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h2>


    我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麽直到四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外研究者筆下的“文革”災難,仍然是北京上層政治圈的一串人事更迭?其實,站遠了看,當時有一些真正的大事會讓今後的曆史瞠目結舌,卻被今天的研究者們忽略了。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全國規模的停課廢學。


    停課廢學,不僅使中華文化立即麵臨著中斷的危險,而且向社會釋放出了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大批完全失控的人群——他們快速轉化成了破壞性暴力,很多悲劇便由此而生。


    其實,那批青年學生本身承受的悲劇更大。他們雖然號稱“造反”,卻完全是響應當時報紙的號召趕時髦,恰恰沒有任何“造反”意識。但後來,他們為此要長時間地上山下鄉,而且在災難過去之後還要背一輩子的惡名。


    那是我十九歲那一年的夏天。我領著一批同學反對“造反”,其實也不是出於任何政治意識,隻是反對他們打、砸、搶,阻止他們批鬥老師。但是,“造反派”同學越來越得勢,他們根據上級指示奪了學院的權,成了當權者。本來圍在我身邊的很多同學也就投向他們,我顯得非常孤立,因此也非常危險。正在這時,我的父親又遭到他所在單位“造反派”的批鬥,我叔叔也被迫自殺。這種家庭背景一旦被我們學院“造反派”知道,必然招致禍殃,因此我就離開學院,出走了。


    當時全國交通除飛機之外全都免費向青年學生開放,說是“革命大串聯”。其實“造反派”還處於剛剛掌權的興奮和忙碌之中,怎麽也舍不得離開自己的單位,因此擠在火車、汽車、輪船上的,大多是走投無路的人。這樣的人很多很多,因此車船上很擠很擠。我,就成了他們中間的一個。


    不知道會在哪裏停下,更不知道會停多久,火車常常停在荒山野嶺之間一停十幾個小時。不斷有人要爬窗出去解手,因為車廂裏的廁所也早已擠滿了人,無法使用。也有學生爬到了窗外,火車突然開了,車上的同學就把他們的行李包扔下去。所有的行李包都一樣,小小的,輕輕的:兩件換洗衣服,一條毛巾包著三四個幹饅頭,幾塊鹹醬菜。沒有書,也沒有筆。因為這些行李包的主人雖然還被稱為“學生”,卻已經沒有課堂、沒有黑板、沒有老師。


    扔行李包的事情往往發生在深夜。車下的學生們邊追邊呼叫,但隆隆的車輪終於把他們拋棄了。多少年來我一直在想:他們最後找到了下一站了嗎?那可是山險林密、虎狼出沒的地方啊。


    我們那趟車開到長沙就不走了。我背著小小的行李包,隨著人流來到了嶽麓山。到了山上,大家都擁向著名的愛晚亭。我怕擠,就在壓頂的暮色下找一條僻靜的山路走去,卻沒有目標、沒有方向。


    不知道走了多久,眼前出現了一堵長長的舊牆,圍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這是什麽地方?沿牆走了幾步,就看到一個邊門,輕輕一推,竟能推開。我遲疑了一下就一步跨了進去。


    我有點害怕,假裝著咳嗽幾聲,直著嗓子叫“有人嗎”,沒有任何回應。但走著走著,我似乎被一種神奇的力量控製了,腳步慢了下來,不再害怕。


    這兒沒有任何裝點,為什麽會給我一種莫名的莊嚴感?這兒我沒有來過,為什麽處處透露出似曾相識的親切?這些房子可以有各種用途,但它的原本用途是什麽呢?


    再大的家族的用房也用不著如此密密層層,每一個層次又排列得那麽雅致和安詳。這兒應該聚集過很多人,但絕對不可能是官衙或是兵營。


    我在這個庭院裏獨個兒磨磨蹭蹭,舍不得離開。最後終於摸到一塊石碑,憑著最後一點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認出了那四個大字:嶽麓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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