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就讓我們簡單掃描一下中華文化的生存狀態。
地球，這個在銀河係中幾乎找也找不到的小顆粒，十分之七是海洋，十分之三是陸地。在一塊塊陸地中，最大的一塊是歐亞陸地。在這塊陸地東邊，有一個山隔海圍的所在，那就是中國。
中國這地方，東部是大海，西北部是沙漠，從西到西南，則是高原。光這麽說還顯得平常，因此，必須立即說明，大海是太平洋，沙漠不止一個都很大，而高原則是世界屋脊。那就是說，這是一片被嚴嚴實實“封”住了的土地。
在古代，那樣的海是無法橫渡的，那樣的山是沒人攀越的，那樣的沙漠是難於穿行的。結果，這地方就產生了一種“隔絕機製”。幸虧，它地盤不小，有很多山，很多河，很多平原，很多沼澤。人們安於一隅，傍水而居，男耕女織，春種秋收，這就是多數中國人的生存狀態。
這種生存狀態又被說成“靠天吃飯”。一個“天”字，就包括了氣溫、氣候、降水量以及與之相關的種種自然災害。
“天”怎麽樣？從中國最近的五千年來說，開頭一直溫暖，延續到殷商。西周冷了，到春秋、戰國回暖，秦漢也比較暖。三國漸冷，西晉、東晉很冷。南北朝又回暖，暖到隋、唐、五代。北宋後期降溫，南宋很冷，近元又暖。明、清兩代，都比較冷，直到民國，溫度上去一點，也不多。
氣候的溫度，或多或少也變成了曆史的溫度。我在《中國曆史地理學》（藍勇著）上找到一幅氣溫變化曲線圖，據注釋，此圖采自於《中國文化地理》（王會昌著）。這幅曲線圖把氣溫和朝代連在一起，讓人聯想起一次次無奈遷徙，一次次草衰風狂，一次一次生態戰爭，一次次荒野開拓，一次次炊煙新起……我對著這幅曲線圖，看了很久很久。
我相信，不管說大說小，生態原因都是曆史的第一手指。即便從最小的角度看，那一些著名戰爭的勝敗，其實都與曆史學家所強調的將士多寡、君主賢愚、帷幄謀略關係不大。根據傳說資料，黃帝能夠戰勝蚩尤，主要是氣候原因。說近一點，諸葛亮的最大亮點，便是“借東風”，由預測氣候而決定了赤壁之戰的勝負。成吉思汗縱橫天下，他的謀士耶律楚材也是憑著準確的氣候預測而取得了最高信任。他的後代攻日本而未成，完全是因為海上台風。
孟子英明，把成敗因素分為“天時”、“地利”、“人和”三項。這就打破了人類封閉的自足係統，重新仰賴於天地的力量。但是，囿於視野極限，他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輕重模式。其實，更宏觀的結論應該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時。”人太渺小，怎麽強得過天地？
是天地，給了我們生存基座，因此也給了我們文化基座。
在嚴嚴實實的封閉結構中，中華文化擁有三條最大的天地之線，那也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經緯。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條線是黃河；第二條線是長江；第三條線比較複雜，在前兩條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線，也就是區分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天地之線。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對這三條天地之線的漫長踩踏。
黃河，我幾乎從源頭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現在的入海口是山東東營，以前的入海口變化很多，本想一一尋訪故河道遺址，未能做到。正是在黃河流域，我找到了黃帝軒轅氏的出生地，並應邀擔任了“黃帝國際學術論壇”的主席很多年。我猜測了黃帝、炎帝、蚩尤決戰的疆場，然後又在殷墟盤桓了很長時間。當然，花時間最多的是在黃河流域尋找先秦諸子的足跡，並把他們與同齡的印度、希臘、波斯的哲人們進行對比。為了對比，我甚至曆險萬裏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們生存過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態原因。黃河使我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達到的思維高度。
由於氣候變化，從那個寒冷的西晉時期開始，中華文化隨著倉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遷移，向長江遷移。遷移是被迫的、艱難的，但這是天地的指點，不能違逆。
長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與黃河相比，它似乎對宇宙空間有更多的驚懼，更多的疑問，更多的祭拜。於是，從上遊三星堆以仿佛外星人的神秘魔力所鑄就的青銅的詩，到下遊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鑿的白玉的詩，最後都集中到三峽險峻處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係列“天問”。屈原在問，長江在問，人類在問。大問者，便是大詩人。自宋代之後，中國的文化、經濟中心已從黃河流域轉到了長江流域。中心難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到近代，南方氣象漸成，一批推進曆史的人物便從珠江邊站起。
我要著重說說第三條線，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這條線，讓“天”和“地”密切呼應起來。高於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種植農作物；低於四百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適合遊牧。
有趣的是，這條降雨量的界線，與萬裏長城多方重疊。可見，萬裏長城的功用是區分兩種文明，讓農耕文明不受遊牧文明的侵犯。因此，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畫下的一條界線。這樣一來，中華文明的三條天地之線，也就成了黃河、長江、長城。
從長城內側的農耕文明來看，侵犯總是壞事；但是，從長城外側的遊牧文明來看，用馬蹄開拓空間，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應該受到阻攔。於是有戰爭，於是有長城，於是有一係列奇特的曆史。
幹燥和濕潤發生了摩擦，寒冷和溫暖拔出了刀戟，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場和莊稼展開了拉鋸……
衝突是另一種交融。長城內外的衝突和交融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主題，其重要，遠遠超過看起來很重要的邦國爭逐、朝代更替。我平生走得最多、寫得最多的，也恰恰是這些地帶。
例如，我反複考察了鮮卑族入關後建立的北魏，發現它不僅保護了漢文化，而且讓漢文化具有了馬背上的雄風，與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結合，氣象大振，使中國終於走向了大唐；我還反複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熱河行宮，發現它不僅年年讓統治集團重溫自己的起步生態，而且還讓各種生態友善組合，避免衝突；我又考察了敢於穿越長城北漠、溝通千裏商貿的晉商故地，明白了中國本來有可能通過空間突破而獲得財富，提升生態……我的這些考察所寫成的文章，都在海內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基於對長城內外異態文明的興趣，我漸漸對一切異態文明都產生了向往。隻要有機會就會一次次趕去，考察它們的對峙和結親，並追蹤後果。為此，我的孤單的足跡，遍布了雲南、廣西、貴州、遼寧、黑龍江、吉林、內蒙古，以及我非常喜愛的新疆。按照傳統漢族學者的說法，那是邊緣地帶、邊外地帶，甚至幹脆說是“無文地帶”。他們錯了，因為最重大的文化現象，都產生於異態對接之中。小文在他們身邊，大文在遠方曠野。
我的生命起點，出現在長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礎，倚重於黃河流域。過了很久才發現，我的遠年故鄉，應該在甘肅武威，也就在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外側。這一來，這三條天地之線，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線。
恍然大悟，原來從祖輩開始，就是一隊生態流浪者。我怎麽會那麽決絕地辭職遠行到甘肅高原，以“文化苦旅”來延續生態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
地球，這個在銀河係中幾乎找也找不到的小顆粒，十分之七是海洋，十分之三是陸地。在一塊塊陸地中，最大的一塊是歐亞陸地。在這塊陸地東邊，有一個山隔海圍的所在，那就是中國。
中國這地方，東部是大海，西北部是沙漠，從西到西南，則是高原。光這麽說還顯得平常，因此，必須立即說明，大海是太平洋，沙漠不止一個都很大，而高原則是世界屋脊。那就是說，這是一片被嚴嚴實實“封”住了的土地。
在古代，那樣的海是無法橫渡的，那樣的山是沒人攀越的，那樣的沙漠是難於穿行的。結果，這地方就產生了一種“隔絕機製”。幸虧，它地盤不小，有很多山，很多河，很多平原，很多沼澤。人們安於一隅，傍水而居，男耕女織，春種秋收，這就是多數中國人的生存狀態。
這種生存狀態又被說成“靠天吃飯”。一個“天”字，就包括了氣溫、氣候、降水量以及與之相關的種種自然災害。
“天”怎麽樣？從中國最近的五千年來說，開頭一直溫暖，延續到殷商。西周冷了，到春秋、戰國回暖，秦漢也比較暖。三國漸冷，西晉、東晉很冷。南北朝又回暖，暖到隋、唐、五代。北宋後期降溫，南宋很冷，近元又暖。明、清兩代，都比較冷，直到民國，溫度上去一點，也不多。
氣候的溫度，或多或少也變成了曆史的溫度。我在《中國曆史地理學》（藍勇著）上找到一幅氣溫變化曲線圖，據注釋，此圖采自於《中國文化地理》（王會昌著）。這幅曲線圖把氣溫和朝代連在一起，讓人聯想起一次次無奈遷徙，一次次草衰風狂，一次一次生態戰爭，一次次荒野開拓，一次次炊煙新起……我對著這幅曲線圖，看了很久很久。
我相信，不管說大說小，生態原因都是曆史的第一手指。即便從最小的角度看，那一些著名戰爭的勝敗，其實都與曆史學家所強調的將士多寡、君主賢愚、帷幄謀略關係不大。根據傳說資料，黃帝能夠戰勝蚩尤，主要是氣候原因。說近一點，諸葛亮的最大亮點，便是“借東風”，由預測氣候而決定了赤壁之戰的勝負。成吉思汗縱橫天下，他的謀士耶律楚材也是憑著準確的氣候預測而取得了最高信任。他的後代攻日本而未成，完全是因為海上台風。
孟子英明，把成敗因素分為“天時”、“地利”、“人和”三項。這就打破了人類封閉的自足係統，重新仰賴於天地的力量。但是，囿於視野極限，他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輕重模式。其實，更宏觀的結論應該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時。”人太渺小，怎麽強得過天地？
是天地，給了我們生存基座，因此也給了我們文化基座。
在嚴嚴實實的封閉結構中，中華文化擁有三條最大的天地之線，那也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經緯。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條線是黃河；第二條線是長江；第三條線比較複雜，在前兩條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線，也就是區分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天地之線。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對這三條天地之線的漫長踩踏。
黃河，我幾乎從源頭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現在的入海口是山東東營，以前的入海口變化很多，本想一一尋訪故河道遺址，未能做到。正是在黃河流域，我找到了黃帝軒轅氏的出生地，並應邀擔任了“黃帝國際學術論壇”的主席很多年。我猜測了黃帝、炎帝、蚩尤決戰的疆場，然後又在殷墟盤桓了很長時間。當然，花時間最多的是在黃河流域尋找先秦諸子的足跡，並把他們與同齡的印度、希臘、波斯的哲人們進行對比。為了對比，我甚至曆險萬裏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們生存過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態原因。黃河使我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達到的思維高度。
由於氣候變化，從那個寒冷的西晉時期開始，中華文化隨著倉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遷移，向長江遷移。遷移是被迫的、艱難的，但這是天地的指點，不能違逆。
長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與黃河相比，它似乎對宇宙空間有更多的驚懼，更多的疑問，更多的祭拜。於是，從上遊三星堆以仿佛外星人的神秘魔力所鑄就的青銅的詩，到下遊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鑿的白玉的詩，最後都集中到三峽險峻處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係列“天問”。屈原在問，長江在問，人類在問。大問者，便是大詩人。自宋代之後，中國的文化、經濟中心已從黃河流域轉到了長江流域。中心難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到近代，南方氣象漸成，一批推進曆史的人物便從珠江邊站起。
我要著重說說第三條線，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這條線，讓“天”和“地”密切呼應起來。高於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種植農作物；低於四百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適合遊牧。
有趣的是，這條降雨量的界線，與萬裏長城多方重疊。可見，萬裏長城的功用是區分兩種文明，讓農耕文明不受遊牧文明的侵犯。因此，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畫下的一條界線。這樣一來，中華文明的三條天地之線，也就成了黃河、長江、長城。
從長城內側的農耕文明來看，侵犯總是壞事；但是，從長城外側的遊牧文明來看，用馬蹄開拓空間，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應該受到阻攔。於是有戰爭，於是有長城，於是有一係列奇特的曆史。
幹燥和濕潤發生了摩擦，寒冷和溫暖拔出了刀戟，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場和莊稼展開了拉鋸……
衝突是另一種交融。長城內外的衝突和交融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主題，其重要，遠遠超過看起來很重要的邦國爭逐、朝代更替。我平生走得最多、寫得最多的，也恰恰是這些地帶。
例如，我反複考察了鮮卑族入關後建立的北魏，發現它不僅保護了漢文化，而且讓漢文化具有了馬背上的雄風，與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結合，氣象大振，使中國終於走向了大唐；我還反複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熱河行宮，發現它不僅年年讓統治集團重溫自己的起步生態，而且還讓各種生態友善組合，避免衝突；我又考察了敢於穿越長城北漠、溝通千裏商貿的晉商故地，明白了中國本來有可能通過空間突破而獲得財富，提升生態……我的這些考察所寫成的文章，都在海內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基於對長城內外異態文明的興趣，我漸漸對一切異態文明都產生了向往。隻要有機會就會一次次趕去，考察它們的對峙和結親，並追蹤後果。為此，我的孤單的足跡，遍布了雲南、廣西、貴州、遼寧、黑龍江、吉林、內蒙古，以及我非常喜愛的新疆。按照傳統漢族學者的說法，那是邊緣地帶、邊外地帶，甚至幹脆說是“無文地帶”。他們錯了，因為最重大的文化現象，都產生於異態對接之中。小文在他們身邊，大文在遠方曠野。
我的生命起點，出現在長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礎，倚重於黃河流域。過了很久才發現，我的遠年故鄉，應該在甘肅武威，也就在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外側。這一來，這三條天地之線，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線。
恍然大悟，原來從祖輩開始，就是一隊生態流浪者。我怎麽會那麽決絕地辭職遠行到甘肅高原，以“文化苦旅”來延續生態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