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張騫通西域的時候，已經發現喀什有非常像樣的商貿市場。後來，出任漢朝“西域都護”的班超，又曾把這裏當做安定西域的大本營，他自己一住就是十幾年。
班超在這裏的時候，當地民眾在精神文化上還停留於薩滿巫術的原始自然宗教。但是，就在班超走後不久，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把這裏裹卷進去了：印度的佛教開始向中國大規模傳播，這裏成了一條最主要的走廊。
對於佛教東傳這件事，我一直認為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個特大事件。原因是，作為被傳入一方的中國大地，自從諸子百家之後已經實現了超濃度的精神自足，似乎一切思維縫隙都已填滿，怎麽可能如此虔誠地接受萬裏關山之外一種全然陌生的文明呢？但是，由於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的雙向高貴，又痛又癢的防範心理居然被一步步克服。首感痛癢的地方，應該就在喀什。首度克服的地方，應該也在喀什。
磨合了兩百年，到了公元四世紀，這兒已經成了一個佛教繁盛之地，留下的古跡和事跡都很多。例如，那位在中國佛教史上貢獻堪比玄奘的鳩摩羅什，就曾在十二歲時到這裏學習小乘佛教長達兩年，後來也在這裏，遇到了精通大乘佛教的來自莎車的王子參軍兄弟二人，開始轉向大乘佛教，並終生傳習。而莎車，現在也屬喀什地區。盡管喀什的佛教主流一直是小乘，鳩摩羅什不得不離開，但這兒是他的精神轉型地。
在鳩摩羅什之後不久，法顯西行取經也經過這裏，驚歎這裏的法會隆重。後來玄奘取經回來時經卷落水破損，也曾在這裏停留一段時間補抄。
在公元九世紀至十三世紀的喀喇汗王朝時期，喀什表現了很高的文化創造能力，向世界貢獻了第一部用純粹回鶻文寫成的長篇敘事詩《福樂智慧》和精心巨著《突厥語大詞典》。這是兩部極重要的維吾爾文化經典，跟著它們，還有不少優秀的著作產生。喀什，因創建經典而閃現出神聖的光彩。
其實，伊斯蘭教在公元十世紀傳入中國時，也以喀什為前沿。在這裏落地生根幾百年後，才向北疆傳播。喀什地區的伊斯蘭教文物不勝枚舉，因為直到今天這兒的主要信仰還是這個宗教。千餘年來天天被虔誠的儀式滋潤著，即便是遺跡也成了生活，因此看上去都神采奕奕。
據到過這裏的歐洲旅行家馬可·波羅記述，基督教的一個教派聶斯托利派即中國所稱“景教”，在這裏也不乏信奉者，而且禮拜完滿，盡管這個教派早在公元五世紀已在羅馬被取締。對此，作為意大利人的馬可·波羅就很敏感。同樣，在古代波斯早被取締的祅教（即拜火教），在這一帶的民間也曾風行，致使《南唐書》說疏勒地區“俗奉祅神”。
總之，幾千年來，喀什不僅是商品貿易的集散地，而且也是精神文化的集散地。集散範圍很大，近至中亞、南亞，遠至西亞、歐洲。如果說，西域是幾大文明的交匯中心，那麽，喀什則是中心的中心。
這個地位，自古以來一直具有，卻隻是默默地存在於各國商人心中。到了十九世紀，世界在空間和時間上獲得新的自覺，喀什的重要性再一次被廣泛矚目。當時很多全球頂級的學者都堅信，這一帶必定留下了諸多文明的重大腳印，因此都不遠萬裏紛紛趕來。正如日本探險家橘瑞超所說的那樣：“這是中亞地區政治、商業的中心，自古以來就為世人所知，至今到中亞旅行的人，沒有不介紹喀什的。”
翻閱那時的世界考古學著作就可以發現，喀什，在東方史研究中，已經成了一個怎麽也避不開的常用名詞。
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內憂外患，水深火熱，差一點被列強徹底瓜分了。但是，即使到了這個時候，一個以亞洲腹地為目標的考古學家如果沒有來過喀什，還是會像一個畢業生的文憑上沒有蓋過校長的簽名印章。
曆史，很容易被遺忘卻又很難被徹底遺忘。在那些迷亂的夜晚，正當一批批外來的酒徒在沙丘上狂歡喧囂的時候，他們腳下，沙丘寂寞一歎，冷然露出某個曆史大器的殘角，似乎在提醒他們，這是什麽地方。
班超在這裏的時候，當地民眾在精神文化上還停留於薩滿巫術的原始自然宗教。但是，就在班超走後不久，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把這裏裹卷進去了：印度的佛教開始向中國大規模傳播，這裏成了一條最主要的走廊。
對於佛教東傳這件事，我一直認為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個特大事件。原因是，作為被傳入一方的中國大地，自從諸子百家之後已經實現了超濃度的精神自足，似乎一切思維縫隙都已填滿，怎麽可能如此虔誠地接受萬裏關山之外一種全然陌生的文明呢？但是，由於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的雙向高貴，又痛又癢的防範心理居然被一步步克服。首感痛癢的地方，應該就在喀什。首度克服的地方，應該也在喀什。
磨合了兩百年，到了公元四世紀，這兒已經成了一個佛教繁盛之地，留下的古跡和事跡都很多。例如，那位在中國佛教史上貢獻堪比玄奘的鳩摩羅什，就曾在十二歲時到這裏學習小乘佛教長達兩年，後來也在這裏，遇到了精通大乘佛教的來自莎車的王子參軍兄弟二人，開始轉向大乘佛教，並終生傳習。而莎車，現在也屬喀什地區。盡管喀什的佛教主流一直是小乘，鳩摩羅什不得不離開，但這兒是他的精神轉型地。
在鳩摩羅什之後不久，法顯西行取經也經過這裏，驚歎這裏的法會隆重。後來玄奘取經回來時經卷落水破損，也曾在這裏停留一段時間補抄。
在公元九世紀至十三世紀的喀喇汗王朝時期，喀什表現了很高的文化創造能力，向世界貢獻了第一部用純粹回鶻文寫成的長篇敘事詩《福樂智慧》和精心巨著《突厥語大詞典》。這是兩部極重要的維吾爾文化經典，跟著它們，還有不少優秀的著作產生。喀什，因創建經典而閃現出神聖的光彩。
其實，伊斯蘭教在公元十世紀傳入中國時，也以喀什為前沿。在這裏落地生根幾百年後，才向北疆傳播。喀什地區的伊斯蘭教文物不勝枚舉，因為直到今天這兒的主要信仰還是這個宗教。千餘年來天天被虔誠的儀式滋潤著，即便是遺跡也成了生活，因此看上去都神采奕奕。
據到過這裏的歐洲旅行家馬可·波羅記述，基督教的一個教派聶斯托利派即中國所稱“景教”，在這裏也不乏信奉者，而且禮拜完滿，盡管這個教派早在公元五世紀已在羅馬被取締。對此，作為意大利人的馬可·波羅就很敏感。同樣，在古代波斯早被取締的祅教（即拜火教），在這一帶的民間也曾風行，致使《南唐書》說疏勒地區“俗奉祅神”。
總之，幾千年來，喀什不僅是商品貿易的集散地，而且也是精神文化的集散地。集散範圍很大，近至中亞、南亞，遠至西亞、歐洲。如果說，西域是幾大文明的交匯中心，那麽，喀什則是中心的中心。
這個地位，自古以來一直具有，卻隻是默默地存在於各國商人心中。到了十九世紀，世界在空間和時間上獲得新的自覺，喀什的重要性再一次被廣泛矚目。當時很多全球頂級的學者都堅信，這一帶必定留下了諸多文明的重大腳印，因此都不遠萬裏紛紛趕來。正如日本探險家橘瑞超所說的那樣：“這是中亞地區政治、商業的中心，自古以來就為世人所知，至今到中亞旅行的人，沒有不介紹喀什的。”
翻閱那時的世界考古學著作就可以發現，喀什，在東方史研究中，已經成了一個怎麽也避不開的常用名詞。
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內憂外患，水深火熱，差一點被列強徹底瓜分了。但是，即使到了這個時候，一個以亞洲腹地為目標的考古學家如果沒有來過喀什，還是會像一個畢業生的文憑上沒有蓋過校長的簽名印章。
曆史，很容易被遺忘卻又很難被徹底遺忘。在那些迷亂的夜晚，正當一批批外來的酒徒在沙丘上狂歡喧囂的時候，他們腳下，沙丘寂寞一歎，冷然露出某個曆史大器的殘角，似乎在提醒他們，這是什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