早期原生動物“草履蟲”，他在黑板上畫完長圓形的圖像後，轉身便說：“這東西和我同名。”原來，他叫曹侶仲，一個很中國、很古典的名字。
一天，正是早晨上學時分，在校門東側不遠處，一個過路的中年市民咳了兩下嗓子後，吐了一口痰在地上。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校內，任何人都有權要求那個隨地吐痰的同學用紙把痰擦了。但這是在校門外，又是一個中年市民，周圍的同學們都用眼光包圍著那個人，卻不知所措。就在這時，大家聽到了熟悉的上海口音：“請大家讓一讓。”隻見曹老師從上衣口袋掏出一方疊得很整齊的白色手帕，彎下腰去，把地上的痰跡擦去了。這動作震驚了所有的同學，包括那個中年市民，一時不知說什麽好。而曹老師則完全不在意眾人的目光，把那方白色手帕丟進校門口的廢物箱裏，靜靜地進了校門。
我們原先背地裏都叫他“草履蟲”，從這件事情之後，全都改口叫曹老師了。我相信，隻要是我的同學，不管是哪個班的，直到今天垂垂老矣，也沒有一個人會有隨地吐痰的習慣。曹老師那方白色手帕，實在是擦幹淨了一大批人的人生。
但是，饑荒來的時候，曹老師卻遇到了一次重大打擊。那天，就在曹老師曾經用白手帕擦痰的地方，出現了一個賣烘紅薯的小攤子。一個半身高的泥爐子，當場烘烤著紅薯，那香氣，簡直能敵過千軍萬馬。以前也有這種小攤，為什麽沒有這麽香呢？這個小攤的烘紅薯賣得奇貴，每天早晨小攤的周圍都擁擠著密密層層的人群，卻很少有人掏錢購買，大家都在聞香氣。其中，多數是我們學校的同學。
攤主一開口，就讓同學們大吃一驚。他說：“你們學過物理了嗎？香氣也是物質，你們再聞我要收錢了！”
他居然用那麽斯文的語言嘲諷饑餓的學生，這話被正好過路的曹老師聽到了。曹老師立即上前撿起一枚烘紅薯讓他稱秤。
攤主像珠寶商一樣小心翼翼地稱過，便報出了一個價錢。曹老師二話不說就把一張大麵值的鈔票付給他，他開始低頭找錢。這時，曹老師發現那枚烘紅薯上有一塊瘢，便順手換了另外一個。
攤主正將一大把找零的錢數給曹老師，卻聽得有一個旁觀者揭發，紅薯已經換了一個。攤主立即來了精神，搶回曹老師手中的紅薯再稱，分量果然比剛才稱的重了一點點，就揚起嗓子大喊“小偷”，拉著曹老師的手要去派出所。
這麽小的事情一下子鬧得這麽大，也隻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全民性的饑餓。隻是有同學說，那個向攤主揭發的人，正是不久前隨地吐痰的人。
派出所的警察一聽便說：“這算不了偷竊，不是派出所管的事，有爭執找居民委員會調解吧。”
居民委員會的老大爺、老大娘聽完兩方敘述，讓曹老師按照後一個紅薯的分量把錢補足了，就算解決了問題。他們看了一眼跟來跟去的一大群民眾，又覺得居民委員會有責任站出來為曹老師講幾句話。
第二天一早，學校大門口就貼出了一份居民委員會署名的布告，上麵寫著：
昨天在中學門口發生的紅薯事件，不屬於偷竊性質。曹侶仲老師隻是因為饑餓而偶犯小過，已在本會幫助下補錢改正，特此說明。
校長一看，立即命令撕掉，但已經來不及了，全校師生幾乎都已經看到。
不管多少人安慰曹老師，他還是決定不再上課，隻願在總務處做一個辦事員。
這件事之後，所有的人不再掩飾饑餓。
饑餓會導致水腫，水腫的特點是用手指按在另一隻手的胳膊上，陷下去的指凹一時彈不回來。與我同桌的萬同學每天一早總是來按我的胳膊，然後說：“還腫，還腫。”我伸手去按他，他一笑，說：“也腫，也腫。”
就在最饑餓的日子裏，我收到叔叔從安徽寄來的一封信。
信是寄到學校的，這很奇怪。我拆開才知，他是不希望祖母、爸爸、媽媽看到。
叔叔的信很厚，其實是寫給北京國務院的，要我抄寫三份，每隔一星期分三次寄出。他焦急地向北京報告，安徽農村的災荒非常嚴重，很大程度上被隱瞞了。北京領導來視察時，當地官員臨時把各處還沒有成熟的莊稼“移植”到路邊，掩蓋了真相。這就大大加劇了災情，已經有不少人餓死。更嚴重的是，當地官員又扣下了一切寫給北京中央領導機關的信。扣下後發現是報告災情的，還會查驗筆跡，找出寫信人，進行處罰。
因此，叔叔采用了經由上海“曲線投寄”，並由我重新抄寫的方式。
我覺得這件事分量很重，回家後立即像做家庭作業一般，埋頭抄寫。抄著抄著，我發現了一個熟悉的名字，叔叔指名道姓地控告了一個掩蓋災情的當地官員，居然就是江斯達！
江斯達，這位最早在上海吸引叔叔參加革命，並把叔叔帶到安徽的好友，已成了安徽一個地區的主要行政官員。他掩蓋災情的行為一定是得到了省裏領導的指令，但在叔叔看來，這也不可容忍。
我抄寫了三天。這三天，我像是進入了洞窟修煉。我知道了正義，知道了勇敢，知道了友情必須服從真理，而真理則不必服從什麽。我看出來了，叔叔原信的筆跡間有點點淚痕滲化墨水，於是我也時時抬起左手擦一擦眼睛。
我站起身來走到外間，祖母看我神色有異，問：“這兩天功課很難？”
我說：“對，又深又難。”
我照叔叔的囑咐，把那些信每隔幾天一一寄向北京。
三個月後，叔叔來信告訴我，上次的事產生了效果。北京派人到他們那裏調查，開大會時表揚當地“敢說真話”的人。表揚時還特地加了一句：有人甚至連續幾次“借道上海”投寄舉報信。
接下來是長達半年的調查。叔叔在一次發言中被調查組人員猜出是寫信人，叔叔沒有否認。
調查的結果是，安徽的省委書記被撤換。叔叔揭發的老朋友江斯達，受了一個記過處分。他還特地把叔叔請到辦公室，對他的揭發深表感謝。
叔叔覺得這位老朋友畢竟有胸懷，因為他知道，安徽有一些地方曾經給揭露災情真相的人戴上“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帽子進行批判，有的甚至被劃為“後補右派分子”，都沒有平反。
但他不知道，在這些人中間，有一位將會成為他侄子的嶽父。
同一場饑荒，同一個省份，可惜我未來的嶽父馬子林先生沒有一個外省的侄子可以代為抄寫舉報信寄到北京。他隻是當著官員的麵直接發言，揭露他們掩蓋災情，被戴上了“後補右派分子”的帽子。
既然我叔叔的舉報獲得了表揚，我嶽父的發言怎麽還會成為罪狀呢？
原來，嶽父是一個黃梅戲劇團的編劇，出了“發言事件”之後，地方官員夥同幾個文人一起檢查嶽父以前寫的每一個劇本，把劇本中一些古人說的話分析成“有敵視現行製度的嫌疑”，而且，一再把劇本中反麵人物的台詞說成是嶽父的“心聲”。結果，他的罪狀似乎已經與那次發言無關，而是在於“反動劇本”。
在這裏，自然災害已經變成了人文災害。我妻子，就在這雙重災害的夾縫中出生。
災難，是我們這代人的共同宿命。
饑荒終於過去了。幾頓飽餐竟然讓我們覺得很不好意思。
年輕的生命永遠是不可理解的奇跡。明明麵黃肌瘦地餓了好幾年，一旦得到澆灌，立即變得神采奕奕。女同學本來已經長大，現在營養剛剛跟上，便亭亭玉立地成了天然美女，走到哪個朝代哪個國家都毫不遜色。男同學們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渾身爆發出一種青春豪情，學著男子漢的沉穩步伐天天討論著天文地理，深信自己的學識一定不會低於地球任何一個角落的同齡人。
畢業時我們拿過學校發下來的報考大學目錄，一頁頁翻完，再看背麵還有沒有，隻嫌“夠得上自己水平的大學”太少。當時的中國和世界，都互相關閉著。
我和兩位最要好的同學相約，三人以抽簽分工，分別考全國最難考的理科、醫科和文科高校，目的是二十年後再聚，就能知道世界的全部了。
我不幸抽到文科，那年全國最難考的文科高校是上海戲劇學院。抽到理科的那位同學考的是清華大學，抽到醫科的那位同學考的是第二軍醫大學，也都是當時最難考的。
在上海戲劇學院的課堂上，緊坐在我邊上的同學叫李小林，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兒。但當時巴金的日子已經不太好過，班主任盛鍾健老師輕聲地告訴我，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的一次會議上公開揭露，中國作家處於提心吊膽之中，不可能創作出像樣的作品，主要是因為有一群“到處亂打棍子、亂扣帽子”的所謂“批判專家”。他指的是張春橋和姚文元，但當時這兩個人正受到上海最高領導柯慶施的信任。巴金的發言連美聯社也報道了，他的命運可想而知。
這也算是我進入大學的第一課。我終於知道天下有一種人，專以批判他人為生，把自己打扮得好像在與強大的黑暗勢力鬥爭，其實真正擁有權力背景的恰恰是他們。因此，他們是恃強淩弱的“偽鬥士”。
我再一次問盛鍾健老師：“巴金的發言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
盛老師說：“對。”
這正是饑荒最嚴重的日子。我的叔叔就在那時揭露了饑荒的真相。
巴金先生，在同樣的年月揭露了“文化饑荒”。
我當時就想，這就是勇敢和崇高。
這年我剛滿十七歲，不知道天下的很多勇敢和崇高都麵臨著風暴。
祖母常常會歎口氣，說：“早知道有饑荒，還不如在鄉下。”但是，後來聽鄉下親戚說，鄉下也不好。前兩年敲鑼打鼓的“大躍進”耗去了農村太多的資源，又張揚了弄虛作假的風氣，把饑荒成倍地擴大了了。
家裏的稀飯越來越薄，最後，每人每頓隻能分到五粒手指頭一般大的“麵疙瘩”了，吃完還沒走到學校就已經饑腸轆轆。開始我一直以為是我家的特殊情況，不敢告訴同學自己餓極了。後來才發現，大家都一樣，包括那些最典雅的老師。
典雅中的典雅是教生物課的曹老師。戴著金絲邊眼鏡，梳著很整齊的發型，每天全身筆挺。他除了校長來聽課時勉強講幾句普通話以外，平常隻講老式上海話，又夾了很多英語名詞。開課後不久就講到了早期原生動物“草履蟲”，他在黑板上畫完長圓形的圖像後，轉身便說：“這東西和我同名。”原來，他叫曹侶仲，一個很中國、很古典的名字。
一天，正是早晨上學時分，在校門東側不遠處，一個過路的中年市民咳了兩下嗓子後，吐了一口痰在地上。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校內，任何人都有權要求那個隨地吐痰的同學用紙把痰擦了。但這是在校門外，又是一個中年市民，周圍的同學們都用眼光包圍著那個人，卻不知所措。就在這時，大家聽到了熟悉的上海口音：“請大家讓一讓。”隻見曹老師從上衣口袋掏出一方疊得很整齊的白色手帕，彎下腰去，把地上的痰跡擦去了。這動作震驚了所有的同學，包括那個中年市民，一時不知說什麽好。而曹老師則完全不在意眾人的目光，把那方白色手帕丟進校門口的廢物箱裏，靜靜地進了校門。
我們原先背地裏都叫他“草履蟲”，從這件事情之後，全都改口叫曹老師了。我相信，隻要是我的同學，不管是哪個班的，直到今天垂垂老矣，也沒有一個人會有隨地吐痰的習慣。曹老師那方白色手帕，實在是擦幹淨了一大批人的人生。
但是，饑荒來的時候，曹老師卻遇到了一次重大打擊。那天，就在曹老師曾經用白手帕擦痰的地方，出現了一個賣烘紅薯的小攤子。一個半身高的泥爐子，當場烘烤著紅薯，那香氣，簡直能敵過千軍萬馬。以前也有這種小攤，為什麽沒有這麽香呢？這個小攤的烘紅薯賣得奇貴，每天早晨小攤的周圍都擁擠著密密層層的人群，卻很少有人掏錢購買，大家都在聞香氣。其中，多數是我們學校的同學。
攤主一開口，就讓同學們大吃一驚。他說：“你們學過物理了嗎？香氣也是物質，你們再聞我要收錢了！”
他居然用那麽斯文的語言嘲諷饑餓的學生，這話被正好過路的曹老師聽到了。曹老師立即上前撿起一枚烘紅薯讓他稱秤。
攤主像珠寶商一樣小心翼翼地稱過，便報出了一個價錢。曹老師二話不說就把一張大麵值的鈔票付給他，他開始低頭找錢。這時，曹老師發現那枚烘紅薯上有一塊瘢，便順手換了另外一個。
攤主正將一大把找零的錢數給曹老師，卻聽得有一個旁觀者揭發，紅薯已經換了一個。攤主立即來了精神，搶回曹老師手中的紅薯再稱，分量果然比剛才稱的重了一點點，就揚起嗓子大喊“小偷”，拉著曹老師的手要去派出所。
這麽小的事情一下子鬧得這麽大，也隻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全民性的饑餓。隻是有同學說，那個向攤主揭發的人，正是不久前隨地吐痰的人。
派出所的警察一聽便說：“這算不了偷竊，不是派出所管的事，有爭執找居民委員會調解吧。”
居民委員會的老大爺、老大娘聽完兩方敘述，讓曹老師按照後一個紅薯的分量把錢補足了，就算解決了問題。他們看了一眼跟來跟去的一大群民眾，又覺得居民委員會有責任站出來為曹老師講幾句話。
第二天一早，學校大門口就貼出了一份居民委員會署名的布告，上麵寫著：
昨天在中學門口發生的紅薯事件，不屬於偷竊性質。曹侶仲老師隻是因為饑餓而偶犯小過，已在本會幫助下補錢改正，特此說明。
校長一看，立即命令撕掉，但已經來不及了，全校師生幾乎都已經看到。
不管多少人安慰曹老師，他還是決定不再上課，隻願在總務處做一個辦事員。
這件事之後，所有的人不再掩飾饑餓。
饑餓會導致水腫，水腫的特點是用手指按在另一隻手的胳膊上，陷下去的指凹一時彈不回來。與我同桌的萬同學每天一早總是來按我的胳膊，然後說：“還腫，還腫。”我伸手去按他，他一笑，說：“也腫，也腫。”
就在最饑餓的日子裏，我收到叔叔從安徽寄來的一封信。
信是寄到學校的，這很奇怪。我拆開才知，他是不希望祖母、爸爸、媽媽看到。
叔叔的信很厚，其實是寫給北京國務院的，要我抄寫三份，每隔一星期分三次寄出。他焦急地向北京報告，安徽農村的災荒非常嚴重，很大程度上被隱瞞了。北京領導來視察時，當地官員臨時把各處還沒有成熟的莊稼“移植”到路邊，掩蓋了真相。這就大大加劇了災情，已經有不少人餓死。更嚴重的是，當地官員又扣下了一切寫給北京中央領導機關的信。扣下後發現是報告災情的，還會查驗筆跡，找出寫信人，進行處罰。
因此，叔叔采用了經由上海“曲線投寄”，並由我重新抄寫的方式。
我覺得這件事分量很重，回家後立即像做家庭作業一般，埋頭抄寫。抄著抄著，我發現了一個熟悉的名字，叔叔指名道姓地控告了一個掩蓋災情的當地官員，居然就是江斯達！
江斯達，這位最早在上海吸引叔叔參加革命，並把叔叔帶到安徽的好友，已成了安徽一個地區的主要行政官員。他掩蓋災情的行為一定是得到了省裏領導的指令，但在叔叔看來，這也不可容忍。
我抄寫了三天。這三天，我像是進入了洞窟修煉。我知道了正義，知道了勇敢，知道了友情必須服從真理，而真理則不必服從什麽。我看出來了，叔叔原信的筆跡間有點點淚痕滲化墨水，於是我也時時抬起左手擦一擦眼睛。
我站起身來走到外間，祖母看我神色有異，問：“這兩天功課很難？”
我說：“對，又深又難。”
我照叔叔的囑咐，把那些信每隔幾天一一寄向北京。
三個月後，叔叔來信告訴我，上次的事產生了效果。北京派人到他們那裏調查，開大會時表揚當地“敢說真話”的人。表揚時還特地加了一句：有人甚至連續幾次“借道上海”投寄舉報信。
接下來是長達半年的調查。叔叔在一次發言中被調查組人員猜出是寫信人，叔叔沒有否認。
調查的結果是，安徽的省委書記被撤換。叔叔揭發的老朋友江斯達，受了一個記過處分。他還特地把叔叔請到辦公室，對他的揭發深表感謝。
叔叔覺得這位老朋友畢竟有胸懷，因為他知道，安徽有一些地方曾經給揭露災情真相的人戴上“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帽子進行批判，有的甚至被劃為“後補右派分子”，都沒有平反。
但他不知道，在這些人中間，有一位將會成為他侄子的嶽父。
同一場饑荒，同一個省份，可惜我未來的嶽父馬子林先生沒有一個外省的侄子可以代為抄寫舉報信寄到北京。他隻是當著官員的麵直接發言，揭露他們掩蓋災情，被戴上了“後補右派分子”的帽子。
既然我叔叔的舉報獲得了表揚，我嶽父的發言怎麽還會成為罪狀呢？
原來，嶽父是一個黃梅戲劇團的編劇，出了“發言事件”之後，地方官員夥同幾個文人一起檢查嶽父以前寫的每一個劇本，把劇本中一些古人說的話分析成“有敵視現行製度的嫌疑”，而且，一再把劇本中反麵人物的台詞說成是嶽父的“心聲”。結果，他的罪狀似乎已經與那次發言無關，而是在於“反動劇本”。
在這裏，自然災害已經變成了人文災害。我妻子，就在這雙重災害的夾縫中出生。
災難，是我們這代人的共同宿命。
饑荒終於過去了。幾頓飽餐竟然讓我們覺得很不好意思。
年輕的生命永遠是不可理解的奇跡。明明麵黃肌瘦地餓了好幾年，一旦得到澆灌，立即變得神采奕奕。女同學本來已經長大，現在營養剛剛跟上，便亭亭玉立地成了天然美女，走到哪個朝代哪個國家都毫不遜色。男同學們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渾身爆發出一種青春豪情，學著男子漢的沉穩步伐天天討論著天文地理，深信自己的學識一定不會低於地球任何一個角落的同齡人。
畢業時我們拿過學校發下來的報考大學目錄，一頁頁翻完，再看背麵還有沒有，隻嫌“夠得上自己水平的大學”太少。當時的中國和世界，都互相關閉著。
我和兩位最要好的同學相約，三人以抽簽分工，分別考全國最難考的理科、醫科和文科高校，目的是二十年後再聚，就能知道世界的全部了。
我不幸抽到文科，那年全國最難考的文科高校是上海戲劇學院。抽到理科的那位同學考的是清華大學，抽到醫科的那位同學考的是第二軍醫大學，也都是當時最難考的。
在上海戲劇學院的課堂上，緊坐在我邊上的同學叫李小林，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兒。但當時巴金的日子已經不太好過，班主任盛鍾健老師輕聲地告訴我，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的一次會議上公開揭露，中國作家處於提心吊膽之中，不可能創作出像樣的作品，主要是因為有一群“到處亂打棍子、亂扣帽子”的所謂“批判專家”。他指的是張春橋和姚文元，但當時這兩個人正受到上海最高領導柯慶施的信任。巴金的發言連美聯社也報道了，他的命運可想而知。
這也算是我進入大學的第一課。我終於知道天下有一種人，專以批判他人為生，把自己打扮得好像在與強大的黑暗勢力鬥爭，其實真正擁有權力背景的恰恰是他們。因此，他們是恃強淩弱的“偽鬥士”。
我再一次問盛鍾健老師：“巴金的發言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
盛老師說：“對。”
這正是饑荒最嚴重的日子。我的叔叔就在那時揭露了饑荒的真相。
巴金先生，在同樣的年月揭露了“文化饑荒”。
我當時就想，這就是勇敢和崇高。
這年我剛滿十七歲，不知道天下的很多勇敢和崇高都麵臨著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