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覺得山西票號乃至整個晉商的敗落是理所當然,沒有什麽可惋惜的。但是,問題在於,在它們敗落之後,中國在很長時間之內並沒有找到新的經濟活力,並沒有創建新的富裕和繁華。


    社會改革家們總是充滿了理想和憤怒,一再宣稱要在血火之中闖出一條壯麗的道路。他們不知道,這條道路如果是正道,終究還要與民生接軌,那裏,晉商駱駝隊留下的轍印仍清晰可辨。


    在沒有明白這個道理之前,他們一直處於兩難的困境之中。他們立誓要帶領民眾擺脫貧困,而要用革命的手段擺脫貧困,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剝奪富裕。要使剝奪富裕的行為變得合理,又必須把富裕和罪惡畫上等號。當富裕和罪惡真的畫上等號了,他們的努力也就失去了通向富裕的目標,因為那裏全是罪惡。這樣一來,社會改革的船舶也就成了無處靠岸的孤舟,時時可能陷入沼澤,甚至沉沒。


    中國的文人學士更加奇怪。他們鄙視貧窮,又鄙視富裕,更鄙視商業,尤其鄙視由農民出身的經商隊伍。他們喜歡大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卻從來沒有把“興亡”兩字與民眾生活、社會財富連在一起,好像一直著眼於朝廷榮衰,但朝廷對他們又完全不予理會。他們在苦思冥想中聽到有駱駝隊從窗外走過,聲聲鈴鐺有點刺耳,便伸手關住了窗戶。


    山西商人曾經創造過中國最龐大的財富,居然,在中國文人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幾乎沒有留下什麽記述。


    一種龐大的文化如此輕慢一種與自己有關的龐大財富,以及它的龐大的創造群體,實在不可思議。


    為此,就要抱著慚愧的心情,在山西的土地上多站一會兒。


    秋雨注:此文發表於一九九三年,距今已經整整十九年了。發表時被評為中國第一篇向海內外報告晉商和清代商業文明的散文。由這篇文章,我擁有了無數山西朋友。平遙民眾為了保護我在文章中記述的城內遺跡,在古城外建市民新區,作為搬遷點,市民新區竟命名為“秋雨新城”,真讓我汗顏。更有趣的是,有一度外地幾個無事生非的人突然針對了我,山西的報刊、出版社也有涉及,但很快就有山西學者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山西應該對得起餘秋雨》。厚道的山西人立即圍起了一道保護我的牆,讓我非常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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