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所有課程的最終走向，是要塑造一個個品行端莊的文化人。對於這一點，曾經統領過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的大哲學家朱熹有過係統的思考。他說，人性皆善，但在社會上卻分成了善的類別和惡的類別，因為每個類別裏風氣和習慣不同，熏染而成。隻有教學，能夠從根本、從大道上弘揚善的風氣和習慣，讓人們複歸於善。他又說，教學能改變一個人的氣質，使他能夠從修身出發，齊家，治國。
正是出於朱熹所說的這個理想，很多傑出的學者都走進書院任教，把教書育人和自己的研究融為一體。
一一六七年八月，朱熹本人從福建崇安出發，由兩名學生隨行，不遠千裏向嶽麓山走來。因為他知道比自己小三歲的哲學家張栻正主講嶽麓書院。他們以前見過麵，暢談過，但還有一些學術環節需要進一步探討。朱熹希望把這種探討與書院的教學聯係在一起。
朱熹抵達嶽麓書院後就與張栻一起進行了著名的“朱、張會講”。所謂會講是嶽麓書院的一種學術活動，持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或大或小的範圍裏進行探討和論辯，學生也可旁聽。果然如朱熹預期的那樣，會講既推動了學術，又推動了教學。
朱熹和張栻的會講是極具魅力的。當時一個是三十七歲，一個是三十四歲，一個徽州婺源人，一個四川綿竹人，卻都已躋身中國學術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維探討著哲學意義上人和人性的秘密。他們在會講中有時連續論爭三天三夜都無法取得一致意見。兩種濃重的方言，一種是夾雜著福建口音的徽州話，一種是四川話，三天三夜唇槍舌劍，又高深玄妙，但聽講的湖南士子都毫無倦意。
除了當眾會講外，他們還私下交談。所取得的成果是：兩人都越來越佩服對方，兩人都覺得對方啟發了自己。
《宋史》記載，張栻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而朱熹則在一封信中說，張栻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複開益為多”。朱熹還用詩句描述了他們兩人的學術友情：
憶昔秋風裏，
尋盟湘水旁。
勝遊朝挽袂，
妙語夜連床。
別去多遺恨，
歸來識大方。
惟應微密處，
猶欲細商量。
……
（《有懷南軒老兄呈伯崇擇之二友二首》）
這種由激烈的學術爭論所引發的深厚情誼，實在令人神往。可惜，這種事情到了近代和現代的中國，幾乎看不到了。
除了與張栻會講外，朱熹還單獨在嶽麓書院講學。當時朱熹的名聲已經很大，前來聽講的人絡繹不絕。不僅講堂中人滿為患，甚至聽講者騎來的馬都把池水飲幹了，所謂“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
朱熹除了在嶽麓書院講學外，又無法推卻一江之隔的城南書院的邀請，隻得經常橫渡湘江。張栻怕他寂寞，愉快地陪著他來來去去。這個渡口，當地百姓後來就名之為“朱張渡”。此後甚至還經常有人捐錢捐糧，作為朱張渡的修船費用。兩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話，竟如此深入地銘刻在這片山川之間。
“朱、張會講”後七年，張栻離開嶽麓書院到外地任職，但沒有幾年就去世了，隻活了四十七歲。張栻死後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辭而未果後，終於接受了湖南安撫使的職位，再度來長沙。要麽不來，既然來到長沙做官，就一定要把舊遊之地嶽麓書院振興起來。
這時離他與張栻“挽袂”、“連床”，已經整整隔了二十七年。兩位青年才俊不見了，隻剩下一個六十餘歲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職有權，有足夠的實力把教育事業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為全國樹一個榜樣。他把到長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盤算的擴建嶽麓書院的計劃付諸實施，聘請了自己滿意的人來具體負責書院事務，擴充招生名額，為書院置學田五十頃，並參照自己早年為廬山白鹿洞書院製定的學規頒發了《朱子書院教條》。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連三地下來，嶽麓書院重又顯現出一派繁榮。
朱熹白天忙於官務，夜間則渡江過來講課討論，回答學生提問，從不厭倦。他與學生間的問答由學生回憶筆記，後來也成為學術領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學問和聲望所吸引，當時嶽麓書院已雲集學者千餘人。朱熹開講的時候，每次都到“生徒雲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當我翻閱到這樣的一些史料時總是麵有喜色，覺得中華民族在本性上還有崇尚高層次文化教育的一麵。中國曆史在戰亂和權術的旋渦中，還有高潔典雅的篇章。隻不過，保護這些篇章要拚耗巨大的人格力量。
就拿書院來說吧，改朝換代的戰火會把它焚毀，山長的去世、主講的空缺會使它懈弛，經濟上的入不敷出會使它困頓，社會風氣的誘導會使它變質，有時甚至遠在天邊的朝廷也會給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朝廷對於高層次的學術文化教育，始終抱著一種矛盾心理：有時會真心誠意地褒獎、賞賜、題匾；有時又會懷疑這一事業中是否會有知識分子“倡其邪說，廣收無賴”，最終構成政治上的威脅。因此，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由朝廷明令“毀天下書院”、“書院立即拆去”的事情。（參見《野獲編》、《皇明大政紀》等資料）
正是出於朱熹所說的這個理想，很多傑出的學者都走進書院任教，把教書育人和自己的研究融為一體。
一一六七年八月，朱熹本人從福建崇安出發，由兩名學生隨行，不遠千裏向嶽麓山走來。因為他知道比自己小三歲的哲學家張栻正主講嶽麓書院。他們以前見過麵，暢談過，但還有一些學術環節需要進一步探討。朱熹希望把這種探討與書院的教學聯係在一起。
朱熹抵達嶽麓書院後就與張栻一起進行了著名的“朱、張會講”。所謂會講是嶽麓書院的一種學術活動，持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或大或小的範圍裏進行探討和論辯，學生也可旁聽。果然如朱熹預期的那樣，會講既推動了學術，又推動了教學。
朱熹和張栻的會講是極具魅力的。當時一個是三十七歲，一個是三十四歲，一個徽州婺源人，一個四川綿竹人，卻都已躋身中國學術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維探討著哲學意義上人和人性的秘密。他們在會講中有時連續論爭三天三夜都無法取得一致意見。兩種濃重的方言，一種是夾雜著福建口音的徽州話，一種是四川話，三天三夜唇槍舌劍，又高深玄妙，但聽講的湖南士子都毫無倦意。
除了當眾會講外，他們還私下交談。所取得的成果是：兩人都越來越佩服對方，兩人都覺得對方啟發了自己。
《宋史》記載，張栻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而朱熹則在一封信中說，張栻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複開益為多”。朱熹還用詩句描述了他們兩人的學術友情：
憶昔秋風裏，
尋盟湘水旁。
勝遊朝挽袂，
妙語夜連床。
別去多遺恨，
歸來識大方。
惟應微密處，
猶欲細商量。
……
（《有懷南軒老兄呈伯崇擇之二友二首》）
這種由激烈的學術爭論所引發的深厚情誼，實在令人神往。可惜，這種事情到了近代和現代的中國，幾乎看不到了。
除了與張栻會講外，朱熹還單獨在嶽麓書院講學。當時朱熹的名聲已經很大，前來聽講的人絡繹不絕。不僅講堂中人滿為患，甚至聽講者騎來的馬都把池水飲幹了，所謂“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
朱熹除了在嶽麓書院講學外，又無法推卻一江之隔的城南書院的邀請，隻得經常橫渡湘江。張栻怕他寂寞，愉快地陪著他來來去去。這個渡口，當地百姓後來就名之為“朱張渡”。此後甚至還經常有人捐錢捐糧，作為朱張渡的修船費用。兩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話，竟如此深入地銘刻在這片山川之間。
“朱、張會講”後七年，張栻離開嶽麓書院到外地任職，但沒有幾年就去世了，隻活了四十七歲。張栻死後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辭而未果後，終於接受了湖南安撫使的職位，再度來長沙。要麽不來，既然來到長沙做官，就一定要把舊遊之地嶽麓書院振興起來。
這時離他與張栻“挽袂”、“連床”，已經整整隔了二十七年。兩位青年才俊不見了，隻剩下一個六十餘歲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職有權，有足夠的實力把教育事業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為全國樹一個榜樣。他把到長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盤算的擴建嶽麓書院的計劃付諸實施，聘請了自己滿意的人來具體負責書院事務，擴充招生名額，為書院置學田五十頃，並參照自己早年為廬山白鹿洞書院製定的學規頒發了《朱子書院教條》。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連三地下來，嶽麓書院重又顯現出一派繁榮。
朱熹白天忙於官務，夜間則渡江過來講課討論，回答學生提問，從不厭倦。他與學生間的問答由學生回憶筆記，後來也成為學術領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學問和聲望所吸引，當時嶽麓書院已雲集學者千餘人。朱熹開講的時候，每次都到“生徒雲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當我翻閱到這樣的一些史料時總是麵有喜色，覺得中華民族在本性上還有崇尚高層次文化教育的一麵。中國曆史在戰亂和權術的旋渦中，還有高潔典雅的篇章。隻不過，保護這些篇章要拚耗巨大的人格力量。
就拿書院來說吧，改朝換代的戰火會把它焚毀，山長的去世、主講的空缺會使它懈弛，經濟上的入不敷出會使它困頓，社會風氣的誘導會使它變質，有時甚至遠在天邊的朝廷也會給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朝廷對於高層次的學術文化教育，始終抱著一種矛盾心理：有時會真心誠意地褒獎、賞賜、題匾；有時又會懷疑這一事業中是否會有知識分子“倡其邪說，廣收無賴”，最終構成政治上的威脅。因此，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由朝廷明令“毀天下書院”、“書院立即拆去”的事情。（參見《野獲編》、《皇明大政紀》等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