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尷尬,責任主要不在上海人。


    這首先應該歸因於中華文化在近代的不適應。上海人身上的半近代半傳統、半國際半鄉土的特質,使他們成了中華文化大家庭中的異數。照例,成為異數的命運是不好的,但上海人似乎又有點明白,當時的中華文化在國際近代化進程中更是異數,異異得正,因此產生了一點小小的得意勁兒。


    在我看來,上海文明的早期代表者,在物質意義上,是十三世紀的紡織改革家黃道婆;在精神意義上,是十七世紀的官員科學家徐光啟。黃道婆使上海成為一個以紡織業為中心的商貿重鎮,而徐光啟則以驚人的好學和包容遊走在科學、國學、朝廷、外邦之間,為後代上海人的正麵品質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這實在是一個讓人不敢相信的生命組合體。你看,他那麽認真地向歐洲傳教士們學習了西方的數學、天文學、測量學、水利學,自己參與翻譯,還成了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朝廷的官也越做越大,當上了禮部尚書和文淵閣大學士。與此同時,他居然還一絲不苟地編寫了中國農業科學的集大成之作《農政全書》和天文曆法的鼎新奠基之作《崇禎曆書》。他去世時,朝廷深深哀悼、追封加諡,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文。這麽一個貫通中西、左右逢源的大人物,在日常飲食起居上又非常節儉,未曾有過中國官場習慣的鋪張浪費。


    他提供了一種曆史可能。那就是,中華文化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紀遇到的最大考驗是如何對待西方文明,而徐光啟以自己的示範表明,如果兩方麵都采取明智態度,就有機會避開大規模的惡性衝突。


    可惜曆史走向了另一條路。但是,就在惡性衝突之後,西方列強在上海發現了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家族會聚地,叫徐家匯。當初徐光啟的示範沒有被曆史接納,卻被血緣遺傳了。西方人對此深感驚喜,於是,徐家匯很快成了傳播西方宗教、科學、教學的中心,在上海近代化過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遺傳,又變成了曆史。


    徐光啟的第十六代孫是個軍人,他有一個外孫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國現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遠遠地繼承了先祖的遺風,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尤其擅長數學。她所哺育的幾個兒女對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可以看做徐光啟發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很久失去自信的上海人偶爾在廣播電視裏聽到宋慶齡、宋美齡女士講話,居然是一口地道的上海口音,感到很不習慣。因為多年來上海的“官話”,主要是山東口音和四川口音。一個上海人隻要做到了副科長,憋出來的一定已經不是上海話。


    由宋慶齡、宋美齡女士的口音作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徐光啟與利瑪竇等傳教士商議各種文化事項時,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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