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這些人，對清代總有一種複雜的情感阻隔。記得很小的時候，曆史老師講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時，眼含淚花，這是清代的開始；而講到“火燒圓明園”、“戊戌變法”時又有淚花了，這是清代的尾聲。年邁的老師一哭，孩子們也跟著哭。清代曆史，是小學中唯一用眼淚浸潤的課程。從小種下的怨恨，很難化解得開。
老人的眼淚和孩子們的眼淚拌和在一起，使這種曆史情緒有了一種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學的同學全是漢族，沒有滿族。因此很容易在課堂裏獲得一種共同語言，好像漢族理所當然是中國的主宰，你滿族為什麽要來搶奪呢？搶奪去了能夠弄好倒也罷了，偏偏越弄越糟，最後幾乎讓外國人給瓜分了。於是，在閃閃淚光中，我們懂得了什麽是漢奸、什麽是賣國賊、什麽是民族大義、什麽是氣節。我們似乎也知道了中國之所以落後於世界列強，關鍵就在於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啟蒙者們重新點燃漢人對清朝的仇恨，提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又是多麽有必要，多麽讓人解氣。清朝終於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國人心裏，它仍然是一種冤孽般的存在。
年長以後，我開始對這種情緒產生警惕。因為無數事實證明：在我們中國，許多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範，雖然堂而皇之地傳之久遠，卻包含著極大的不公正。我們缺少人類普遍意義上的價值啟蒙，因此這些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範大多是從封建正統觀念逐漸引申出來的，帶有很大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統論，劉漢、李唐、趙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傳代係列中所出現的繼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財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覬覦，即便有一千條一萬條道理，也站不住腳，真偽、正邪、忠奸全由此劃分。由姓氏正統論擴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統論。這種觀念要比姓氏正統論複雜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闖將們與封建主義的姓氏正統論勢不兩立，卻也需要大聲宣揚民族正統論，便是例證。
漢族當然非常偉大，沒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殺和欺淩。問題是，不能由此而把漢族等同於中華，把中華曆史的正義、光亮、希望全部壓在漢族一邊。與其他民族一樣，漢族也有大量的汙濁、昏聵和醜惡，它的統治者曾一再地把整個中國曆史推入死胡同。在這種情況下，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漢族正統論的選擇，而這種選擇又未必是倒退。
為此，我要寫寫承德的避暑山莊。清代的史料成捆成紮，把這些留給曆史學家吧，我們，隻要輕手輕腳地繞到這個消夏的別墅裏去偷看幾眼也就夠了。
二
承德的避暑山莊是清代皇家園林，又稱熱河行宮、承德離宮，雖然聞名史冊，但久為禁苑，又地處塞外，曆來光顧的人不多。我去時，找了山莊背後的一個旅館住下。那時正是薄暮時分，我獨個兒走出住所大門，對著眼前黑黝黝的山嶺發呆。查過地圖，這山嶺便是避暑山莊北部的最後屏障，就像一張羅圈椅的椅背。在這張羅圈椅上，休息過一個疲憊的王朝。
奇怪的是，整個中華版圖都已歸屬了這個王朝，為什麽還要把這張休息的羅圈椅放到長城之外呢？清代的帝王們在這張椅子上麵南而坐的時候都在想些什麽呢？
月亮升起來了，眼前的山壁顯得更加巍然愴然。北京的故宮把幾個不同的朝代混雜在一起，誰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這裏，遠遠地、靜靜地、純純地、悄悄地，躲開了中原王氣，藏下了一個不羼雜的清代。它實在使我產生了一種巨大的誘惑，從第二天開始，我便一頭埋到了山莊裏邊。
山莊很大，本來覺得北京的頤和園已經大得令人咋舌了，它竟比頤和園還大整整一倍，據說裝下八九個北海公園是沒有問題的。我想不出國內還有哪個古典園林能望其項背。山莊裏麵，除了前半部有層層疊疊的宮殿外，是開闊的湖區、平原區和山區。尤其是山區，幾乎占了整個山莊的八成，這讓遊慣了別的園林的人很不習慣。園林是用來休閑的，何況是皇家園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適，有的也會堆幾座小山裝點一下。哪有像這兒的，硬是圈進莽莽蒼蒼一大片真正的山嶺來消遣？這個格局，包含著一種需要我們抬頭仰望、低頭思索的審美觀念和人生觀念。
山莊裏有很多楹聯和石碑，上麵的文字大多由皇帝們親自撰寫。他們當然想不到多少年後會有我們這些陌生人闖入他們的私家園林，來讀這些文字。這些文字是他們寫給後輩繼承人看的。我踏著青苔和蔓草，辨識和解讀著一切能找到的文字，連藏在山間樹林中的石碑都不放過。一路走去，終於可以有把握地說：山莊的營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強健。
首先是康熙。他是走了一條艱難而又成功的長途才走進山莊的，到這裏來喘口氣，應該。
他一生的艱難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輩本來已經給他打下了一個很完整的江山，他八歲即位，十四歲親政，年紀輕輕一個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遼闊的疆土、如此興盛的運勢前做些什麽呢？他稚氣未脫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兩個龐然大物：一個是朝廷中最有權勢的輔政大臣鼇拜，一個是自恃當初領清兵入關有功、擁兵自重於南方的吳三桂。平心而論，對於這樣與自己的祖輩、父輩都有密切關係的重要政治勢力，有幾人能下得了決心去動手？但康熙卻向他們，也向自己挑戰了。他，十六歲上幹淨利落地除了鼇拜集團，二十歲開始向吳三桂開戰，花八年時間的征戰取得徹底勝利。
他等於把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從一個繼承者變成了創業者。他成熟了，眼前幾乎已經找不到什麽對手，但他還是經常騎著馬，在中國北方的山林草澤間徘徊，這是他祖輩崛起的所在，他在尋找著自己的生命和事業的依托點。
他每次都要經過長城。長城多年失修，已經破敗。對著這堵曆代帝王切切關心的城牆，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輩是破長城進來的，沒有吳三桂也絕對進得了，那麽長城究竟有什麽用呢？堂堂一個朝廷，難道就靠這些磚塊去保衛？但是如果沒有長城，我們的防線又在哪裏呢？他思考的結果，可以從一六九一年他的一份上諭中看出個大概。
那年五月，古北口總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轄的那一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築”，康熙竟然不同意，他的上諭是：
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能當。可見守國之道，唯在修德安民。
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誌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帶，朕皆巡閱，概多損壞，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裏，養兵幾何方能分守？
說得實在是很有道理。
康熙希望能築起一座無形的長城。對此，他有硬的一手和軟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長城外設立“木蘭圍場”，每年秋天，由皇帝親自率領王公大臣、各級官兵一萬餘人去進行大規模的“圍獵”，實際上是一種聲勢浩大的軍事演習，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們保持住勇猛、強悍的人生風範，又可順便對北方邊境起一個威懾作用。“木蘭圍場”既然設在長城之外的邊遠地帶，離北京就很有一點距離，如此眾多的朝廷要員前去秋獵，當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宮，而熱河行宮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
軟的一手是與北方邊疆的各少數民族建立起一種常來常往的友好關係，他們的首領不必長途進京也能有與清廷交誼的場所。而且還為他們準備下各自的宗教場所，這也就需要有熱河行宮和它周圍的寺廟群了。
總之，軟硬兩手最後都匯集到這一座行宮、這一個山莊裏來了，說是避暑，說是休息，意義卻又遠遠不止於此。把複雜的政治目的轉化為一片幽靜閑適的園林、一圈香火繚繞的寺廟，這不能不說是康熙的大本事。
康熙幾乎每年立秋之後都要到“木蘭圍考”參加一次為期二十天的秋獵，一生共參加了四十八次。每次圍獵，情景都極為壯觀。先由康熙選定逐年輪換的狩獵區域，然後就搭建一百七十多座大帳篷為“內城”，二百五十多座大帳篷為“外城”，城外再設警衛。第二天拂曉，八旗官兵在皇帝的統一督導下集結圍攏。在上萬官兵的齊聲呐喊下，康熙一馬當先，引弓射獵，每有所中便引來一片歡呼。然後，扈從大臣和各級將士也緊隨康熙射獵。
康熙身強力壯，騎術高明，圍獵時智勇雙全，弓箭上的功夫更讓王公大臣由衷驚服，因而他本人的獵獲就很多。
晚上，營地上篝火處處，肉香飄蕩，人笑馬嘶，而康熙還必須回到帳篷裏批閱每天疾馳送來的奏章文書。
康熙一生打過許多著名的仗，但在晚年，他最得意的還是自己打獵的成績，因為這純粹是他個人生命力的驗證。一七一九年康熙自“木蘭圍場”行獵後返回避暑山莊時，曾興致勃勃地告諭禦前侍衛：
朕自幼至今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猻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數百，其餘圍場內隨便射獲諸獸不勝記矣。朕於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隻，若庸常人畢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數也。
這筆流水賬，他說得很得意，我們讀得也很高興。身體的強健和精神的強健是連在一起的，須知中國曆史上多的是病懨懨的皇帝，他們即便再“內秀”，也何以麵對如此龐大的國家？
由於強健，他有足夠的精力處理複雜的西藏事務和蒙古事務，解決治理黃河、淮河和疏通漕運等大問題，而且大多很有成效，功澤後世。由於強健，他還願意勤奮地學習，結果不僅武功一流，“內秀”也十分了得，成為中國曆代皇帝中特別有學問，也特別重視學問的一位。
誰能想得到呢，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曆朝皇帝更熱愛漢族傳統文化。大凡經、史、子、集、詩、書、音律，他都下過一番工夫，其中對朱熹哲學鑽研最深。
他親自批點《資治通鑒綱目大全》，還下令訪求遺散在民間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大規模組織人力編輯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圖書集成》和字典辭書，文化氣魄鋪地蓋天。直到今天，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還離不開那些重要的工具書。在他倡導的文化氣氛下，湧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史專家。在這一點上，很少有哪個年代能與康熙朝相比肩。
以上講的還隻是我們所說的“國學”，可能更讓現代讀者驚異的是他的“西學”。因為即使到了現代，在我們印象中，國學和西學雖然可以溝通，但在同一個人身上深諳兩邊的畢竟不多。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認真研究了歐幾裏得幾何學，經常演算習題，又學習了法國數學家巴蒂的《實用和理論幾何學》，並比較它與歐幾裏得幾何學的差別。他的老師是當時來中國的一批西方傳教士，但後來他的演算比傳教士還快。以數學為基礎，康熙又進而學習了西方的天文、曆法、物理、醫學，與中國原有的這方麵知識比較，取長補短。在自然科學問題上，中國官僚和外國傳教士經常發生矛盾，康熙從不袒護中國官僚，也不主觀臆斷，而是靠自己認真學習，幾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斷。
這一切，居然與他所醉心的“國學”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天射獵三百一十八隻野兔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連串重大的政治行為、軍事行為、經濟行為互不排斥！
我並不認為康熙給中國帶來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權也做過不少壞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獄之類。我想說的隻是，在中國曆代帝王中，這位少數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異乎尋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較健全。
有時，個人的生命力和人格會給曆史留下重重的印記。與他相比，明代的許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樣了，魯迅說他們是“無賴兒郎”，的確有點像。尤其讓人生氣的是明代萬曆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親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時間躲在深宮之內不見外人的麵，完全不理國事，連內閣首輔也見不到他，不知在幹什麽。他聚斂的金銀如山似海，但當遼東起事，朝廷束手無策時問他要錢，他死也不肯拿出來，最後拿出一個無濟於事的小零頭，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變黑發黴、腐蝕得不能見天日的銀子！這是一個失去了人格支撐的心理變態者，但他又集權於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後還有後代繼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裏敗定了。康熙與他正相反，把生命從深宮裏釋放出來，在曠野、獵場和各個知識領域揮灑，避暑山莊就是他這種生命方式的一個重要吐納點。
三
康熙與晚明帝王的對比，避暑山莊與萬曆深宮的對比，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當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較複雜。
開始，大多數漢族知識分子都堅持抗清複明，甚至在赳赳武夫們紛紛掉頭轉向之後，一群柔弱的文人還寧死不屈。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變節者，但他們往往也承受著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
我想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軍事爭逐都是浮麵的，而事情到了要搖撼某個文化生態係統的時候才會真正變得嚴重起來。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當時江南地區好幾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於“削發”之事，即漢人曆來束發而清人強令削發，甚至到了“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地步。頭發的樣式看來事小，卻關及文化生態。結果，是否“毀我衣冠”的問題成了“夷夏抗爭”的最高爆發點。
這中間，最能把事情與整個文化係統聯係起來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蠻的差別，並把“韃虜”與野蠻連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頭發終於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還在拚死堅持。著名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後便絕食，二十天後死亡，他的門生、另一位著名大學者黃宗羲投身於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後回餘姚家鄉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武裝抗清失敗後便開始流浪，誰也找不著他，最後終老陝西……這些宗師如此強硬，他們的門生和崇拜者們當然也多有追隨。
但是，事情到了康熙那兒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文人們依然像朱耷筆下的禿鷹，以“天地為之一寒”的冷眼看著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種籠絡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
他在討伐吳三桂的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向朝廷推薦“學問兼優、文辭卓越”的士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做“博學鴻詞科”。
這次被保薦、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後來錄取了五人。其中有傅山、李顒等人被推薦了卻寧死不應考。傅山被人推薦後又被強抬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如此行動舉止，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他回鄉後不準別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顒也是如此，受到推薦後稱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後竟以絕食相抗，眾人隻得作罷。這事發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歲。沒想到二十五年後，五十餘歲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要召見他；李顒沒有應召，但心裏畢竟已經很過意不去了，派兒子李慎言做代表應召，並送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給康熙。這件事帶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觸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
與李顒相比，黃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對黃宗羲更是禮儀有加，多次請黃宗羲出山未能如願，便命令當地巡撫到黃宗羲家裏，把黃宗羲寫的書認真抄來，送入宮內以供自己拜讀。這一來，黃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動。與李顒一樣，自己出麵終究不便，由兒子代理，黃宗羲讓自己的兒子黃百家進入皇家修史部門，幫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務。你看，即便是原先與清廷不共戴天的黃宗羲、李顒他們，也覺得兒子一輩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過日子了。這不是變節，也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文化生態意義上的開始認同。既然康熙對漢文化認同得那麽誠懇，漢族文人為什麽就完全不能與他認同呢？
黃宗羲不是讓兒子參加康熙下令編寫的《明史》嗎？編《明史》這事給漢族知識界震動不小。康熙任命了大曆史學家徐元文、萬斯同、張玉書、王鴻緒等負責此事，要他們根據《明實錄》如實編寫，說“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他還多次要大家仔細研究明代晚期破敗的教訓，引以為戒。漢族知識界要反清複明，而清廷君主竟然親自領導著漢族的曆史學家在冷靜研究明代了。這種研究又高於反清複明者的思考水平，那麽，對峙也就不能不漸漸化解了。《明史》後來成為整個二十四史中寫得較好的一部，這是直到今天還要承認的事實。
當然，也還餘留著幾個堅持不肯認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時代浙江有個叫呂留良的學者，在著書和講學中還一再強調孔子思想的精義是“尊王攘夷”。這個提法，在他死後被湖南一個叫曾靜的落第書生看到了，很是激動，趕到浙江找到呂留良的兒子和學生幾人，籌劃反清。
這時康熙也早已過世，已是雍正年間，這群文人手下無一兵一卒，能幹成什麽事呢？他們打聽到川陝總督嶽鍾琪是嶽飛的後代，想來肯定能繼承嶽飛遺誌來抗擊外夷，就派人帶給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請他起事。
這事說起來已經有點近乎笑話。嶽飛抗金到那時已隔著整整一個元朝、整整一個明朝，清朝也已過了八九十年，算到嶽鍾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居然還想著讓他憑著一個“嶽”字拍案而起，中國書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這裏。
嶽鍾琪是清朝大官，做夢也沒有想到過要反清，接信後虛假地應付了一下，卻理所當然地報告了雍正皇帝。雍正下令逮捕了這個謀反集團，又親自閱讀了書信、著作，覺得其中有好些觀點需要自己寫文章來與漢族知識分子辯論。他認為有過康熙一代，已有足夠的事實證明清代統治者並不差，可為什麽還有人要對抗清廷？於是這位皇帝親自編了一部《大義覺迷錄》頒發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靜等人的死罪，讓他們專到江浙一帶去宣講。
雍正的《大義覺迷錄》寫得頗為誠懇。他的大意是：不錯，我們是夷人，我們是“外國”人，但這是籍貫而已，天命要我們來撫育中原生民，被撫育者為什麽還要把華、夷分開來看？你們所尊重的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這難道有損於他們的聖德嗎？呂留良這樣著書立說的人，將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隱匿和誣蔑，實在是不顧民生國運隻泄私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能反而勇於為善，如果著書立說的人隻認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分，而外族君主即便勵精圖治也得不到褒揚，外族君主為善之心也會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還是中原百姓嗎？
雍正的這番話帶著明顯的委屈情緒，而且是給父親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動人的地方。但他的整體思維顯然比不上康熙，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外國”人、“夷人”，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複雜了。他的兒子乾隆看出了這個毛病，即位後把《大義覺迷錄》全部收回，列為禁書，殺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靜等人，開始大興文字獄。
除了華夷之分的敏感點外，其他地方雍正倒是比較寬容、有度量，聽得進忠臣賢士們的尖銳意見和建議，因此在執政的前期，做了不少好事，國運可稱昌盛。這樣一來，即便存有異念的少數漢族知識分子也不敢有什麽想頭，到後來也真沒有什麽想頭了。其實本來這樣的人已不可多覓，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過了頭。真正第一流的大學者，在乾隆時代已經不想做反清複明的事情。
乾隆靠著人才濟濟的智力優勢，靠著康熙、雍正給他奠定的豐厚基業，也靠著他本人的韜略雄才，做起了中國曆史上福氣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莊，他來得最多，總共逗留的時間很長，因此他的蹤跡更是隨處可見。乾隆也經常參加“木蘭秋獵”，親自射獲的獵物也極為可觀，但他的主要心思卻放在邊疆征戰上，避暑山莊和周圍的外八廟內記載這種征戰成果的碑文極多。
這種征戰與漢族的利益沒有衝突，反而弘揚了中國的國威，連漢族知識界也引以為榮，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華夏聖君了。但我細看碑文之後卻產生一個強烈的感覺：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數戰爭的必要性深可懷疑——需要打得這麽大嗎？需要反複那麽多次嗎？需要殺得如此殘酷嗎？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謂“十全武功”雕刻在避暑山莊裏樂滋滋地自我品嚐，這使山莊回蕩出一些燥熱而又不祥的氣氛。在滿、漢文化對峙基本上結束之後，這裏洋溢著的是中華帝國的自得情緒。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一個英國使團來到避暑山莊，乾隆以盛宴歡迎，還在山莊的萬樹園內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會招待，避暑山莊一片熱鬧。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們派使臣常駐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希望中國開放貿易口岸，在廣州附近撥一些地方讓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的內河流通時能獲免稅和減稅的優惠。本來，這是可以談判的事，但對於居住在避暑山莊，一生喜歡用武力炫耀華夏威儀的乾隆來說，卻不存在任何談判的可能。
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標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信內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貨行之事”，“此與天朝體製不合，斷不可行”。
至今有人認為這幾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與以後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我實在不敢苟同。
本來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易。過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關閉其他海關隻許外商在廣州貿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製，例如，不準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我們閉目就能想象清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製是出於何種心理規定出來的。
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係不錯，而乾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
乾隆在避暑山莊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辭，在曆史老人聽來，不太順耳了。這座園林已摻雜進某種凶兆。
四
我在山莊鬆雲峽乾隆詩碑的西側，讀到了他兒子嘉慶寫的一首詩。嘉慶即位後經過這裏，看到父親那些得意揚揚的詩作後不禁長歎一聲：父親的詩真是深奧，而我這個做兒子的卻實在覺得肩上的擔子太重了！（“瞻題蘊精奧，守位重仔肩。”）
嘉慶一生都在麵對內憂外患，最後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莊。
道光皇帝繼嘉慶之位時已近四十歲，沒有什麽才能，隻知艱苦樸素，穿的褲子還打過補丁。這對一國元首來說可不是什麽佳話。朝中大臣競相模仿，穿了破舊衣服上朝，一眼看去，這個朝廷已經沒有多少氣數了。
父親死在避暑山莊，畏怯的道光也就不願意去那裏了，讓它空關了幾十年。他有時想想也該像祖宗一樣去打一次獵，打聽能不能不經過避暑山莊就可以到“木蘭圍場”，回答說沒有別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獵了。像他這麽個可憐巴巴的皇帝，似乎本來就與山莊和打獵沒有緣分；鴉片戰爭已經爆發，他憂愁的目光隻能一直注視著南方。
避暑山莊一直關到一八六〇年九月，突然接到命令，鹹豐皇帝要來，趕快打掃。鹹豐這次來時帶的銀兩特別多，原來是來逃難的，英法聯軍正威脅著北京。鹹豐這一來就不走了，東走走西看看，慶幸祖輩留下這麽個好地方讓他躲避。他在這裏又批準了好幾份喪權辱國的條約，但簽約後還是不走，直到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死在這兒，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鹹豐一死，避暑山莊熱鬧了好些天，各種政治勢力圍著遺體進行著明明暗暗的較量。一場被曆史學家稱之為“辛酉政變”的行動方案在山莊的幾間屋子裏製定。然後，鹹豐的靈柩向北京起運了，剛繼位的小皇帝也出發了，浩浩蕩蕩。避暑山莊的大門，又一次緊緊地關住了。而在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中間，很快站出來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女子，她將統治中國數十年。
她就是慈禧，離開了山莊後再也沒有回來。不久她又下了一道命令，說熱河避暑山莊已經幾十年不用，殿亭各宮多已傾圮，隻是鹹豐皇帝去時稍稍修治了一下，現在鹹豐已逝，眾人已走，“所有熱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
這個命令，與康熙不修長城的諭旨前後輝映。康熙的“長城”也終於傾塌了，荒草淒迷，暮鴉回翔，舊牆斑駁，黴苔處處，而大門卻緊緊地關著。
關住了那些宮殿房舍倒也罷了，還關住了那麽些蒼鬱的山、那麽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來，這兒就是他心目中的清王朝，但清王朝把它丟棄了。被丟棄了的它可憐，丟棄了它的清王朝更可憐，連一把羅圈椅也坐不到了，恓恓惶惶，喪魂落魄。
後來慈禧在北京重修了一個頤和園，與避暑山莊“對峙”。塞外朔北的園林不會再有對峙的能力和興趣，它似乎已屬於另外一個時代。熱河的雄風早已吹散，清朝從此陰氣重重、劣跡斑斑。
當新的一個世紀來到的時候，一大群漢族知識分子向這個政權發出了毀滅性聲討。避暑山莊，在這個時候是一個邪惡的象征，老老實實躲在遠處，盡量不要叫人發現。
五
清朝滅亡後，社會震蕩，世事忙亂。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大學者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投水而死，才讓全國的有心人肅然沉思。
王國維先生的死因眾說紛紜，我們且不管它，隻知道這位漢族文化大師拖著清代的一條辮子，自盡在清代的皇家園林裏，遺囑為“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他不會不知道明末清初為漢族人是束發還是留辮之爭曾發生過驚人的血案，他不會不知道劉宗周、黃宗羲、顧炎武這些大學者的慷慨行跡，他更不會不知道按照世界曆史的進程，社會巨變乃屬必然。但是，他還是死了。
我讚成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王國維先生並不是死於政治鬥爭、人事糾葛，而是死於一種文化：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
王國維先生實在無法把文化與清廷分割開來。在他的書架裏，《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四庫全書》、《紅樓夢》、《桃花扇》、《長生殿》、乾嘉學派、納蘭性德都曆曆在目，每一本、每一頁都無法分割。在他看來，在他身邊隕滅的，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意義上，而且更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古典時代。
他，隻想留在古典時代。
我們記得，在康熙手下，漢族高層知識分子經過劇烈的心理掙紮已開始與朝廷建立文化認同，沒有想到的是，當康熙的事業破敗之後，文化認同還未消散。為此，宏才博學的王國維先生要以生命來祭奠它。他沒有從心理掙紮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
知識分子總是不同尋常，他們總要在政治、軍事的折騰之後表現出長久的文化韌性。文化變成了他們的生命，隻有靠生命來擁抱文化了，別無他途。明末以後是這樣，清末以後也是這樣。
文化的極度脆弱和極度強大，都在王國維先生縱身投水的撲通聲中呈現無遺。
王國維先生到頤和園這也還是第一次，是從一個同事處借了五元錢才去的。頤和園門票六角，死後口袋中尚餘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開山莊緊閉的大門。
今天，我麵對著避暑山莊的清澈湖水，卻不能不想起王國維先生的麵容和身影。我輕輕地歎息一聲：一個風雲數百年的朝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而打下最後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文質彬彬的淒怨靈魂。
秋雨注：這篇文章發表於一九九三年，後來被中國評論界看成是全部“清宮電視劇”的肇始之文。“清宮電視劇”拍得不錯，但整體曆史觀念與我有很大差別。我對清代宮廷的看法，可參見本書另一篇《寧古塔》。
點評一：
在漢人與清王朝之間，浮動著一層怪異的氛圍，一個綿延數百年的朝代，隻剩下幾個滑稽的碎片。作者寥寥數筆，就給我們勾勒了一幅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的興衰史。跳出漢人失敗主義的哀怨泥潭，不帶偏見，展現了一組少數民族帝王入主中原後複雜的心路曆程。（老愚）
點評二：
本文原名《一個王朝的背影》，以文化為支撐的國家認同為其主旨。
承德避暑山莊，名為消夏休憩之所，實為康熙大帝鞏固邊境的前哨。康熙治理國家高超的一麵，表現在親近漢文化、和解漢儒，以化解反清複明危機，使中原節士尊王攘夷的民族主義怒火慢慢熄滅。中原士人投入清廷懷抱，標誌著民族主義對國家主義的認同。但是到1927年，王維在頤和園投湖自盡，實為對清朝所代表的最後的古典文化的殉節。文化乃國家的精神儀表，文化人（士人或知識分子）可以像王國維那樣堅持“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也可以被國家主義徹底軟化、臣服。（馬策）
點評三：
本文以“背影”——承德避暑山莊為依托，以清代政治功業與文化生態的關聯為經，以與之相關的史實、明清兩朝的對照以及作者的體悟為緯，交織成一幅內涵豐贍、視點多元的立體的曆史文化畫卷。關於帝王，作者濃筆重墨於康熙。不僅寫康熙不修長城、重視學問、開放海禁，也曆數康熙狩獵之豐，意在稱道其建立在身體強健之上的精神強健；雍正的作為在承續，也在蓄勢；乾隆是座高峰，也是個分水嶺；至於後來的幾位，則多手足無措，其中鹹豐帝竟把象征其先祖康熙功績與驕傲的避暑山莊當成了避難所。至此，群像畢現，毀譽倶呈，我們心底從埋下的曆史情緒和民族情緒，該有了一番過濾、一份去留。
本文從世俗的情感阻隔著筆，以大師的殉葬文化作結，擯棄截取文化斷麵的線性方式，選擇對文化作通體的理性觀照，著力表現政治與文化的“生死與共”。當年滿漢兩族由勢不兩立走向思想、文化上的認同與兼容，而當政治功業灰飛煙滅之後，具有驚人的文化韌度的知識分子竟用生命來祭奠它，以致為王朝打下句點的竟是“文質彬彬的淒怨靈魂”。（傅應湘）
我們這些人，對清代總有一種複雜的情感阻隔。記得很小的時候，曆史老師講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時，眼含淚花，這是清代的開始；而講到“火燒圓明園”、“戊戌變法”時又有淚花了，這是清代的尾聲。年邁的老師一哭，孩子們也跟著哭。清代曆史，是小學中唯一用眼淚浸潤的課程。從小種下的怨恨，很難化解得開。
老人的眼淚和孩子們的眼淚拌和在一起，使這種曆史情緒有了一種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學的同學全是漢族，沒有滿族。因此很容易在課堂裏獲得一種共同語言，好像漢族理所當然是中國的主宰，你滿族為什麽要來搶奪呢？搶奪去了能夠弄好倒也罷了，偏偏越弄越糟，最後幾乎讓外國人給瓜分了。於是，在閃閃淚光中，我們懂得了什麽是漢奸、什麽是賣國賊、什麽是民族大義、什麽是氣節。我們似乎也知道了中國之所以落後於世界列強，關鍵就在於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啟蒙者們重新點燃漢人對清朝的仇恨，提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又是多麽有必要，多麽讓人解氣。清朝終於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國人心裏，它仍然是一種冤孽般的存在。
年長以後，我開始對這種情緒產生警惕。因為無數事實證明：在我們中國，許多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範，雖然堂而皇之地傳之久遠，卻包含著極大的不公正。我們缺少人類普遍意義上的價值啟蒙，因此這些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範大多是從封建正統觀念逐漸引申出來的，帶有很大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統論，劉漢、李唐、趙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傳代係列中所出現的繼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財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覬覦，即便有一千條一萬條道理，也站不住腳，真偽、正邪、忠奸全由此劃分。由姓氏正統論擴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統論。這種觀念要比姓氏正統論複雜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闖將們與封建主義的姓氏正統論勢不兩立，卻也需要大聲宣揚民族正統論，便是例證。
漢族當然非常偉大，沒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殺和欺淩。問題是，不能由此而把漢族等同於中華，把中華曆史的正義、光亮、希望全部壓在漢族一邊。與其他民族一樣，漢族也有大量的汙濁、昏聵和醜惡，它的統治者曾一再地把整個中國曆史推入死胡同。在這種情況下，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漢族正統論的選擇，而這種選擇又未必是倒退。
為此，我要寫寫承德的避暑山莊。清代的史料成捆成紮，把這些留給曆史學家吧，我們，隻要輕手輕腳地繞到這個消夏的別墅裏去偷看幾眼也就夠了。
二
承德的避暑山莊是清代皇家園林，又稱熱河行宮、承德離宮，雖然聞名史冊，但久為禁苑，又地處塞外，曆來光顧的人不多。我去時，找了山莊背後的一個旅館住下。那時正是薄暮時分，我獨個兒走出住所大門，對著眼前黑黝黝的山嶺發呆。查過地圖，這山嶺便是避暑山莊北部的最後屏障，就像一張羅圈椅的椅背。在這張羅圈椅上，休息過一個疲憊的王朝。
奇怪的是，整個中華版圖都已歸屬了這個王朝，為什麽還要把這張休息的羅圈椅放到長城之外呢？清代的帝王們在這張椅子上麵南而坐的時候都在想些什麽呢？
月亮升起來了，眼前的山壁顯得更加巍然愴然。北京的故宮把幾個不同的朝代混雜在一起，誰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這裏，遠遠地、靜靜地、純純地、悄悄地，躲開了中原王氣，藏下了一個不羼雜的清代。它實在使我產生了一種巨大的誘惑，從第二天開始，我便一頭埋到了山莊裏邊。
山莊很大，本來覺得北京的頤和園已經大得令人咋舌了，它竟比頤和園還大整整一倍，據說裝下八九個北海公園是沒有問題的。我想不出國內還有哪個古典園林能望其項背。山莊裏麵，除了前半部有層層疊疊的宮殿外，是開闊的湖區、平原區和山區。尤其是山區，幾乎占了整個山莊的八成，這讓遊慣了別的園林的人很不習慣。園林是用來休閑的，何況是皇家園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適，有的也會堆幾座小山裝點一下。哪有像這兒的，硬是圈進莽莽蒼蒼一大片真正的山嶺來消遣？這個格局，包含著一種需要我們抬頭仰望、低頭思索的審美觀念和人生觀念。
山莊裏有很多楹聯和石碑，上麵的文字大多由皇帝們親自撰寫。他們當然想不到多少年後會有我們這些陌生人闖入他們的私家園林，來讀這些文字。這些文字是他們寫給後輩繼承人看的。我踏著青苔和蔓草，辨識和解讀著一切能找到的文字，連藏在山間樹林中的石碑都不放過。一路走去，終於可以有把握地說：山莊的營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強健。
首先是康熙。他是走了一條艱難而又成功的長途才走進山莊的，到這裏來喘口氣，應該。
他一生的艱難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輩本來已經給他打下了一個很完整的江山，他八歲即位，十四歲親政，年紀輕輕一個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遼闊的疆土、如此興盛的運勢前做些什麽呢？他稚氣未脫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兩個龐然大物：一個是朝廷中最有權勢的輔政大臣鼇拜，一個是自恃當初領清兵入關有功、擁兵自重於南方的吳三桂。平心而論，對於這樣與自己的祖輩、父輩都有密切關係的重要政治勢力，有幾人能下得了決心去動手？但康熙卻向他們，也向自己挑戰了。他，十六歲上幹淨利落地除了鼇拜集團，二十歲開始向吳三桂開戰，花八年時間的征戰取得徹底勝利。
他等於把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從一個繼承者變成了創業者。他成熟了，眼前幾乎已經找不到什麽對手，但他還是經常騎著馬，在中國北方的山林草澤間徘徊，這是他祖輩崛起的所在，他在尋找著自己的生命和事業的依托點。
他每次都要經過長城。長城多年失修，已經破敗。對著這堵曆代帝王切切關心的城牆，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輩是破長城進來的，沒有吳三桂也絕對進得了，那麽長城究竟有什麽用呢？堂堂一個朝廷，難道就靠這些磚塊去保衛？但是如果沒有長城，我們的防線又在哪裏呢？他思考的結果，可以從一六九一年他的一份上諭中看出個大概。
那年五月，古北口總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轄的那一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築”，康熙竟然不同意，他的上諭是：
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能當。可見守國之道，唯在修德安民。
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誌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帶，朕皆巡閱，概多損壞，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裏，養兵幾何方能分守？
說得實在是很有道理。
康熙希望能築起一座無形的長城。對此，他有硬的一手和軟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長城外設立“木蘭圍場”，每年秋天，由皇帝親自率領王公大臣、各級官兵一萬餘人去進行大規模的“圍獵”，實際上是一種聲勢浩大的軍事演習，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們保持住勇猛、強悍的人生風範，又可順便對北方邊境起一個威懾作用。“木蘭圍場”既然設在長城之外的邊遠地帶，離北京就很有一點距離，如此眾多的朝廷要員前去秋獵，當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宮，而熱河行宮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
軟的一手是與北方邊疆的各少數民族建立起一種常來常往的友好關係，他們的首領不必長途進京也能有與清廷交誼的場所。而且還為他們準備下各自的宗教場所，這也就需要有熱河行宮和它周圍的寺廟群了。
總之，軟硬兩手最後都匯集到這一座行宮、這一個山莊裏來了，說是避暑，說是休息，意義卻又遠遠不止於此。把複雜的政治目的轉化為一片幽靜閑適的園林、一圈香火繚繞的寺廟，這不能不說是康熙的大本事。
康熙幾乎每年立秋之後都要到“木蘭圍考”參加一次為期二十天的秋獵，一生共參加了四十八次。每次圍獵，情景都極為壯觀。先由康熙選定逐年輪換的狩獵區域，然後就搭建一百七十多座大帳篷為“內城”，二百五十多座大帳篷為“外城”，城外再設警衛。第二天拂曉，八旗官兵在皇帝的統一督導下集結圍攏。在上萬官兵的齊聲呐喊下，康熙一馬當先，引弓射獵，每有所中便引來一片歡呼。然後，扈從大臣和各級將士也緊隨康熙射獵。
康熙身強力壯，騎術高明，圍獵時智勇雙全，弓箭上的功夫更讓王公大臣由衷驚服，因而他本人的獵獲就很多。
晚上，營地上篝火處處，肉香飄蕩，人笑馬嘶，而康熙還必須回到帳篷裏批閱每天疾馳送來的奏章文書。
康熙一生打過許多著名的仗，但在晚年，他最得意的還是自己打獵的成績，因為這純粹是他個人生命力的驗證。一七一九年康熙自“木蘭圍場”行獵後返回避暑山莊時，曾興致勃勃地告諭禦前侍衛：
朕自幼至今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猻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數百，其餘圍場內隨便射獲諸獸不勝記矣。朕於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隻，若庸常人畢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數也。
這筆流水賬，他說得很得意，我們讀得也很高興。身體的強健和精神的強健是連在一起的，須知中國曆史上多的是病懨懨的皇帝，他們即便再“內秀”，也何以麵對如此龐大的國家？
由於強健，他有足夠的精力處理複雜的西藏事務和蒙古事務，解決治理黃河、淮河和疏通漕運等大問題，而且大多很有成效，功澤後世。由於強健，他還願意勤奮地學習，結果不僅武功一流，“內秀”也十分了得，成為中國曆代皇帝中特別有學問，也特別重視學問的一位。
誰能想得到呢，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曆朝皇帝更熱愛漢族傳統文化。大凡經、史、子、集、詩、書、音律，他都下過一番工夫，其中對朱熹哲學鑽研最深。
他親自批點《資治通鑒綱目大全》，還下令訪求遺散在民間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大規模組織人力編輯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圖書集成》和字典辭書，文化氣魄鋪地蓋天。直到今天，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還離不開那些重要的工具書。在他倡導的文化氣氛下，湧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史專家。在這一點上，很少有哪個年代能與康熙朝相比肩。
以上講的還隻是我們所說的“國學”，可能更讓現代讀者驚異的是他的“西學”。因為即使到了現代，在我們印象中，國學和西學雖然可以溝通，但在同一個人身上深諳兩邊的畢竟不多。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認真研究了歐幾裏得幾何學，經常演算習題，又學習了法國數學家巴蒂的《實用和理論幾何學》，並比較它與歐幾裏得幾何學的差別。他的老師是當時來中國的一批西方傳教士，但後來他的演算比傳教士還快。以數學為基礎，康熙又進而學習了西方的天文、曆法、物理、醫學，與中國原有的這方麵知識比較，取長補短。在自然科學問題上，中國官僚和外國傳教士經常發生矛盾，康熙從不袒護中國官僚，也不主觀臆斷，而是靠自己認真學習，幾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斷。
這一切，居然與他所醉心的“國學”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天射獵三百一十八隻野兔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連串重大的政治行為、軍事行為、經濟行為互不排斥！
我並不認為康熙給中國帶來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權也做過不少壞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獄之類。我想說的隻是，在中國曆代帝王中，這位少數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異乎尋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較健全。
有時，個人的生命力和人格會給曆史留下重重的印記。與他相比，明代的許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樣了，魯迅說他們是“無賴兒郎”，的確有點像。尤其讓人生氣的是明代萬曆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親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時間躲在深宮之內不見外人的麵，完全不理國事，連內閣首輔也見不到他，不知在幹什麽。他聚斂的金銀如山似海，但當遼東起事，朝廷束手無策時問他要錢，他死也不肯拿出來，最後拿出一個無濟於事的小零頭，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變黑發黴、腐蝕得不能見天日的銀子！這是一個失去了人格支撐的心理變態者，但他又集權於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後還有後代繼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裏敗定了。康熙與他正相反，把生命從深宮裏釋放出來，在曠野、獵場和各個知識領域揮灑，避暑山莊就是他這種生命方式的一個重要吐納點。
三
康熙與晚明帝王的對比，避暑山莊與萬曆深宮的對比，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當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較複雜。
開始，大多數漢族知識分子都堅持抗清複明，甚至在赳赳武夫們紛紛掉頭轉向之後，一群柔弱的文人還寧死不屈。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變節者，但他們往往也承受著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
我想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軍事爭逐都是浮麵的，而事情到了要搖撼某個文化生態係統的時候才會真正變得嚴重起來。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當時江南地區好幾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於“削發”之事，即漢人曆來束發而清人強令削發，甚至到了“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地步。頭發的樣式看來事小，卻關及文化生態。結果，是否“毀我衣冠”的問題成了“夷夏抗爭”的最高爆發點。
這中間，最能把事情與整個文化係統聯係起來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蠻的差別，並把“韃虜”與野蠻連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頭發終於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還在拚死堅持。著名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後便絕食，二十天後死亡，他的門生、另一位著名大學者黃宗羲投身於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後回餘姚家鄉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武裝抗清失敗後便開始流浪，誰也找不著他，最後終老陝西……這些宗師如此強硬，他們的門生和崇拜者們當然也多有追隨。
但是，事情到了康熙那兒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文人們依然像朱耷筆下的禿鷹，以“天地為之一寒”的冷眼看著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種籠絡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
他在討伐吳三桂的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向朝廷推薦“學問兼優、文辭卓越”的士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做“博學鴻詞科”。
這次被保薦、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後來錄取了五人。其中有傅山、李顒等人被推薦了卻寧死不應考。傅山被人推薦後又被強抬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如此行動舉止，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他回鄉後不準別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顒也是如此，受到推薦後稱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後竟以絕食相抗，眾人隻得作罷。這事發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歲。沒想到二十五年後，五十餘歲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要召見他；李顒沒有應召，但心裏畢竟已經很過意不去了，派兒子李慎言做代表應召，並送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給康熙。這件事帶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觸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
與李顒相比，黃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對黃宗羲更是禮儀有加，多次請黃宗羲出山未能如願，便命令當地巡撫到黃宗羲家裏，把黃宗羲寫的書認真抄來，送入宮內以供自己拜讀。這一來，黃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動。與李顒一樣，自己出麵終究不便，由兒子代理，黃宗羲讓自己的兒子黃百家進入皇家修史部門，幫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務。你看，即便是原先與清廷不共戴天的黃宗羲、李顒他們，也覺得兒子一輩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過日子了。這不是變節，也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文化生態意義上的開始認同。既然康熙對漢文化認同得那麽誠懇，漢族文人為什麽就完全不能與他認同呢？
黃宗羲不是讓兒子參加康熙下令編寫的《明史》嗎？編《明史》這事給漢族知識界震動不小。康熙任命了大曆史學家徐元文、萬斯同、張玉書、王鴻緒等負責此事，要他們根據《明實錄》如實編寫，說“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他還多次要大家仔細研究明代晚期破敗的教訓，引以為戒。漢族知識界要反清複明，而清廷君主竟然親自領導著漢族的曆史學家在冷靜研究明代了。這種研究又高於反清複明者的思考水平，那麽，對峙也就不能不漸漸化解了。《明史》後來成為整個二十四史中寫得較好的一部，這是直到今天還要承認的事實。
當然，也還餘留著幾個堅持不肯認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時代浙江有個叫呂留良的學者，在著書和講學中還一再強調孔子思想的精義是“尊王攘夷”。這個提法，在他死後被湖南一個叫曾靜的落第書生看到了，很是激動，趕到浙江找到呂留良的兒子和學生幾人，籌劃反清。
這時康熙也早已過世，已是雍正年間，這群文人手下無一兵一卒，能幹成什麽事呢？他們打聽到川陝總督嶽鍾琪是嶽飛的後代，想來肯定能繼承嶽飛遺誌來抗擊外夷，就派人帶給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請他起事。
這事說起來已經有點近乎笑話。嶽飛抗金到那時已隔著整整一個元朝、整整一個明朝，清朝也已過了八九十年，算到嶽鍾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居然還想著讓他憑著一個“嶽”字拍案而起，中國書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這裏。
嶽鍾琪是清朝大官，做夢也沒有想到過要反清，接信後虛假地應付了一下，卻理所當然地報告了雍正皇帝。雍正下令逮捕了這個謀反集團，又親自閱讀了書信、著作，覺得其中有好些觀點需要自己寫文章來與漢族知識分子辯論。他認為有過康熙一代，已有足夠的事實證明清代統治者並不差，可為什麽還有人要對抗清廷？於是這位皇帝親自編了一部《大義覺迷錄》頒發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靜等人的死罪，讓他們專到江浙一帶去宣講。
雍正的《大義覺迷錄》寫得頗為誠懇。他的大意是：不錯，我們是夷人，我們是“外國”人，但這是籍貫而已，天命要我們來撫育中原生民，被撫育者為什麽還要把華、夷分開來看？你們所尊重的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這難道有損於他們的聖德嗎？呂留良這樣著書立說的人，將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隱匿和誣蔑，實在是不顧民生國運隻泄私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能反而勇於為善，如果著書立說的人隻認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分，而外族君主即便勵精圖治也得不到褒揚，外族君主為善之心也會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還是中原百姓嗎？
雍正的這番話帶著明顯的委屈情緒，而且是給父親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動人的地方。但他的整體思維顯然比不上康熙，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外國”人、“夷人”，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複雜了。他的兒子乾隆看出了這個毛病，即位後把《大義覺迷錄》全部收回，列為禁書，殺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靜等人，開始大興文字獄。
除了華夷之分的敏感點外，其他地方雍正倒是比較寬容、有度量，聽得進忠臣賢士們的尖銳意見和建議，因此在執政的前期，做了不少好事，國運可稱昌盛。這樣一來，即便存有異念的少數漢族知識分子也不敢有什麽想頭，到後來也真沒有什麽想頭了。其實本來這樣的人已不可多覓，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過了頭。真正第一流的大學者，在乾隆時代已經不想做反清複明的事情。
乾隆靠著人才濟濟的智力優勢，靠著康熙、雍正給他奠定的豐厚基業，也靠著他本人的韜略雄才，做起了中國曆史上福氣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莊，他來得最多，總共逗留的時間很長，因此他的蹤跡更是隨處可見。乾隆也經常參加“木蘭秋獵”，親自射獲的獵物也極為可觀，但他的主要心思卻放在邊疆征戰上，避暑山莊和周圍的外八廟內記載這種征戰成果的碑文極多。
這種征戰與漢族的利益沒有衝突，反而弘揚了中國的國威，連漢族知識界也引以為榮，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華夏聖君了。但我細看碑文之後卻產生一個強烈的感覺：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數戰爭的必要性深可懷疑——需要打得這麽大嗎？需要反複那麽多次嗎？需要殺得如此殘酷嗎？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謂“十全武功”雕刻在避暑山莊裏樂滋滋地自我品嚐，這使山莊回蕩出一些燥熱而又不祥的氣氛。在滿、漢文化對峙基本上結束之後，這裏洋溢著的是中華帝國的自得情緒。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一個英國使團來到避暑山莊，乾隆以盛宴歡迎，還在山莊的萬樹園內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會招待，避暑山莊一片熱鬧。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們派使臣常駐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希望中國開放貿易口岸，在廣州附近撥一些地方讓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的內河流通時能獲免稅和減稅的優惠。本來，這是可以談判的事，但對於居住在避暑山莊，一生喜歡用武力炫耀華夏威儀的乾隆來說，卻不存在任何談判的可能。
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標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信內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貨行之事”，“此與天朝體製不合，斷不可行”。
至今有人認為這幾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與以後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我實在不敢苟同。
本來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易。過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關閉其他海關隻許外商在廣州貿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製，例如，不準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我們閉目就能想象清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製是出於何種心理規定出來的。
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係不錯，而乾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
乾隆在避暑山莊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辭，在曆史老人聽來，不太順耳了。這座園林已摻雜進某種凶兆。
四
我在山莊鬆雲峽乾隆詩碑的西側，讀到了他兒子嘉慶寫的一首詩。嘉慶即位後經過這裏，看到父親那些得意揚揚的詩作後不禁長歎一聲：父親的詩真是深奧，而我這個做兒子的卻實在覺得肩上的擔子太重了！（“瞻題蘊精奧，守位重仔肩。”）
嘉慶一生都在麵對內憂外患，最後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莊。
道光皇帝繼嘉慶之位時已近四十歲，沒有什麽才能，隻知艱苦樸素，穿的褲子還打過補丁。這對一國元首來說可不是什麽佳話。朝中大臣競相模仿，穿了破舊衣服上朝，一眼看去，這個朝廷已經沒有多少氣數了。
父親死在避暑山莊，畏怯的道光也就不願意去那裏了，讓它空關了幾十年。他有時想想也該像祖宗一樣去打一次獵，打聽能不能不經過避暑山莊就可以到“木蘭圍場”，回答說沒有別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獵了。像他這麽個可憐巴巴的皇帝，似乎本來就與山莊和打獵沒有緣分；鴉片戰爭已經爆發，他憂愁的目光隻能一直注視著南方。
避暑山莊一直關到一八六〇年九月，突然接到命令，鹹豐皇帝要來，趕快打掃。鹹豐這次來時帶的銀兩特別多，原來是來逃難的，英法聯軍正威脅著北京。鹹豐這一來就不走了，東走走西看看，慶幸祖輩留下這麽個好地方讓他躲避。他在這裏又批準了好幾份喪權辱國的條約，但簽約後還是不走，直到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死在這兒，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鹹豐一死，避暑山莊熱鬧了好些天，各種政治勢力圍著遺體進行著明明暗暗的較量。一場被曆史學家稱之為“辛酉政變”的行動方案在山莊的幾間屋子裏製定。然後，鹹豐的靈柩向北京起運了，剛繼位的小皇帝也出發了，浩浩蕩蕩。避暑山莊的大門，又一次緊緊地關住了。而在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中間，很快站出來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女子，她將統治中國數十年。
她就是慈禧，離開了山莊後再也沒有回來。不久她又下了一道命令，說熱河避暑山莊已經幾十年不用，殿亭各宮多已傾圮，隻是鹹豐皇帝去時稍稍修治了一下，現在鹹豐已逝，眾人已走，“所有熱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
這個命令，與康熙不修長城的諭旨前後輝映。康熙的“長城”也終於傾塌了，荒草淒迷，暮鴉回翔，舊牆斑駁，黴苔處處，而大門卻緊緊地關著。
關住了那些宮殿房舍倒也罷了，還關住了那麽些蒼鬱的山、那麽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來，這兒就是他心目中的清王朝，但清王朝把它丟棄了。被丟棄了的它可憐，丟棄了它的清王朝更可憐，連一把羅圈椅也坐不到了，恓恓惶惶，喪魂落魄。
後來慈禧在北京重修了一個頤和園，與避暑山莊“對峙”。塞外朔北的園林不會再有對峙的能力和興趣，它似乎已屬於另外一個時代。熱河的雄風早已吹散，清朝從此陰氣重重、劣跡斑斑。
當新的一個世紀來到的時候，一大群漢族知識分子向這個政權發出了毀滅性聲討。避暑山莊，在這個時候是一個邪惡的象征，老老實實躲在遠處，盡量不要叫人發現。
五
清朝滅亡後，社會震蕩，世事忙亂。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大學者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投水而死，才讓全國的有心人肅然沉思。
王國維先生的死因眾說紛紜，我們且不管它，隻知道這位漢族文化大師拖著清代的一條辮子，自盡在清代的皇家園林裏，遺囑為“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他不會不知道明末清初為漢族人是束發還是留辮之爭曾發生過驚人的血案，他不會不知道劉宗周、黃宗羲、顧炎武這些大學者的慷慨行跡，他更不會不知道按照世界曆史的進程，社會巨變乃屬必然。但是，他還是死了。
我讚成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王國維先生並不是死於政治鬥爭、人事糾葛，而是死於一種文化：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
王國維先生實在無法把文化與清廷分割開來。在他的書架裏，《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四庫全書》、《紅樓夢》、《桃花扇》、《長生殿》、乾嘉學派、納蘭性德都曆曆在目，每一本、每一頁都無法分割。在他看來，在他身邊隕滅的，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意義上，而且更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古典時代。
他，隻想留在古典時代。
我們記得，在康熙手下，漢族高層知識分子經過劇烈的心理掙紮已開始與朝廷建立文化認同，沒有想到的是，當康熙的事業破敗之後，文化認同還未消散。為此，宏才博學的王國維先生要以生命來祭奠它。他沒有從心理掙紮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
知識分子總是不同尋常，他們總要在政治、軍事的折騰之後表現出長久的文化韌性。文化變成了他們的生命，隻有靠生命來擁抱文化了，別無他途。明末以後是這樣，清末以後也是這樣。
文化的極度脆弱和極度強大，都在王國維先生縱身投水的撲通聲中呈現無遺。
王國維先生到頤和園這也還是第一次，是從一個同事處借了五元錢才去的。頤和園門票六角，死後口袋中尚餘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開山莊緊閉的大門。
今天，我麵對著避暑山莊的清澈湖水，卻不能不想起王國維先生的麵容和身影。我輕輕地歎息一聲：一個風雲數百年的朝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而打下最後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文質彬彬的淒怨靈魂。
秋雨注：這篇文章發表於一九九三年，後來被中國評論界看成是全部“清宮電視劇”的肇始之文。“清宮電視劇”拍得不錯，但整體曆史觀念與我有很大差別。我對清代宮廷的看法，可參見本書另一篇《寧古塔》。
點評一：
在漢人與清王朝之間，浮動著一層怪異的氛圍，一個綿延數百年的朝代，隻剩下幾個滑稽的碎片。作者寥寥數筆，就給我們勾勒了一幅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的興衰史。跳出漢人失敗主義的哀怨泥潭，不帶偏見，展現了一組少數民族帝王入主中原後複雜的心路曆程。（老愚）
點評二：
本文原名《一個王朝的背影》，以文化為支撐的國家認同為其主旨。
承德避暑山莊，名為消夏休憩之所，實為康熙大帝鞏固邊境的前哨。康熙治理國家高超的一麵，表現在親近漢文化、和解漢儒，以化解反清複明危機，使中原節士尊王攘夷的民族主義怒火慢慢熄滅。中原士人投入清廷懷抱，標誌著民族主義對國家主義的認同。但是到1927年，王維在頤和園投湖自盡，實為對清朝所代表的最後的古典文化的殉節。文化乃國家的精神儀表，文化人（士人或知識分子）可以像王國維那樣堅持“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也可以被國家主義徹底軟化、臣服。（馬策）
點評三：
本文以“背影”——承德避暑山莊為依托，以清代政治功業與文化生態的關聯為經，以與之相關的史實、明清兩朝的對照以及作者的體悟為緯，交織成一幅內涵豐贍、視點多元的立體的曆史文化畫卷。關於帝王，作者濃筆重墨於康熙。不僅寫康熙不修長城、重視學問、開放海禁，也曆數康熙狩獵之豐，意在稱道其建立在身體強健之上的精神強健；雍正的作為在承續，也在蓄勢；乾隆是座高峰，也是個分水嶺；至於後來的幾位，則多手足無措，其中鹹豐帝竟把象征其先祖康熙功績與驕傲的避暑山莊當成了避難所。至此，群像畢現，毀譽倶呈，我們心底從埋下的曆史情緒和民族情緒，該有了一番過濾、一份去留。
本文從世俗的情感阻隔著筆，以大師的殉葬文化作結，擯棄截取文化斷麵的線性方式，選擇對文化作通體的理性觀照，著力表現政治與文化的“生死與共”。當年滿漢兩族由勢不兩立走向思想、文化上的認同與兼容，而當政治功業灰飛煙滅之後，具有驚人的文化韌度的知識分子竟用生命來祭奠它，以致為王朝打下句點的竟是“文質彬彬的淒怨靈魂”。（傅應湘）